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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慧瑜:文学与生活的辩证法

[摘要] 近些年,文学创作与出版非常繁荣,但是真正抓住时代精神、表达现实生活的作品却不多,这很大程度上与文学脱离生活、滞后于生活有关。这不仅需要重弹文学深入生活的老调,更需要认识到文学的政治意识和社会意识在认识生活的过程中起到的重要作用。

文学与生活的脱节

“文学与生活”是一个经典命题,也是具有时代特色的话题。在 20 世纪剧烈变动的历史中,“文学与生活”始终处于紧张关系,一方面发轫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新文学需要表现具有现代启蒙价值的新生活,另一方面长期被封建、贵族、精英文学所遮蔽的广大的普通人民的“新生活”又给文学提供了新天地。也就是说,这里的文学是一种表达世界观、价值观的新文学,而生活也是一种朝向人民和基层的新生活。这种“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创作理念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体现,也是新文学所承担的现代使命和历史责任,即让普罗大众也接受现代精神,并成为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历史主体。

20世纪是中国发生深刻变革的大时代,从五四到抗战,到新中国成立,再到20世纪80年代,文学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经常走在时代前列、引领社会发展,很多最新的理念和价值观都是借文学来引风气之先。一般来说,代表着时代进步力量的文学革命是社会革命、政治革命的先声。正如20世纪80年代是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为改革开放提供了思想、知识上的合法性,随后才是社会经济领域的变革,以至于文学家、艺术家成为独领风骚的文化英雄。这种现象在20世纪90年代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文学很难对现实生活做出整体性的描述,纯文学、严肃文学作品也再追求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的效果,处在滞后于时代发展、与生活脱节的状态。

这种脱节的状态延续至今,可以从三个方面感受到。一是新闻比文学更超前。如前一段时间有中国在肯尼亚修建蒙内铁路的消息,这则新闻带出了丰富的时代信息,中国正在向非洲等第三世界国家提供从铁路、火车等硬件到运营、管理等软件的全方位服务,这对于中国来说,是一种新的国际经验,中国人借助“一带一路”帮助非洲实现工业化,这是一种非常新鲜的中国故事。二是非虚构写作比虚构文学更过瘾。近些年如梁鸿、黄灯等非职业作家对中国农村的呈现比很多乡土小说更真切地展现当下中国的乡村生活,缺少组织化的乡村变成了城市之外的法外之地和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的遗弃之地。三是纯文学没有网络文学等通俗文学更敏感。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先锋小说为底色的纯文学过于强调叙事技法和追求精致化的文学语言,忽视对当下生活的把握,反而类型化写作的通俗文学对现实保持一种“商业”的灵敏嗅觉,时刻关注世道人心的变化,比如穿越小说、玄幻小说与其说是去历史化的、去现实化的,不如说在架空的世界里更便于表现当下人的社会感受,这既体现在幻想古代中国就已然崛起的大国意识,又表现为白领职场焦虑的后宫权斗故事。还如多次获国际大奖的科幻文学也开始书写人类的故事,这种中国人代表全人类的叙事方式表达了一种中国主体的世界意识,这些都或多或少联系着中国经济崛起的时代背景。

两种生活观

这种文学与生活的脱节与两种生活观的转变有关。一种是20世纪90年代市场化改革之后所强调的日常生活,这种去政治化的、非政治化的个人生活是一种与政治、社会、历史没有关系的小生活、私生活;二是20世纪90年代之前所强调的高度理念化、概念化的生活,生活本身代表着特定的政治和思想含义。概念化的生活与日常生活看似是对立,其实二者存在着辩证关系。过于概念化、理念化的生活,会使得生活走向教条化、意识形态化,用刻舟求剑的方式看待生活,无法处理生活的多维和多面。而沉浸于日常化的小生活,又陷入一盘散沙的“一地鸡毛”之中,丧失生活的意义。当然,最理想的状态是,一方面用新的生活来突破概念化的藩篱,看到生活的异质和背面,另一方面新的概念也可以照亮和刷新不同的生活,恰如20世纪中国社会的变革正是建立在一系列如现代、革命、人民等“新知”的基础上。可以说,新的生活促进新概念的形成,而新概念也会带出不一样的生活感,这种概念与生活的互动正是新的文学得以发生的前提。假如没有对人民主体的政治诉求,也不会出现表现基层生活的人民文艺。

这样两种生活观的调整,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僵化的政治理念的反思、文学自身的去政治化、去社会化有关。这一方面表现为文学摆脱外在政治的干预,回归语言自身、回归到个人生活,文学不再有“野心”去呈现或回应时代和社会命题,另一方面在文学脱离政治的同时,政治本身也完成了去文学化,政治从高度意识形态化的领域逐渐变成了中性的技术性管理和治理术问题。无论是“社会管理”还是“经济管理”,需要的是建立在报表、数据、科学分析等一系列基础上的技术理性,显然,这是不需要文学语言或文学想象的。这种文学与政治的断裂,表面上看是文学回归了自身,不如说更是新的政治形态不再需要借助文学来确定性质。在这种背景下,社会、经济、法律等可定量的社会学科参与到政策制定,而文学等文艺不再发挥政治性的功能,这也改变了五四以来新文学的基本职能。

除此之外,在新媒体、数字媒体的时代,文学这种文字媒介的形式似乎丧失了优势地位,变成了小众文艺,而网络文学、网络游戏等才是真正的大众文艺。在我看来,这并非文学被边缘化的主要原因。正如在五四时代,新文学的受众从人口上说比例也很小,无法与鸳鸯蝴蝶派、现代武侠小说等通俗文艺相媲美,但是新文学却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影响力,因为新文学负载着现代价值观和新的思想意识,也就是说文学的魅力恰好不在于逃避政治观和价值观,而是塑造一种与生活形成良性互动的政治意识和社会意识。

这两三年,一些底层非专业作者的作品借助微信等新的传播平台引发巨大反响,很多普通读者通过手机屏幕被这些朴实无华又直抵人心的文字所感动。他们的文学与各自的生命际遇和生活经验密切相关,他们把自己相对极致的生活状态转化为文学,这是一种来自于人民和生活的创作。

三种文化意识

这种去政治化的文学观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就是文学丧失时代感、历史感和社会感。所谓时代感就是一种当下性,对于中国来说,意味着经济崛起所带来的多边效应,考虑到20世纪80 年代以来中国过多地聚焦在欧美发达国家,对第三世界国家的了解和认知有限,这不利于中国融入第三世界国家;而历史感则是对中国自身历史的理解,20世纪以来中国政治经济变化过于迅速,经常只能在实践中观察、总结中国的历史经验,缺乏一种长时段的、现代之外的历史视野;社会感则是对中国社会空间的理解,不同社会阶层的主体生活在不同的平行世界之中,也存在着彼此异质的生活经验。

针对这些现象,当下的创作者应该确立三种文化意识。第一是向外看,培养新的国际视野和世界眼光。随着“一带一路”、亚投行等机制,中国企业、劳动力从来没有如此深入、深广地介入到全球尤其是亚非拉地区的生产之中,如何处理中国资本、文化与被输出国的政治、历史之间的关系,对中国来说是巨大的挑战。第二是向内看,辩证地理解中国悠久的农耕文明与近代以来的现代化历史之间的关系。中国是现代以来少有的没有依靠海外殖民而完成工业化的大国,这对第三世界国家来说有着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启示意义。第三是向下看,主动深入到更广大人民的基层生活中去,对基层不再是救赎、怜悯、恐惧的态度,而是一种有主体感的创作,让不同的社会阶层在文学的世界中相遇、可见,找到文学的公平和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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