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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仕凯:我的工人政治研究

【石头引】 博士论文是一件苦差事,它需要我们悬梁刺股、坐冷板凳,尤其是以文献研究为主的博士论文。但是坐冷板凳并不是只做不思,这里面还有一些门道值得摸索,今天,我们有幸请到汪仕凯博士为我们分享他的创作经历。

【作者简介】 汪仕凯,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所副教授,2011年博士毕业于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曾经在《社会学研究》《政治学研究》《开放时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等刊物上发表论文。

 

感谢石头兄的诚意邀请!我一直关注石头兄分享的青年学者的研究经验,阅读之后反而使自己有些胆怯,因此很长一段时间里面不敢写出自己粗浅的经验。工人政治研究在政治学中还是一个新生领域,从事这个领域的研究的政治学者很少,而且在研究中还受困于意识形态话语。但是工人政治毕竟是在理论上和实践中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政治学者在工人政治研究上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当然,这种责任是双重的,一方面要解释工人政治中的重要问题,另一方面要澄清学术界中存在的关于工人政治研究的诸多误解。

探寻学问的过程或许是一场苦难,我们总是会遭遇到孤寂的聆听内心独白的时刻,但是这样的时刻考验得并非是我们的智慧或者特殊技能,而是我们的意志和心愿。其实,探寻学问并没有任何神秘的色彩,只需要中等资质、对知识的浓厚兴趣、以及数十年的坚持,最终都能有所收获。对于很多人来说,博士论文的研究就是学问苦旅的开始,也可以看做是一个学者研究生涯的预演。当一本博士论文写就的时候,一个青年学者在学术研究上的理想随之落地,因为,博士论文实际上最为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是对一个人的学术条件的全面检验。

 

一、一叶扁舟

 

选择工人政治作为自己的研究领域并非“夙愿”,如同大多数攻读博士学位的青年人一样,对于未来从事哪个领域的研究、博士论文选择怎样的题目,当时也是一头雾水。后来选择工人政治研究实在偶然得很,可以说,是从头脑中突然冒出来的。

我所在的学科是政治学,当时的政治学似乎有着浓郁的“危机”氛围,具体来说,很多学界同仁都认为政治学没有赶上社会科学发展的步伐,在方法上显得过于落后了,因此当务之急就是补定量研究技术的课,积极开展定量研究。

面对政治学界的这种新趋势,我既是乐意看到的,毕竟国内政治学者采用定量研究技术的太少,但是与此同时我也是疏远的,因为我不认同一边倒、一刀切的盲目做法。既然我放弃了采用定量技术从事博士论文研究,那么我只能回归“传统套路”,即已经在政治学界得到一定程度普及的历史制度分析。

就在此时,我向来十分敬重的一位老师在上课时讲到,解释中国政治是中国政治学者的责任,然而严重的问题就在于我们解释不清楚,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们没有搞清楚中国政治体制的内在机理,所以只能按照西方政治体制的内在机理来解释中国政治,其结果是不言而喻的。

不知为何,这种对中国政治研究的批评似乎让我有了顿悟的体验,脑海中突然飘来一叶扁舟,图景尽管模糊,但是轮廓依然可见。这一叶扁舟就是长年以来我们耳熟能详的关于中国国体的论述,“工人阶级为领导阶级”的国家。

下课后回到宿舍,我赶紧遍寻书架,试图从藏书中找到些许论述工人政治的文献,令人感到沮丧的是,除了一本《上海罢工》并无所获。裴宜理的这本专著已被翻译过来多时,可惜在政治学界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国内学者发表的关于工人政治的文献,更是几乎绝迹。由此我心里禁不住打鼓,工人政治真是一个冷僻的领域,如果不付出艰辛的工作,博士论文肯定完成不了。不过转念一想,如果能够坚持下来从事工人政治的研究,脚踏实地的做好文献积累和资料收集等基础性工作,那么毫无疑问能够打开政治学研究的新天地。

 

二、一盆凉水

 

当我带着这样的“抱负”同一位青年老师讨论时,被当头浇了一盆凉水。他陈述的理由实际上代表了大多数人的看法,那就是认为工人阶级研究属于科学社会主义学科范畴,因此已经形成了比较顽固的意识形态传统,如果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研究很可能的结局是“沙漠之行”(九死一生)。这确实是实情,而且也在后来的学术讨论中得到验证,学界习惯于从意识形态话语来理解工人阶级,所以,毫无疑问我的研究将遇到一些未知的困难。

果不其然,在我的开题答辩中,不少老师和同学质疑了我的选题的“正当性”。集中而言,他们认为工人阶级是一个非常笼统的范畴,很难在理论上得到清晰的界定,因此当说起工人政治研究时,很难明白工人阶级到底有那些群体。其实,这种质疑说明意识形态话语中的工人阶级太笼统,而且同市场经济改革以来的社会结构越来越不能协调起来。还有一种质疑更加彻底,这就是完全拒绝阶级话语,认为阶级只是一种理论上的“捏造”,社会结构中并不存在这种经验事实。

这些质疑成为了我从事工人政治研究的一种起点,在博士论文的研究中我自始至终都在有意识同这些质疑对话,力图从理论上对这些质疑做出回答。

现在回想起来,从事工人政治研究如同是一次冒险。这个选题的劣势是实实在在的,前人的研究匮乏,资料不足;但是优势就在于这个选题有个广阔的发展空间。“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马克思语)我需要做一个判断,工人政治研究在政治学理论上、中国政治实践上是否有重大的价值?如果没有,那就不必费力不讨好,只能换选题了。所幸我的答案是“有”。因为在理论上工人阶级是现代民主体制的重要基础,在中国实践上工人阶级是中国政治体制正当性的历史起点。

 

三、众里寻“资料”

 

由于工人政治的研究文献严重不足,所以一开始收集资料时很不顺利,几乎无从下手。在方法论的导向上我定位在历史制度分析,这就意味着资料收集过程中要着重挖掘相关的制度,尤其是能够揭示制度形成过程的文献和档案。如果就制度本身而言,资料收集似乎是一项相对简单的工作,那就是理清相关法律的具体规定就可以了。但是就历史制度分析而言,仅仅清楚了制度的具体内容是远远不够,研究者必须能够解释清楚制度的起源与变迁、重要关节对制度的塑造、制度的形式与内在机理、制度之间的关系等等。因此,从制度入手分析工人政治,要求我必须打开资料收集的渠道。

如果将建国以来作为资料收集的整个时期,那么共产党的文件无疑成为了最可能获得的资料,而且关于工人阶级的制度都是由共产党制定的,共产党的文件能够说明制度背后的很多内容,于是我把阅读建国以来党的文献作为走出资料收集困境的突破口。果不其然,正式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关于工人阶级的文献就有数部,计千万字之巨。而且在阅读的过程中让人惊喜的意识到,尚有很多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的重要资料。比如说,邓中夏是共产党著名的工人运动专家,《邓中夏文集》毫无疑问就是有着重要价值的历史资料,只不过我们较少意识到这本文集在资料上的价值。

直到此时,在资料收集上我顿时觉得豁然开朗。我有了一个大胆的计划,收集资料不能局限于博士论文的使用,也就是不能局限于制度资料的收集,而是应该为长远的研究着眼,但凡涉及工人阶级的资料都应该竭力收集起来。而且,博士论文在材料使用上毕竟是“十份材料,一份使用”。我记得在阅读文献时看到中央发文谈到,在建国初期的企业民主改革中出现了生产混乱的问题,当时出版了一本《强化劳动纪律》的书,经查询此书藏于国家图书馆,为此我专门赴北京寻找资料。在国家图书馆,我以外地发现了好几部由档案汇编而成的书,价值非常之大,让人欣慰不已。

 

四、资料收集的一些心得

 

现在回想起来,资料收集就像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一般,开始总是很难的,不过慢慢就有惊喜在后面。我的经验可以集中表述为,不怕找不到资料,就怕没有发现资料的头脑。具体而言,在寻找资料的过程中以下几个方面值得注意:

首先,要善于利用手中的资料去发现新的资料。例如,当手中只有《上海罢工》时,就要去收集这本书中提到的资料,也要去收集裴宜理的其他著作。在阅读英文文献时,要留心作者引用的重要资料,这些资料本来就是中文,因此可以根据英文线索再去寻找中文。

其次,收集资料要避免“聚焦”,而是应该把“相关性”作为第一原则。例如,研究工人政治,不能聚焦于政治,而是要发现同工人相关的一切资料,只有如此才能打开资料收集的思路,最终可能收获意料之外的惊喜。资料收集只不过是博士论文研究的第一关,却是基础性的一关,能否找到充分的材料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博士论文的进程和质量。

再次,收集资料的过程中做到“心中有数”。所谓“心中有数”就是指要事先对中国工人运动历史中的重大事件和关键时期有所了解,这样就能够在收集资料时有的放矢。换句话说,由于精力、时间、资金的限制,我们不可能穷尽资料,但是涉及重大事件和关键时期的资料必须尽最大努力去寻找;否则,对于研究对象就难以形成完整的理解。

最后,收集资料还是一件体力活。为博士论文收集资料,很可能在我们在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受益,所以,寻找资料的地方不只是学校图书馆,而且要奔波于另外一所大学,甚至另外一个城市。“鞍马劳顿”是少不了的,不过想想自己的研究能够因为资料的丰富而更有把握,再辛劳也是值得的。

 

五、问题意识是关键

 

在进行资料收集的同时必须同时解决问题意识,否则不能有效的消化自己阅读的资料,而且阅读资料的过程本身也是不断锤炼问题意识的过程。资料收集越多就越容易迷失,不知道该写什么问题,又似乎很多问题都能够写。“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是我印象最深的感受。问题意识不是在资料全部消化之后突然出现的,而是在阅读资料的过程中,在同资料的交融中慢慢生长出来的,甚至可以说问题意识的种子早在理论学习中就埋下了。

最初,我只有一种朴素的疑问,在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政权中,工人阶级是作为领导阶级而存在的,那么工人阶级的领导阶级地位在政治体制中是如何体现的?在制度的实践中,借助什么样的机制在何种程度上保障了工人阶级的政治地位?这种朴素的问题意识以及我阅读文献的体验交织在一起,最终促使我把具体的研究对象锁定在计划体制时期国营企业中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上。

职工代表大会制度是在工人阶级聚集的场所组织工人阶级、实行基层民主的政治制度,可以说职工代表大会制度是理解中国工人政治的一把钥匙,如果能够对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的起源、构成、变迁以及它同单位制、党委制的关系进行严密的逻辑解释,那么就能够借助制度分析来进一步解释中国政治体制的内在机理。或者说,研究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并非最终目的,最终目的是要解释清楚在中国政治体制中,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政权同工人阶级之间关系的实质内容为何。正是上述关系决定了包括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在内的整个中国政治体制的构建及其运行过程。政治学对于工人阶级的研究要从意识形态话语中走出来,转变成为社会科学的研究,就必须完成这样的解释工作,而且未来的理论发现也会出现在这种解释过程中。

其实,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传统里面,工人阶级毫无疑问占据了突出的位置,马克思本人对于工人政治的理解可以用“工人没有祖国”加以概括,具体而言,工人阶级与现代国家是不能共存的,工人阶级的彻底解放必须从根本上重建国家。众所周知,工人阶级革命基础上建立的国家仍然采用了现代国家的政治框架,那么又该如何安排工人阶级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呢?说到底,所谓工人政治就是要研究工人阶级与现代国家之间的互动过程及其后果。对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的研究直接指向工人阶级与现代国家之间关系这一核心层面,因此我对职工代表大会制度所提出的问题也就不再是无源之水,而是能够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传统有机地衔接起来。

根据我个人的浅见,所谓问题意识至少包含两个层面的内容:一个是追问的冲动,针对研究对象的特性进行“穷追猛打”式的“逼问”,也就是要对已经形成的解释进行不断的质疑,另一个是问题在理论传统之中处在什么位置,一项研究对于一种理论传统来说具有何种价值。只有同时做到上面两个方面,才能说具有好的问题意识。如果说我对问题意识的理解是能够接受的,那么我的博士论文最终是在这样的问题意识引导下完成的:共产党基于什么的政治逻辑制定了职工代表大会制度?或者说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反映出工人阶级同现代国家之间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关系?

这种问题意识贯穿在我的书写过程中,整个博士论文的谋篇布局也围绕着问题意识以及可能的逻辑解释来进行。在博士论文中我是这样处理的:当我把针对研究对象的追问及其在理论上的可能答案想清楚了之后,就开始将分析过程完全倒过来的作为博士论文的书写框架,这就是将自己在理论上的结论作为全文的逻辑起点。坦率的说,我直接模仿了马克思撰写《资本论》的方法,他把自己关于商品的基本理论作为逻辑起点,而我则把自己关于中国工人阶级的理论判断作为逻辑起点。

我的基本结论或者说关于中国工人阶级的理论判断是,领导国家政权的工人阶级必须是自觉自为的阶级,但是工人阶级自身不能形成自觉自为的阶级,而是由共产党将阶级意识灌输给工人阶级之后才能形成自觉自为的阶级,因此自觉自为的阶级是共产党与工人阶级结合在一起的产物,这样的工人阶级就是政治阶级,而这种结合在共产党开国建政之后通过以落实工人权利为内容的国家制度巩固下来,也就是通过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巩固下来,同时这种结合也构成了职工代表大会制度以及中国政治体制的内在逻辑。就职工代表大会制度而论,它是理解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政权与工人阶级之间关系的一把钥匙,这种关系的实质就是只有把共产党同工人阶级结合在一起才能形成自觉自为的阶级,反映在制度上就是“工人当家、党委做主”。

 

六、前路漫漫

 

以职工代表大会制度来解释中国工人政治的内在逻辑是我的博士论文的中心工作,但是中国的经验毕竟还是有着一定的特殊性,它所呈现出的理论解释很难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工人政治对接起来,尤其是当我将研究的时间段集中在计划体制时期之时。可以说,从事博士论文研究还只是从事工人政治研究的垫脚石罢了,从长远的学问生涯来看,必须从中国工人政治研究中走出来,从全球化的视野对主要工业国家的工人政治进行比较分析。

我的博士论文的原题是《工人阶级政治的逻辑及其变革》,待到2013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时,我有意识的将其改为《阶级与公民之间的政治》,其用意就在于要把中国工人阶级政治的研究放置到具有普遍性的政治学理论框架中。


作者的专著

当然,要将自己的研究从博士论文拓展开来,必须具备一种重要条件,这就是在从事博士论文研究时要有比较好的文献积累。文献积累的最为重要的作用就是告诉自己,工人政治研究中的重要议题有哪些,这是将自己从博士论文研究的局限之中拉出来的知识上的力量。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看,工人阶级同现代国家之间的关系及其后果集中体现上工人阶级如何推动政治发展这一议题之上,特别是当我将注意力转移到欧洲和拉美的工人政治时,不难发现,工人阶级始终是推动政治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具体而言,工人阶级在现代国家形成、民主政治的成长、国家经济发展的道路选择、国家战争的起源等重大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是目前学术界的研究还不充分。到了这个时候,我感受到了工人政治在理论上的魅力和冲击力,自己的工人政治研究也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传统,拓展到了更为广阔和丰富的比较政治学理论。

博士论文的研究对于学生时代来说是结束,但是对于学问生涯来说才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开始。当我们手摇一叶扁舟,张满风帆,冲进知识的海洋时,不由自主的感慨“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对知识和理论的热情才是夜色中引导我们前行的灯塔,唯有持之以恒,才能最终有所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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