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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乡记 | 王亚龙:农民的农业生产困局

王亚龙,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一、见闻

不得不说,年味越来越淡了。腊月里的集市丝毫没有过年的气氛,既不热闹,也不喧嚣。如果不是沿街商家中散落着几处卖春联和灯笼的摊位,估计很少有人会意识到这是新年临近的街景,因为它与平时几乎没有什么不同。这是笔者今年回乡过年时观察到的情形,也是笔者的深刻感受。

笔者将自己的观察和感受与二叔交流,没想到引起了他的共鸣。与小城镇集市一样,乡村集市也在衰落。据他描述,近几年的乡村集市,商贩不像原来那样活跃,贸易也不像原来那样景气了。原先临近年关的最后两三个集,乡村集市异常热闹,农民置办年货出手阔绰,但他们近些年却变得越来越“吝啬”了。

谈及这种变化的原因,二叔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他说:“农民比以前穷了。”穷?似乎不应该,农业生产技术在进步,国家惠农政策在普及,近年来的扶贫力度更是史无前例,当地农民虽然依然无法摆脱靠天吃饭的命运,但他们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在提升,农业生产的成本也在降低,按道理,随着社会的发展,农民的生活越来越富裕才对,怎么会变穷呢?事实上,这种变化与当地农业生产结构有着密切的关系。“穷”意味着收入的减少,收入的减少又与农业生产结构的变动和调整直接相关。由于深嵌于这一结构,二叔给出的答案,不仅来自于对乡村集市的观察,更来自于自己的切身体会。

 

二、农民种什么?

当地的种植结构比较单薄,以中药材为主。这种种植结构与当地的气候与土壤条件有着直接的关系。无论二叔所在的山区还是笔者所在的小城镇,都地处黄土高原,这里气候干旱,土地贫瘠,适合耕种的农作物有限,唯独土豆和中药材产量较高。相比土豆,中药材具有更高的经济价值,因此当地农民也更倾向于种植中药材。这种种植结构的形成有一个明显的时间节点,即2003年。笔者家乡所在县域拥有“中国药都”之称,非典期间,中药材尤其板蓝根能够增强人体抵抗力,预防疾病感染的消息不胫而走,大批南方商人前来采购中药材,随着市场需求的急剧膨胀,各种中药材价格也水涨船高,一路飙升。当地积压了一定存货的农民终于等来了好时机,都卖了一手好价钱。

农民是朴素的经验主义者,有了这次经历,他们便有了改革农业种植结构的底气。尽管此前家家户户种药材,但都是捎带种植,严格控制种植面积,主要的耕地仍然用来种植粮食作物。2003年之后,尝到甜头的农民开始逐步调整种植结构,粮食作物在农业生产中的比重逐年下降,而中药材的比重则逐年上升。发展到2010年前后,当地很多农民家庭甚至完成了种植结构的单一化,将所有耕地改种为中药材。非典期间的这一偶然事件也彻底激活了原先比较沉闷的中药材市场。以当地农村作为原料产地,各种药材加工和生产企业在周边小城镇落户。笔者上文提及年味惨淡的那条街道,其延伸段两边便分布着各种品牌的药厂,东西绵延十几公里。随着农民种植结构的调整,以及药材市场的吸纳,当地农民的家计模式深度融入市场,同时也高度依赖市场。他们从药材市场中获益,也必须面对市场变动带来的风险。而变“穷”就是市场风险导致的结果。当然,这一过程还有行政因素的作用。

 

三、农民的收入为何减少?

(一)市场牵制:农民收入减少的根源

1.市场饱和

对中药材的大面积种植导致了区域药材市场的饱和。2003年之后,当地农民趋之若鹜,都想从药材生意中分一杯羹。从非典抢购风潮中获利的农民首当其冲,开始大胆改变种植结构,扩大中药材种植面积。而错失良机未能获利的农民也不甘落后,想要避免前车之鉴,将来打个漂亮的翻身仗,因此也不遗余力地开始种植中药材。开头几年的稳步增收进一步强化了当地农民的种植偏好,中药材种植很快在全县获得普及。但当整个县域的农民都开始种植中药材时,区域性的药材市场逐渐出现饱和。市场的饱和改变了药材的供需平衡,交易市场出现供需矛盾,中药材的原料供应远远大于市场需求。对农民而言,直接的后果便是种植的药材卖不出去,即使能出售,也卖不上好价钱。卖不上好价钱,收入自然就减少了。由于对中药材种植面积的疯狂扩张以及由此导致的家庭种植结构的单一化,农民的抗风险能力在弱化。市场饱和之后,农民的应对变得虚弱,他们想寻求转型,但由于种植结构已经定型,积重难返,短期内无法改变,因此只能从长计议。这也导致了当地农民收入状况的持续低迷,也决定了其短期内无法改观。

2.成本递增

中药材种植的成本也在增加。随着中药材种植结构的稳定和成熟,村庄出现了雇工经济。一方面,药材种植本身是一项高强度的劳作。尤其是采挖环节,需要相当的人力投入。尽管随着药材产业的发展,市面上出现了各种型号的机器,能够提高采挖效率,但由于机器采挖会破坏药材的根须,降低其经济价值,因此,当地农民仍采用传统的人力采挖方式。另一方面,家庭劳动力无法满足生产需求。随着务工经济的兴起,家庭内部的年轻劳动力都在外谋生,家庭中只有中老年成员在村。由于老年人无力参与重体力劳动,外出的青壮年也无法形成有效补充,家中的实际劳动力只有中年农民,每个家庭一般只有2人。这种家庭劳动力存量远远无法满足药材采挖对劳动力的需求。此外,村民互助也不现实。所有的村民都在种植药材,品种也都大同小异,药材的采挖时间脚前脚后,没人愿意放弃自家的光景帮助他人。即使有村民愿意帮忙,面对持续扩大的药材种植面积,多出一两个劳动力也于事无补。于是,村民只能“自扫门前雪”了。

劳动力问题无法从村庄内部解决,便只能从外部获得。雇工经济随之兴起。每到药材采挖时节,临县的农民工就来赶场,当地农民便从务工市场雇用劳动力参与家庭劳作。雇工数量根据药材的种植面积确定。大多数农民的雇工数量集中在5至10人。用工期间,雇主需要为雇工提供食宿,并以天为单位计算工资,其中男性雇工务工费为140元,女性雇工务工费为130元。细算下来,这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二叔有一年雇用了10个帮手,总共干了10天,最终结算13000多元的人力费用。加上用工期间食材、烟、茶的开销,最终成本达到20000多元。如果说当年药材市场行情乐观时,这一成本还能承受的话,那么在市场饱和之后,这一成本对当地农民而言确实有些高昂。药材收益在减少,种植成本却维持不变,农民的收入自然大不如前。

(二)行政干预:农民收入增加的阻力

当地农民收入的减少除了药材创收能力的急剧下降外,还在于其他创收渠道的堵塞。尽管艰难,农民还是在尽力消解市场波动带来的风险,努力降低自己的损失。他们的应对策略是再次调整种植结构,一方面适度削减中药材种植规模,另一方面寻找新的具有较高经济价值的替代作物。但囿于当地气候和土壤条件的限制,他们不可能引进或培育某种新的作物,只能从过往的种植经验中进行选择。吸取药材种植的教训,这次他们不再敢“将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中”了。经过对比和考量,大多数农民准备在药材退耕后的耕地中改种土豆和玉米,这两种作物既是粮食作物,又是经济作物,既可以食用,也可以出售,“进可攻退可守”,尽管无法像药材那样一本万利,但也能够保证他们获得比较稳定的收入,同时还能有效降低风险,是一种比较稳妥的选择和安排。新的种植结构调整成功,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农民的收入,甚至抵消药材价格的降幅,消解药材市场对当地农民生活带来的负面影响。

但当地政府的行政干预阻碍了农民种植结构的调整,也堵塞了他们增加收入的渠道。为了落实发展产业的政策要求,当地乡政府强行要求农民种植药材。为了打造产业示范点,乡里干部会同村干部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圈地运动”。他们选择一定的区域,并划出相应的边界,划定的区域内只能种药材。为了防止农民种植其他作物,乡里和村里甚至派了干部实地监督。当然,地方政府选择药材作为产业发展的对象也有客观制约。在荒凉和贫瘠的黄土高原,能够拿得出手的农作物本来就屈指可数,具有产业价值的就更是凤毛麟角。与此同时,地方政府产业发展的思路也受到很大的局限。2003年之后,县级政府主要依托药材产业发展地方经济,为此还修建了专门的药材交易市场,并打造了专门的药材交易品牌。县域的发展依赖药材,官员的情感青睐药材,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也围绕药材,地方政府的整个发展思路高度程式化,面对新的发展形势与要求,它们不能变通、不会变通,也不愿变通。事实上,无论发展产业还是选择药材都无可厚非,但问题在于农民需要为这一行政决策买单,相应行政行为的最终成本也要农民来承担。对于正在遭遇生产困境的人们来说,这显然有些冷酷。

四、农民的生产自主性何以削弱?

夹在市场牵制与行政干预之间,当地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自主性被削弱了。农民无法选择种什么,也无权决定种多少。自家耕地上的农业生产,农民却丧失了话语权。由于自主性的削弱,当地农民新一轮种植结构的调整困难重重。尽管很多农民在行政划界之外仍然有一定的耕地,可以作为调解市场与行政之间张力的资本,但这些耕地的调解能力却无法获得完全释放。余出来的耕地此前几乎都用来种植药材,而且持续了很多年。由于药材本身对耕地肥力的消耗极大,加之种药期间施用了大量的化肥和农药,因此土壤比较脆弱。要想恢复耕地的生产能力,需要长时间的休养与维护。这也使得退耕后的耕地对替代作物比较挑剔,农民选定的土豆和玉米未必适合这些耕地,一定要种,最终也未必能获得预期的收益。农民仍然有一些余地不假,但他们却无法在这些耕地上自由施展。自主性的削弱还产生了其他消极影响。由于无法自主安排农业生产,农民也无法估算当年的农业收益,他们的生活某种程度上处在不确定状态。此外,自主性的削弱还打击了他们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土地无法回馈他们,他们便疏离土地,村庄零星出现了土地抛荒的现象。浸透在农民血液中的与土地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思,似乎也开始变得越来越淡薄。

农民的生产自主性还在进一步削弱。近期,当地政府正在开展土地平整运动,意欲实现土地的集中连片,发展规模产业。这其实是一种变相的行政干预,其逻辑与此前的“圈地运动”一脉相承,最终的追求都在于为行政政策的实施预留空间,只不过这次划界范围更广,力度也更大。随着运动的开展,农民所剩不多的余地也被剥夺,他们对土地的自主使用权极度限缩,甚至丧失。从此,农民与自己的土地之间隔了一道屏障,他们与土地的互动变得吃力且茫然。事实上,抛开这一负面后果,土地平整运动本身也存在决策失误。平整之前的土地呈现为“梯田”形态,是黄土高原上特殊的土地形态,也是一道奇特的风景,登高远眺,苍凉粗犷的黄土地与缜密细腻的梯田相互嵌套,造物主的随手写意与人们的精雕细琢相得益彰,整幅画卷是那样自然、那样壮美!修梯田也是笔者儿时乡村生活的美好记忆。那时,秋收之后,整个小队的人组成劳动队,在面积较大、坡度较陡的耕地中修梯田,将其改造成几块面积相对较小,但却很平缓的土地。梯田是当地农民在长期实践中探索和总结出来的智慧结晶,它不仅能够防止水土流失,而且能够涵养土壤,保证土地肥力。梯田也是小农经济时代提升农业生产力的有效手段,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农业生产形式。土地平整运动却回避了梯田的价值,将其田埂打平,重新还原成最初的大块耕地。虽然美其名曰“平整”,但“平整”之后的土地却比原来更陡峭了。同时,大尺度的铲挖也改变了土地本身的结构。最终,梯田消失了,土地也被破坏了。于是,那副画卷只剩下一副空洞的轮廓与狰狞的面孔,令人惋惜不已!

五、些许反思

曾几何时,全社会都希望农民变得富裕。通过国家的引导,地方各级政府的帮扶,以及农民自身的奋斗,这一夙愿最终变成了现实。对农民而言,变富意味着收入的增加,而要想创收,就必须联通市场,不仅农业生产要面向市场,各种农作物要走向市场,而且农民自身也要融入市场。联通市场也同时意味着接受市场规律的支配,并承担相应的市场风险。作为理性主体的农民自然会对市场变动做出反应,并调整农业生产秩序。而在此过程中,地方政府所要做的是助力,而不是阻挠这种调整,其应该扮演的是保驾护航的角色。地方政府需要尊重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自主性。自主性的政治基础是主体性,尊重自主性同时也意味着尊重农民的主体性地位。地方政府制定和实施涉农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应该是维护和保障农民的利益。

事实上,集体化解体之后推行的土地制度改革,其核心要义就在于激发广大农民的自主性和积极性。事实也证明,拥有自主性的农民拥有极大的创造力,他们能够盘活土地,也能够盘活农业。对于黄土高原上的农民而言,他们仍需要这种自主性。这种自主性当中饱含着他们与土地的特殊情感,也蕴含着他们对幸福生活更高的期待。因此,对于地方政府而言,不能忽视和否认这种自主性,相应政策的实施也不能违背历史经验,对于受众广泛的政策,实施之前需要进行严肃的论证,甚至先行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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