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尚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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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尚君:地方法治竞争范式及其制度约束

周尚君

[摘要] 高成本制度体系不利于地方政府在新一轮竞争格局中胜出,传统压力型发展模式和激励机制已出现明显“负效应”。要让地方在推行法治、提供善治、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和公共服务质量等方面充分发挥作用,必须尊重和有益于地方可持续发展、促进制度正向激励,并大力创新具备实践解释力的地方竞争范式和分析框架。只有逐步将压力型治理结构转变为规则型治理结构,形成统一的司法权治理体制与运行机制,“条条块块”权力制约规范有力,地方发展模式尤其是竞争模式才能逐步实现良性运转。作为地方,被动或者主动的制度调适将成为本轮改革的“竞优”选择,法治需求将在“诱致型”和“倒逼型”社会变迁进程中更加凸显。

周尚君:党管政法:党与政法关系的演进

周尚君

[摘要] “党管政法”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基本治理经验之一。从新中国成立至今,党与政法的关系一直处于互动调适之中。随着不同时期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和国家权力配置的调整,党与政法关系经历了为巩固新生政权的“诸权合一”、归口管理下的“一元分级”、“党政职能分开”的“一元多层、分工负责”,最终确立了“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政法领导体制,“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的十六字原则成为“党管政法”的根本指针。不同时期的领导体制伴随着不同的组织机制和运作技术,演进过程中显现出明显的目标主义逻辑和连续均衡特征。党与政法关系的演进逻辑表明,“党管政法”是通过探索性的组织机制、运作技术在党政关系、党法关系和其他关系的均衡互动中实现的。

中国法学的话语流变考略

周尚君

一、改革辨正 改革可以称得上是近现代中国的首要特征,尤其是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更成为中国社会的一种主流话语和正当性基准。可以说,当今中国历次重大的政治或社会实践都以改革的面貌出现,无论这种改革是主动还是被动,在“改”与“不改”之间,“改”似乎总是具有不证自明的正当性。近代以来,外敌入侵、救亡图存、民族抗争和文化纠葛等因素与中国的发展进程紧密结合在一起,一面是改革愿望日趋强烈,一面是改革的观念和逻辑越发昏暗不明。史家徐中约说:“在整个近代中国三百多年的时期内,反对外来因素的民族或种族抗争,构成了一个清晰的历史主题,它时而浮现在表面,时而转入地下。”[1](P6)救亡和抗争的历史重责甚至使得改革者有意无意地忽略改革的真正目标,出现所谓的“救亡压倒启蒙”[2](P7)。与之相应的是,中国的学术研究自“开眼看世界”以来,因“救亡”的基本逻辑而被各种类型的革命话语所萦绕,政法学者们在不断发出“城头变幻大王旗”感慨的同时,也有意无意地忽略对革命逻辑的认真清理与慎思。理解改革,必须从理解改革与革命的关系开始。雷颐认为中国“面临着改革和革命的赛跑”[3],改革与革命并不在一条线上,两者可能是共同前进的两条平行线。 梁启超在“释革”一文中曾说:“革也者,含有英语之Reform与Revolution之二义。……Ref主渐,Revo主顿;Ref主部分,Revo主全体;Ref为累进之比例,Revo为反对之比例。”[4](PP40~41)可见,改革与革命之间有内在联系,但更重要的是两者的根本区别:第一,革命以“创世”自喻;改革反对“创世”。革命的目的不仅是变革旧制度,而且要废除旧的社会结构。它不得不同时攻击一切现存权力,摧毁一切公认的势力,祛除各种传统,移风易俗,并且从人们的头脑中荡涤所有从前一贯培养的服从思想。与之相比,改革者认为,“创世”乃上帝所为,非人力能逮。尽管改革者同样以…

国家建设视角下的地方法治试验

周尚君

  摘要:法治是推动国家建设的重要动力。审视近年来发生在我国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地方法治试验,提炼其“理想类型”,并进一步分析地方参与国家建设的深度、广度和限度,在当前我国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显得尤为重要。对“程序型法治”的湖南案例、“自治型法治”的广东案例以及“市场型法治”的浙江案例的考察表明,地方法治试验可以在提升国家能力、建设社会组织、塑造公民意识、弥补中央治理欠缺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然而,法治建设的原动力问题依然需要在地方法治试验中不断地加以探索。 关键词:国家建设  基层民主  国家能力  地方法治   近年来,全国大多数省(自治区、直辖市)相继出台了推动地方法治建设的“决定”、“规划”、“纲要”或“意见”,并在国家法制统一的大框架下进行了大量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实践探索。“法治湖南”、“法治广东”、“法治浙江”等已经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热门词汇,地方法治作为地方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正逐渐成为我国法治建设乃至国家建设的重要“试验田”。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历史进程中,地方法治试验有可能成为大力推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一股新的重要力量。当前,在我国社会结构复杂变化、利益格局深刻调整、社会矛盾日益凸显、公民法律意识和权利意识不断增强的紧迫情势下,如何对这股力量进行类型化分析,提炼其中值得特别关注的鲜明特色,并在国家建设视角下审视地方法治试验的深度、广度和限度,已成为我国法学研究工作者亟须解决的重要问题。 一、重新理解地方法治 我国法学界对于可否使用“地方法治”这一概念至今仍存疑义。有学者认为,地方法治有可能将整体的“法治”行政区域化,产生一些潜在的危害,如“误造”法治的单元体、破坏法律体系的完整性和统一性、导致法治观念错位、走向法治的地方割据、消解法治的宪法基础等。基于此,有学者认为恰当的提法应当是“法治下的地方法制化”。地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