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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子潇 | 由“迎法下乡”遇冷看农民法律意识的生成机制

[摘要] 在农民法律意识的生成机制中,“感知—判断决策—图式形成”是基础性内在结构,农民生活中的法治实践是外在影响因素。通过观察“迎法下乡”遇冷的现象可知,正负面法律信息与农民的“关系性距离”,规避风险为目的的“判断标准”,和既有图式对新判断结果的“顺 应”,是影响农民法律意识生成的三个关键性因素。它们联通意识生成的内在结构与外在社会特征,形成了完整的法律意识生成机制。正是因为负面法律信息与农民的“关系性距离”更近,农民对法律的避险功能产生消极判断,法律图式又顺应了这些新判断,导致出现了“迎法下乡”遇冷的现象。

一、问题、范畴与方法

培养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是实现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途径之一,培养农民的法律意识则是其 重要组成部分。国家投入大量资源来实施送法下乡举措,但部分农民的法律意识目前仍相对淡薄。一些农民虽然对婚姻、土地、借贷等领域的法律条文略知一二,但在生活中却不一定会完全遵守,在面对纠纷时也很少将法律途径作为第一选择。还有一些人在学习法律后,反而借用法律话语对不当行为进行“神圣化”,压制他人正当权益【1】。此外,相比他们的父辈,从农村走出的新生代农民工并未表现出通过司法途径解决纠纷的强烈倾向【2】。可见,“送法下乡”提高了农民对法律知识的掌握度,但还需进一步培养起其对法律的认同与亲近感。

解决以上问题,需要厘清法律意识的概念并系统性解释问题成因。何为法律意识?有学者认 为,法律意识是人们对法律现象产生的所有思想、观点、认知与心理【3】;另有学者提出,法律意识是人们基于法律现象而产生的法律确信,是达到法治信仰的途径【4】。还有学者的观点较为折中,认为法律意识是人们对法律现象的内在领悟,及领悟到的感觉、知觉、观念、态度和情感等具体心理要素【5】。

部分农民法律意识为何淡薄?在社会导向方面,研究者将原因归结于乡土社会留存的差序格局与伦理本位,认为农民主要通过乡规民约来解决纠纷,对法律的需求度低【6】。同时,农民所受法律教育不够充分【7】,某些地方的法律实施状况相对不佳,也导致农民对法律产生疏离感【8】。在心理导向方面,研究者认为,工具主义心理使农民将法律作为了牟利手段,从而不能形成真正的法律意识【9】。而心理机制被经济变化俘获则又加剧了这一状况【10】。

上述研究具有一定道理,但却很难说有较强解释力。部分农民法律意识淡薄现象的出现,虽然确是受到社会、心理因素影响的结果,但这种影响是社会存在意义上的,而不是作为结果的社会意识层面的,因此不能仅仅归结于教育程度低、法治状况不佳,或者农民的功利心理等表层现象。社会导向进路的研究需要意识到,农民法律意识的生成,与正在发生剧烈变化的乡土社会有着重要关联。研究该问题需要将其放置在村庄差序格局逐渐瓦解,“结构混乱”日益严重,乡土正义嬗变并逐步司法化的社会结构背景当中【11】。同时,心理导向的研究也要明确,法律意识作为涉及心理学的概念,其生成过程遵循意识的一般结构,需要依照心理学的意识研究范式进行研究。

基于以上原因,笔者从意识概念出发,以浸入式访谈获取的内容为原料,以意识内在生成结构为分析主干,通过剖析当代农民法治实践特征,刻画社会要素与意识生成结构之间的联结方式,以及意识结构对社会变迁的适应过程,从而梳理完整的农民法律意识的生成机制。为此,笔者对鲁西北S镇下辖的A村、B村、C村【12】以及派驻S镇的司法所、派出所、中心法庭进行了为期一个多月的深入调研。本文涉及的经验材料多数来自该镇。

 

二、法律意识生成的基本结构与“迎法下乡”遇冷

对法律意识展开研究,首先要明确意识本质上是一种生物性机制,以免陷入意识等于意识结 果、意识倾向的泥潭中。意识的前身是人类对“对抗捕猎者的更好措施和开发资源的更有效手段”的思考与追求【13】。随着人类更大规模地适应、改造自然,意识这种基于既有知识来帮助个体明晰环境信息,计划最有效行动方案的心理模式才最终演化为一种生物性机制【14】。在这个层面上,意识天生就是一种追求“我想做……以追求更佳”的机制。

同样的道理,法律意识即是人类在社会生活中,基于对法律及与法律相关社会要素的认知,形成“想要通过法来获取更好生活,并学习、遵守、运用、发展法律”倾向的一种心理机制。它具有以下三个层次的内容:第一,意识主体对社会现象的认识是法律意识的原料。在对社会现象有了解的基础上,人类才会有适应性行动。第二,法律意识以感受到法律的积极要素为前提。只有人类在内心当中对法律有正面评价,才能够得出法律是“追求更佳”的途径。第三,法律意识作为一种机制,输出的结果是人类对法的长期认同,以及想要通过法的形式来解决问题的稳定倾向。从这个概念出发,意识主体是否具有法律意识,也就不在于其了解多少法律知识,能多熟练地运用法律途径;而在于意识主体是否基于对生活环境的认知,产生了对法律发自内心的稳定认同。

法律意识概念的上述特征,能够体现意识生成所必需的三个内在结构模块,它们依次连接,形成整个意识生成结构的主干。首先,法律意识需要基于意识主体对社会要素的认知而产生,通过感知来获取社会信息,则是产生意识的前提结构。在该结构中,各类社会现象以信息为媒介,通过人类的感受器官传入人体,经由大脑的分析,成为意识主体对社会的最浅显认识。 感知过程分为“感觉—知觉”两部分:感觉是指意识个体的感受器官接收外来信息刺激,并产生神经冲动传递到大脑的过程。知觉是将感觉收集的神经冲动物理表征转化为大脑可识别的信息,并将其确认、归类、整合,从而标记和理解信息,解释外界现象的信息加工过程【15】。在法律意识生成过程中,信息通过感觉过程无差别地进入意识生成系统,并在知觉阶段经由大脑进行拣选、识别,将与法律有关的信息组合在一起形成一个知识集合,从而呈现出对法律及其相关社会状况的初步了解。

其次,法律意识的生成需要意识主体对法律有正面评价,因此,对法律知识集合内的信息进行判断、评价,是意识生成结构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判断过程通过判明感知信息对意识个体的有效性,来决定意识走向的主基调。大脑分析感知信息,对信息作出“好坏”判断,如果评价为正面,则产生对法律初步的、暂时性的认同,从而增加意识主体学习、遵守、运用法律的倾向;反之,则产生对法律的不认同,从而加速对法律的疏离【16】。

最后,人们对法律的亲近倾向需要被“固化”才能形成意识。这种心理倾向不断加固、稳定的过程,即图式形成的过程——这也构成意识生成的内在基本结构之一。图式是对长期积累的判断和决策的内隐记忆,表现为判断决策的定型。意识个体通过学习和体验过程获得对同类社会要素信息的大量判断与决策,而这些判断决策相互重叠、印证或者抵消,最终形成的平均水平就是对该社会要素的图式【17】。在该阶段,对法律的正面评价与认同越多,想要作出守法、学法、用法等亲近法律之行为的倾向就会被加强;反之,负面判断的叠加就会消弭这种倾向,导致法律意识淡薄。因此,生成法律意识的最终步骤,就是不断叠加对法律的正面判断,加固包含着亲近法律倾向的图式。

需要注意,在“感知—判断决策—图式形成”三个过程中,“感知—判断决策”的结构是反复出现的,其生成结果是暂时的。每次意识主体获取到与法律相关的社会信息,就会产生一次感知,并作出一次判断。而图式过程则是持续的、长期性的,在持续不断的判断积累过程当中,图式才出现并不断被加固,其生成结果是稳定的。因此,“感知—判断决策—图式形成”的结构并非线性串联,而是多次“感知—判断决策”结构相互并联,并连接到图式结构的。其中,每一次基于法律、社会要素信息进行的“感知—判断决策”就是一层感性意识结构;而图式产生后形成的稳定理性结构,就是完整的法律意识内在基本结构【18】。

法律意识生成的内部结构是整个法律意识结构的主干,而它处于各种社会要素所产生的信息当中,并受到社会外部因素特征的影响。因此,研究农民法律意识的生成机制,寻找部分农民法律意识淡薄的原因,需要在法律意识生成内在结构的基础上,对当今农民所处乡土社会的主要特征与变迁趋势进行分析。

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封闭的村庄结构被打破,村民的异质性显著增加。由于人们不再拘泥于村庄生活场域、传统宗族观念与乡规民约的束缚,且难以产生共识,以“差序格局”为核心的乡土社会逐步瓦解,半熟人社会开始形成,“结构混乱”问题逐渐凸显:首先,因为差序格局与宗族结构在市场的冲击下逐渐式微,农民的意义世界与人生价值出现分化,维持村庄社会秩序稳定的地方性规则开始改变;其次,村级组织的组织能力在一段时间内减弱。而乡镇政府对村的支配能力下降,加剧了治理危机。这样,村庄内部缺乏能够竞胜的统一稳定秩序和正义供给渠道。纠纷解决的不确定性增加,村庄生活风险提高【19】。

“结构混乱”之下,乡土社会的正义观念与供给机制也发生深刻变革,并成为影响农民法律意识的另一重要因素。传统乡土社会的正义观念主要来自村民共同认可的内生秩序与规则。村庄的正义供给建立在差序格局的基础上,以“差序均衡”的形式弥散开来。而随着差序格局瓦解,原有的乡村正义衡平感被不断打破,传统乡土社会所重视和秉持的重要价值逐渐被弱化。如果旧有正义观念与供给机制不能够满足村民新的现实需求,以司法体系为代表的新机制却又难以进入农村之时,村庄正义观念与正义供给的紊乱开始出现,并逐渐成为不可避免的乡土正义嬗变之痛:一方面,村民在纠纷中仍极其重视传统社会中所秉持的“理”,司法体系却难以完全将这些诉求法律化,进而被纳入纠纷解决机制当中。另一方面,本土的内生秩序又不能像以往那样有效维护村民的乡土利益,村民不得不求助于法律【20】。此外,上访与求助灰色势力可能会成为部分村民寻求帮助的新途径。受上述社会因素深刻影响,农民的意识生成机制也在适应新环境的过程中,呈现出了不同以往的特征。

“结构混乱”和“乡土正义嬗变”等社会外部要素,以信息的方式进入意识的内部结构,使农民的法律意识表现出对新社会特征及其正义内涵与正义供给的适应性。部分农民对法律葆有的热情愈渐消退,疏远法律的情绪不断弥散。这样,部分农民法律意识淡薄的现象开始出现,并通过一些乡村法治实践表现出来。

“迎法下乡”在村庄中“由热转冷”,就鲜明地表现了上述特征。受“结构混乱”影响,村民在村庄生活的风险提高,法律对于乡土社会的重要性逐渐凸显:在微观层面上,法律为村庄供给了相对有效的正义公共产品,为农民防范风险提供了依据和力量支持。在宏观层面上,法律能够给乡村带来一套权威而规范的秩序体系,重塑新的村庄新秩序结构,使社会保持稳定,缓解“结构混乱”带来的问题【21】。因此,基于稳定村庄秩序,防范风险发生的需要,农民对法律的认知开始改观,对它的需求也愈发强烈。乐于学法、用法,并主动将法律作为解决纠纷的评判依据和维持村庄稳定力量支撑的现象逐渐增多。

然而,根据笔者的调研,迎法下乡现象出现十余年后,有些地区的农民对法律的热情并未显著高涨。鲁西北S镇司法所的工作人员几年前去村里普法,都会被来咨询的村民团团围住。但后来,人们发现法律途径费时费力还不一定解决问题,工作人员再下去,有些人就不往摊子上靠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当地村民们认为法律很难对违法者起到威慑作用。发生纠纷以后,他们也往往不走法律救济渠道。

意识驱动行为。农民主动学法、用法、守法意愿降低,其本质就在于他们意识当中“想通过法律达到更佳”的意识被削弱了。而农民法律意识从萌芽到淡薄的过程,也深刻反映了意识主体基于社会要素变化,对其社会认识与社会行为作出适应与调整的具体机制。因此,该现象可以作为研究法律意识生成机制的重要切入点。

 

三、感知过程:“关系性距离”下的法律信息感知

作为意识生成内在结构的第一个过程,感知过程主要起着收集、整理、提炼信息并形成知觉的作用。既有研究认为,法律信息不足是影响农民感知过程的重要因素,然而这一点在S镇体现的并不明显。虽然村庄广播定期播放普法节目,村道旁显著位置的墙上刷有普法标语,村内邻里交谈也时常涉及对于法律事件的评价,但部分村民的法律意识仍旧淡薄。而且笔者观察到,S镇三村村民所接触的信息中充斥着大量对法律的负面评价。

调研期间,笔者听到村民讨论的案子主要是他们口中的冤假错案。这些案件可能并不全是法律意义上错判的案件,但却获得了村民更多的关注。而且,负面法律信息对村民的吸引力也要高于正面信息。上述特征的出现,与村庄内的法律负面评价信息数量增多,信息渠道被负面评价挤占,村民对正面法律信息接受程度不高有直接关系。视听媒体与公共空间是两个最能影响农民感知的传播渠道。视听媒体具有传播距离远、范围广的特征,能将大量发生在生活场域外的信息带入农民的感觉范围。特别是随着移动传媒的兴起,它已成为最主要的法律信息获取渠道:S镇各村的村民们经常在各类新闻软件中获取法律信息,并在家族群、村组群以及朋友圈内转发与法律相关的文章。公共空间中村民的相互交谈则是传播距离最近与速度最快的信息渠道。村民聚集在一起议事、聊天、讨论,使大量信息汇集到同一个狭小的空间中,大大增加了信息进入感觉范围的概率。作为物理距离最短的信息渠道,公共空间的传播速度是惊人的。在访谈S镇张村书记的过程中,书记接到电话称村里有人因为法庭判决没有得到执行而去上访了,访谈中止。事发突然,除了我与书记以及村组织工作人员,并没有其他人知道这件事。但不到一个小时后,笔者就已经能听到村民在火热地讨论这件事了。

然而,这两种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信息渠道,正越来越多地传输负面法律信息。在视听传媒渠道中,商业媒体的趋利性是造成该问题的主要原因:商业媒体为了博取公众关注,获取更高额的利润,会将能够煽动公众情绪的信息作为主要的传播内容,并为其分配大量资源和路径,以便提高内容的影响力和传播速度、广度。作为有较高讨论度的内容,冤假错案等负面信息借由商业传媒专业化的传播渠道,广泛而迅速地进入农民的感觉范围,刺激感受器官。而不能制造热点的法律信息无法得到媒体青睐,只能分得很少一部分传播资源。因此,这类信息农民就很难感知到,从而导致他们所认知的法律信息中负面信息占多数。

在公共空间中,负面法律信息的传播则是由于村民对维护自身利益的担忧。村民郭YF表示,他们更愿意交流这些不好的事情,是为了防止类似情况发生在自己身上。尤其是当某个农民面临的纠纷没有得到妥善解决,他们往往会将纠纷的内容以及法律的执行状况提交村庄舆论,期待获得支持来得到心理平衡【22】。借此,负面的法律信息也被公共空间内的其他主体接收。特别是在“结构混乱”的状况下,农民依法维权而问题却得不到解决的情况增多,提交公共空间讨论的法律负面信息密度也就逐渐提升,从而有更大概率被感受器接收。

最后,虽然仍有许多正面的信息透过感受器进入到意识结构当中,但农民却很难将这些信息全部感知。在知觉阶段,由于法律信息与农民的认知以及生活需要存在知觉断层,大量信息成为了耳旁风。农民在生活中对婚继、土地、劳保等领域问题的重视程度远高于刑事,但农民所能够感知到的正面案件信息,却主要来自刑事领域【23】。这样,多数正面法律信息不属于农民在乡土社会中关心的范畴,从而被认知过程过滤掉。

可见,农民法律感知负面化的原因在于负面法律信息数量增多,信息渠道被其挤占,村民对正面法律信息接受程度不高。那么,信息数量、物理距离、信息媒介、信息关注度便是联结信息与意识生成内在结构并影响感知过程结果的重要因素。某种特征的信息数量越多,与意识主体物理距离越近,信息传递渠道越广泛、迅速、通畅且能够获得意识主体关注,就越能够提升自己在感知结构中的影响力。这种联结信息与意识内在结构,并在信息数量、物理距离、信息媒介、信息关注度影响下塑造意识初步认知的机制,就是“关系性距离”。

关系性距离对法律意识的影响具有一定普遍性。有研究表明,工人越能频繁在工作生活中接触到执法者、监督者,越能感到法律的力量并做出守法行为【24】。实际上,工人与执法者越频繁接触,就意味着在工人生活工作场域中的法律信息数量越多,物理距离越短,信息传播速度越快。而且,建筑施工相关法律、规章与工人的人身安全和收入有紧密的联系,因此工人也对这些信息的内容具有较强的关注度。在此基础上,重视法律的初步认知就容易形成,从而推动工人守法的意识产生。可见,这个过程正是在信息数量、物理距离、信息媒介、信息关注度组成的“关系性距离”机制下出现的。

 

四、判断决策过程:“规避风险”为标准

法律信息在被意识主体获取并做初步处理后,转入判断决策过程。意识本身是造就“我想做……以求更佳”倾向的过程。判断决策过程在形成“倾向”中的作用就在于,每一次法律信息进入意识结构,都能够按照生活经验塑造的“何为更佳”的判断标准,来自动化地生成直觉性评价,并依据评价作出能够达到“以求更佳”目的的行动选择。虽然判断决策的过程是本能、快速、暂时的——法律信息每写入一次,该结构就即时运行一次【25】,但经过大量的法律信息摄入与判断决策的作出,这些判断会在图式过程中逐渐稳固定型。如果经常作出正面判断,亲和法律的想法与行动在人们心中就会更具合理性,法律意识就容易形成。反之,则会因为反感法律而出现疏远法律的行为。

就调研的情况来看,处于“结构混乱”当中的农民对法律信息的判断常是负面的。这就造成他们在面对纠纷时,会直觉性地否定法律的作用,并转向选择其他方式。访谈期间,说起法律、纠纷、案件,村民一般会下意识批判现在的法律实施状况。在决策方面,S镇三村村民在遇到纠纷时,第一反应也往往不是走法律途径,而是托关系、打市长热线乃至上访。S镇法庭工作人员也会反复提醒来立案的村民:“有没有证据?没有我这解决不了你的问题。就算有证据我也可能执行不了,你自己考虑清楚要不要走这条路。”S镇B村书记依法调解纠纷不成,且双方都家大业大,谁都不能得罪,于是干脆暗示他们去上访,将上级行政力量引入纠纷,解决问题。

访谈中,村民多将作出上述判断的原因归结于法律用处不大。S镇C村书记表示:看到别人打官司十分耗费心力,又时常满足不了诉求,村民就对法律没好印象。C村王老太与人发生纠纷,胜诉后判决执行迟迟没有落实。法庭工作人员向其解释工作的难处,老太反而安慰他道:“我知道你们不好解决问题,我就是来找你们诉诉苦,心里舒服一些。”

在S镇三村的法律运行实践中,村民主要将法律用处不大的原因归结为“难以惩罚越轨者”和“难以迅速有效挽回受损者损失”两个方面。

首先,法律的功用很大一部分体现在其通过强制力惩罚越轨者,增加违法成本上。但基层法律产品供给不足,乡镇层面执法、司法可调动的资源较少,导致法律在村庄中的惩罚与威慑力打了折扣。在执法实践中,S镇派出所每天面对着大量案件,但具有执法权的民警只有三人,完全不足以负担如此繁重的工作任务。资源的不足,导致执法人员没有充足的时间与精力对具体案件的执行进行长效、密集监督,违法行为持续存在。B村的张大殴打张二,造成独居的张二视力受损,影响日常生活。双方经法庭依法调解决定,张大必须在张二视力恢复正常前照顾其日常起居。但囿于任务繁多,执行机关无法频繁地监督张大行为。张大在缺乏监督的情况下,基本没有履行对张二的照顾义务,双方矛盾进一步激化。

其次,法律的作用还在于迅速有效地救济受害者的利益,但法律在部分基层实践中还需进一步落实。一方面,民商事案件是村民在日常生活中最容易遇到的案件类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这类案件多遵循谁主张谁举证原则。举证的“自助”意味着救济成功率与村民自身举证能力直接挂钩,但村民往往难以获取对自己有利的证据。他们既缺乏保留证据的意识,不能在侵犯利益的风险行为发生时及时保留证据;又没有足够的人脉、资源和能力,能在损害发生后进行有效的自主侦查和收集证据,从而陷入“规则黑洞”【26】而无法自拔。

另一方面,因为基层执行难问题,村民只得想办法进行自我救济。S镇法庭每年有超过60%的案件得不到有效执行,经过S镇派出所调解并签订协议的纠纷中,最后没能执行的超过五成,治安管理处罚案件无法有效执行的也占到三成以上。在执行过程中,执行线索一般被要求由申请执行人提供,但这对村民而言实在太难。村民秦SJ表示,自己不懂法律,也不懂侦查,让他们去收集证据简直是在故意为难他们。就算找到了相关证据与信息,因为执行部门人力物力资源的不足,执行威慑力也很难建立。

村民将法律用处不大的原因归结于“不能威慑越轨行为”与“不能有效救济”,反映出他们对于 法律效果的关注点在于“法律能否助其规避风险”。关注法律对越轨行为的威慑力,意味着村民希望通过法律的实施增加违法成本,降低风险的发生概率;而关注法律的救济能力,则表现了他们十分看重损失能否挽回。有学者观察到,农民将“避免发生有违道德与良心的事”看作最重要的事,其次就是“惩罚有违道德和良心的人”【27】。另有学者也提出,一些农民不愿意运用法律途径解决纠纷,是因为他们认为一旦败诉,不仅不能获得救济,还搞坏了村民之间的关系,造成了更大的风险与损失【28】。而在已经遭受风险的情况下,通过“忍”来避免进一步的损失,也就成了村民的行动策略之一。

在这种惧怕风险心理状态中,S镇村民围绕规避风险这一目的形成了评价法律信息的标准。村民在咨询法律问题时,最常问的就是对方如何赔钱、坐监。他们认为走法律途径的目的就是在于赶快把钱要回来,或者就算要不回来,把人抓进去能出一口气。这表现出一些农民的三种心理倾向:第一,看重损失及其补偿的倾向。不论是问赔钱还是坐监,村民的目的都是想了解自己走法律途径能挽回多少损失。即使不能够赔钱,对方当事人如果能坐监,也能在精神上补偿利益受损的村民,减轻心理不平衡。第二,受害人倾向。在纠纷中,双方当事人往往都会认为对方给自己造成了损失,自己才是受害者。因此,他们才会想让对方赔钱、坐监,给自己出口恶气。第三,担心纠纷解决效果的倾向。在法律不能够长效提供稳定纠纷救济机制的情况下,村民认为走法律途径存在拿不回损失的可能性,因此才会去咨询,以便心里有个评判标准。

这三种倾向不是凭空出现的,它反映出部分村民的“高风险社会”心理情境。心理情境是指意识主体受客观社会要素影响,在认知过程中构建的能影响其行为的虚拟环境。它是物理的、社会要素的产物,而又受个人意识影响,表现为对真实情境的个性化偏见【29】。“结构混乱”与乡土正义供给的不足,使S镇三村居民出现了害怕风险和损失的危机感:传统秩序的弱化导致村庄越轨行为时常出现,纠纷多发。秩序与力量的弱化又使得村庄原有的正义供给机制无法长效运转。司法途径为主的供给机制也难以在农村起到理想的效果。这样,村民通过法律的纠纷解决机制挽回损失的概率减少。纠纷增多而又难以救济,担心遭受损失的情绪就会蔓延。这种危机感经由晕轮效应的加工,使他们产生社会处处存在风险的知觉偏差,“高风险社会”的心理情境就产生了。

意识主体在心理情境中会给定自己一个角色,并按照该角色的行为规范作出一系列符合情境的举动。不同角色在心理情境中有不同的权力与地位,而这会直接影响意识主体在心理情境中的行为【30】。“结构混乱”下纠纷增多,正义供给机制缺乏保证秩序和对违法者采取强制措施的能力,导致村民受到利益损失的可能性上升,从而将自己摆在受害者的位置上,惧怕风险发生在自己身边;随着村庄纠纷增多,他们也会愈发强化对自己身份的认同。

判断标准是随意识主体生存发展的需要而变化的。当外部社会环境发生改变时,意识主体会通过自我调解来确立新的判断标准,达到适应社会的目的。作为“高风险社会”中的受害者,村民在标识、拣选纠纷解决机制时,必然将保障安全,避免风险放在第一位,以此判断其是否能稳定秩序,减少纠纷,惩罚违法者。所以规避风险也就成为村民对信息内容进行判断的首要标准。在规避风险的判断标准之下,因为农民在日常生活中接触到的法律信息多与“难以惩罚越轨者”“难以获得救济”相关,他们对这些信息的判断往往就可能倾向于负面。在面临纠纷时,部分村民选择法律途径维护自己利益的倾向性也就不强。

不过,规避风险这一判断标准也非一成不变的。判断的结果一方面成为了形成法律图式的基本原料;另一方面,它们也不断改变着意识主体的判断标准。判断标准随人在社会实践中的生活经验与发展需要变化,而意识到什么是“所需要的”,本身就要经过判断这一过程。因此,判断结果与判断标准之间存在一个循环结构:在与生俱来的判断标准(本能)之下,意识主体认识信息并作出系列判断,这些判断又逐渐改变着原有的判断标准,并在新标准的评价体系下,产生新的判断结果。处在当前的农村法治实践中,农民根据对“结构混乱” “乡土正义嬗变”的认识形成了规避风险的判断标准。而这些判断也会在接下来的实践中成为改变判断标准的影响因素,并左右新判断结果的产生。

 

五、图式形成过程:由对新判断的“同化”转向“顺应”

“感知—判断决策”的感性结构不断运行,产生对大量有关法律信息的判断结果。这些判断结果在“图式形成”这一控制化的理性加工系统当中不断积累,从而形成图式【31】。图式是一种内隐式的记忆,表现为意识主体对某一事物、情境、行为等客观存在稳定判断,并以此指导自己做出最符合既有经验的行为【32】。意识是图式倾向定型化的产物,当图式长期稳定地对某事物产生一定的倾向时,意识也就出现了。因此,图式的产生与定型,就是意识生成的最后一个步骤。就法律意识的生成机制而言,法律图式代表着意识主体对法律的全部认知与判断,如果这些内容使意识主体表现出“运用法律以达更佳”的倾向,法律意识也就开始萌芽。

在“积习难返”的过程中,法律图式形成机制对新加入的判断拥有“叠加”与“抵消”两种处理方式。如果新产生的法律判断与既有图式存在类似倾向,则该机制就会将新判断整合到已有的图式之中,从而在不改变图式倾向性的情况下,使旧图式与新判断相叠加,丰富图式内涵,强化图式倾向性,表现为图式同化了新判断。而如果新判断与既有图式的倾向性不同甚至相反,那么图式形成机制就会将其与图式抵消,降低既有图式的倾向性,表现为图式对新判断的顺应。

“迎法下乡”的由热转冷与农民法律意识的逐渐淡薄,就是法律图式顺应新判断的结果。在法律刚刚进入村庄并不断普及的阶段,村民对法律的认识和评价很高。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开始重视法律并不断建立完善相关制度与配套措施,法律起到一定惩治违法犯罪,维护公民权利的作用。而通过官方渠道的弘扬和村民对案件的口耳相传,人们愈发能够感受到法律与背后正义供给机制的强大。这样,只要村里有人发生纠纷,他们就开始尝试通过报警、起诉等法律途径来解决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村民的法律图式中“亲近法律”的倾向逐步出现并不断强化。不过,虽然农民在国家普法与宣传工作的推进下,出现了亲近法律的倾向和尝试利用法律途径解决纠纷的行动,但总体上农村的实践活动仍是较少的。这样,一方面在官方塑造的法律无微不至、服务人民的形象下,农民对法律的亲和感比较容易形成。但另一方面,因为村民在日常生活中很少接触法律,没有经历过讼累,因此其法律图式中的亲和法律倾向并不稳固。

之后,虽然在惩治严重违法行为上,村民们仍能够感受到法律的治理效果和力度。但在解决农村多发常见的民事和轻刑事纠纷,以及为农村秩序稳定提供日常性保障上,法律层面的正义供给渠道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结构混乱”问题也就没有得到根本改善。既然法律难以解决村庄常发多见的纠纷与“结构混乱”的问题,它在村民心中也就逐渐脱魅。再加上日常纠纷数量远远大于严重犯罪行为,村民在日常生活领域和治理村庄秩序方面对法律的负面判断,也远远多于在严重违法犯罪领域的正面判断。这些判断与原有的亲和图式倾向不兼容,在被记忆编码后与之发生抵消作用,图式对新判断的顺应出现,亲和法律的倾向也就发生动摇。而这种判断变量的不断加大,最终会导致图式整体倾向性的改变,法律图式向疏远法律的倾向扭转。

图式顺应判断结果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在S镇,部分村民与法律的关系已有陷入“不信法—不用法—强化对‘法律无用’的认同—更不信法”之恶性循环的苗头。受其影响,图式中疏远法律的倾向愈发稳固,法律意识的培养愈发困难。亲和法律的倾向在图式中逐步消失,会使村民在看待法律事件时,不由自主地将对法律的负面情绪加入对新案件的感知中,却不能意识到这些感知已经有了倾向性。如看到城管的执法行为,就理解为城管仗势欺人,而置执法的理由与合理性于不顾;看到二审减轻了一审的判罚,就觉得二审法官一定收了钱;等等。类似带有强烈个人倾向的信息进入判断决策阶段,就容易得出与既有图式相符合的判断,从而通过叠加效果,对图式进行进一步的强化。图式中疏远法律的倾向愈发被认同,村民就会更加不学习、不使用法律。当这种行为成为一种习惯时,受禀赋效应影响,村民愈发认可自己的做法,从而更加感到法律用处不大,强化对法律的不信任。

在上述状况下,部分村民开始因对法律及其救济措施的失望而放弃依法维权,出现习得性无助:法律难以治理“结构混乱”的现状,让村民陷入到了没有长效救济机制的困境中。一旦这种救济途径持续不稳定,或者多次失效,当再次面对纠纷造成的损失时,他们就有可能选择忍气吞声而非采取措施。这既使法律及其救济途径更难获得村民的信任与配合,不能起到应有的治理效果;又降低了违法者的违法成本,导致纠纷时常发生。这样,村庄秩序的恢复更加困难,村民对法律的负面判断持续增多,图式中疏远法律的倾向性越来越强,法律意识难以形成。

综上所述,在意识生成的基础结构之上,法律信息与农民的“关系性距离”,规避风险为目的的“判断标准”,既有图式对新判断的“顺应”,成为了农民法律意识生成过程中,联通内在意识结构与外在环境的三个关键性因素。而它们与内在意识基础结构、外在社会环境一起,构成了农民法律意识生成的完整机制。在该机制中,正是因为正面法律信息与农民的关系性距离远大于负面法律信息,一些农民对法律的初步印象不佳。而对法律的坏印象,导致一些村民判定法律不能够满足他们规避风险的要求,致使对法律的负面判断不断产生,原有法律图式的亲和法律倾向被抵消。这样,图式顺应新判断呈现出疏远法律倾向,最终导致部分农民的法律意识难以形成。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描述的部分农民法律意识淡薄,更多是在强调一种现象:即在大量的基层日常法治实践中,部分村民对“学法、用法、守法”的热情有所降低,缺乏亲和法律、尊重法律的态度和欲望,且该现象有不断发展的可能性。这并不意味着村民已经完全丧失了对法律的信心,放弃了对法律的应用。相反,村民对法律仍有需求与期待,只要法律能作出有效回应,缩短他们与正面法律信息的关系性距离,不断提升农村法律服务供给的有效性,满足农民通过法律规避风险的需求,就能不断产生正面的判断,巩固积极的法律图式,形成亲和法律的意识倾向。

(陈柏峰教授、朱政教授、于龙刚副教授、印子老师曾为本文提出宝贵意见,在此致谢。一如成例,文责自负。)

 

 

【注释】

作者简介:杨子潇,男,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法治保障研究”(项目编号:16ZDA062)。

【1】郭星华、邢朝国:《从送法下乡到理性选择——乡土社会的法治实践》,《黑龙江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

【2】黄家亮、邢朝国:《农民工法律意识的代际比较研究——以北京市新生代农民工为例》,《中国青年研究》2012年第6期。

【3】沈宗灵:《法学基础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61页。

【4】[美]伯尔曼:《法律与宗教》,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52页。

【5】张文显:《法律文化释义》,《法学研究》1992年第5期;刘旺洪:《依法治国与公民法律观念》,《法学家》1998年第5期。

【6】徐忠明:《传统中国乡民的法律意识与诉讼心态》,《中国法学》2006年第6期。

【7】司小莉:《当代农民法律意识的困境、成因及培育途径》,《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 第6期。

【8】李春明、张玉梅:《“无讼”法律文化与中国公众的法律认同》,《法学论坛》2007年第4期。

【9】李霞、范进学:《法律理念:法律的社会化进路》,《齐鲁学刊》2005年第3期。

【10】王海涛:《中国农民法律意识现状探讨》,《政法论坛》2000年第5期。

【11】印子:《乡土正义的法治困境:田野纠纷的启示》,《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

【12】按照学术规范,本文所涉地名、村名、人名皆为化名。

【13】[美]格里格、津巴多:《心理学与生活》,人民邮电出版社 2003年版,第137页。

【14】汪丁丁:《行为经济学讲义:演化论的视角》,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5—20页。

【15】[美]格里格、津巴多:《心理学与生活》,人民邮电出版社2003年版,第73、102—109页。

【16】汪丁丁:《行为经济学讲义:演化论的视角》,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09页。

【17】[美]迈尔斯:《社会心理学》,人民邮电出版社2016年版,第486页。

【18】[美]塞勒、桑斯坦:《助推:如何做出有关健康、财富与幸福的最佳决策》,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版,第8页。

【19】董磊明、陈柏峰、聂良波:《结构混乱与迎法下乡——河南宋村法治实践解读》,《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

【20】印子:《乡土正义的法治困境——田野纠纷的启示》,《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

【21】董磊明、陈柏峰、聂良波:《结构混乱与迎法下乡——河南宋村法治实践解读》,《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

【22】陈柏峰、郭俊霞:《农民生活及其价值世界》,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6页。

【23】秦华:《从传统法律观念到现代法律意识——论农民法律意识的现代化》,《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 学版)》2002年第3期。

【24】李娜:《守法作为一种个体性的选择——基于对建筑工人安全守法行为的实证研究》,《思想战线》2015年第6期。

【25】Jonathan St. Evans, Keith Stanovich, “Dual – Process Theories of Higher Cognition: Advancing the Debate”, 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vol.8, no.3(2013), pp.223 – 241 .

【26】杨华:《政府兜底:当前农村社会冲突管理中的现象与逻辑》,《公共管理学报》2014年第2期。

【27】史清华、陈凯:《现阶段农民法律素质与法律意识分析——对山西省农民政策法规了解情况的问卷调查》,《中国农村观察》2002 年第2期。

【28】郭星华、王平:《中国农村的纠纷与解决途径——关于中国农村法律意识与法律行为的实证研究》,《江苏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

【29】Allport. G. W. , Pattern and Growth in Personality, Now York : Holt , Rinehart & Winston , 1961 , p.176.

【30】[美]格里格、津巴多:《心理学与生活》,人民邮电出版社2003年版,第481页。

【31】 Jonathan St. Evans, Keith Stanovich, “Dual – Process Theories of Higher Cognition: Advancing the Debate”, 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vol.8, no.3(2013), pp.223 – 241 .

【32】宋湘琦:《守法激励研究》,吉林大学2015年度博士学位论文,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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