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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斌、罗维鹏:庭审实质化的技术路径反思与政治路径证成

[摘要] 庭审实质化改革目前呈现一幅技术主义改革图景,取得了初步成效,也有值得反思之处。技术路径无法应对庭审实质化改革存在的法院对公安、检察机关的制度性制约能力不足这一积难问题。政治路径与技术路径互为补充、相互协作,是对技术路径无法解决的法院制约能力不足等涉及司法体制的深层次问题作出的回应和相应的政治安排。政治路径通过提高法院的政治地位和政治待遇等政治举措来加强法院的司法制约能力,从而完成庭审实质化的改革任务。根据实际情况,政治路径在中央和地方层面可以有不同的方案。

一、问题的提出

中共中央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同时强调要“完善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的制度,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要支持法院、检察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以及“优化司法职权配置,健全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各司其职,侦查权、检察权、审判权、执行权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体制机制”。2015年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革的意见》同样提出“建立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实现诉讼证据质证在法庭、案件事实查明在法庭、诉辩意见发表在法庭、裁判理由形成在法庭”。这是庭审实质化的基本要求。为此,在党中央的支持下,[1]不少专家学者撰文献策,对庭审实质化的基本含义、重大意义、制度要点以及非实质化庭审可能带来的危害等诸多问题展开了非常详细的研究。[2]

在司法实践中,例如C市中院早在2015年就率先在W区、D区、G区、Q区等基层法院进行庭审实质化改革工作的试点。[3]鉴于C市中院的庭审实质化改革在全国范围内较具代表性,故本文以其为实务分析对象。基于C市中院的经验证据,这里首先对庭审实质化改革有以下判断,进而引出本文的研究问题。

首先,C市中院的改革成绩值得肯定。C市中院在政治体制、诉讼体制不变、制度资源有限、法院地位相对弱势的情况下,能够取得现有的改革成效并且得到各方的充分肯定实属不易。C市中院在庭审实质化改革方面的先行先试,认真落实和全面践行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确定的“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重要精神,这是坚持党的领导,尊重司法规律最为重要的体现。在这场改革试点中,C市中院有组织、有方略、有计划、有规范,为全国法院刑事办案的宏观体制、中观制度和微观机制的逐步改良和技术调整提供了可供复制、可供借鉴的目标样式和经验样本。[4]

其次,在试点过程中各方达成了一定的理论共识。其一,必要性共识。无论我们把这次改革看作是对内的激励机制、对外的倒逼机制,还是内外协作的共赢机制,或者按照学界所述的尊重司法规律、树立司法权威、体现程序公正的重要技术装置,我们都深刻地认识到庭审实质化改革具有的重大意义和必要性。其二,针对性共识。庭审实质化改革的基本目标是什么?对此,首先应当明确的是,适用庭审实质化的案件应当具有范围和针对性,应当是那些需要通过庭审程序吸收当事人不满情绪,以及通过庭审程序查明争议事实和关键问题的部分案件,即“简案快审、难案精审”。其三,艰巨性共识。庭审实质化改革在价值层面和技术层面将会遇到各方面难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对法院庭审实质化改革性质的判断:它不仅是一个法律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不仅需要法律智识同时需要政治智识,这是凝聚共识、争取支持、攻坚克难最为重要的工作抓手。

最后,庭审实质化改革的关键定位需要进一步明确。其一,改革理念的定位,应当是超前一些还是保守一些?改革目标是技术性的还是实质性的?改革思路是“依法而治”还是“超法而改”?改革方法是“渐进式”的还是“一步到位式”?改革方案应当单独制定还是共同推进?对于这些问题,法院的同志们普遍认为:当前法院的地位相对弱势,对公安侦查,既没有司法令状也没有司法审查,对检察监督,既无法有效制约“带病起诉”又不能“带病宣判”,同时法院内部“案多人少”的矛盾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在这种情况下,法院实施一种相对超前的改革方案的阻力和困难会比较大。其二,改革突破的定位,应当先聚焦在哪一个技术环节?法院庭审实质化改革,无非利用三大技术装置:“言词审”、“争点审”和“程序审”。“言词审”要求贯彻直接言词原则,减少看卷机会;“争点审”要求有效率地开庭以及开好庭前会议;“程序审”要求通过公正的程序吸收当事人不满,严格实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和传唤警察出庭。那么,法院在实施改革试点方案时,应当是重点突破还是各个击破?这存在争议。其三,改革逻辑的定位,应当先争取支持再改革,还是先改革再争取支持?这涉及司法与地方的关系问题。先争取支持再改革,遇到的外部阻力要小一些;先改革再争取支持,遇到的外部风险要小一些,两者利弊互现并没有优劣之分。

总之,C市中院的试点经验告诉我们,尽管法院已经最大限度地调用了其能够调动的权力资源和制度资源,但是当前的改革思路仍然带有强烈的技术主义风格。那么,技术主义改革究竟是“改良”还是“改革”?如果是“改良”还能否称作“改革”?如果不能称作“改革”,它与中央提出的“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存在多大的差距?

以上问题都需要我们在理论上进行总结和反思。本文通过观察、研究C市中院的改革试点,第二、三部分对庭审实质化的技术主义改革路径进行描述和反思,第四部分论证政治路径是庭审实质化真正的“改革”而非“改良”路径,第五部分论证政治路径的具体策略及其作用范围。

二、庭审实质化的技术主义改革路径

庭审实质化的技术主义改革路径(以下简称“技术路径”),基本思路是在确定庭审实质化改革目标的基础上,强调刑事诉讼法中既有构成要素之功能,调整和形成相应的工作机制,革除庭审虚化带来的各种弊端。具体的技术性要求包括:(1)厘清庭前程序与审判的关系,明确庭前程序的功能和事项,保证庭前程序的规范性;(2)强化证人出庭制度,逐步实现庭审的人证中心;[5](3)完善控辩双方的法庭询问技巧和询问程序,发挥当庭询问的作用;(4)明确和重构法庭上控辩双方的证明责任与证明标准,重视法庭的质证环节。以上方面,C市中院的改革试点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研究样本。[6]

(一)技术路径的改革图景

以C市中院的改革实践为例,技术路径主要表现为以下方面:

1.庭前会议的情况。在试点中,适用庭前会议的案件有142件,召开比例为67.62%,中院适用比例为77.78%,20个基层法院适用比例为65.52%,统计情况如下:

2015C市两级法院刑事庭审实质化庭前会议召开情况

法院 2015年召开庭前会议的案件数 2016年召开庭前会议的案件数 召开庭前会议案件总数 示范庭总数 所占案件比例
中级法院 13件 15件 28件 36件 77.78%
基层法院 45件 69件 114件 174件 65.52%
合计 58件 84件 142件 210件 67.62%

C市两级法院示范庭审和庭前会议适用情况

示范庭 庭前会议
中院 2015 18 2015 13
2016(1-8月) 18 2016(1-8月) 15
基层法院 2015 65 2015 45
2016(1-8月) 109 2016(1-8月) 69

以上案件召开庭前会议的主要原因有:(1)申请非法证据排除,占比42.25%;(2)案情复杂、证据繁多,占比24.65%;(3)社会影响重大,占比14.79%;(4)新类型案件、案件专业性较强,占比9.86%;(5)案件涉及信访、维稳,占比6.34%;(6)其它原因,占比2.11%,如下图所示:

庭前会议召开原因

在庭前会议的参与人员中,辩护人参与的比例达99.05%,被告人参与的比例为38.57%,诉讼代理人参与的比例为11.44%,附带民事诉讼原告参与比例为8.96%,鉴定人等参与比例为4.48%。

从庭前会议处理的事项来看,申请管辖的占2.11%、申请回避的占4.23%、整理证据争点的占65.49%、整理事实争点的占58.45%、排除非法证据的占42.25%、确定出庭人员名单及确定庭审证据出示提纲的占11.97%、听取申请不公开审理的理由的占7.75%、附带民事诉讼调解的占5.63%、协商确定开庭日期的占9.15%、其它占2.82%,如下图所示:

庭前会议处理事项

申请管辖 申请回避 整理证据争点 整理事实争点 排除非法证据
2.11% 4.23% 65.49% 58.45% 42.25%
人证名单提纲 听取不公开理由 附民调解 协商开庭日期 其它
11.97% 7.75% 5.63% 9.15% 2.82%

2.人员出庭的情况。2015年示范案件数量为83件,有证人出庭的案件为57件,占总数的68.67%;2016年示范案件数为127件,证人出庭案件数为93件,占总数的73.23%。显然,自推行庭审实质化试点以来,刑事案件证人的出庭率有显著提升。

在人员构成方面,示范庭证人出庭的150件案件中,证人总数量为237人,其中出庭证人最多的为9人,最少的为1人,平均每一件案件证人出庭人数为1.58人。就人员的身份而言,在237名出庭人证中,普通证人数量最多,共计126人,占比53.16%;其次为侦查人员,数量为68人,占比28.69%;鉴定人员占人员构成的第三位,共34人鉴定人出庭,占比14.35%;被害人共4人出庭作证,占比1.69%;5名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就专业知识表达观点、接受质证,占比2.11%。从证人出庭效果分析,在150件有证人出庭的案件中,101件案件中证人当庭证言与庭前证言完全一致,占比67.33%,具体如下图所示:

210件示范庭案件中人员出庭情况

普通证人 鉴定人 被害人 侦查人员(含警察、办案民警) 专家咨询人(含专家辅助证人)
案件数 126件 34件 4件 41件 5件
占比 60% 16.19% 1.90% 19.52% 2.38%

210件示范庭案件中当庭辩论次数情况

当庭辩论次数 1-2次 3-4次 5-6次 7-8次 9-10次 10次以上
案件数 0件 122件 38件 25件 14件 11件
对比案件

占比

177件

0

33件

15.71

0件

18.09

0件

11.90

0件

6.66

0件

5.23

210件示范庭案件中当庭询问次数情况

当庭询问次数(公诉人、辩护人、审判人员询问与发问之和)  

1-40次

 

41-80次

 

81-120次

 

121-160次

 

160次以上

案件数 0件 36件 77件 74件 23件
对比案件

占比

181件0 29件

17.14%

0件

36.66

0件

35.23

0件

10.95%

3.书面证言运用的情况。在210件案件中,共出示(普通)证人证言2439份。其中,控方提交2370份,辩方提交69份。在2439份证人证言中,有证人出庭的证言共321份,没有证人出庭的共1018份。在证人出庭的321份证言中,法庭采纳当庭证言167份,采纳书面证言149份,既未采纳当庭证言也未采纳书面证言5份,意味着83.64%的书面证言被法庭采纳。另外,在这321份证言中,当庭证言与书面证言一致的有183份,占比57.01%,部分一致的有49份,占比15.26%,矛盾的有89份,占比27.73%,具体情况如下图所示:

书面证言举证方式

不同案件书面证言举证方式

书面证言认证结果

在210件案件共出示的2439份证人证言中,直接采纳的有1891份,占比达到了77.53%,这一数据也反映了我国刑事司法的基本特征。在证人出庭的97件案件的321份证言中,对书面证言进行确认的当庭证言占比超过1/2。但还有45%的案件,当庭证言与书面证言并不完全一致,证人出庭是对书面证言的瑕疵进行补正,有的推翻了书面证言。从接近1/4的当庭证言推翻了书面证言这一比例而言,足以说明证人出庭的重要性。

4.非法证据排除的情况。刑事庭审实质化改革前,有27件案件提出了非法证据排除的申请,占审理案件数的12.86%;其中,有5件案件启动了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占审理案件数的2.38%,占申请案件数的18.52%;有1件案件最终排除了非法证据,占审理案件数的0.48%,占申请案件数的3.70%,占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案件数的20%。在刑事庭审实质化改革后,有73件案件提出了排除非法证据的申请,占审理案件数的34.76%。其中,有18件案件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占审理案件数的8.57%,占申请案件数的24.66%;有6件案件最终实际排除了非法证据,占审理案件数的2.86%、占申请案件数的8.22%,占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案件数的33.33%。在上述73件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案件中,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的具体情况如下图所示:

刑事庭审实质化改革后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的种类情况

以上申请排除被告人供述的47件案件中,申请排除重复自白的案件有24件,占比51.06%,而在最终排除非法言词证据的5件案件中,仅有2件案件排除了重复自白。

5.当庭宣判的情况。整体上,当庭宣判的案件有80起,占样本案件总数的38.1%。其中,一次开庭后当庭宣判的有68件,在两次开庭复庭后宣判的有12件,定期宣判的有130件。具体而言,(1)80起当庭宣判案件中,共同犯罪的案件有9起,占当庭宣判案件数的11.25%;130起定期宣判案件中共同犯罪的案件有43起,占定期宣判案件数的33.08%。(2)80起当庭宣判的案件中,涉及2个以上罪名的案件有5起,占当庭宣判案件数的6.25%;130起定期宣判案件中,涉及2个以上的罪名的案件有22起,占当庭宣判定期宣判案件数的17.69%。(3)80起当庭宣判案件中,被告人最后陈述时认罪的案件有33起,占当庭宣判案件数的41.25%;130起定期宣判案件中,被告人最后陈述时认罪的案件中12起,占定期宣判案件的9.23%。(4)80起当庭宣判的案件中,召开庭前会议的有57件,占当庭宣判案件数的71.25%;130起定期宣判案件中,召开庭前会议的有85件,占定期宣判案件数的65.38%。

(二)技术路径的初步成效

首先,技术路径充分体现了现代诉讼的理念。理念是行动的前提和先导,在司法实践中理念表现为指导思想、方针政策、工作原则,或者升为法律制度。制度建设往往仰赖于与之相契合的理念,没有正确的理念指导,制度就难以落到实处。长期以来,我国刑事诉讼“重打击、轻保护”,“重实体、轻程序”,“重配合、轻制约”,“重审前、轻审判”等传统理念根深蒂固。自庭审实质化改革以来,加强落实罪刑法定、程序正义、人权保障、法律平等、无罪推定、证据裁判、控辩平等、疑罪从无、直接言词等现代刑事司法理念开始在实践中大力传播。截止2016年8月,C市中院通过210件示范庭审,在客观上倒逼和促进了法律职业共同体不断提升职业素养以适应改革需要,使控辩不同的事实叙述和诉讼主张在庭审这个特殊的时空中进行动态交锋。

此外,对法院而言,这项改革带来的不是权力和利益,而是更大的责任和更大的压力,各方关注的焦点正在从庭前转移到庭上。参加示范庭的法官们普遍感压力增大,也就更加重视庭审准备和庭审调查。以法官召集控辩双方召开的庭前会议为例,庭审实质化改革前后庭前会议的适用比例大为不同:适用庭前会议的案件达到142件,召开比例为67.62%,仅2016年1至8月试点法院召开庭前会议的案件数较2015年全年召开数就增长了44.83%。检察官、出庭作证的警官和律师也普遍感到庭审的对抗性空前提升,各方对庭审的重视程度明显增强。[7]

其次,技术路径紧扣司法改革精神,推进实践创新。其一,切实加强了机制创新。对目前法律规定不尽完善的庭前会议、非法证据排除、人证调查等程序进行了积极探索和尝试,例如C市中院制定了《刑事诉讼证据开示操作规范》《刑事诉讼庭前会议操作规范》《刑事诉讼举证规则》《非法证据调查程序操作规范》《刑事诉讼人证出庭作证操作规范》《刑事庭审实质化改革一审裁判文书制作规范》等六个规范性文件,实现了操作的规范化。其二,积累了实践经验。例如,C市中院针对当前庭前准备较为随意、重点不明、层次不清等弊端,打造了标准明晰、操作配套的庭前准备流程体系,创造性地探索庭前会议报告程序;针对“排非”庭审调查程序可能造成“审判”警察的负面印象,采取庭前与庭中“两步排非法”;针对人证出庭难的痼疾,强调关键人证“应出尽出”;针对刑事诉讼法对人证调查程序规定不明确,庭审举证和质证核心作用被虚化的问题,强调“混合式”的人证调查;针对过去严重依赖庭后阅卷,证据认定和裁判理由形成在庭后的问题,强调当庭认证和当庭宣判;针对控辩对抗不足,法官“两头支援”的问题,强调诉讼格局的“平等武装”。其三,完善了配套制度。明确实质化的庭审方式主要适用于控辩双方对案件事实、证据争议较大的少量一审疑难案件,对符合轻微刑事案件速裁程序及被告人全部认罪认罚的大量简单案件则“快审快结”,着力构建“简案办快、难案精审”的合理格局。例如,C市中院制定了《刑事案件繁简分流的若干规定》和《刑事案件繁简分流和专业化审判实施办法》等制度,并与市检、公安、司法等机关会签下发了《C市推行轻案快办的若干意见》。其四,加强了被告人的权利保障。例如,以上210件示范案件都有律师参与,律师参与率达100%,在示范案件的405名被告人中,获得律师辩护的被告人比例为94.23%。在律师辩护中,委托辩护和指定辩护分别占61.36%和39.64%,被告人得到律师帮助的权利得以充分保障。

最后,技术路径凝聚了各方共识。从改革取得的效果来看,由党委领导、政法协同、专家参与、社会支持、群众认同的格局已初步形成。其一,形成各方协调的格局。中央政法委、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S省委政法委、S省高级法院、S省检察院,C市市委及其政法委等对C市中院的改革试点给予了肯定性评价。C市中院与公安、检察、司法、律协等建立了多层次、常态化的沟通协调机制。S省委政法委已将庭审实质化改革试点列为两大司法实践的重点工作之一;《中共C市委政法委员会关于在全市深入推进庭审实质化改革工作的通知》已于2016年5月下发。其二,庭审吸收当事人诉求和情绪的功能得以发挥。例如,在一起“盗转抢”案件的庭审中,目击证人、现场抓捕的警察、协警和鉴定人(警察)出庭作证,控辩双方对出庭人员做了充分地询问并且全面地发表了意见,最后合议庭当庭对证据认证并作出判决,改变了指控的抢劫罪名,被告人非常信服,甚至当庭感动流泪,“效果很好”。其三,方法得到社会各界广泛认同。例如,受到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积极评价,专家学者认同支持,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专文介绍,人民日报、法制日报、人民法院报多次专版报道,新华社快讯等中央和省市媒体多次报道。

三、庭审实质化技术路径的反思

C市中院的做法对庭审实质化的技术路径作了很好的诠释,学界也将其视为题中之义。尽管技术路径在总体的方向上值得肯定,有助于保证庭审程序的独立性、中立性、效率性和权威性,符合法治的基本原理;然而,在学理上,技术路径的理念和方法仍然存在以下问题:

(一)问题把握缺乏层次性

技术路径着力于三个方面:一是在“审判中心”背景下理顺公检法三机关的关系;二是完善庭审规则;三是遏制司法的行政化。相应的改革建议和改革措施涉围绕这些问题似乎着眼于改革的全方位,但实际上只是在一个层面上把握问题,缺乏一种层次性的问题视野。

庭审实质化改革面临的问题应当有轻重、急缓之分,而技术路径欠缺对问题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缺乏从全局的高度把握问题与问题之间的内在逻辑,大有将所有问题一把抓的意味。深入剖析庭审虚化的原因即可发现,“侦查中心”的诉讼模式、“案卷中心”的审理模式和法院裁判的行政化,三者是以法院为中心,分别从内因和外因两个方面考察改革的制约因素,即“案卷中心”和“行政化”侧重法院内部的阻力,主要是刑事审判方式的变革,“侦查中心”侧重法院外部的阻力,主要是协调法院与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的关系。以上内因与外因属于技术与实质、表层与深层的关系,而且法院外部的阻力才是制约庭审实质化的最大障碍。换言之,深入推进改革应当将突破口放在外因——如何确保法院依法独立行使职权的问题上。

把握不到问题的层次性,改革就难以形成系统性。一方面,实践中呈现以法院为主要阵地,公安、检察以及其他党政机关各自为政的改革局面。例如,中央政法委、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等作为司法改革最主要的中央机关,相继出台了各自的改革文件,[8]然而相关文件主要是对自身权力运行机制的完善以及加强自身人员队伍的建设,鲜有在“以审判为中心”的背景下协调不同机关的关系。[9]另一方面,从理论研究成果中也能看出学者们在提到“如何理顺公检法三机关的关系”、[10]“从侦查中心转向审判中心”、[11]“构造新型诉审关系”[12]等问题时总会感到改革之复杂和棘手,也就遇到了研究改革建议的瓶颈。这是因为,协调公检法三机关的关系并不是一个单纯的规则构建和人员管理的问题,更是一个关乎国家权力组织的体制性问题,在法律层面外还关涉政治层面的问题。因此,在当前的问题意识下,将不同层面的问题放在同一层面对待,很可能事倍功半,甚至徒劳无功。

(二)践行逻辑似显简单

技术路径得以被广泛支持,动力主要源于两个方面:一是构建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推进庭审实质化改革,符合司法规律,是刑事诉讼客观规律的必然要求,[13]这是最强的理论支撑;二是本轮司法改革受到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四中全会曾专题讨论全面深化依法治国问题,提出“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这是最强的政策支撑。概括起来,技术路径的践行逻辑表现为:庭审实质化改革在理论上是正当的,并且在四中全会后中央和地方又如此重视,那么有了依据和积极性,改革就会成功。

以上想法只是看似美好。一方面,改革具有理论上的正当性和政策上的支持,并不意味着就会畅通无阻,改革能否走向深入的关键不在文字而在实施。实现个案审判的实质化不难,难在形成实质审判的司法环境。例如,虽然党政领导的讲话和正式的规范性文件都多次提到“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支持政法系统各单位依照宪法法律独立负责、协调一致开展工作”,[14]“保障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15]但是“支持”和“保障”不能仅限于形式上的表态,更重要的是将这些领导支持和政策文件化为现实。

另一方面,本文之所以对技术路径有所顾虑,原因在于刑事诉讼法并没有规定法官形成案件事实的心证时点必须在庭审调查环节,也没有规定承办法官不能看卷,更没有规定合议庭调查证据只能在法庭这个物理空间。

现实中,公诉案件的办理在我国有“审理方式”与“处理方式”之分。审理方式针对控辩双方的外部程序,处理方式是针对案件流转的内部程序。从审理方式看,合议庭通过庭前阅卷形成初步意见,通过开庭确认和修正初步意见,通过庭后合议形成最终判决,这种“阅卷—开庭”的案件审理方式,可以说是我国刑事司法因应刑事诉讼法规定、经过长期实践探索形成的审判习惯,它并不违反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从处理方式来看,“合议庭承办人听案、会同庭上领导议案、报请分管领导定案、审委会决定疑案”这一带有行政色彩的案件流转方式是与“阅卷—开庭”案件审理方式相辅相成的产物。因此,公诉案件的审理方式与处理方式,如同一个硬币的两面,紧密联系、不可分离。

这就意味着,如果仅仅对刑事审判活动作技术主义的改革,即要求法官只能在法庭调查中形成内心确信,那么对合议庭而言,庭审实质化将带有“超法而改”的要求,相关改革措施势必要突破现行的法律框架,其正当性就受质疑。首先,刑事诉讼法没有相应的规定;其次,目前的审理方式允许阅卷,合议庭有可能在庭前就形成对全案的初步意见,庭上只是确认和作技术性修正。重要的是第三点:在案件的处理方式上,可能会使责任划定变得模糊。就是说,如果不对处理方式作较大的调整,如将案权下放,那么在目前办案主体(合议庭)与定案主体(庭领导、院领导)相对具有明显区分的情况下,庭审实质化的要求只会加重办案主体的办案责任。又要警惕的是,如果庭审实质化只是对案件审理方式而非处理方式的基本要求,办案终身负责制与案权分离之间的矛盾将会因为庭审实质化的要求而变得更加突出。

(三)实质效果难以保证

技术路径能否取得既定效果,首先取决于办案机关的理念能否转变。例如法院应当平等地对待控辩双方;严格意义上的庭审中心主义应当充分保障被告人的诉讼权利特别是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16]完善控辩平等的对抗机制,保障辩方的对质权;[17]检察机关在行使法律监督权的过程中应当保持克制,包括在法庭上要自觉服从法官的指挥,维护法庭尊严,在法庭外要将公诉权和监督权应适当分离,法律监督主要是事后监督。[18]其次取决于是否有相应的程序保障机制。这就要保证法官能够直接有效地审查证据,加强证人出庭、警察出庭作证;完善庭审举证、质证的规则;完善庭审调查规则。[19]此外,保证法院审判的独立性和中立性,对此中央政法委《关于切实防止冤假错案的规定提出》第8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不能因为舆论炒作、当事人及其亲属上访闹访和‘限时破案’、地方‘维稳’等压力,作出违反法律规定的裁判和决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意见》第23条同样表态:“严格依照法定程序和职责审判案件,不得参与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联合办案。”

然而,现实是疑难复杂案件依然靠“开会”、“请示”或者“协调”,难以“协调”的案件则是靠“拖”,只有简单案件才敢当庭判决。一些简单的案件看似做到了实质的庭审;其实不然,法官当庭判决的理由多半数形成于庭前,庭审的任务只是完成程序或者避免出现突发情况。根源在于,技术路径并未改变公检法三机关的核心关系,或者说如果不对三机关在国家政治权力体制中的关系进行平衡,技术路径的一切努力将只能取得形式上的庭审实质化。

四、庭审实质化政治路径的提出

技术路径在理念和策略上都有局限性,即便应对上述庭审实质化改革的一般问题也未能彻底解决,尚需自身完善。然而,除一般问题之外,庭审实质化改革还面临我国司法实践长期以来的“积难问题”,这是探索政治路径的根本原因。

(一)庭审实质化改革面对的积难问题

庭审实质化改革面对的“积难问题”,是指法院对公安、检察机关的制度性制约能力不足的问题。究其原因,我国法院对公安、检察机关的侦诉行为只有配合而鲜有制约,法院在公检法三机关的权力架构中属于“弱势法院”而非“强势法院”。一方面,法院对侦查机关的侦查行为,既没有事前的司法令状也没有事后的司法审查,而公安机关却属于强势的政府部门,很容易影响到法院的司法行为。另一方面,法院对检察机关的公诉行为,既不能限制检察长列席审委会也不能对“带病起诉”的案件轻易宣告无罪,反而刑事诉讼法赋予检察机关反贪和民行等法律监督方式,使得检察机关在“否决”法院的决定方面具有了某种优势。

反观某法院“盗转抢”案件的开庭。检察机关的起诉意见是“盗转抢”:根据掉落在地上的一把打开的折叠刀,认定被告人行窃后在抓捕过程中具有反抗行为,理由在于那把折叠刀不似弹簧刀,不可能在掉落的过程中自动打开,所以刀应当是被告人主动取出来并打开的。案卷还载明,当时有一名年龄较大的保安甲首先追上去,后面跟着一名协警乙,协警听见前面的保安叫喊被告人有刀。本案中,被告人承认在小区行窃的事实,但坚决否认在抓捕过程中有反抗行为,提出自己并没有把刀取出来,刀是掉在地上的,至于为什么折叠刀是打开的,被告人也说不清楚。因此,本案认定“盗转抢”的一个关键事实:被告人在抓捕过程中是否取出并打开折叠刀进行反抗?

在庭审中,目击证人甲、协警乙、以及后来赶过来警察丙、警察鉴定人(说明那把折叠刀不可能自动打开)出庭作证。其中,除了甲坚称看到被告人取刀并打开以外,协警乙和警察丙都说自己看到被告人摸刀,丙甚至走到被告人面前,仔细地辨认了一下,确定被告人就是这个案件被抓捕的人。不过,乙、丙在庭上的说法与案卷载明的乙、丙书面证言有较大的出入:乙的书面证言是他听见甲喊被告人有刀,丙的书面证言是他到现场后被告人已被甲、乙制服,刀已经掉在地上并打开。乙、丙出庭作证都签署了保证书并宣誓。如果不考虑案卷载明的书面证言,根据甲、乙、丙三人的当庭作证,可以认定被告人指控罪名成立,按抢劫罪定罪量刑。但是,审判长一改检察机关指控的罪名,当庭判决认定被告人犯盗窃罪。

合议庭之所以这样做,本文推测主要是出于庭审效果的考虑,即通过传唤证人出庭作证改变原来的“盗转抢”指控,以此表明庭审实质化具有良好的案件事实查明功能,而且这是庭前阅卷所达不到的。然而,合议庭没有注意到乙、丙当庭证言与书面证言之间的矛盾可能对事实查明带来的影响:如果要改变检察机关的指控,合议庭就只能相信庭前阅卷所看到的书面证言,庭审并没有实质化;如果合议庭要追求庭审实质化的效果,则只能相信当庭证言,那就不能够改变原来指控的罪名。合议庭判定被告人犯盗窃罪,改变原来指控罪名,恰恰证明庭审当中传唤证人出庭,不仅不能够查明案件事实真相,甚至在为法庭调查案件事实制造麻烦和障碍。

本案中,合议庭试图通过实质化的审判来改变检察机关的指控,其初衷可以理解。但是,令合议庭始料未及的是乙、丙会当庭改变证言,尽管他们都宣誓和在保证书上签字。从公检法三机关的关系而言,这足以反映法院对公安机关侦查人员的制约能力不足的问题。试想,合议庭能够通知实施抓捕的协警乙和警察丙出庭作证已属不易,更何况面对乙、丙当庭翻供时的无力。可以说,一般情况下合议庭这个时候必然会选择延期宣判而非当庭宣判。

在非法证据排除的操作程序中,法院制约能力不足的问题更为突出。法院通过宣告非法证据不能作为定案根据来有效遏制侦查权力中最为重要的部分——讯问犯罪嫌疑人权力——不被滥用来实现审判权对侦查权的审查。这是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的重要内容,但在实务中法院排除非法证据十分困难。原因不仅仅在于制度规定把应当排除的非法证据范围定得很窄(主要是言词证据)、要求定得很高(仅限刑讯逼供、暴力、威胁)、效力定得过于弹性(仅是不能作为定案根据,没有“反复自白”和“毒树之果”等派生证据是否需要排除的规定)。

更在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无法在刑事诉讼中的一些“灰色地带”发挥作用。其实,最容易发生刑讯逼供的地点并不在于侦查机关立案后在其办公地点的所谓第一次讯问,也不是在看守所所谓的逮捕讯问或者公诉讯问,而是在借用“双规”手段或者初查程序以协助调查之名等法外手段要求被调查对象交待问题的场合。试想一下,能够“双规”的主体只是调查机关不是侦查机关,“协助调查”只是调查手段而不是侦查手段,那么怎能要求调查机关和调查手段依照刑事诉讼法对侦查机关和侦查手段的规定来行为?这些地方正是滋生相应法外调查手段的温床,为了追求所谓的“打击效果”最容易发生刑讯问题。同样,为了变相延长办案期限,一些反贪机构建立起所谓的适用指定监视居住的固定场所,不问指定监视居住的具体适用条件,直接对可以在住所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也采用指定监视居住。这种做法只不过是把检察院反贪局的办案地点换了一个地方而已,没有实质贯彻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第三方羁押制度的立法意图——对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以后必须立即送看守所,以保证侦查权力不被滥用和维护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以上灰色地带从根本上排除了法院实施管辖权的可能性。因此,在职务犯罪案件庭审过程中,经常发生这样戏剧性的一幕:被告人声泪俱下说自己受到刑讯逼供,要求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的调查程序,合议庭要么当庭制止或者拒绝,要么给出纪检机关的调查行为不在本庭调查范围的“合法理由”。

在公安侦查的刑事案件中,法院由于制约能力不足,要实质认定侦查人员刑讯从而排除非法证据,也会遇到很多制度和操作障碍。最为明显的是,在非法证据调查程序中《刑事诉讼法》第57条第2款规定的“人民法院可以通知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出庭说明情况”、第187条第2款规定的“人民警察就其执行职务时目击的犯罪情况作为证人出庭作证,适用前款规定”、第187条第3款规定的“鉴定人出庭”,三者有一定的差异。根据第187条第2、3款的规定,控辩双方可以对警察发问,但是在第57条第2款中侦查人员只是出庭“说明情况”。如果侦查人员出庭只是“说明情况”则庭审仍然不具备“言词审”的功能;如若不然,控辩双方及法庭是否可以对他进行发问?是否可以适用证人条款?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规定。此外,如果法院根据第57条“通知”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或者根据第187条第1款认为警察有必要出庭作证,但是侦查人员或者警察拒绝出庭的,法院对侦查人员不能适用第188条规定的“强制证人出庭”条款,而对作为证人的警察,实践中也极少强制其出庭。最后,在条文的表述中法院对当事人采用“传唤”(第182条第2款、第205条提2款),而对公安、检察机关只是“通知”,语气明显不同。

退一步讲,即使能够认定侦查人员有刑讯嫌疑,法院有没有直接的制约手段?实践中,法院既不能像检察机关那样向公安机关的违法侦查行为提出口头或者书面纠违建议,也不能像公安机关的上级部门或者国外治安法官的那样给违法警察必要的惩戒。我国法院只能够通过宣布证据为非法取得而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这种间接方式来认定警察违法侦查。另外,《刑事诉讼法》第56条只规定了非法证据的启动程序和调查程序,没有规定非法证据的裁判程序。如果法院认定了非法证据,之后需要以什么方式宣告非法证据?是单独下裁定还是在实体判决书中一并作出说明?在实体判决书中承办法官应当在“经审理查明”部分认定证据非法,还是在“本院认为”部分认定证据非法?以上种种深刻揭示法院在面对公安、检察机关时的弱势地位。

(二)政治路径的必要性

政治路径的基本构想,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体制内,通过实际提高法院的政治地位以带动法院在解决涉案各方面问题的政治权力,形成足以制约公安、检察机关的权力能力和树立司法权威,最终解决庭审实质化面对的积难问题,完成庭审实质化的改革任务。提出庭审实质化改革的政治路径,是为准确理解和贯行中央对政法机关提出的“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要求,对技术主义改革路径无法解决的法院制约能力不足等涉及司法体制的深层次问题作出回应和相应的政治安排。本文认为,政治路径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在性质上,政治路径与技术路径之间不是互相排斥的竞争关系,而属于协同关系,二者的根本目标一致,都是遵循司法运行的基本规律。如果我们把庭审实质化的技术路径视为在刑事诉讼法框架内进行的一种法治改革路径的话,那么政治路径并不是要否定技术路径改革的基本方向和策略,相反政治路径在于保障技术路径改革目标的达成。政治路径的基本思路,是要触及技术路径无法改变的深层次问题,在体制上作出相应的考虑与安排,破除技术路径遇到的体制性障碍和积难问题,完成改革目标。

第二,在思想上,政治路径旨在提高法院政治地位和政治待遇,希望通过这种做法加强法院对公安、检察机关的制约能力。需要说明的是,政治路径的立论思想不是西方的“三权分立”。“三权分立”属于国家权力的政治性分配,通过政党之间的博弈来完成,分权与制衡的主体是司法机关、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政治路径是根据中国国情和政情提出的改革方略,不是要改变我国的政治体制结构,相反是在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一基本国情、政情,期望提高法院在党内的政治话语权来带动法院在审判活动中的话语权,目的是协调公检法三者的关系,探索推进庭审实质化的根本方法。

第三,在方法上,政治路径不是要根本改变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公检法三机关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原则,而是根据中国司法的实际困境对三机关之间的制约关系进行相应的调整。习近平总书记已经明确指出:“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公检法三机关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各司其职、互相配合、互相制约,这是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诉讼制度,必须坚持。”[20]本文认为,庭审虚化的根本原因不在于三机关“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原则本身存在缺陷和问题,而是实践中没有真正理解和严格执行这个原则。“互相制约”原则要求三机关相互具有制约能力,但实际情况是只有公安、检察机关对法院的“单向制约”,而法院对于公安机关可能错误的强制措施,或者检察机关“带病起诉”的案件的制约能力过于弱小。这是造成所谓的刑事案件“做饭、端饭、吃饭”流水线作业现状的根本原因。政治路径要求加强法院对公安、检察机关的制约能力,不是要改变三机关配合制约原则,反而是为了更好地坚持这一原则。

除此之外,政治路径对于准确理解中共中央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政策方略,解决法院制约能力不足的深层次的体制问题具有深远的意义:

首先,法治的核心要义应当是具体的富有操作性的法院之治,甚至是法官之治,不是抽象的纸面上的法律之治。这可以说是法治理论中带有共识性、公理性的观点。要真正做到法院之治,在中国当前政治环境中应当提高法院的政治地位,在党的领导体制内给予法院相应的政治待遇。

其次,政治路径是技术路径不可或缺的必要补充。没有政治路径,技术路径不仅会面临前文分析的相应的技术难题和困境,无法实现庭审实质化的改革意图,而且还会让技术路径在地方法院系统的改革试点中沦为一场秀。地方法院系统庭审实质化改革试点,要在根本上加强法院对公安、检察机关的制约能力,迫切需要中央的顶层设计和相应的制度支持,当然应当在政治层面有所作为。这是巩固和加强党领导司法的基本路径。

最后,只有政治路径才能彻底改变“侦查中心”的传统做法。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庭审实质化的技术改革举措与中央提出的“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改革”要求还有不小的差距。“以审判为中心”要求改变过去“侦查中心”的做法,审前侦查活动和审查起诉活动要面向审判,[21]最为根本的举措是要树立法院的司法权威,敢于对公安的违法侦查和检察院的“带病起诉”说“不”。如果我们对“审判中心”作不同解释,即法院中心、庭审中心和法官中心,[22]法院中心和法官中心属于“以审判的主体为中心”,庭审中心属于“以审判的时空为中心”,前者更加具体和深入。庭审实质化的技术路径只能有限的实现“庭审中心”的改革意图,而政治路径能够彻底实现“法院中心”,甚至是“法官中心”。显然后者更能体现中央的司法改革意图——让审理者裁判,更能确立法院的司法权威。

五、庭审实质化政治路径的可行策略

政治路径属于深入推进庭审实质化改革的顶层设计,基本策略是在政治层面设计改革,这需要有恰当的理念与合理的措施来配合。

(一)目标与方案

政治路径的目标是将法院审判工作纳入地方党政工作的重要构成与地方政法工作的核心组成。作为党政工作的重要构成,是指法院审判工作本身就是地方党政的中心工作,它与地方党委管理的政府工作、纪检工作、意识形态工作同等重要。作为地方政法工作的核心组成,是指以法院审判的工作为中心,重新梳理当前政法管理职能的目标定位,让综治维稳等社会管理工作服务于法院的审判工作,将相应的社会管理职能归为法院的司法延伸职能(如诉前调解、判后释疑)。当然,地方政法工作考虑的起点与终点应当是法院司法权威的树立。

从这个意义上讲,政治路径的改革目标首先是重新定义法院工作与地方党政工作的关系。法院工作对地方党政工作而言,尽管日益受到地方党政领导的重视,但与政府、纪检、意识形态等工作相比,只能算是“外围”工作。例如,地方党政对法院工作的目标考核,都会把“服务中心工作”放在首要位置,要求法院的审判工作要为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保驾护航。法院工作服务于中心工作,本身就表明法院工作不是中心工作。本身是服务地位不处于支配地位,这就导致地方党政对法院人财物的支持,要以法院工作的目标考核为前提。政治路径的任务是要改变这种现状,要把法院工作纳入地方党委的中心工作,法院人财物的配备要形成单独的保障序列,尝试与法院的工作目标脱离。

本文认为,实现上述目标的突破口是提高各级人民法院院长的党政权力位阶,可以有三种选择:

方案一:让法院院长兼任党委分管领导,将政法工作及其相关工作全部纳入法院院长的管理范围。在中央一级,可以考虑让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进行入中央政治局,将目前中央政法委的工作全部纳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管理范围。在地方一级,可以考虑让各级地方法院院长兼任地方党委的分管副书记,直接领导地方政法及其相关工作。

方案二:让法院院长兼任党委常委,将政法工作纳入法院院长的管理范围。在中央一级,可以考虑让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将人民法院工作纳入到中央政法委工作中。在地方一级,可以考虑让各级法院院长兼任地方党委常委和政法委书记,对地方政法工作按照人民法院工作序列进行梳理。

方案三:让法院院长兼任地方党委委员和政法委副书记,从而在政法工作层面形成对公安、检察机关的制约能力。

三种方案的共同之处,都是实质提高法院院长的政治权力位阶,提高法院在当地党政序列中的政治地位,并且给予相应的政治待遇。针对目前通行的地方各级公安局长兼任地方政府副职(如副市长)或者地方政法委副书记的做法,通过上述调整,法院院长在地方党政的领导序列上最低能够保持与公安局长的“平起平坐”,进而可以通过协商会签、牵头安排甚至分派任务等方式来解决法院在刑事审前程序中遇到的各类技术问题,例如强制侦查人员出庭、排除非法证据、规范和查处违法侦查行为,等等。

三种方案的不同之处在于,第一种方案的改动最大,要求当地法院院长进入地方党委的主要领导序列,将法院工作直接作为地方党政的中心工作对待——法院院长兼任地方党委副书记,从而与分管纪检工作的副书记处于同一政治序列,高于可能担任地方党委常委的宣传部长、组织部长或者主要区、县党委正职。第三种方案的改动最小,当地法院院长不进入党委的领导序列,不作为地方党委常委,但是应当进入地方政法委的领导序列,其在党内领导序列低于担任地方党委常委的组织部长、宣传部长或者主要区县正职负责人。第二种方案是折衷方案,法院院长进入地方党委的领导序列,任地方党委常委,针对组织部、宣传部等部门而言是同级的领导序列。

(二)可行性

政治路径是从法院审判工作外围的政治层面为实现庭审实质化扫清障碍,这一策略的可行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在理念上,政治路径坚持了党领导司法的政治立场。这是使政治路径得以可行的基础。实际提升法院的政治地位和政治待遇,既符合中国国情,又能切实加强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宪法》序言载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制的完善,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四中全会也明确指出:“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把党的领导贯彻到依法治国全过程和各方面,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一条基本经验。”根据四中全会的具体安排,中国共产党领导立法和支持司法,将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同依法执政基本方式统一起来。在中央层面,由党中央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同人大、政府、政协、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一起依法依章程履行职能、开展工作。在地方层面,各地党委政法委有责任和义务开展具体的工作。例如,2013年中央政法委发布的《中央政法委关于切实防止冤假错案的规定》就有规定:“各级党委政法委应当支持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支持政法各单位依照宪法和法律独立负责、协调一致地开展工作。”简言之,政治路径是在加强而不是在削弱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

当然,政治路径改革也不是在强化司法的地方化。四中全会文件明确司法权的“中央事权”属性,以及提出要“人财物省以下统管”的改革构想,在目标上有推动司法“去地方化”的考虑。这似乎与政治路径要求的将法院工作作为地方党政的中心工作有一些冲突。但事情并非如此,因为这两者处于不同的位阶、居于不同的层次。将法院工作纳入地方党政工作,这是从法院工作的重要性而言,属于政治层面、体制层面的问题,追求一种合理性;而法院审判权属于中央事权,是从法院司法权属性而言,属于法律层面的问题,所追求的是合法性。事实上,法院总是要在具体的地方,通过裁判处理各类案件来体现法院工作的存在。四中全会规定的“中央事权”属性,应当是要求法院严格依照法律规定而不是依照地方党委的意志来裁判案件,目的是保障审判工作的公正和权威,因此与将法院工作纳入地方党政的中心工作不矛盾。

第二,在方法上,政治路径采取的是一种“相对合理主义”的改革思路,不会直接给我国现行的政治体制带来冲击。申言之,在职位上提高人民法院院长的权力位阶,改变的只是现任法院院长的一种“符号地位”,离其“实质地位”的提高还有一定的差距。[23]因此,在当前的语境下,提高法院院长的政治地位需要逐步完成:首先是在职级上提高院长的政治地位,完成院长“符号地位”的提高;之后,通过“符号地位”的提高带动“实质地位”的提高。

提高法院院长的“实质地位”。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我们必须清楚“符号地位”与“实质地位”之间的逻辑关系和确立“实质地位”蕴含的制度逻辑。二者的关系在于,“符号地位”的提高不是必然能根本改变院长的“实质地位”,前者可以被“创造”,而后者不能,后者的目标是形成法院制约公安、检察机关的制度,这是一个长期的积累过程。这个过程之所以漫长,因为政治路径不在于某位、某任院长的政治地位的提高,不在于某一时刻法院有了制约能力,也不在于个案的庭审实质化,而是要构建一种常态化的制约制度。对于制度的形成而言,“一个先例仅仅只是一个起点,而至有这一先例为后人所遵循且必须遵循是才能成为制度。”[24]积累,形成法院制约公安、检察机关的制度需要积累,庭审实质化同样是被积累出来的。技术路径似乎认为庭审实质是被“创造”出来的,此乃错误的认识。这方面,美国司法审查制度的确立可以给我们很大启示:1803年Marbury v. Madison案开启了司法审查的先例,直到1857年Dred Scott v. Sandford案才真正确立司法审查制度,前后经历半世纪之久,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权力和威信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经过权力的长期博弈得以逐步树立。[25]

虽然“符号地位”可以被创造而“实质地位”需要积累,但是积累实质地位所需的条件是可以被创造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政治路径亦为可行之策。这些条件包括:(1)法院院长在获得“符号地位”后要敢于代表法院与公安机、检察机关进行利益博弈;(2)法院要敢于遵照庭审实质化的原则审理和裁判案件;(3)法院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保持对前两项活动的积极性;(4)法院要坚决维护取得的成果,对阻碍庭审实质化的违法行为要坚决审查;(5)法院要充分调动社会资源,向全社会树立法院的司法权威。这些条件共同促进法院制约公安、检察权力的司法能力。

第三,在实践中,上述提高法院院长政治地位的部分做法可以说是有先例的。例如,由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兼任中央政法委书记,原中央书记处书记、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任建新曾就兼任中央政法委书记(1992-1998)。此外,在最高法院院长兼任中央政法委书记之后,可以再进一步,继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而不只是中央委员,如原中央政法委书记彭真(1980-1982)、乔石(1985-1992),现任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三)保障条件

政治路径最终能否取得成功,仍要回到技术路径上来,通过相应制度的调整来保障。

第一,政治路径不能脱离技术路径。技术路径是提高法院自身审判素能,推行政治路径改革的前提与基础。例如,“难案精审、简案快审”的程序分流,庭前会议中的诉答准备、争点整理和审理安排,在庭审调查中加强对言词证据调查的研究以贯彻直接言词原则,法官心证的当庭形成以及裁判说理等技术主义的改革举措,这些都是法院自身练好内功、提高素能的抓手,也是争取公安、检察机关政治认同的关键。如果法院自身没有很强的诉讼指挥能力和庭审驾驭能力,那么很难想象公安、检察机关能够听从法院的安排,认同法院的司法权威。

第二,逐步对公安机关的强制侦查行为和强制措施在法律层面进行可诉化改造。这可以考虑分成三步:首先,从非法证据排除的法庭调查开始,逐渐扩大能够进入“排非”程序的侦查讯问范围。非法证据排除中法庭调查的实质是用法院的审判权来确认侦查讯问权的行使是否合法,目前的制度安排是在侦查人员行使讯问权严重违法的情况下法院的审判权才能介入,以后可以将讯问中的一般违法情况也纳入专门的非法证据调查程序,允许辩护人提出并启动“排非”调查。例如,在重大案件没有同步录音录像、讯问笔录制作有瑕疵、存在诱供或者指供等情况下,侦查人员和相关人员应当如同涉嫌刑讯逼供的当事警察一样,必须接受法院的通知且出庭说明情况。其次,从违法侦查讯问的法庭调查开始,逐渐扩大能够进入审判程序的涉及财产关系的违法侦查行为,把对犯罪嫌疑人财产利益有重大影响的冻结、查封等侦查措施纳入审判程序。例如,允许第三方单位或者相关人员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的法庭调查结束以后,请求合议庭开启专门的调查程序,对可能被错误查封冻结的财物作出确认和处置,并且可以要求相关人员出庭说明情况。以上的最终目标,是将涉及人身关系的违法侦查行为和刑事强制措施纳入审判程序进行审查,同时在通知侦查人员出庭的强度上,考虑随着法院制约能力的加强而对侦查人员出庭适用证人出庭的相关规定,如传唤甚至拘传。

第三,需要程序法官制度的支撑。如果在庭审实质化改革中尝试政治路径,我国有必要建立专门的程序法官制度。从C市中院的试点经验来看,可以对所有能够“事后审查”的涉嫌违法的强制侦查行为和强制措施,在开始之前由法院进行“事前许可”。例如,可以考虑把一些中级法院内部设立的具有维稳信访功能的立案二庭,改造为刑事程序裁判庭并将公安机关的法制部门纳入,以专门审查和签发对强制侦查行为和强制措施的许可令状。

六、结 语

庭审实质化改革首先是一个法律问题,然而遗憾的是,在法律思维下的技术主义改革路径不能彻底解决司法实践面前的积难问题。在中国的现实语境下,庭审实质化改革又是一个政治问题,所以要树立解决问题的政治意识。探索政治路径是必然选择。本文提出的政治路径属于对庭审实质化改革思路的拓展,一种尝试性探索,以期唤起学界和实务对改革的新的视野和新的问题意识。

当然,庭审实质化改革最终无论选择技术路径还是政治路径,抑或其它,改革的思路、方法和目标在根本上都是一致的,那就是必须遵循司法运行的基本规律。只有遵循司法运行的基本规律,我们的改革才能走在一条合法、现实与可行的道路上。

[1] 例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充分发挥审判特别是庭审的作用,是确保案件处理质量和司法公正的重要环节”。参见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党建》2014年第11期,第24页。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在2016年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指出:“要落实证人出庭作证制度,提高律师辩护率,防止庭审走过场”,“提高当庭宣判率,增强裁判结果的可预见性”。参见邢丙银:《中央政法委:将研究提出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具体意见》,澎湃网:http://www.thepaper.cn/www/v3/jsp/newsDetail_forward_1423978,2016年1月26日访问。

[2] 例如龙宗智:《庭审实质化的路径和方法》,《法学研究》2015年第5期;龙宗智:《“以审判为中心”的改革及其限度》,《中外法学》2015年第4期;汪海燕:《论庭审实质化》,《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2期;何家弘:《从侦查中心转向审判中心——中国刑事诉讼制度的改良》,《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5年第2期;沈德咏:《论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中国法学》2015年第3期;魏晓娜:《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法学研究》2015年第4期;樊崇义、张中:《论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中州学刊》2015年第1期;顾永忠:《试论庭审中心主义》,《法律适用》2014年第12期;陈光中、歩洋洋:《审判中心与相关诉讼制度改革初探》,《政法论坛》2015年第2期。

[3] 例如成都市温江区法院,除民警出庭作证接受控辩双方交叉询问外,在案件庭审过程中,法官当庭宣读庭前会议报告、证人宣读保证书、法官少发问控辩双方多“过招”、裁判理由法官当庭详细说理等“新看点”。参见王鑫等:《庭审实质化改革的成都市实践》,《人民法院报》,2015年4月20日,第6版。此外,在一起抢劫案件中,法官通过当庭对质使得被告人不得不当庭承认犯罪事实;并且该法院在实施庭审实质化一年多来,在庭审中通过一证一质一辨的方式进行审判,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参见王贵东:《罪与刑庭上明——山东济南天桥区法院力推庭审实质化》,《人民法院报》,2014年12月30日,第4版。

[4] 这主要体现在C市中院编印的两本资料上:一是中院和基层试点法院开展庭审实质化改革的运行分析报告,二是C市中院下发的庭审实质化改革文件与试行规范的资料汇编。

[5] 庭审的“人证中心”与当前的“物证中心”相区别。从证据方法的角度来说,在“物证中心”下,庭审强调对实物证据的调查,调查方法以出示物证或者照片、播放同步录音录像或者宣读笔录类证据为主,法官忽视对证人、被告人、鉴定人的察言观色。“人证中心”与此不同,强调证人、鉴定人出庭接受询问,强调法庭调查以交叉询问的方式进行,法官要重视证人等在庭上的言行举止,分析其心理活动,以此综合审断证据。

[6] 在本文调研期间,C市法院开展庭审实质化的示范庭共210件,本部分数据系从C市中院研究室获得。

[7] C市检察院、C市公安局、C律协纷纷加强人员出庭规范建设,开展询问证人的技能培训。C市公安局制定了《民警出庭作证工作规范》和《关于防止非法证据的相关规定》;C市检察院制定了《检察机关法庭询问证人、鉴定人工作指引》和《关于公诉环节非法证据排除的指导意见》;C市司法局也对《C市法律援助条例》做了相应的修改;C市律协专门制定了《律师参与刑事庭审实质化业务指引》和《律师刑事庭审实质化业务培训制度》。

[8] 例如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于2015年4月印发了《关于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的实施方案》;最高人民法院于2015年2月26日印发了《关于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革的意见》;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15年2月25日印发了《关于深化检察改革的意见(2013—2017年工作规划)》;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于2015年2月17日印发《关于全面深化公安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框架意见》及相关改革方案。

[9]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深化检察改革的意见(2013—2017年工作规划)》,只在总体目标上提到“检察机关与其他政法机关既互相配合又依法制约的体制机制更加健全”。

[10] 参见何家弘:《从侦查中心转向审判中心——中国刑事诉讼制度的改良》,《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5年第2期,第137-138页。

[11] 参见陈光中:《如何理顺刑事司法中的法检公关系》,《环球法律评论》2014年第1期,第63页。

[12] 参见卞建林、谢澍:《“以审判为中心”视野下的诉讼关系》,《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第36页。

[13] 参见朱孝清:《略论“审判为中心”》,《人民检察》2015年第1期,第6页;顾永忠:《“庭审中心主义”之我见》,《人民法院报》,2014年5月16日,第5版。

[14] 王佳宁:《习近平出席中央政法工作会议:坚持严格执法公正司法》,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1/08/c_118887343.htm,2016年1月26日访问。

[15] 王婷婷:《孟建柱:切实提高政法机关服务大局的能力和水平》,松原市长安网:http://www.jlzf.org/changan/f/songyuan/detail_info_20003258.html,2016年1月26日访问。

[16] 同注13,顾永忠文,2014年5月16日,第5版。

[17] 参见张建伟:《审判的实质化:以辩方的视角观察》,《法律适用》2015年第6期,第7页;石莹莹:《构筑“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诸要件的思考》,《政法论坛》2016年第1期,第162页。

[18] 同注13,朱孝清文,第6页;参见谌辉、罗健文:《强化理论支撑,推进刑诉制度改革——刑事庭审实质化改革试点研讨会综述》,《人民法院报》,2015年11月4日,第6版。

[19] 参见龙宗智:《庭审实质化的路径和方法》,《法学研究》2015年第5期,第141页;何家弘:《从侦查中心转向审判中心——中国刑事诉讼制度的改良》,《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5年第2期,第139页;沈德咏:《论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中国法学》2015年第3期,第14页。

[20] 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党建》2014年第11期,第24页。

[21] 参见龙宗智:《“以审判为中心”的改革及其限度》,《中外法学》2015年第4期,第849-851页。

[22] 参见罗维鹏:《法院中心、庭审中心与法官中心:对“以审判为中心”的认识框架》,《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第90-93页。

[23] “符号地位”,概括的指法院院长享有的与其党政身份有关待遇和礼遇,属于法院院长在司法系统或者行政机关中受人尊敬的身份外观,比如出席会议座次、外出配车、接待级别等。“实质地位”,是指法院院长制约公安局长、检察长的司法权力和政治权力,反映法院对公安、检察机关办案的强有力的制约和监督。“实质地位”强调法院制约公安、检察机关的实际效果。

[24] 苏力:《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关于马歇尔诉麦迪逊案的故事》,《比较法研究》1998年第1期,第70页。

[25] 参见注24,苏力文,第70-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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