当前位置: 首页 » 暂不分类 » 杨子潇 | 经验研究可能提炼法理吗?

杨子潇 | 经验研究可能提炼法理吗?

一、法律经验研究面临尖锐质疑

作为当代实证主义法学两大基本取向之一,[1]法律经验研究在我国由来已久。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沈宗灵、季卫东、齐海滨等提出法律经验研究基本框架,到九十年代,苏力、郑永流等推动法律“田野调查”,再到新世纪以来,利用多学科方法分析法治实践经验的“社科法学”运动兴起,法律经验研究一步步地完善自身,同时在执法理论、司法理论、法学研究方法论和学科交叉研究等领域产出了大量学术成果。[2]也有汪庆华、唐应茂、陈瑞华等部门法学者受到影响,主动将经验研究运用到民商法、刑法、行政法、诉讼法等领域。[3]

学说的发展不免伴随着质疑。虽然法律经验研究贡献卓著,但批判它的声音从未停止。在法理学领域,这种质疑更显尖锐。就通说而言,法理学研究的是“法的一般理论”,探讨法的普遍性、根本性、规律性、终极性原理。[4]有学者认为,上述研究对象属于休谟所提出的“价值”范畴。而由于存在“事实/价值”的鸿沟,人们无法仅凭自身经验来认识具有永恒指导意义的“先验”的价值,只能借助“先验”价值投射到法领域的价值符号来感受它。[5]因此,法理学研究需要从“先验”价值投射到法领域的价值符号入手,通过价值中立和逻辑周延的方法,对法的“一般”与“应然”价值进行阐释,提出法的“规范”,以此来检验现有法律制度的“合法性”,并指导实践建构具有“普适性”“预见性”的法律制度。[6]

照此逻辑,经验研究无法达到法理学所要求的“普遍”“一般”。一方面,经验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人的主观性与特殊性,人不能够穷尽所有事实,也不能够完全客观中立地反映事实。[7]另一方面,由于“事实/价值”鸿沟的存在,即使研究者实现了对事实的精确把握,也只能归纳出一连串相关联的“原料”,得出休谟意义上的“是”,而不能在缺乏价值预设的情况下实现“惊险一跃”,达致具有普遍性的“应当”。基于此,有学者尖锐地提出:经验研究缺乏进入法理领域的正当性,至少难以胜任对一般性法理论的研究。还有学者虽然对经验研究的态度温和,强调对经验知识的接纳,但他们只是承认了经验研究在分析经验事实、现象方面的优势,将其作为规范论证的实然基础,用以描述论证,衡量实效。[8]

上述质疑的尖锐之处在于,它直接怀疑经验研究进入法理学范畴的合理性,向经验研究的立足之本“发动进攻”。以至于如果不能够很好地进行回应,经验研究就会在讨论一般性法理论问题时失去最基本的着力点,无法与规范法学的研究者平等抗衡。因此,经验研究想要在法理学范畴内立足,就必须“稳固根基”,对该问题予以坚决回应。

实际上,桑本谦、陈柏峰、陈瑞华等学者曾先后对该质疑进行辩驳。[9]不过在笔者看来,这些回应的力度还不够。一方面,他们很少尝试在哲学层面理解“经验”和“经验研究”,从而难以在底层逻辑上对规范法学的研究者的论证进行“精准打击”。另一方面,这些回应使用的是和质疑者完全不同的,带有浓厚经济学、社会学色彩的话语体系,使得双方的论战好似自说自话,谁也不能说服谁。笔者撰写本文,就是要尝试搭建一个可供双方进行探讨的平台,在双方都能听懂的话语体系之内,阐明经验研究为何能够研究一般性的法理论。据此,笔者将直面诘问,以“什么是‘经验’与‘经验研究’”“经验研究与‘事实/价值’二分法的关系”“通过经验提炼法理具有何种正当性”三个问题为主线,层层推进,展开论述。

二、重新认识“经验”与“经验研究”

想要论证或者质疑经验研究提炼法理的可行性,前提是要对“经验”和“经验研究”有清晰的认识。实际上,规范法学的研究者在对经验研究提出质疑时所理解的“经验”,与经验研究者在做研究时所关注的“经验”存在着较大的出入,而这导致规范法学的研究者对经验研究的研究对象、方法、效果产生了误解。因此,笔者首先要厘清“经验”与“经验研究”的概念,从而为论证依循经验进路研究法理的正当性奠定基础。

(一)经验是事实与价值的缠结

学界对“经验”最常见的误解,就是把“经验”当作一个纯粹生长在“事实/价值”二分鸿沟的事实一侧的、静态的、无涉价值的概念。这种对“经验”概念的认识,最初源于英国经验主义及德国哲学家对它的继承和批判。

休谟、培根、洛克等英国经验主义学者认为,经验是通过印象来呈现的过去遭遇到的事实情况,是客观事物的摹写与图像。一切的知识都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之上,都可以被归结到人对事物的直接感觉之中。对此,黑格尔、康德等德国哲学家一方面接纳了经验主义对“经验”的定义,把“经验”当作一种人对现象的个体化认识;另一方面,他们又基于上述对“经验”的理解,强烈地批判了“通过经验来衡量真理”的论断,反对“求助个体知识与感觉的力量,将真理诉诸感性”的经验概念,提出由于“经验”是个性而非普遍的、现象而非本质的,因此不能够从个体化的认识里抽出真理。[10]在之后的几个世纪里,欧陆哲学虽然也在不断加深对经验的理解,但总体来说,仍旧承袭了对经验主义的固有认识和贬斥态度。在国内,随着德国哲学思想在法理学界影响日盛,再加上国内仍不成熟的经验研究确实存在一批单纯描述经验现象的成果,因此,将“经验”等同于“对孤立事实、现象的感性直觉”,也就逐渐成为学界对“经验”的主流认识。

然而,当代经验研究指称的“经验”并不是洛克或休谟所指称的“经验”。以英国经验主义时期的“经验”概念来理解今天的经验研究所关注的“经验”,反而容易误解了“经验”与“经验研究”。在理论层面,以研究“经验”著称的瓦雷拉、杜威、罗蒂同样对英国经验主义持批判态度。他们在继承黑格尔、恩格斯等“现象与本质的统一性与过程的重要性”[11]论断的基础上,认为洛克等人将“经验”界定为以“心理实体或感觉材料的形式出现的知识元素”,造成了生活、语言与世界的分离,忽视了“经验”的复杂性及其在与理性的互动中产生的内在价值,表现出一种对“普遍价值观念”的蔑视。[12]在应用层面,帕特南、斯科特等一流的经验研究者也拒绝仅仅将目光停留在对现象的主观化感性认识与梳理上,避免作出单纯罗列经验现象的研究,或根据个体性经验来建构宏大理论的研究。

那么,经验研究者现在所关注的“经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笔者更倾向于将其归纳为一个带有“自然精神与物质二元缠结”[13]特征的概念,即“经验”不是原子式的孤立“现象”和“事件”,而是一种在主观意识与客观环境、事物、现象的共同涌现过程中诞生的、基于事实来渗透价值的、超越个人视域的主客观辩证统一体。它通过行为、关系及其背后的因果链条表现价值倾向,并在历史的验证、扬弃过程中得以获取规范性、正当性。可以说,当代的“经验”概念涵盖了现象、客观环境和价值追求相互缠结、彼此作用的生长历程,而它也成为建构与理解规范性、指引性理论的基础要素。

上述“经验认识论”的形成,与生成主义和实用主义(尤其是新实用主义)的哲学思潮密切相关。生成主义是伴随进化论与认知科学的发展而出现的哲学流派,其研究纲领由瓦雷拉、汤普森等于1991年首次提出。[14]生成主义认为,有机体与环境是一对共同涌现的概念,它们在历史过程中交互、耦合并形成新的属性。[15]有机体与环境具有两层结构,一层是保证其自身存在的“物”的结构,另一层是它们的自适应性。在历史的过程中,有机体与环境的自适应结构交织在一起,通过感受对方而进行相互协调、平衡,并将这种变化内化到“物”的结构当中。其中,有机体的自适应结构是主动的,它表现为有机体的行动、选择、偏好。环境的适应结构则是被动的,它随有机体的活动而进行调整,同时又影响身处环境的有机体本身。[16]因此,当有机体不断地作出寻求交互、平衡最佳条件的行动时,其就会在与环境的不断“磨合”中表现出寻求平衡的倾向性经验,这种倾向性逐步显现、固定,乃至成为对未来行动的规范、预期和指导,价值就由此被表现出来了。

因此,“价值”是一种经由有机体与环境互相涌现,被普遍化“固定”在有机体中的禀赋与品质,而人们可以基于生活中的经验去理解它、追求它。正如人类很难用语言表述出什么叫作“美”,恋爱中的男生却知道心上的姑娘很美,还会在双方的互动过程中,利用各类环境与资源制造机会去见到这种美,并在磨合过程中尝试迫近“能够保持这种美”的平衡。这一感受及行动是很微观的,也是很主观的,姑娘的美不能与“美”本身划等号。但是,你仍会感受到附着在心上人身上的“美”,这既是追求具体的美,也是追求这一事实所表现出的“美”的侧面,去追求普遍化的抽象的“美”本身。因此,价值既包括有机体的经历所塑造的部分,也包括难以描述和刻画的抽象部分,二者是一体的。

生成主义对“价值”的全新理解,使价值虽有别于事实,却不再那么遥不可及。而实用主义则进一步弥合了事实与价值的紧张关系,并为“经验”成为二者的包容物提供了理论前提。实用主义最鲜明的特征就是反对事实与价值的二元对立,该特征在普特南的《事实与价值二分法的崩溃》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以该预设为前提,实用主义所指称的“经验”表现出典型的“二元缠结”属性。在实用主义者看来,经验的要素既是一种感受与经历的过程,同时又渗透着概念化的倾向。透过经验,有机体能够在一定时空之内认识世界,而世界隐藏的价值、公理、规则也随经验进行着部分自我呈现。[17]因此,经验中的显见的“物”与内涵的“理”是以关系性的方式共同存在的,当经验性的现象、处境被合理地描述时,对其“好坏”“对错”的评价也就同时出现了。[18]经验就不仅是分离个体的描摹,还是在整体性、关系性的现象中对价值与理性的呈现。人们看待经验既需要着眼于有机体的作为和经历,又必须注意到其所蕴含的选择倾向、冲动,以及对未来种种可能的预测和谋划。

综上,经验存在着从生活现象中阐发价值的可能性,或者至少能实现质料与价值的结合。人在具体的现象与事物间生活,能够通过“在做的事情”感受自身与其他客观存在的互动,并进行价值性的思考与追问,进而在历史的检验过程中形成规范,指导新的生活。因此,人们将“做事情”的倾向、行为与其对客观世界产生的影响联系起来,通过长时间的主客观互动过程,便可从正确的事实判断中呈现价值判断。而经由在宏观视角和多样实践中不断剥离个性的过程,微观现象中的价值判断也能够被不断修正,从而更加贴近抽象的、概念上的“价值”,表现出结论的“规范性”。

受生成主义与实用主义影响的“经验”概念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经验”不只是“事实/价值”二分意义上的“事实”,它既包含对事实、现象的观测和理解,又包含超脱个人的群体为适应客观环境而产生的价值倾向,还包括对自身行为的规范。人们通过既有的事实理解价值,又通过价值指导人的行为。在事实认定和价值预设无法解决生活中的问题时,人们会考虑“应当如何做”,以重新认知事实并更新价值目标。[19]如杜威所说,经验体现人们做什么,经历什么,观察什么,也体现人们追求什么,爱些什么,相信和坚持什么。[20]

第二,“经验”是一个主客观互动过程的产物。“经验”不存在于某个时刻,而是弥散在人类群体与生存环境的历史性互动过程中。可以说,“经验”几乎等同于人们日常生活的历史,体现为人类在生命历程当中观察和感受生活,与安身立命的生存环境相互适调、水乳交融的全部经历。[21]在这个层面上,“经验”对于经验研究者而言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关联”。由于“经验”存在互动性,人们可以通过“经验”关联主体与客体、事实与价值;由于“经验”存在过程性,人们又可以关联经验过程当中的起因、经历、结果乃至未来,从而将细碎的现象、事物拼凑起来,形成体现人在生命历程中的选择和价值倾向的完整链条。[22]因此可以说,若想要完整地理解“经验”,就必须抓住主客互动过程中存在的“关联”。

第三,“经验”是面向未来的。“经验”来自过去与当下,但其强调对未来的设计、指引与规范。正如俗话“吃一堑长一智”,犯过错误,同样的错误才不再犯第二次。该特征源自“经验”所反映的主客互动的历史过程:经验本身包含的价值判断会在不同时空、现象中表达为“价值”本体的不同侧面。这些价值侧面在不同的实践、环境中被人们所遵从,起到指导行为的作用。而随着这些价值侧面被越来越多地运用,它们也就获得了更多的认同与正当性,成为指导人类如何从当下迈向未来的原则与标准。[23]

(二)经验研究以得出规范性理论并指导实践为目标

由于将“经验”错误地纳入到“事实/价值”鸿沟的价值一侧,不少学者在批评经验研究的文章中,自然而然地把“通过经验提炼价值与规范”理解为仅凭事实创制价值,或者从个人选择中总结价值,进而认为经验研究就是在主张“存在即合理”,把实然当应然。[24]

必须承认,在我国法理学领域的经验研究中,尤其是在早期的研究当中,确实出现过存在上述缺陷的成果,但随着对“经验”本身的认识愈发深入,这样的研究早已不是经验研究的主流。经验研究已从梳理事实关系的初级阶段,转向了主张“存在一定有原因”,进行持续而规范的反思性探求,通过“挖掘经验”的过程,将隐而不现的价值呈现出来。[25]

在研究对象方面,经验研究重点关注具有“规范重要性”的经验材料,即能够诉诸经验事实证成规范主张、阐发价值的现象,[26]而不是将所有经验现象“照单全收”。在经验研究的实践中,这类材料主要体现为能够反映经验主客二元缠结特征的“关联结点”。结点不同于离散的素材,它们能够反映上述特性的状况与关联,从而借此体现经验现象蕴含的选择、倾向,并帮助研究者抓住内化在经验中的价值与规范。因此,在进行有效的经验研究时,要找到同时关联事实、价值和经验过程前因后果的“联结点”,并对其进行深刻而全面的把握。

“行动”和“关系”是较为常见的“关联结点”。“行动”本身是一种能够被观测到的现象,同时它又将行动主体与其他主体、现象、环境动态联系起来,具有体现它们总体性关系及其目标、精力与手段的作用。[27]而且,行动具有强烈的选择性与意向性,负载着一定的倾向和意义,能够表达行为者对于现象的思索与判断。通过理解动因,经验研究者能够发现潜藏于“为什么行动”“如何行动”之中的价值倾向,进而同时表达客观的现象和主观的行为理由,以更为全面地阐释经验材料。同样,经验中蕴含的“关系”也能够起到连接经验现象并体现倾向性的作用,并使其与英国经验主义所认识的“经验”相区分。注意,这种“关系”并非我们赋予社会意义的或者想象的关系,而是本就存在于经验现象之间,并成为主体与其他要素互动的基础结构。通过对“关系”的观察,研究者能够发掘主体对“关系”的安排与运作特征,思考其建立、维持或者打破关系的原因,而价值倾向就蕴含于其中。

那么,经验研究如何通过“关联结点”发掘价值判断?在笔者看来,搭建因果链条是这一过程的关键所在。价值世界暗含在我们能够认识的思维、行动、语言中,所以,重要的是找到它与现象之间的关系并将其呈现出来。在这一过程中,原始的经验材料是没有价值的,但将原始的经验材料通过其自身的特性组织并联结起来,给以条理,就能赋予其价值。[28]因果链条将作为结论的价值判断与客观事实联结在一起,透过对它的观察,研究者能够厘清各要素的关系与脉络,关涉其中的价值判断也可以被有效地彰显出来。在此基础上,研究者以“为何有如此关联”“关联的建立、维持、消灭表现着各主体怎样的策略选择”等生成性问题为切入点,表达这些问题背后的人的判断与考量,并将其进行总结提炼,就能够揭示关联的内在机制,发掘抽象价值在现象中的横截面。

规范性、正当性、指导性是经验自身的重要属性,因此,经验研究还需要回到规范之中。如果只走到“发掘因果链中潜藏的价值截面”这一步,研究者所得出的结论只能够帮助人们认识现实、理解现实,并不具备指导人们迈向更美好生活的应然性、正当性。为解决该问题,经验研究在结论“有效性”的基础上,还需要一个提炼“规范性”价值的过程。

首先,经验研究提炼“规范性”价值的过程是一个历史性的过程,不是依靠一次研究或者某个时间段内的努力就可以达成的。“经验”的生成主义特征决定了其蕴含的价值只有在主体、客体、环境持续性的互动实践中,经历各种状况的检验、打磨,才能够不断地被调整与迫近。这就注定了,经验研究想要达成“规范”,就需要将从个案当中获取的结论及其产生的附随效果放入不同的实践当中进行持续地批判、纠偏、自我更新,以减少其个性化、非常态化特征,获取更广泛主体对它的理解与认同,产生更大范围的“正当性”。[29]

其次,获取“规范性”的过程是交替使用归纳法和演绎法的过程。在不少规范法学的研究者看来,经验研究就是将归纳法进行熟练运用。其实不然,归纳法只是梳理经验材料、提炼因果和“有效性”价值等前期工作所主要用到的方法。而在获取价值“规范性”的过程中,经验研究实际呈现出一种归纳法和演绎法不断交替的特征:

在问题情境中,研究者要充分考察各种现象,并通过提炼因果链来论证现象的成因,挖掘“为何如此行为并产生现象”背后的价值判断——这是归纳的过程。而获得了这种“有效性”价值,研究者就要将其设定为一种可能与现有法律规范体系有差异的“假说”,并在不同的经验现象中进行应用,与既有理论体系进行比照,寻找悖论——这是演绎的过程。需要注意,“产生差异、悖论”这一现象虽然在收集经验材料时是未知的,但在理解经验现象并形成因果链条的过程中却是持续存在的。否则,研究者无法准确把握经验内涵,经验研究也无法被纳入到规范的体系当中。[30]对于在历史实践中不断涌现的新经验现象,经验研究又通过归纳提炼带来新的价值性思考,冲击既有理论,并再次按照演绎的逻辑进行验证。

这样,在归纳法和演绎法的交替使用当中,经验研究形成了将数个“理论—实践—理论”小循环嵌套进“实践—理论—实践”大循环的研究结构。[31]这样的结构是经验研究进一步提升的关键,它借由发现悖论、论证差异的过程不断扬弃规范体系,同时为经验研究的结论提供规范性以及规范性来源的因果说明。[32]在每一阶段的“小循环”研究当中,经验研究者所要做的就是通过规范理论预设看待实践,发现差异事实,并将新的经验材料组织起来,借由因果关系提炼有效性价值,明晰其与规范体系存在的悖论,形成新的符合实践的规范性理论。而在经验研究的整体脉络上,研究者需要将在“理论—实践—理论”小循环中得出的结论嵌套在“实践—理论—实践”的大循环当中,使其接受源初经验对象的检验、批判,在有效应与认同的增加中提升自身的正当性、规范性,产生对新实践的有效指导。这样,整个经验研究的过程才算完结。

可能会有读者认为,即便通过历史性的检验批判过程来塑造研究结论的正当性、规范性,这种理论的“正当”和“规范”也并非能够涵盖全部的情况,达致普遍的应然。对于经验研究而言,这个问题确实很难被解决。社会科学毕竟是盖然性的,人的认知能力也有限,不能够完美无缺地认识、分析现象或者建构理论。但这并非是经验研究自己的问题,而是社会科学本身的缺陷,它在经验研究中存在,在规范研究中同样也没有被解决。只不过,规范研究通过设置“先验”将它回避掉了,形成了看似“普世”的理论体系。而经验研究则是通过对因果机制和“有效性”价值的提炼来拟合“规范性”意义上的价值。这样,经验研究虽不能达到对价值的完美的认知,但通过一个历史性过程来迫近其全貌,也能真真切切地“掌握80%的现象,提出80%靠谱的理论,解释[80]%的问题”,而这总比诉诸纯粹概念与“不证自明”要更加令人信服。[33]

三、经验进路研究法理的正当性与优势

想要论证经验研究具备提炼法理的正当性,除了要正确理解“经验”与“经验研究”的内涵,还需要对“法理学研究什么”“法理学对研究进路和方法有何种要求”等问题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论证经验研究能够满足法理学研究的各项要求。而且,经验研究要想成为被学者们广泛使用的研究进路,拥有研究法理的“正当性”只是前提条件,它还要在某些领域具备其他研究进路所没有的竞争优势,从而以鲜明的特征和稳定的研究有效性获得法理研究中的“一席之地”。

(一)“法的一般理论”的基本特征

首先,我们来厘清法理学的研究对象及其对研究进路的要求。文章开头已经提到,按照国内通说,法理学研究的主要是“法的一般理论”。对该命题进行解读,关键就在于要讲清何为“一般”,以及“一般”的限度。

“一般性”问题自亚里士多德起就得到广泛讨论,至今仍是哲学的焦点议题。虽未有定论,但多数现代哲学流派呈现出一种对本质主义和纯粹形而上学的“一般”的拒斥,仅承认在时空条件下的普遍认可。在哲学层面,本质主义哲学在“本质先定、一切既成”的思路下解释价值的存在。对此,普特南提出,不存在一种上帝般的眼光使信念与事态完全符合,所有的仅为合理的可接受性。[34]与之类似,哈贝马斯强调“正当的”而非“本质的”在经验与理性中的最高合法性。[35]罗蒂则将反对本质主义归结为拒斥对事物内在与外在、核心与边缘的划分,转而谋求具体条件下演化与发展的价值。[36]可见,哲学家们已经认识到,“一般性”必然会受到时空条件的限制,无法以纯粹普世概念的形式来达成。人们追求“一般性”指导与规范,也只能如李普塞所言,转化为对“追求有能力形成并维护一种使其成员确信该系统对于该社会最为适当的信念——合法性”[37]的强调。

在“一般性”问题上,法律规范研究与经验研究的观点也是一致的[38]——毕竟分析哲学与实用主义哲学均反对形而上学。受其影响,法理学界对“一般性理论”的理解也经历了从注重中心、本质、抽象,到注重多元、实践、具体的过程。“转型”后的中国当代法理研究呈现出“实践理性”层面的普适性:它强调法理是有广泛实践基础的学理,一般理论来源于实践的凝炼,在实践中运用与发展。[39]同时,法理透过具体的时空语境所表达的又是当下法治实践中普遍的价值倾向,其具有规范、正当、有效地指导实践的作用。这样,法的“一般理论”研究可以被归纳出实践性、相对的一般性以及规范性三个主要特征。

第一,法的“一般性理论”是构筑在实践上的。法是现实生活的需求所创造的产物,法的理论需要依托现实生活的实践来提炼得出。因此,在研究法的“一般理论”时,就需要研究者着重分析作为理论基础的法律现实,把握法治实践的规律与特征,从而根据类型化的法律实践状况、主客体互动关系与因果机制进行复杂而严谨的理论建构,并依靠实践中体现出的价值和应然性来解答现实中法律“是如何”“应如何”的问题,而非仅仅把纯粹的语词和表述当作现实的存在,以至于“拿着形式当事实,误把逻辑当生活”。[40]

第二,法理论的“一般性”是有限的而非绝对的,追求的是在广泛实践中的外部有效性、合法性与指引性。[41]人们对法律的认识以及法律所追求的价值都是受到时空条件限制的,没有任何法律能够经久不衰,外在于历史进程和社会环境。法律所秉持的价值内核,也在不同时空条件下不断地重复着“塑造—扬弃”的循环。这样,虽然法律需要以普遍性、稳定性、明确性为指引,追求正义等美好的价值,但这其中没有任何一种属性或价值可以绝对化、无限化。[42]一味地追求本质主义的“一般性”法理论,往往是练得一身“屠龙术”,没有更多的意义。

第三,法的“一般性理论”应满足规范的要求,能够被纳入到规范理论体系当中。法理研究是“戴着镣铐跳舞”。虽然对本质主义哲学的批判打破了普世价值垄断法理研究的局面,但这种转向针对的只是“价值法学”漠视实践的问题,并不排斥理论本身的规范性、正当性。而且,既然理论需要来自实践并应用于实践,那么它就应当建立在实践者都能理解与认可的话语上——规范的作用就在于此。那么,在进行法理研究的过程中,研究者一方面需要有天马行空、大胆尝试的魄力,运用多种思维、方法来解释问题,提炼隐藏在实践中的理论与价值。另一方面,研究者还需要谨小慎微,小心求证,使得整个研究过程符合基本的逻辑要求与学理规范,避免出现有词义偏差的概念和荒谬的推论,从而为理论之间的联系、对话与争鸣搭建共同的话语基础。

(二)经验进路能够满足法理研究的要求

基于上述特征的要求,在对法的“一般理论”进行研究时,研究者所依循的进路与方法应当满足以下几点:

首先,为了满足实践性特征的要求,研究者必须尽可能全面、客观地掌握中国的法治发展实践状况,在自身认知范围内,大量地接触有关法律的经验事实,并对在主客观要素互动中产生的因果关系有准确而深刻的把握。一方面,研究者应当经常出没在法律实践的“田野”,获取丰富的一手资料。另一方面,需要有质感地把握各类材料之间的关联,抓住最主要的脉络,建立让人信服的因果联系,从而正确地获取材料所表达的价值意涵。

其次,为了满足规范性特征的要求,研究者必须依靠合逻辑的规范提炼过程,完成从法律实践到法学理论的跨越。这一步骤不仅要求研究者清晰地梳理事实之间的结构和脉络,并对其影响机制和产生的效果进行具有普遍性的概括;还需要通过可普遍化的“符号”来准确地表述以上推理过程,形成能够为更多人认同与理解的“理论”。法理的规范性特征还体现在对传统法理论问题的回应上。研究者从“事实”推出“价值”,最终还是要回到传统理论问题当中去,通过发现既有理论与实践的张力来扬弃理论,更新对传统法理命题的认识,为法律实践提供新的方向和指引。

最后,由于价值会在不同时空条件下表现出不同特征,所以不存在包打天下的普世价值。随着历史演进与社会发展,法理学的研究也应呈现出动态特征。这意味着,其一,在主客观要素的动态互动、演化过程中,法理研究者们需要把握变革中产生的新要素,揭示法律所追求的新价值,形成满足现实需要的法律制度。其二,在中国地域内的法治实践不断发展并与西方实践产生明显分异的情况下,中国的法理学者应当辩证地看待西方理论,作出符合中国实践的提炼与修正,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法治理论,形成开放包容的理论体系。

经验的进路与方法能够较好地满足上述要求,具备研究“法的一般理论”的正当性。

第一,经验研究能够满足精细化地把握实践的需要。经验研究以对经验现象的细致调查、梳理、把握为立身之本,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面对生活世界中的琐碎繁杂的法治实践,经验研究先通过大量的调查、访谈来收集素材,再利用不同时间、空间、视角的经验材料来进行比对、归类,纠正认知中出现的偏颇,增强客观性,从而尽可能达到经验的“饱和”,避免对中国法治实践的肤浅化、个人化理解。[43]而且,经验研究以法治实践主体与法律体系、社会环境的互动为抓手,能够更好地表达清楚经验现象当中“二元缠结”的事实与价值,使研究者更为立体而鲜活地解读经验材料,理解事件的来龙去脉及其蕴含的价值倾向,为理论研究提供坚实的材料基础,满足法理学研究须能够“全面、客观地反映中国法治发展实践状况”的要求。

第二,研究法律规范离不开经验研究。规范来自于人们在社会实践中隐匿采用的规范态度,社会实践是规范的发源地。[44]因此,想要进行法律规范研究,仅仅指出某种价值或目标是“好的”“应当实现的”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将其与实然的论据相连,在实然的基础上迫近应然。想要完成这一过程,需要通过经验研究,在充分把握法律现象的基础上,利用主客观互动当中连接各要素的“关联结点”,勾勒出现象当中的因果链条,分析其中包含的行为、关系、机制,并揭示行为人的动因与倾向性选择,发掘“有效性”意义上的法的价值。另外,经验研究通过将微观理论研究嵌套进法学理论体系建设的大框架之中,迫使研究者在提炼新理论时主动回应法理学的核心议题,从而将自己的理论融入整个体系,并以此推动法学理论体系的整体发展。而经由上述过程,经验研究也就达成了“通过研究回应核心法理问题”的要求。

第三,经验研究能够动态地进行“一般性”问题研究。如克里普克所言,“普遍”“一般”概念与经验息息相关,虽然它们并非实然之物,但也可由经验的途径被获得。[45]在具体方法上,经验研究是通过演绎法与归纳法的不断交替,在历史的检验批判过程中使研究成果获得“一般性”的研究进路。它既要求研究者在实践中归纳价值,又要求将理论还原到经验当中去接受检视,还要求把经验现象放在新实践的基础上进行重新归纳,进而对理论进行革新。这样的循环往复,既使法律经验研究能够做到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适时适势地生产并发展法学理论,满足法理学研究应当具备的“动态发展”特征,又能够使经验研究的成果在法实践与法理论的不断流转中受到充分的检验、批判、修正,从而获得更强的解释力与更广泛的“一般性”。综上所述,经验进路与方法的特征能够一一对应式地满足研究“法的一般理论”所必要的各项条件,经验研究也因此具有进入法理学领域开展工作的“正当性”。

(三)经验研究的比较优势

实际上,通过重新认识“经验”的概念,我们可以发现,经验研究与规范研究之间的张力并没有学界之前想象得那么大,二者都能够进入法理学的研究领域,并有效地建构起“法的一般理论”。但这对经验研究者而言还不够,在证明“透过经验研究法理”具有正当性的基础上,还必须要讲清楚:经验研究到底在什么方面具有显著的比较优势,使之可以在法理学的范畴内站稳脚跟,而非被其他研究方法吞并或覆盖。

只有能够比其他进路在某方面更有效地满足研究需要,我们才能说一种研究是具有比较优势的。因此,笔者首先要明晰,在我国现阶段的法治发展状况下,法理学研究的主要任务是什么。文中已多次提到,法理学研究的是“法的一般理论”。既然具有“一般性”,哪怕是有限度的“一般”,法理也应当表现出涵盖中西的解释力。要做到这一点,研究者既应积极吸收西方法理学的优秀成果,又要深刻理解我国的法治传统与法治实践,提炼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学理论。

然而,如今被我国学界称为“普世”的理论几乎全部来自西方,背后少有中国本土经验作支撑,对中国法治实践的解释力远远不足。而这直接导致法理论的“一般性”大打折扣,同时造成中国法理学界无法与西方学界有效沟通,严重阻碍法理学在中国的发展。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困境,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对西方或许有模模糊糊的了解,但却实实在在地连自己的实践都搞不清楚,难以产生并输出具有影响力的成果。因此,现阶段中国法理学界最关键的工作,就是在充分认识中国法治实践的基础上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并阐释清楚其内涵、结构及运作机制。

从当前研究进程看,若要完成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的目标,法理学界至少要解决三个具体问题:第一,当代中国正处于社会快速转型时期,转型中的大量实践为建构中国特色法理论提供了丰富的经验素材。但由于研究者难以快速准确地把握不断变化而又不规则的经验,学界急需新的认识、理解实践的方法。第二,虽然“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等具有中国特色的概念愈发受到重视,但如何正确理解其背后的因果链条和价值追求,对它们进行学理化阐释,学界其实并没有清晰的认识。[46]第三,除了提炼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研究者还要把理论统合在一起,形成架构合理的有机系统。但是,由于缺乏对中国法治实践的体悟,不少学者离开西方概念就不会说话,难以准确把握基于中国实践产生的理论间的关联,导致无法有效组织起系统、完整、具有说服力的理论体系。

面对以上问题,经验研究表现出显著的比较优势。首先,经验研究更能胜任客观、动态把握中国复杂法治实践,获取全面立体经验现象的任务。一方面,规范法学虽然也承认实践的重要性,但往往流于将不规则的经验现象削足适履地转化成规则的逻辑语言,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实践原本的面貌。经验研究强调的则是一种“在地化”的理解。研究者不在进入“田野”时进行理论预设,而是专注于用当地的逻辑理解当地的现象,真实地刻画法治实践的原生样貌。这样,经验研究更能“原汁原味”地反映法治实践,避免关键经验要素被略去或被误解。另一方面,把握实践讲求“经验质感”。规范法学的研究者虽然能做到对既有的材料进行规则化的分析,但因为很少长期浸泡在“法治田野”中,疏于质性研究的训练,对经验的体悟往往不够充分,处理起经验材料来相对生疏。而经验研究的优势就在于,通过在田野中的长期锻炼,研究者能够较为快速地进入到经验的情境当中去,在地化地体悟材料,析出背后所蕴含的社会性、价值性的要素。

其次,在准确把握经验现象的基础上,研究者需要找到最主要的因果链条并进行有逻辑的提炼,以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法理论。必须承认,规范法学的研究者们借助西方法哲学、逻辑学、语用学的成果,通过将规范的逻辑符号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构筑了较为完整、周延的法律理论体系,这是特别值得肯定的。但世界上没有完美的方法,为了保证理论的一般化,规范研究所使用的语言与符号必然是有限且精简的,这就容易在面对复杂因果关系时减损真实表达,影响研究者对理论的建构与理解。经验研究可以一定程度上弥补不足。通过“经验—因果机制—事理—法理”的层层归纳,经验研究者可以基于对实践有质感地把握,将经验主体内心世界、行为方式和外部社会影响串联在一起,打破过于规则的论证体系对经验进行的分割、简化,以融贯地视角看待整个经验现象的生发过程,得出从“将心比心”中阐发的结论。[47]

最后,搭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需要研究者以生长在中国的理论所共同具有的“本体论的深厚根基、价值论的时代意涵、认识论的逻辑路径”[48]为联结点,把体系搭建在社会转型期的人民的需要与追求上,使其凝聚成一个架构合理的整体。由于时空环境和法治实践的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的理想图景与西方理论体系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因此,规范研究虽然极其强调对法学“三论”(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的重视,但在理解“什么是中国实践中的法”“中国实践中的法追求什么”“如何认识中国实践中的法”等问题时,容易由于对本土法治实践认识的不足而产生理解偏差。

而基于对中国法治实践更充分的认知,经验研究者能够将中国的法学理论体系与中国法治发展所秉持的价值、目标、话语勾连起来,更清晰地利用“中国话语”来概括、理解法学理论。因此,面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所必须要回应的“三论”问题,经验研究不容易陷入到西方标准的泥沼中,而是依靠中国经验与法治话语的紧密结合,以中国法治发展的现实需要为标准,在中国的社会文化环境下进行解答。

不能否认的是,规范研究也为上述议题作出了卓著贡献,且已经有部分规范法学的研究者正在开始尝试“法律价值体系的中国化”。只不过在相对意义上,经验研究在把握中国复杂的法治实践、寻找经验现象因果链条方面有着较为显著的优势,能够在上述领域更出色地完成通过深刻剖析实践蕴含的价值倾向来建构理论,搭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框架的任务。也正是在这一点上,经验研究成为法理学研究不可或缺的研究进路。

四、如何从“经验”中提炼“法理”?

前文已经证明,经验研究存在进入法理学范畴的正当性。同时,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的过程中,经验研究拥有着鲜明的比较优势。那么,从我国经验研究的现实状况进行分析,研究者是如何在研究实践中具体展现其正当性与优势,并完成从“经验”当中提炼“法理”这一过程的呢?

(一)以“饱和经验法”客观全面地深描法治实践

“两经”研究法是经验研究者最常用的研究训练方法。该方法以“经典阅读+饱和经验”为基础,要求研究者进行多学科经典阅读,提升从本文、事件、现象中抽象和推理的能力,[49]同时频繁进入真实的田野,直面充满着鲜活生命力的在地化知识,依靠局部性认识的积累,准确解读和解释“经验版图”。研究者想要全面客观地认识中国法治实践,收集经验材料,主要依靠的就是“两经”当中的“饱和经验法”。

想要掌握中国法治运行状况的基本样态,研究者就必须利用足够长的时间,去足够多的田野中调研,不断积累多面向的真实素材。受“饱和经验法”的影响,我国从事法律经验研究的团队每年会花超过3个月的时间深入基层展开调研,每次调研时长最少也不低于20天,足迹遍布祖国大江南北,积累了大量反映不同地区风貌特征的经验材料。[50]不仅如此,“饱和经验法”还要求研究者每次驻村调研必须与农户同吃同住,“打成一片”,感同身受地体悟他们的生活逻辑。在这个过程中,研究者会对基层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进行半结构化地深入访谈,通过在地化地聆听、交流、体验来丰富整体性认知,深化对素材内在逻辑与价值倾向的理解。经过这一过程,经验材料的全面性、多元性就能够得到保障,足以帮助研究者真实而深刻地描绘出法治实践的基本状况。

好的经验研究不仅要求研究者全面认识现象,还要求其能客观真实地解读现象。为此,“饱和经验法”设计了一系列的措施来减弱研究者的主观影响,提升其经验性认识的客观性,从而更真实地反映法治实践的样貌。其一,“饱和经验法”要求研究者进入田野时不能预设问题和目标(但预先肯定要有足够的理论积累),阻断既有知识背景对调研客观性的影响,同时扩大素材的收集范围。其二,每个研究者在获取了对某现象的直观经验后,都需要与其他研究者进行探讨,通过不同主体的不同视角,尽可能地修正认知偏差,开阔和深化个人对现象的客观性理解。其三,对同一现象要不厌其烦地进行重复把握。虽然个体视角不免产生主观性,但通过反复聆听不同的主体对同一现象的描述,研究者往往能够辨明其中的细微差别,并在重复性认知的相互印证中,得出相对客观的印象。

此外,“饱和经验法”要求研究者从宏观视角看待局部经验。研究者之所以会受困于主观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过分拘泥于对现象的细微把握。想要客观认识经验现象,就需要研究者建立全局立场,把个别性、特殊性与普遍性联系起来,拓宽思考的深度与广度。这样,研究者对现象的思考虽然仍是主观的,却总有一个客观的整体架构在提醒着他,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抵消认识的主观性,获得对现象与材料的客观性认识。[51]

(二)以“经验—因果机制—事理—法理”的过程提炼理论

透过经验来研究法的一般理论,需要研究者在尽可能全面客观了解法治实践状况的基础上,按照逻辑的基本要求对相关材料进行提炼。归纳法是最常被用到的提炼方法。理论上,归纳是一个从经验现象中寻找因果关系,再上升到普遍理论的过程。但由于社会现象十分庞杂,想要通过归纳得出具有解释力的结论,还需要研究者不断地深挖素材,并尽可能地拉长和充实因果链条,增加提炼次数。这显然增加了分析难度:面对过长的因果链条,研究者时常会出现遗漏经验要素,或者把不同层面的对象放在一个层面上进行分析的情况,[52]导致提炼错误,得出不可靠的结论。为了解决该问题,经验研究者形成了一套分层提炼的方法。他们通过将归纳的过程分成“经验—因果机制—事理—法理”几个阶段,缩短了每次提炼需要检视的因果链条。这样,研究者在进行某一层次的归纳时,就只需要关注该层次的素材和因果关系,归纳的精准性与客观性得到了大大提升。

具体来说,进行提炼首先要寻找“关联结点”,形成因果链条。第一步,研究者在获取足够的经验现象后,需要找到现象之间的关联,并以这种关联为线索串起经验中的要素。比如,研究者发现,在调研当地,现象A的出现与B和C存在着联系,那么就可以在其中建立起逻辑关系。而C又是D导致的,则D也被纳入到链条当中。[53]第二步,在复杂经验现象当中,存在不止一条因果链。研究者此时就要在地化地对因果关系作出判断,找出主要链条和次要链条。在明晰了主次之后,研究者将主次因果链所表达的直接原因和间接原因有机结合,形成完整的因果机制。[54]第三步,在完成对因果机制的初步提炼后,研究者还需要返回田野,不断地用新经验修正既有认知,直到该链条能够顺畅地反映经验之间的运作机制,这个过程才算完成。

其次,研究者需要发现因果机制背后的“价值性”推动力,得出更具一般性的“事理”。在完整的归纳结构中,“事理”的作用类似于一种价值中介:它反映经验主体作出某些行为选择或者判断的原因,同时也成为反映更深层次“价值”或者“法理”的材料。从因果机制中归纳“事理”,需要将受制于特定经验的机制放置在更大的生活场景中加以考察,[55]借由在社会环境下所产生的日常生活经验,对经验主体作出的价值选择与判断进行细致分析。“扩展个案法”是完成上述过程的常用方法。第一步,通过对个案中经验要素的串联和分析,研究者了解个案形成、发展、解决的脉络,抽象出其中的因果链条。第二步,研究者将个案放置在生活场景所处的社会结构当中,通过宏观视角阐发个案本身反映的宏观价值的侧面。这样,研究者看似仍是在分析个案,但其实是在阐述相同场景中类似个案背后所蕴含的“一般性”。“事理”也就随着“一般性”的提炼,在个案当中被归纳出来。

再次,研究者需要把“事理”所内涵的普遍性生活价值放置在法律的领域当中加以考察,并将其以法理论的规范形式进行概念化。“事理”反映的是人民群众的生活理性,而“法理”则是法学研究所共用的一套理论话语,二者在缺乏规范的情况下无法相互交流。所以,想要从“事理”中推出“法理”,就必须将生活理性进行规范处理,转化成概念体系所能接受的语言。[56]这一过程不是单纯将“事理”符号化以符合“法理”形式的要求,其本质仍是归纳的:在了解不同经验现象所提炼的不同“事理”后,研究者需要在现有理论与“事理”之间反复推敲,凸显不同“事理”中的普遍共性。在此基础上,研究者再借助既有理论,依据“事理”所表现出的普遍性来概括出新的理论模型,以形成既符合逻辑的形式要求,又能够自圆其说的“一般化”法理。

最后,归纳而成的理论要被嵌入到完整的法治理论体系中去。一个理论再怎么“一般化”,它也是理论体系中很小的一部分。只有当整个理论体系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体系内的每个理论才能够更具“一般性”。但是,面对快速变化的社会,理论体系必须借助被提炼出的新理论完成扬弃,才可能动态地保持普遍解释力。为此,经验主义的研究者往往在归纳出某一法理论后,将它放置在完整体系中,思考其对体系的作用与影响,并根据体系中存在的问题,通过演绎和归纳的交替使用,把新理论更新到既有体系中,以消灭悖论,填补漏洞。

经过多次“提出新理论—观察理论效果—修正理论体系”的过程,法治理论体系就可以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从而保持其解释力。被归纳出的新理论借由对理论体系的更新,获得了在体系内更强的影响力。如果这种更新直接改变了体系的某些本质特征,以至于新理论成为整个体系的关键节点甚至内核,那么,该理论就由“中层理论”转化为了更为宏观的理论,从而获得更大的“一般性”。至此,经由“经验—因果机制—事理—法理”,并将“法理”嵌入理论体系中的过程,经验研究完成了从现象中提炼“一般性”理论的目标。

(三)以“层层递进”的阶段式研究法紧扣法理核心议题

如上文所述,研究者从经验现象中提炼法理,需要分为“经验—因果机制—事理—法理”等多个层次进行。由于不同的层次涉及的经验材料和提炼方式各不相同,为了避免不停地转换材料和方法致使提炼出错,研究者一般会将相同层次的研究集中在同一时间内进行。同时,他们还会将微观研究放在宏观研究之前,保证有足够的素材支撑研究者对抽象问题进行把握,提高研究的质量和水平,层层递进的研究方法由此形成。不过,研究虽分为许多阶段,但各个阶段是紧密串联在一起的,整体上服务于建构“法的一般理论”的目标。因此,即便处于对微观问题进行研究的阶段,研究者的眼光也都要紧盯法理的核心议题,以厚实细致的经验梳理和分析为宏观研究做好铺垫、打好基础。

由于积累不够充分,我国的经验研究曾长时间停留在分析“因果机制”的阶段,相关学术作品也大多聚焦于社会舆论关注的重点案件或执法、司法领域的具体问题。[57]文章题目多以“从XX案例切入”“以XX为视角”结尾。从直观感受上来看,早期的法律经验研究确实不够宏观,但如张五常所说,“若要用理论解释世界,首先要知道世界是怎样”。通过对个案经验进行把握,研究者深刻了解了中国基层治理、执法、司法等领域的真实样态,对中国法治的整体风貌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为进一步思考理论问题作出了极其深厚的铺垫。

随着经验材料的积累达到一定水平,中国的法律经验研究在2010年左右进入“中层理论”的研究阶段。“以XX为例”作标题结尾的文章占比下降,研究范畴也更加宏观。在司法领域,经验研究者开始走出对法院本身的研究,转向思考司法权与其他权力、中央与地方司法权的关系,尝试建构较为完善的政法体制理论。[58]在执法领域,研究者借助于对基层部门执法经验的把握,提炼出党政体制等影响执法的重要因素。[59]在法治与治理的领域,经验研究也产出了“国家治理中的多元规范”“国家治理的基础性能力”等多个重要命题。[60]

只有“中层理论”水平的学术成果还远远不够,经验研究还要继续向法理学的核心议题迈进。近年来,苏力、顾培东、陈柏峰等学者在不同的场合先后表示,法理学应当对中国经验始终保持热爱和高度敏感性,应当在充分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重要地位的基础上,理清楚、讲明白什么是法治中国、法治政府、法治社会,[61]推动经验研究进军法理学的核心领域。而《中国法治社会的结构及其运行机制》[62]等文章的相继发表,也标志法理学的经验研究已开始产出具有宏观理论意味的作品。

如何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关系到如何正确地在法理层面上阐释由中国经验所造就的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而这已属于法理研究的最核心命题。因此,随着法律经验研究的主流学者们开始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这三个中国独有的理论概念出发,展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的研究活动,我国的法律经验研究已正式进入“宏观理论”的研究阶段,开始尝试对最具有“实践理性”意义上的普遍性问题发起理论攻坚。通过“层层递进”的阶段式研究法,经验研究可以在充分认识中国法治实践的基础上紧扣法理核心议题,有计划、有层次、有条理地完成对“法的一般理论”的研究。虽然现阶段我国的经验研究才刚刚进入法理核心议题的领域之内,但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研究被逐步推进,经验研究将愈发成为该领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还需澄清一点,“层层递进”的阶段式研究法并非禁止研究者进行跨层次的研究。相反,研究者在任何阶段都应保持对新经验的关注,回应最前沿的理论问题。只不过,研究者在处于某个阶段时,要以该阶段的研究任务为重点。这是因为,中国的法治实践状况是因时而变的,作为研究者,不论其研究进入到何种阶段,都必须对此时此刻产生的新问题、新特征予以足够的关注,将其纳入自己的“资料库”,进行进一步的提炼。也只有这样,学者们对法理学一般问题展开的经验研究才是动态的、常新的。

结 语

综上所述,基于对“经验”与“经验研究”的再认识,研究者能够在充分收集经验材料的基础上,以经验中反映主客观“二元缠结”的关联及其关联结点为抓手建构因果链条,在具体的现象中把握价值倾向,提炼理论。而经由一个历史阶段的“归纳—演绎”交替过程,这些理论在与新实践和既有理论的交互中将受到充分的检验、批判、修正,获得更强的解释力与更广泛的正当性,并逐步规范化,融入理论体系。

更重要的是,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的过程中,经验研究具有充分发掘中国法治实践经验素材,厘清中国理论内含因果机制与事理逻辑,站在“中国立场”和“中国标准”上认识法理学核心命题的比较优势。经验研究者们也在不断提升自己的研究水平和研究层次的过程中,产出了大量能够反映中国现实、指导法治建设的成果,为中国的法理学发展作出重要的贡献。

强调法理学范畴下经验研究的正当性和比较优势,并不是要反对规范研究,更不是要取代规范研究。毕竟,二者在本质上是殊途同归的,只是研究的路径不同。而且,经验研究也需要以规范作为“前见”,对经验进行整体的把握,避免拘泥于经验本身,抓不住重点。真正需要反对的是什么?其实是将西方理论与价值神圣化、教条化,又以傲慢的态度对待中国经验,认为一切经验都能被纯粹理论所统摄的法理学,以及不进入广阔的“法治田野”,仅靠坐在办公室搜集案例和新闻报道,就扬言反映“真切的事实”的法理学——这甚至都不能被称为“做研究”,是规范研究和经验研究的学者都应当进行批判的。

对当代中国法理学的发展而言,经验研究与规范研究都极其重要。一方面,中国法理学想要提出具有竞争力的理论,就必须重视中国本土丰富的法治实践,而不是拘泥于概念,或将法理论证所必要的价值要素诉诸于“先验”。必须在方法论的层面有所改变,在现有的方法论体系中纳入经验研究方法,并积极将其应用到学术训练和理论研究之中。另一方面,法理学的研究是无法脱离“一般性”与“规范”的。因此,必须重视规范研究对论证逻辑精确性与严密性的追求,不断提升法学研究的“规范性”,创造更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

只不过,在追求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美好图景的今天,中国法理学界最为缺乏的可能并不是对西方理论的学习,而是对中国本土法治实践的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凝聚着法治的中国经验。[63]只有将深耕于中国实践的经验研究提升到更为重要的理论位置,才能够推动法理学研究者抽象出足以解释中国法治实践的法学理论,并通过与西方理论的碰撞和交融,促进世界法理学的发展。

【注释】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本文的选题与思路获益于黄泽敏老师甚多,陈柏峰教授、侯猛教授、尤陈俊副教授、刘磊老师曾为本文提出宝贵意见,在此致谢。一如成例,文责自负。

[1] 参见陈景辉:《法律与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批判》,《政法论坛》2013年第1期,第46页。

[2] 参见陈柏峰:《法律实证研究的兴起与分化》,《中国法学》2018年第3期,第133-134页;侯猛:《社科法学的研究格局:从分立走向整合》,《法学》2017年第2期,第82页。

[3] 参见孙少石:《知识生产的另一种可能——对社科法学的述评》,《交大法学》2016年第1期,第35页。

[4]参见张文显主编:《法理学》(第五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年版,第25页;马长山主编:《法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页;沈宗灵主编:《法理学》(第四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8页等。

[5]参见卓泽渊:《论法的价值》,《中国法学》2000年第6期,第26页;葛洪义:《法学研究中的认识论问题》,《法学研究》2001年第2期,第4页。

[6]参见陈瑞华、陈柏峰、侯猛、陈虎:《对话陈瑞华:法学研究的第三条道路》,载苏力主编:《法律和社会科学》第15卷第2辑(2016),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315页;雷磊:《“法哲学”讲什么?——冯·德尔·普佛尔滕〈法哲学导论〉导读》,《中国法律评论》2017年第3期,第169-170页。

[7]参见陈金钊:《法理学“性”、“化”修辞所衍生的研究缺失》,《江淮论坛》2018年第3期,第111页。

[8]参见张永健、程金华:《法律实证研究的方法坐标》,《中国法律评论》2018年第6期,第84-85页。

[9]参见桑本谦:《法律论证:一个关于司法过程的理论神话》,《中国法学》2007年第3期,第100-113页;陈柏峰:《法律经验研究的机制分析方法》,《法商研究》2016年第4期,第44-54页;陈瑞华:《从经验到理论的法学研究方法》,《中国法律评论》2019年第2期,第84-100页。

[10]参见[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四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37页。

[11][德]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66年版,第275页;[德]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6页。

[12]See Charles. W. Hendel, John Dewey and the Experimental Spirit in Philosophy, Liberal Arts Press,1959, p.15.

[13]参见[美]希拉里·普特南:《事实与价值二分法的崩溃》,应奇译,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第38-40页。

[14]参见[智利]F.瓦雷拉等:《具身心智:认知科学和人类经验》,李恒威、李恒熙等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15]参见魏屹东、武建峰:《认知生成主义的认识论意义》,《学术研究》2015年第2期,第21页。

[16]See Evan Thompson and Mog Stapleton,“Making Sense of Sense-Making: Reflections on Enactive and Extended Mind Theories”,Topoi,Vol.28,(Mar.,2009), pp.23-30.

[17]See J. McDowell, Mind and Worl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6, pp.23-27.

[18]See H. Putnam, Realism with a Human Fac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0, p.166.

[19]参见注[13],第123页。

[20]参见[美]约翰·杜威:《经验与自然》,傅统先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8页。

[21]参见注[20],第9页。

[22]参见王素芬、汪胤:《从经验主义到现象学:一种新的信息哲学观》,《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第78页。

[23]See John Dewey,“The Need for a Recovery of Philosophy”, in John J. McDermott(ed.), The Philosophy of John Dewey (Vol.1), G. P. Putnam’s Sons,1973, p.64.

[24]参见注[1],第49页;雷磊:《法教义学的基本立场》,《中外法学》2015年第1期,第214页。

[25]See John Dewey, Experience and Nature, the Open Court,1994, p.2.

[26]参见王鹏翔、张永健:《经验面向的规范意义——论实证研究在法学中的角色》,载李昊、明辉主编:《北航法律评论》2016年第1辑,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46页。

[27]参见[德]威廉·狄尔泰:《历史中的意义》,艾彦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17页。

[28]See J. Lave and E. Wenger, Situated Learning: Legitimate Peripheral Particip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 p.52.

[29]参见注[19]。

[30]参见注[26],第56页。

[31]参见贺雪峰:《经验研究与社会科学的主体性》,《开放时代》2019年第1期,第38-39页。

[32]参见王一奇:《理由与提供理由的事实》,载谢世民主编:《理由转向:规范性之哲学研究》,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5年版,第111-113页。

[33]参见王博阳:《关于法律和社会科学的一种非典型性误读——与陈景辉先生商榷》,《政法论坛》2013年第6期,第87页。

[34]参见[美]希拉里·普特南:《理性、真理与历史》,童世骏、李光程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54-56页。

[35]参见[德]尤尔根·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郭官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62页。

[36]参见[美]理查德·罗蒂:《后哲学文化》,黄勇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140-141页。

[37]S. M. Lipset,“Some Social Requisites of Democrac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53, No.1(Mar.,1959), pp.69-105.

[38]参见注[24],第215-217页。

[39]参见注[4],张文显书,第37页。

[40]孙新强:《卢埃林现实主义法理学思想》,《法制与社会发展》2009年第4期,第5-8页。

[41]参见朱振:《通往新型法治的改革:中国语境的思考》,《法制与社会发展》2015年第5期,第79页。

[42]参见[美]布雷恩·塔玛纳哈:《论法治:历史政治和理论》,李桂林译,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14页。

[43]参见陈柏峰:《法律经验研究的机制分析方法》,《法商研究》2016年第4期,第45-46页。

[44]参见陈亚军:《“世界”的失而复得——新实用主义三大家的理论主题转换》,《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第40页。

[45]参见[美]索尔·克里普克:《命名与必然性》,梅文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34-37页。

[46]参见顾培东:《当代中国法治话语体系的构建》,《法学研究》2012年第3期,第15页。

[47]参见费孝通:《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第13页。

[48]郭晔:《追寻和感悟中国法学的历史逻辑——“法学范畴与法理研究”学术研讨会评述》,《法制与社会发展》2018年第5期,第216页。

[49]参见贺雪峰:《饱和经验法——华中乡土派对经验研究方法的认识》,《社会学评论》2014年第1期,第6页。

[50]参见注[49],第5页。

[51]参见顾培东:《法学研究中问题意识的问题化思考》,《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4期,第49页。

[52]参见注[9],陈瑞华文,第97页。

[53]参见吕德文:《谈谈经验质感》,《社会学评论》2014年第1期,第14页。

[54]参见注[43],第48页。

[55]参见王启梁:《“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建构可能——基于提出—观察—修正的理论发展进路》,《现代法学》2007年第4期,第137页。

[56]参见注[53],第14-15页。

[57]参见陈柏峰:《法治热点案件讨论中的传媒角色——以“药家鑫案”为例》,《法商研究》2011年第4期,第56-63页;侯猛:《案件请示制度合理的一面——从最高人民法院角度展开的思考》,《法学》2010年第8期,第126-136页;王启梁:《非正式制度的形成及法律失败——对纳西族“情死”的法律人类学解读》,《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第65-70页。

[58]参见侯猛:《当代中国政法体制的形成及意义》,《法学研究》2016年第6期,第3-16页;侯猛:《中央司法权力的非集中化——从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切入》,《学习与探索》2018年第5期,第58-65页。

[59]参见周尚君:《党管政法:党与政法关系的演进》,《法学研究》2017年第1期,第196-208页;陈柏峰:《党政体制如何塑造基层执法》,《法学研究》2017年第4期,第191-208页。

[60]参见王启梁:《国家治理中的多元规范:资源与挑战》,《环球法律评论》2016年第2期,第5-19页;尤陈俊:《当代中国国家治理能力提升与基础性国家能力建设》,《法制与社会发展》2015年第5期,第82-85页。

[61]参见罗岗等:《中国话语》,《开放时代》2019年第1期,第10-87页;张锐、张学鹏:《“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研讨会举办》,http://politics.gmw.cn/2018-12/09/content_32134651.htm,2020年2月21日访问。

[62]参见陈柏峰:《中国法治社会的结构及其运行机制》,《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1期,第65-88页。

[63]参见张文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科学定位》,《法学》2015年第11期,第7页。

欢迎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