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波兰尼的《巨变》出版七十周年。《上海书评》编辑邀请我为波兰尼的《巨变》写一篇书评。他强调波兰尼的《巨变》和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同年出版，而这两位出生于奥地利的社会科学巨匠都在很大的程度上影响着当今人们的思想，他因此希望我在书评中对这两本著作都有所涉及。我欣然应允。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在麦基尔大学读社会学博士时接触到《巨变》并且深受其影响。此后不久，福山发表了《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一书，提出自由民主制可能是人类政府的最终形式和人类社会演化的终点。在波兰尼的影响下，我当时在课堂上下多次提出，像福山这样的观点在世界上成了主流，其实说明了苏联集团的垮台对自由主义阵营来讲也许也是一场灾难。

我的意思是，自由主义也需要自由主义者所强调的制约与平衡才能保持生命力，而如今苏联集团突然垮台，西方政治家和自由主义学者盲目弹冠相庆，这将会导致自由主义和西方民主国家势力在世界范围内的“脱嵌”（脱嵌有两层含义，一是社会组织在结构功能上的分化，二是某一类型的组织在社会上取得了主导地位。本文取的是脱嵌的后一层含义，这也是波兰尼更为强调的脱嵌的一个含义），必将会给整个世界带来灾难并给自由主义的声誉蒙上阴影。不久后，前苏联地区在“休克疗法”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方案下陷入空前的通货膨胀和贫困；许多国家陷入了低质量民主和血腥的族群冲突的泥潭；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以及金融危机的拖累下，持续走向衰退。

在当今世界，除了那个能够永远不断激发集体仇杀热忱的族群民族主义（ethnic nationalism）思想外，文艺复兴后发展起来的各种世俗性意识形态（secular ideology）在全球范围走向衰退，取而代之的则是形形色色的宗教运动和原教旨主义。但是我当时并没有预见到自由主义思潮，乃至整个世俗性意识形态，会在世界上衰退得如此之快。

但是，我今天的书评并不是专为追捧波兰尼而来的。首先，波兰尼在国内外的“粉丝”众多，不缺我一个。其次，这种追捧式的文章对国内青年读者来说是非常有害的。因为，我国知识分子在面对西方经典著作时往往有着膜拜的传统，年轻一代带着这样的态度来学习经典势必会越学越呆，这不是我愿意看到的。我写《巨变》书评有两个目的，其一是要指出波兰尼的《巨变》和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中的许多观点其实都失之偏颇；其二是要点明为什么这两本观点偏颇的书籍能成为永远的经典，历久弥坚。我从《巨变》入手。

《巨变》一书的观点直截了当：虽然市场在新石器时代后期就存在，但它们在当时政治、社会乃至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始终是附属性的。到了十九世纪，随着劳动力市场和金本位制的确立以及自由贸易国家意识形态的形成，市场不但开始主导人们的经济生活，而且主导了人们的政治、宗教和社会生活。波兰尼把这一资本主义形成的过程称为“巨变”，而把市场走向主导这一现象称之为“脱嵌”。

波兰尼强调，市场的“脱嵌”过程并不是自发产生的，而是在西方各国政府（当然首先是英国政府）的积极干涉甚至强制推动下到来的。但是，已经脱嵌了的市场并不具有所谓的“自律性”，因为经济的消长会带来周期性的失业。面对失业压力，各种“保护”措施将应运而生。当社会进行自保时，就会出现形形色色的工人组织和工人运动；而当国家不得不出钱来消解这一压力的话，就会引发预算透支和通货膨胀，危及金本位制的地位，并出现强国利用其霸主地位向他国转移经济压力的帝国主义行为和霸权竞争，自律性市场在该过程中也将被进一步破坏。

波兰尼强调，从1880年到1930年的半个世纪，市场对社会的压力不断加大；由自律性市场带来的乱象把工人运动引向极端的阶级政治，导致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兴起，迫使美国采取“新政”，并触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波兰尼认为一战系因霸权国家之间的均势失衡所致，与二战有很大的不同，90页。书中关于《巨变》一书的引文页码都来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本。引文都根据英文原文的涵义在《巨变》翻译的基础上作了修改）。一个建立在乌托邦设想上的自律性市场的发展被社会的反应性自我保护和战争所遏止。

波兰尼的许多言论，比如“自由放任绝非自然产生的；如果让事物自然发展，绝不会产生自由市场。……自由放任本身也是由国家强行推行的”（250页）；“通往自由市场的道路是依靠大量而持久的统一筹划的干涉主义，而加以打通并保持畅通的”（254页）等等，现在都已经成为经典。波兰尼的核心观点，即经济并不是一个自主体，它与一个社会中的政治、军事、宗教和社会关系相互嵌入，并构成社会的一部分，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常识。而《巨变》对各国工人阶级的特性的分析、对国家为了减轻市场的负面压力而进行干涉时所产生的财政危机的分析，等等，也都已融入后人的研究。

必须指出的是，《巨变》毕竟是一部发表在七十年前的作品。近年来，社会科学在西方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因此，《巨变》中大多数经验性结论现在已经很不切题了。以下仅举两例。

为了强调自律性市场在十九世纪出现的突然性，强调经济自由主义思潮以及接受了经济自由主义的国家在自律性市场形成中所起的作用，波兰尼用了大量篇幅来陈述这么一个观点：“18世纪的欧洲社会在无意识中抗拒了将它变为市场附庸品的任何企图。”（158页）事实是，欧洲社会从来就没有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去抗拒过一个历史上从来也没有出现过的全新事物，即工业资本主义；欧洲人只是在面对当时的社会问题时按照当时他们所熟悉的方式在处理这些问题而已。比如英国在1795年颁布了《斯皮纳姆兰法案》。波兰尼把这一法案解读成英国在无意识地抗拒着全国性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其实，对于这法案的历史作用我们也可以做出相反的，但也许是更为贴切的解读：该法案虽然推迟了英国的全国性劳工市场的形成，但它同时也缓解了英国早期工业化过程中所产生的普遍贫民化倾向，缓解了社会矛盾，从而对英国劳动力市场的发育和整个资本主义的发展在一定时间内起到了政治护航作用，而不是什么抗拒作用。

波兰尼把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所发生的一切重大事件，从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工人运动的极端化、美国的新政、苏联集体经济的建立，乃至二战的起因，都归因于“经济自由主义为建立一个自律性市场所作的乌托邦式的努力”（91页）失败的后果，这是非常牵强的。比如法西斯运动，我们一般不会认为它仅仅是对发生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的那场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反应，因为在意大利和保加利亚，法西斯运动在一战结束后马上就盛行起来，远先于经济危机的爆发。我们甚至不能说法西斯运动是一战战败国的现象：罗马尼亚是法西斯运动的主要国家之一，但罗马尼亚不但是一战的胜利国，而且在战后获取了很大的利益。我们今天会认为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和壮大是多种原因造成的，包括一战的后果、西方传统帝国主义政治的延续、族群民族主义在欧洲的全面发展、启蒙时代理性精神的消退，再加上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并且每个国家法西斯运动兴起的具体原因也不尽相同。

我们今天也不会认为苏联集体经济的建立与世界经济体制的垮台之间有必然的联系。苏联的情况就好比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中国，当时即使没有冷战和国际封锁，中国也肯定不会立即走市场经济的道路。因为除国际经济环境而外，一个共产党国家所采取的经济道路还受到国内政治和意识形态逻辑发展的制约。最后，把二战归因于国际经济体制的崩溃也实在是牵强。经济危机危及全球，但主要的战争发起国仅仅是德国、日本和意大利。比如日本，它从十九世纪末以来始终没有停止过在东亚的扩张，其军事行为背后的主要动因肯定不是国际经济体制的兴衰而是日本人的帝国梦想。

问题马上来了。既然波兰尼的许多论点在今天来看要么偏颇，要么完全不能成立，为什么其《巨变》一书在出版之后能产生如此持续而广泛的影响，至今不衰？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不得不提到波兰尼的“敌人”哈耶克和他的名著《通往奴役之路》。

波兰尼虽然在年轻时就在左派圈子内小有影响，但他在世界范围内的声誉则是在五十八岁时发表了《巨变》之后，特别是在他去世之后才逐渐形成的。与波兰尼不同，哈耶克在四十五岁时发表《通往奴役之路》之后马上就成了一个具有世界影响的思想家。

波兰尼是个经济史学家，他的分析从经验入手，归纳多于推理。掌握复杂的经验事实和把握其中的历史脉络都非常之不容易，而经验证据一旦有误就可能会危及论点。波兰尼不玩哲学，而是紧贴着复杂的历史真刀真枪地干了起来，所以说是走了一条很难走的道路。好在波兰尼在他《巨变》一书中撒下了一堆具有哲理的名言，弥补了他在经验现象分析上多有牵强附会这一弱点。

哈耶克则是一个自由主义哲学家，他的《通往奴役之路》从观念出发，推理多于经验归纳。这样的著作在明白人眼里是头脑过于简单，但是一旦读者接受了作者的论证出发点，作者高超的文字技巧和自洽的逻辑就会很容易把读者折服。这就是为什么哲学永远能吸引大量的生活经历单纯或是头脑简单的读者的缘故。

我不清楚波兰尼和哈耶克是否有私人层面上的关系，但是波兰尼的弟弟迈克?波兰尼与哈耶克有近四十年的友谊。据此，我认为他们两个肯定是相当熟悉对方的工作的。虽然波兰尼和哈耶克都没有把批判对方作为自己写作的出发点，他们的论断却可以说是针尖对麦芒。以下我从两人的书中摘录几段“名言”进行比较，以飨读者。需要提醒的是，本文中哈耶克的名言都由笔者译自美国《读者文摘》杂志在1945年发表的《通往奴役之路》缩减版：

哈耶克说：“在复杂的现代社会下，竞争是取得足够的多方协调的唯一的途径。”（51页）“只有在计划竞争而不是计划反对竞争时，计划和竞争才能很好地相结合。”（38页）

波兰尼说：“……自律性市场是一个乌托邦，因为来自社会的出于现实需要的自我保护会阻挡自律性市场的发展。”（254页）

哈耶克说：“走向计划的每一步的背后都是人为的刻意行动。并没有什么外在压力促使我们这么干。”（53页）

波兰尼说：“虽然国家的刻意行为造就了自由放任经济，但其后对自由放任的限制，却是自发产生的。自由放任是计划的结果，而计划却不是。”（252页）

哈耶克说：“国家‘计划’得越多，个体就越难进行自己的计划。”（27页）“（计划）承诺把我们带向自由，事实上却把我们带入了通往奴役的大道。一旦民主踏上计划之路，这样的后果就不难预见。”（41页）

波兰尼说：“自由在法西斯主义下受到的挫折乃是自由主义哲学所导致的必然后果，……”（422页）

他们俩一个说自由经济是复杂社会下的最为可取的一种管理模式，而另一个说自由经济是乌托邦，它的负面效应必然会迫使社会进行自我保护从而阻止自由经济市场的形成；一个说计划是一种反自然的刻意行为，而另一个却说自由市场才是刻意造就的而计划是自然产生的；一个说计划是通往奴役的大道，而另一个却说是自由主义给我们带来了奴役（即法西斯主义）。把他们放在当今中国的互联网上，我看非死掐不可。

但是，为什么这两本在观点上截然对立的著作却都成了名著？要弄清楚这一点，我们必须回到西方近代学术的发展逻辑。西方科学受到古希腊传承下来的演绎传统的影响。但是到了近代，西方科学又出现了另一个传统，即控制实验方法。所谓控制实验方法，就是在实验室中通过对其他条件进行控制从而来考察两个“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并通过演绎和归纳来推出两个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背后的“机制”。

控制实验方法在自然科学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功，但在社会科学中却应用有限，因为社会领域的大量现象并不具有可控性。虽然如此，控制实验方法的思维方式却在社会科学领域以新的形式得到了表现——这就是在一定出发点（可以是某种假设或者是某种意识形态）下的演绎和归纳。通过这一分析方法所得出的结论可能不符合任何事实，但是却能揭示出某些社会机制的性质，以及这些社会机制在特定条件下所可能发生的作用，这就使得西方理论获得了我们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中所没有的一种片面的深刻。

从这个意义上说，波兰尼和哈耶克都做到了这一点。为了把自己的逻辑推到极致，波兰尼和哈耶克都不惜对他们书中的一些关键词汇做各种模糊化处理。比如，当波兰尼说“自由放任是计划的结果，而计划却不是”的时候，他是在强调，从政府为建立社会保障而进行的局部计划乃至计划经济这样的全方位计划都是在市场经济的负面压力下自然产生的，因而是必然的和具有正当性的；而当哈耶克说“（计划）承诺把我们带向自由，事实上却把我们带入了通往奴役的大道。一旦民主踏上计划之路，这样的后果就不难预见”，他其实也已经把一个政府的局部性经济计划和斯大林式的计划经济的内在逻辑和政治效果等同了起来。

然而，正是这些片面的视角才使得这两本书的理论有了很强的标识度，很容易让大家认准站队。毕竟，波兰尼书中那些絮絮叨叨的经验描述和推理即使全错了，他的核心逻辑，即，单靠市场，甚至市场加上完善的法律，是没法解决自律性市场失灵这一问题的，却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毕竟，哈耶克书中大量的推理和描述再天真，他的核心逻辑，即，想通过推行计划来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话，到头来只会是计划漏洞百出，社会走向专制，却也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如果用瞎子摸象这一寓言来描述波兰尼和哈耶克理论之间的关系，并且设想这大象是一个单维度的“动物”的话（请把这“大象”想象成一根细长的绳子），那么我们可以说，波兰尼和哈耶克都各自摸到了大象的一端。

至此，我想对本文的标题做一个题解。当我选择“奥地利‘阴谋’”作为文章的题目时，我有这样的想法：这两位出生于奥地利的思想家在二战行将结束之际写出这样两本书来，简直就是企图通过戏弄人类来互证对方的伟大。二战后许多国家以苏联为榜样走了“计划经济”的道路，到头来却证明了哈耶克何其伟大；而上世纪八十年代后世界许多国家在美国的推动下走上新自由主义经济的道路，它们的失败却又证明了波兰尼何其伟大。当然，波兰尼和哈耶克都是各自理论的忠实信徒，“戏弄人类”的说法只是一个玩笑。但是，这一玩笑的背后却是一个严酷的事实：我们人这一动物爱忘事，缺乏正视现实的能力却又非常自以为是，非常理性但却又十分非理性，再加上每一代人都有大量的现实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需要解决，中庸之道因此永远难以为继，这世界也许也只能在追寻波兰尼与追寻哈耶克之间摇摆了。

可是，这世界在波兰尼和哈耶克之间来回摇摆的时间也许也不会太久了。当今世界在思想层面上所面临的危机要比十八世纪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要来得深刻。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之交，情感、激情、潜意识、现象、意志、集体等等，成了欧洲大陆知识分子的兴趣所在和分析社会现象的出发点，由此产生的保守主义思潮为法西斯的兴起做了准备。但是那时代大陆知识分子的学术趋向以及在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上却依然延续了文艺复兴以来的理性传统。而在今天，大众对文艺复兴以来兴起的世俗意识形态已经越来越没有信心，知识分子对社会的影响力也大大不如从前，取而代之的则是宗教领袖的强势和宗教意识形态在全球范围的复兴（在这方面中国的发展略为滞后，但却也不是一个例外）。今天我们还在喊“波兰尼伟大”、“哈耶克伟大”，喊着喊着也许就会喊成了“真主伟大”、“上帝伟大”、“佛陀伟大”，甚至是各式各样的新兴宗教教主的伟大。

波兰尼在《巨变》中说：“毫无疑问，自律性市场的终结将会是我们时代的一个特征。”（254页）近半个世纪后，哈耶克的一时信徒福山提出自由民主制可能是人类政府的最终形式和人类社会演化的终点。两种观点虽然相反，但反映的却都是智者的极端狂妄。

智者犹如此，何况我辈？

中国的现代化，是在西方影响进入后被迫发生的。中国从一个奉行儒法政治模式的帝国发展为现代国家，儒教及中华帝国的遗产在现代中国继续发挥作用。

民族救亡是近代历史主题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虽屡次被西方国家及日本打败，但在复制工业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时却拥有诸多优势。不能建立以发展为导向的强大民族国家，是许多后发国家都面临的问题。然而，中国素有强势国家（strong state）的传统，广袤的核心领土，其广大人口共有同根同源的文化，而其精英群体则具有集体认同，所有这些或多或少地归功于千年之久的儒教国家传统。中国庞大的规模及相较其他文明更为同源的文化，不仅使外国列强在西方帝国主义全盛时期难以肢解或吞并中国，而且使中国人更易构建现代国家认同。尽管在19世纪期间中国不是一个以发展为导向的国家，但强势国家的传统是其后来取得经济突破的一大利好因素。

此外，中国悠久的科举考试传统孕育了一种文化，即强调通过教育取得成就的重要性。然而，这对中华帝国自主发展工业资本主义并非积极力量，因为儒家教育注重中国典籍而不是数学、科学或实用知识；并且，中国精英将通过科举考试成为高级官员视为成功的最高境界。不过，当其他条件成熟时，成就导向型文化便是中国赶上西方世界的重要优势。

直到最近数十年，中国一直是一个穷国。许多因素造成了中国发展的长期滞后，而这些因素的重要性随着时间推移发生着变化。在19世纪，中国的国力及优越感似乎是个主要问题。当欧洲人在世界各地殖民时，中国清政府也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强权，并在中国南部、西部及亚洲内陆大规模扩张。到19世纪，中国人仍然认为中国是世界文化乃至地理空间上的中心。帝国的规模给了清廷及精英强烈的安全感。此外，文化优越感使当年的中国精英学习迟缓。比如，当中国在鸦片战争中被英国打败时，战败给旁观的日本所带来的警示远甚于中国自身。在19世纪60年代，当中日都启动改革时，日本的目的是建立西方式的君主立宪制度，而中国则将采用更优良的西方武器装备作为首要目标。

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的失败在中国早期现代历史上是一个分水岭式的事件。在战争前，大部分中国人认为日本是半开化的小国。然而，在明治维新后不到30年，这个国家就能够打败中国。此外，与关注在华开放通商口岸和提升政治影响力的西方列强不同，日本从它崛起的第一天开始就垂涎于中国的领土。

自从中日甲午战争开始，民族救亡成了中国压倒性的议题。中国人的自豪感逐渐褪去，最后被对西方文化和理念（包括但不限于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几近盲目的崇拜所替代。儒教和中国文化的其他方面越来越多地被指责为中国落后的根源，所谓的“落后”是指中国无法抵御外国军事侵略，不能迅速且成功地复制西方的经济发展模式。因此，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为了民族救亡而进行更加激进的变革和革命。

同时，20世纪早期的每一个重要转折点都与日本的侵略有关。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触发了愈加激进的变革及革命，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才终止。1919年五四运动的诱因是日本政府强加于中国政府的“二十一条”及巴黎和会，巴黎和会决定将德国在山东半岛的利益转交给日本，而不是交还给中国。

总之，20世纪前半期所发生的主要社会运动与革命都有一个清晰的目标，即拯救中华民族。为达到目标，中国人寻找当时所能找到的一切手段及任何他们认为有用的意识形态。振兴民族的早期措施收效甚微，促使后辈们越来越倾向于更激进的方案，直到1949年共产主义中国出现。

中国经济奇迹何以可能？

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后在中国获得了有力的支持。它推行的土地改革有益于贫困农民，早期的工业政策给予了工人几年前做梦都没想到过的社会福利。中国的知识分子大部分都非常高兴，因为中共给中国带来了一个可以抵抗西方列强的强大政府，他们为此已经苦苦寻求了数代。朝鲜战争后，中国经济复苏，民众的民族自豪感达到新的高峰，大部分中国人将中国军队可以与美军打持久战视为中国国力恢复的标志，并倍感骄傲。中共夺取政权后仅数年内，中共就得到了广泛的支持，毛泽东也成为了全党全国共同的魅力型领袖。

人民对毛及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强烈信仰，给予政府无限的自主性，允许它几乎完全控制中国的军事及经济；尽管当时一些政策已经造成了可怕的后果，特别值得提到的是“大跃进”（1958-1960）和“文化大革命”（1966-1976）。“大跃进”是一次激进的工业化狂飙，导致了1959年至1961年的经济困难；“文革”后期，中国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中国几近崩溃的经济状况及中国大众对贫困而不幸生活的普遍失望，推动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共在毛泽东去世后立即采取改革开放政策。改革造就了中国的经济奇迹。

将中国近来的经济表现说成奇迹有些言过其实。首先，世界上鲜有国家拥有中国这样辽阔的疆域、强势国家的传统、广泛存在的身份认同以及成就导向型文化。现在，中国人曾经的自豪感已经消失，向西方学习成为常态，当然，这也是近百年来改革及革命的结果。中国延续千年的强势国家及成就导向型文化已经完成向高度发展导向的转变。

其次，近一个世纪的现代化导向型的改革及革命，已经破坏或削弱了曾经阻碍中国建立工业国家的很多传统文化因素和社会结构。

再次，中国的崛起出现于一个较为良好的国际环境之中。基于共同的地缘政治利益，中美关系在20世纪80年代得到极大的改善；贸易自由主义观念在全球高涨；加上因为语言和文化相似，东亚国家的出口导向型发展经验及剩余资本易于被中国吸收。

最后，作为“文革”灾难性后果之一，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狂热消褪了，这对经济发展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正面效果。在80年代早期，中共领导人意识到，要维持政治稳定就必须坚持改革政策，中共的执政地位有赖于良好的经济表现，而非意识形态立场。然而，中国直到90年代仍然保持着革命政权的大部分组织和动员能力，所以国家还有很强的能力领导这样一场改革，并能够在发展经济方面取得良好的成绩。这种政治结构非常有利于经济发展。

儒教政治社会功能消失

中国已经从一个政治制度、文化完全异于西方，并对发展工业资本主义充满敌意的帝国，发展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的制造业中心，当前中国仍然保持着良好的经济发展势头。在中国转型过程中，儒法国家的许多制度和文化遗产已经消失，但一些仍然留存了下来，并将对中国的未来产生影响。另外，中国的过去对其未来的影响也不会只是文化与观念方面一次简单的传承。在此过程中必定涉及相互竞争的、具有不同组织能力、资源和利益的社会行为体。这些社会行为体的行为及效力反过来又受到国家结构化行为、国际环境和新形势的调节。中国的历史及近百年来的现代化建设所带来的社会变革，将对未来中国的发展产生影响。

儒教政治模式及儒教文化在中国社会的统治地位已经消失。现代中国及未来短期内的中国所拥有的绝大部分特质或多或少都与这种结构性变革有关。1911年的辛亥革命粉碎了长达千年的儒家政治体系。在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将儒教及儒教文化视为中国积弱的根源。从那时起，中国政府和大部分知识分子便开始想方设法地摧毁中国传统文化，批判支撑这种文化的制度。在当今的中国，儒教道德及政治秩序再次受到一些知识分子的推崇，甚至获得政府的部分支持。然而，到目前为止，这些努力都是徒劳的。

中国在重塑儒教成为主流价值观方面所面临的困难，不仅仅来自一个世纪以来激进的现代化建设所带来的破坏性后果。如果这些因素是造成儒教崩溃的全部原因，今天中东的伊斯兰教、印度的印度教、美国和西欧的基督教以及东欧的东正教便应该遭遇类似的境况。现实却并非如此，因为上述每个宗教在现代化建设的冲击下均幸存下来，在社会中依然是一股强大的势力。儒教的崩溃在全世界宗教中是不同寻常的，与其本身性质有关。

尽管儒教被许多学者认为是宗教，但我们不能忽视事实，即这种宗教强调世界的内在道德秩序甚于超验神圣秩序。儒教之所以曾在中华帝国占据主导地位，一是因为它为国家权力提供了合法性基础，为社会提供了道德秩序；二是因为自宋代以降，帝国政权和社会或多或少都是依据儒教准则进行构建的；三是因为一些国家或社会组织发展出了某种类似于教会的功能。然而，上述社会条件一旦消失，儒教便失去了根基，从一种支持国家和社会的绝对组织力量退缩为一种离散的、非强制性的意识形态或哲学。这恰好是那些试图恢复儒教传统地位的人所面临的问题。

儒教国家崩塌及儒教在社会中作用急剧下降带来了若干挑战。中国不是小国，拥有自己的文明。作为一种世界主要文明的创造者，中国人的自我形象将成为自己的负担。现在中国正在变得富裕，许多中国知识分子产生了建立另外一种道德、政治和国际秩序的强烈愿望，此种秩序吸收了许多西方因素，但儒教处于核心。这种努力遭遇的困难不仅来自自身，因为日益盛行的西方个人主义文化与集体导向的儒家价值观存在矛盾，更为重要的是，如前所述，儒教已经退化为一种鲜有制度支持的意识形态或哲学。因此，短期来看，一些中国知识分子近来所倡导的儒学复兴并不会达到其所期望的结果，尽管社会对其制造的张力会出现真正的反弹。

儒法国家的转型挑战

在今天的中国，尽管知识分子们某些关注点受到广泛认同，但建设与倡导以儒教为中心的道德及政治愿景的参与者毕竟寥寥无几。西化仍然是当前中国发展的真正驱动力，特别是追求富裕的普遍诉求，越来越被接受的个人主义文化以及广泛存在的进步主义史观。在包括现代西方在内的其他主要文明中，各种世界宗教在现代化的冲击下幸存下来，并成为发展主义的制动器，平衡社会的进步冲动。几乎完全崩溃的儒教并没有为中国留下类似的制动器。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保守主义力量十分弱小。进步史观受到政府官员、知识分子和普通大众的普遍认同。因此，西化在中国得到了最毫无保留的展示。

儒教国家的崩溃及儒教文化社会影响力的衰落并不意味着过去的历史与今天的中国无关。在许多方面，儒教仍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例如，几乎每个阶层的中国人都注重教育的价值，直到今天，他们在子女教育上的投入依旧十分巨大。当然，这种文化不仅是儒教遗产，因为现代中国创建出许多机构来维持教育导向型文化。然而，现代中国政府如此容易地提倡教育导向型社会，中国民众又是如此自然而然地接受，这个事实展示了儒教遗产的重要性。

儒教国家传统在中国逐渐形成了一种强势国家的传统和文治的共识，这在后发国家间是很罕见的。中国的疆域如此广阔，任何一个军阀都很难单独通过武力来控制整个国家。在20世纪上半叶，尽管军阀主义主导着中国的政坛，但没有一个军阀公然宣称己方为军政府。他们反而在这段时期内，在其势力范围内促进并建立文职机构。当中国重新走向统一时，不论当政的是民族主义政府还是共产主义政府，国家都得以毫无阻力地推行各种分治和制衡机制。因为存在强势国家的传统和文治的共识，中国总是能迅速恢复文官统治，并致力于改善政府、社会的治理。

儒教国家传统的遗产迄今赋予了中国一种强烈的内向特质。中国悠久的历史及频繁变幻的帝国命运，使西方国家无法像在其他发展中国家那样在中国人心理上留下持久的印记。中国辽阔的疆域和庞大人口数量使中国人很少担心外部威胁，而是要求政府聚焦于无穷无尽的内部问题。到目前为止，中国奉行温和而非强硬的外交政策，某种程度上也是这一传统的表现。

就人类社会的政治经验看，有三种理想型途径可使国家权力合法化：允诺更好未来的意识形态、定期换届选举、政府治理绩效。中国从天命观念中继承了以绩效为基础的合法性的强大传统，改革开放以后，政府的经济绩效、道德表现是其统治权力的主要依据和来源。以绩效为基础的政权合法性促使中国政府更加积极地施政，因此，极大地促进了改革开放时代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近年来人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

另一方面，以绩效为基础的合法性也是社会张力的重要来源，将塑造未来的中国政治。在绩效作为合法性基础的问题上，中华帝国没有遇到太大的麻烦，因为当时政府面临的任务有限，维持权力实际上才是其首要目标。然而，现代中国是一个目标导向型国家，在此意义上，它承诺要让大部分中国人过上更好、更幸福的生活。毫无疑问，在过去的20年里，由于中国经济的成功，中国民众的生活水平大幅提升，但他们并不一定更加幸福。中国人很快认为过上富裕新生活是理所当然的，并有了更高的期望。此外，随着经济发展和开放政策出现新问题，比如，不平等加剧、社会冲突、贪腐、失业及环境污染。尽管中国社会投入越来越多的资金去解决这些问题，但骚乱、抗议、暴力冲突仍然不断增加。现阶段，受益于经济繁荣，中国政权并未面临重大危机。然而，当经济减速，社会危机很可能激化。

本文的论点是社会运动和革命都是伴随着现代化的到来而出现的社会现象。这些现象源起于欧洲（指的是西欧，以下同）。随着传统精英政治在欧洲的垮台，“人民”作为一个社会行动者首先在欧洲，随后在全世界逐渐登上了历史舞台。对社会运动和革命的不同价值判断构成了欧美社会运动和革命研究中各种不同的问题意识，而对“人民”政治的庆祝则是西方社会科学乃至哲学研究中的一个误区。

读者可能会问，你说社会运动和革命起源于现代社会，难道陈胜、吴广起义就不是社会运动或者革命了吗？难道斯巴达克斯的奴隶起义就不是社会运动或者革命吗？我的回答是：虽然研究现代社会运动和革命的理论和方法在很大程度上都能用来研究古代社会的抗争，但是古代的农民起义、奴隶起义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社会运动和革命。一般来说，社会运动指的是有许多个体参加的、组织化的、在一定意识形态指导下的寻求或反对特定社会变革的制度外政治行为，而革命则是有大规模人群参与的、旨在夺取政权并按照某种意识形态对社会进行根本改造的体制外政治行为。社会运动和革命的共性是它们的背后都对于国家和社会有着变革性要求的意识形态的支持。变革性意识形态的重要性是社会运动和革命不同于其他类型的集体行动的一个关键。在没有变革性意识形态支持的情况下，陈胜、吴广起义如果成功，他们就会像刘邦、朱元璋一样，自己当上皇帝，而整个社会结构（特别是精英集团的基本构架）则不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奴隶起义也一样，由于没有变革性意识形态的支持，起义如果成功了，其结果往往是起义领袖当了奴隶主，而奴隶社会的根本结构也不会发生重大变化。在古代社会，最为接近于现代社会运动的集体行动是宗教运动。

毛泽东说过，“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但是大量的历史材料所记录的却都是帝王将相的故事。我们也许会认为这是由于历史是帝王将相写的。其实，这也反映了普通百姓对古代历史并不发生显著影响这一事实。从这个意义上讲，古代社会的政治都是精英政治（古典时代的雅典也许是个局部例外），只不过不同文明中的精英群体构成不同，因此有不同的政治形态。比如，宋朝以降，中国的精英逐渐结晶为两个主要群体，那就是皇族和通过科举获得功名的士绅官僚集团。古代欧洲的政治也同样是精英政治，但是欧洲精英群体的构成要复杂许多。在中世纪后期，欧洲逐渐形成了四个精英群体，那就是王族集团（国家）、贵族、天主教势力和商人。

欧洲传统精英政治的垮台

现代社会的到来与欧洲传统精英政治的垮台有很大的关系。欧洲的国家和商人集团的势力在精英政治的衰败过程中大大增强。这两个群体力量的增强促进了民族国家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支持这两个历史进程的意识形态——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潮——的产生和发展。同时，在民族国家和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各种社会矛盾也促发了左倾阶级政治和右倾法西斯主义的兴起。欧洲乃至西方各国的国家精英被迫以各种方式（包括民主政治和福利国家）来消解激进政治，“人民”就在这一过程中逐渐成为国家和公司 / 企业之外的另一个行动者。民族国家和资本主义在欧洲和西方世界的兴起给非西方国家造成了巨大的军事、经济和殖民压力，迫使后者向西方学习。而学习不成功的国家则会沦为殖民地或者是爆发革命。民族国家、资本主义乃至整个西方话语和政治形态因此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主导。追根溯源，我们理解现代社会运动和革命兴起和发展的历史必须从欧洲精英政治的衰败这一历史过程开始。

国人长期把欧美近代以来的发展看作是一个进步，这是一个迷思。欧洲的特殊性在于：在西罗马垮台后，欧洲的精英政治始终达不到其他地区（比如中国、印度和中东）都在不同形式下达到了的一种稳定状态。此处所说的“稳定状态”指的不是这些地区的精英群体内部不存在竞争和冲突，而是说这些地区精英群体内部的争斗对已成型的精英政治结构不会产生破坏性的影响。金观涛曾经用“超稳定结构”这一概念来刻画传统中国精英群体结构和整个政治结构的稳定性。其实，在民族国家和资本主义到来之前，欧洲之外的所有文明体都处在各种不同的“超稳定结构”下。不过，与金观涛不同的是，笔者并不把欧洲的发展看作是历史的进步，也不把其他文明中的各种“超稳定结构”看作是“落后”。

如果把中世纪欧洲想象成一个人，那么这肯定是一个在任何状态下对自己生存条件都不满意的人，是一个和自己过不去的人。由于四个精英群体间的长期争斗，欧洲既回不到罗马时代的统一又达不到一个较为稳定的平衡。欧洲难以达到稳定状态的很大原因在于国家和天主教势力之间的一种相互依存的紧张关系。欧洲君主都是天主教徒，他们的行动势必受到教会势力的制约；但是君主手上拥有更为强大的军权，这是一个很大的优势。具体而言，罗马教廷既需要国家的保护，又想控制甚至是压制国家力量的增长。教廷和欧洲各国在任命主教权及其他许多方面的结盟和争斗，削弱了神圣罗马帝国，引发了多次战争。这是欧洲政治在很长时期内的一个重要侧面。然而，欧洲不少国家还是在国与国之间的不断冲突中强大了起来。这些国家在战争中获取了新的地域、增强了税收能力、建立了官僚体制、加强了对贵族甚至是教会人员的控制。

在欧洲形成的早期，法兰克人到处扩张。不过，由于当时国家力量微弱以及多国并存，使得民众有选择逃离的余地。为了避免新占领地区的居民选择逃离，法兰克统治者不得不与他们建立契约，欧洲于是出现了不少“自由村庄”、“自由城镇”。中世纪后期，欧洲商业有了很大的发展，一些占据着有利地理位置的村庄和城镇逐渐发展为独立或者是半独立于国家的城市。这些城市的政治由商人控制，并且大多数拥有军队。这些城市中居住的知识阶层也开始生产新的思想，对城市的生存方式进行合理化。欧洲商人势力日益强大，成了精英冲突 / 竞争中的一支主要力量。

至此，欧洲产生了两个相互重叠的冲突 / 竞争场域：由国家主导的军事冲突和商人主导的经济竞争。这两类冲突 / 竞争都有着很清楚的输赢判别准则；同时，为了赢得战争或经济竞争，竞争中的各方自然力图以更低的成本来生产威力更大的武器和更有卖点的商品。这两类冲突 / 竞争因此大大增强了欧洲国家的经济和军事产品生产能力，促进了工具理性（只讲输赢，不讲对错）精神在欧洲的增长，给了本来没有方向和本体性意义的历史一个“发展”的表象。近代欧洲思想家给这些表象赋予正面价值，因此就出现了诸如黑格尔的线性史观、社会达尔文主义、马克思主义等形形色色的“进步”史观。

但是，如果欧洲历史只是由军事和经济竞争来主导的话，那么它们也不会发展到今天的局面。假设欧洲的教会势力始终能保持中世纪的强势，欧洲国家的“发展”就会受到阻碍，因为天主教的价值观会阻碍以盈利和打赢战争为唯一目的的工具理性的增长。但是，欧洲天主教的势力在中世纪后期逐渐削弱。天主教势力式微的背后有着许多原因。首先，教廷能控制神圣罗马帝国，却不能有效控制后成长起来的英、法和西班牙等国。特别是法国，差不多在整个十四世纪都控制着居住在阿维尼翁的教皇，触发了东西教会大分裂（Great Schism，1378-1417）。教会分裂削弱了天主教在欧洲（特别是南部）的影响力，与欧洲的军事和经济发展一起促成了文艺复兴的全面到来。

天主教的式微还取决于天主教的性质。天主教对唯一真神的信仰促发了僧侣对《圣经》文本真理性探索的渴望，为西方科学的发展铺平了道路。而中世纪僧侣阐释《圣经》所发展出的一些重要论点（如地心说）却在科学发展中被证伪，《圣经》的权威性因而大大被削弱。天主教的性质不但造就了《圣经》的真理性，还迫使教庭不遗余力地捍卫他们对《圣经》的权威性解读。类似路德提出的“异端”思潮以及“异端”天主教组织在中世纪经常出现。在教廷力量的鼎盛时期，教廷可以在国家力量的配合下，迫使“异端”思潮或组织的领袖公开认错，甚至动用武力消除他们的影响。但是，中世纪后期国家力量的发展使得教廷的政令不再畅通。因此，当路德贴出他的几张“小字报”后，神圣罗马帝国中的君主就分成意见截然不同的两拨，使教义之争转化成军事冲突，并且迅速扩大至整个欧洲。在这一冲突过程中，欧洲的国家力量得以进一步加强，而教廷的力量则在衰弱。

大约在路易十三（1601－1643）至法国革命这一段时间，欧洲的教廷力量继续走向衰弱，而国家力量则进一步增强，贵族群体部分地分化为国家官僚和商人，商人的势力有所增长但逐渐被锁进了边界日益明确的国家之中。商人与国家精英既冲突又合作，为欧洲殖民打开了空间。但是在同时期，欧洲国家却出现了明显的集权倾向。法国在集权道路上走得较远。在英国，因为贵族和商人势力的强大，国家集权化反而引发了光荣革命。英法两国是长期宿敌，光荣革命后两国继续争斗。在争斗中，集权的法国却往往处于下风。这是因为：英国新兴的中产阶级和中产阶级化了的贵族在光荣革命后进入并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国家政权。因此，当国家处于危机时，英国的精英阶层能更有效地动员起来，帮助国家征税，进行战争动员，从而大大提高了国家对资源的汲取能力和战争动员能力。在法国，路易十四集权后给了贵族大量特权并把他们闲置起来，但是法国在同时却没能建立起一个有效的官僚体制来取代贵族的功能，因此法国的税收能力反而大大落后于英国。财政危机的发生，再加上其他原因，终于促发了法国革命。革命后，民族主义情绪在法国大大增强。在拿破仑的带领下，为法兰西民族而战的法国军队在欧洲一度所向披靡，给其他国家就形成了同构压力（isomorphic pressure），或者说其他国家必须推进民族国家建设才能得以生存。这样，民族国家模式就在整个欧洲发展了起来。你要让民众为民族国家而战，你就必须给予民众一定的政治权力。于是公民这一概念在欧洲开始扩散。一个全新的社会行动者——人民——逐渐登上了欧洲的政治舞台。

民族国家的形成并不是“人民”力量兴起的唯一源泉。欧洲商人的强大促进了商业和工业技术的发展并引发了工业革命。工业革命（特别是以蒸汽机技术为核心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后，欧洲出现了大工业城市、大量的产业工人以及大规模的贫民窟，但是欧洲国家却不能为工人提供劳动条件和失业保障等方面的保护。在世俗意识形态（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左派知识分子把这些现象解读成资本主义的黑暗，并且制造阶级意识、搞工人运动。十九世纪时福利国家尚未建立，国家不知道如何处理这些新兴事物，因此左派运动搞得轰轰烈烈。在左派运动的巨大压力下，不少欧美国家渐渐学会了分而治之、分而打之的办法：你如果闹得极端，就镇压你；但是如果你就是为了一些经济利益，我就慢慢让你合法化，允许你在法律框架内进行合法抗争。面对这一国家对策，工人阶级内部出现了严重的分化，或者说工人在此后变得更倾向于通过改良性的社会运动来争取自己的权益。可以说，工人抗争和国家的妥协为“人民”登上历史舞台创造了另一个条件。

以“人民”为主体的社会运动在欧美的兴起还和以下的社会变迁有关。

第一，宗教战争和天主教在西欧的衰弱为世俗意识形态的发展提供了空间。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法西斯主义等世俗性意识形态应运而生，为社会运动和革命的发展提供了多种多样的思想武器。

第二就是教会势力的“人民”化。十九世纪后，宗教力量在欧洲进一步衰退，天主教会不再是欧洲政治的一个最为重要的行动者。不少人把这一历史进程错误地解读为“世俗化”，认为宗教在现代社会中不再重要，这一认识有误。但是，宗教力量作为社会行动者的性质的确在现代化过程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或者说宗教行动者在欧美不再主要作为一个精英群体，而是作为一支“人民”力量加入了现代的政治过程。当教会适应了现代政治的运作方式后，它们也会运用选举政治、社会运动，甚至是革命来获取权力。

第三是认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的兴起。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流传开后，西方的左派势力受到很大的打击。加上福利国家的兴起和国家的民主化，欧美的左派力量分裂严重，认同政治应运而生。所谓的认同政治，就是在没有普世性意识形态支持下的、为比较单一目的而发起的社会抗争运动，比如同性恋运动、女权运动、反核运动、和平运动、环境运动，等等。西欧和美国的左派普遍认为这是左派运动发展的一个新阶段，笔者认为它其实是削弱了左派阵营的力量：认同政治把左派阵营割裂成许多片块，

而近几十年来西方的右派和保守势力却在整合。就本文而言，认同政治的历史意义在于“人民”范畴的进一步扩展：女性、少数族裔、同性恋者，以及社会上的一些在以前看来是处于“病态”的亚文化群体逐渐加入了政治过程。

第四是社会运动社会的到来。在人民形成的早期，参加游行和示威的大多数为社会下层或者是年轻学生，而国家则往往采取抵制甚至是镇压的对策。因此，社会运动的参加者大多数是男性，年轻人或者是学生，因为这些人打架打得动，逃起来跑得快。但是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到今天，社会运动在欧美国家被进一步纳入合法的制度框架，而社会抗争在认同政治兴起后的规模和剧烈程度也在不断减低，抗争被血腥镇压的可能性因此大大减小。同时期，欧美的右派、社会中上层和宗教团体也越来越能自觉地运用社会运动来获取他们的利益。可以说，当今欧美社会几乎所有的团体都学会了运用社会运动来谋取利益。欧美社会因此变成了社会运动社会——人民的范畴有了前所未有的扩展。

总结一下：前现代欧洲的政治是精英政治，而欧洲的精英群体主要由君主、贵族、教会和商人四个行动者组成。在欧洲的现代化进程中，君主势力转变成民族国家，商人转变成公司 /企业，而三类人士——贵族、教会人士和臣民——则转变成了现代意义上的“人民”。在欧洲的军事和经济压力下，世界其他各国的传统精英政治结构也被摧毁，“人民”作为一支政治力量在世界范围内走上了舞台。

解构“人民”

当“人民”作为一个社会行动者刚登上历史舞台时，很少有人对此历史意义有真正的理解。比如马克思，他强调人民的阶级性——工人阶级起来了，它的历史作用就是推翻黑暗的资本主义制度。从十九世纪直至今天，大量的思想家都对“人民”的意义不甚了了。不理解就出现了认识偏差。左倾的支持人民，支持某一类人民，甚至想推进某一类人民势力的增长；而保守的人反对、惧怕人民，试图抵制人民力量的兴起。

对历史过程理解的偏差也反映在西方学者研究社会运动时产生的问题意识中。早期的西方学院派学者，特别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前的美国学者，大多数比较保守。他们也许并不会认为闹事的人的要求都是无理的，但是他们认为社会上存在着许多争取权益的合法渠道，因此人们完全没必要用社会运动、甚至是更为极端的方式来争取他们的权益。他们还会认为参加社会运动的人是不理性的，容易听信谣言，因此他们花了许多精力来研究社会心理学、群体的形成过程以及谣言的形成和传播机制，等等。

二战后西方经济迅速发展，中产阶级群体和大学生群体有了很大的扩展，许多家庭出现了第一代大学生。上世纪六十年代，西方兴起了以学生为主体的新左派运动。新左派运动式微后，不少参加运动的学生继续求学，有些进入了研究生院，试图了解自己过往行动的历史意义。早期的社会运动理论强调运动参加者的非理性一面，并且说运动的参加者往往是随谣言起舞。左派学者反对这种观点，提出一个新的社会运动研究视角。在新的视角下，社会运动不再是一个社会心理学过程，而是一个被政体排斥在外的群体进行抗争的政治过程。这一新的价值指向，以及伴随着这一指向而产生的种种新的问题意识，大大地促进了社会运动研究的发展。但是，这一新的理论视角其实不过是对“人民”作为一个社会行动者的权力发展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时状况的一个描述。在今天的欧美国家，“人民”的范畴已经大大超过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时的规模。今天的欧美已经是一个社会运动社会：原来主要是左派搞运动，现在右派也搞；原来是社会下层搞运动，现在上层也搞；原来参加社会运动的主要是男性，而现在女性大大增多；原来青年人是社会运动的主体，现在是什么年龄都有。也就是说社会上的每一个群体都学会了运用社会运动来争取权益这一方法。

新的研究视角对“人民”性质的左倾理解还带来了另一个误区。一般的观念是，在现代社会的三个行动者中，国家和公司都是坏的，而人民则是好的。必须说明，这种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有道理的。国家有枪有炮有警察可以镇压，而人民只能示威游行；国家还控制着大量的信息，他们能做广大人民做不到的事情。公司企业手上没枪没炮，因此没有国家的专制能力，但是他们有钱，并且掌握着许多人民无法知道的信息。权力和信息上的不对称给了国家和公司很多便利，而怎么控制国家和公司 / 企业也成了一个永远的难题。

但是，大多数西方学者往往会在他们的理论中给“人民”加上光环，似乎“人民”天然就是好的。各种所谓的公民社会理论就是这一思潮的反映，或者说建立强大的公民社会来抵抗国家和公司的力量几乎成了西方学界的问题意识和哲学思辨的基础。但是如果采取更冷峻的立场来看，问题就复杂了。“人民”是个很驳杂的群体。当前世界，形形色色的宗教团体几乎都是人民的一员；在美国，支持堕胎的和反堕胎的都是人民，而资本家在国会山游说之余也会去搞社会运动，以人民的资格来获取自己的利益。另外，希特勒就是人民支持上台的。世界上除了中国、法国、英国等少数几个国家外，在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都发生过惨烈的种族屠杀，而人民往往是种族屠杀中的急先锋。还比如在环境问题上，国家、公司和人民（包括大多数环保人士）都是罪人，谁都逃脱不了干系。因此，学者面对“社会运动”和“革命”时不应该简单赋予国家、公司、人民以正面或负面的价值，而是要把他们看成现代社会的三个主要行动者，考察他们各自的性质、力量和相互关系，来解释社会运动、革命产生和发展的规律。

如果有人问笔者对人民政治的担忧何在，那么我的回答是：就欧美政治发展而言，我一直在观察着美国保守宗教势力和欧洲右派力量在近些年的迅速发展。这些发展不但会影响欧美“人民”的构成和性质，而且可能会对欧美的国家性质和经济结构，乃至整个世界格局产生我所不希望看到的重大影响。

本文还有以下两层用意。其一想告诫那些具有强烈精英主义、充满“国师”欲望、而对现实政治不甚了了的人，人民进入政治过程是近两百年来的世界潮流，逆之而行将是螳臂当车。其二是告诫那些有着浓厚的民粹主义倾向、持有简单自由主义观点，但同样也是对现实政治不甚了了的人，人民政治完全不等同于美好的未来。

社会运动与媒体有着不解之缘。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在他的《社会运动：1768-2004》一书中写道：“自18世纪社会运动刚刚兴起，报纸、杂志、小册子以及其他印刷传媒就在传播运动的消息，它们宣告即将开始的行动，评价这些行动，并对这些行动的成败予以报道。20世纪传播媒介的变革与扩展，为社会运动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展示。”［[2]］可见，自社会运动诞生之日起，媒体就是其发生发展中的一个重要变量。而进入21世纪，传媒技术突飞猛进，除了传统的报纸、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体外，互联网以及基于互联网应用的社交媒体、自媒体等更是风起云涌。这些新媒体技术必然对社会运动产生全新的影响。那么，这种影响将表现在哪些方面？其影响的机制如何？在不同的社会语境下，媒体对社会运动的嵌入和影响是否又有着不同之处？在2011年11月2日由美国芝加哥大学、中央编译局以及浙江大学联合举办的“中国政治治理的历史和现状：制度、动力与领导”（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the Past and Present of Governance in China:Institutions,Incentives,and Leadership）国际研讨会上，笔者带着这些问题，对与会的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教授赵鼎新进行了专访。作为西方学界知名的华人学者，赵鼎新教授一直致力于社会运动的研究，其《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早在2006年就已在内地出版，反响很大。［[3]］由于其对中西方的国情都非常了解，因而能够将社会运动放在中西方不同的国家-社会关系视野中进行比照，对于媒体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与功能，其分析也十分到位。他的研究为我们理解媒体与社会运动及中国的政治转型提供了有益参考。

社会运动未必和国家政权相对抗

潘祥辉（以下简称潘）：您在社会运动研究方面非常有影响力，但您早年是学昆虫生态学的，后来怎么会对人类社会发生兴趣，并专注于政治与社会运动？这里面是否有什么契机？

赵鼎新：我们这代人都对政治感兴趣。因为在文革时期，我不能读中学，但是要上山下乡，我的生命完全是由政治决定的，不可能对政治不感兴趣，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生活很苦，文革时有时连饭也吃不饱，但我们却有各种各样的理想。所以就会想这社会以前是什么样子，现在是什么样子，目前的存在一切是合理的呢，还是不合理的呢？当时我们的思想都比较简单，也没有什么书可看。所以当时在这种情况下，我看了不少《马恩选集》，看了《列宁选集》、《斯大林选集》，甚至看了《资本论》，花了一年时间。1975年的时候，当时毛泽东好像说了一句话：我年轻时候看的书现在好像全封闭了之类。于是解禁了一百多本书，那一百多本我当时买了一些，也借了不少，像赫胥黎的《天演论》，海克尔的个体发育是系统发育简短而迅速的重演理论等等都是在那个时候看的。应该说我们当时都是很“左”的，我也没什么特别的，我并不知道外国人生活是什么样子，并不知道市场经济是什么样子，并不知道资本主义社会是什么样的社会。什么都不知道。外国社会如何如何都是从条条框框里学来的，所以呢后来“四人帮”抓起来了，特别是江青抓起来了，说江青是反革命，这对我们冲击很大。本来我对“文革”到没什么好感，但是说毛泽东的老婆江青是反革命，这在道理上说不过去。整个报纸的宣传，搞得我思想极其混乱，认为这世道说错半句话就的进监牢了。在这种情况下，我就去学了理科。我理科底子在当时的考生中可能算好的，我在工厂时学了不少数学，甚至自学了高等数学、线性代数，概率论和微分方程等科目。但是，我虽然考了理科，但是对人文社科一直感兴趣，1986年出国前出版的许多书籍，包括当时很有名的《走向未来丛书》，我都买来看。最后促使我转型的就是1989年。我当时觉得，二十世纪的中国真悲惨，我真觉得中国社会有那么多次机会可以走向所谓的“良性循环”，但是一次次失去机会，非常伤心。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就带了一种鲁迅的情怀，放弃生物学转到社会学，来救助国人。当时的我就是这样想的，当时的思想应该说还是很简单，和现在完全不一样。

潘：20世纪的中国的确充满了动荡，革命与运动一个接一个。不过好像新中国成立后，包括游行示威这些社会运动就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群众运动”，那么您研究的社会运动和毛泽东时代的群众运动有什么不同？

赵鼎新：其实新中国成立后，社会运动其实并没有消失。当时工人闹事啊什么的都是很多的，媒体不怎么登，我们不知道而已，当时农民也闹过事。［[4]］但是呢，逐渐逐渐这些事件在中国政治中走向了极其次要的位置，被政府主导的群众运动代替了。社会运动是自发的，自下而生的，群众运动是国家为了某一个政治目的来动员群众。共产党在革命成功之前是一个搞社会运动的党，用社会运动的方法来动员群众。建国后社会运动变成群众运动，实际上是中共革命时期一些惯用手法的延续。共产党搞群众运动，有不同目的，如土地改革运动是改革社会结构的，有的运动像除四害、移风易俗运动是改革社会文化的；有的如三反五反其目的是针对共产党内部腐败的，有的如镇反运动和反右运动则是弹压敌人和想象中的敌人的。尽管目的不一样。但有一点，它都是革命政权的延续。

潘：可不可以这样理解，从性质上来说，群众运动由政权来操控，而社会运动和政权有对抗的？

赵鼎新：有的社会运动也不见得和政权对抗，比如美国的同性恋运动、女权运动、反堕胎运动，这些并不是和国家对抗，而是和某些社会群体对抗。其实在目前中国，并不是所有社会运动都是直接与国家对抗的，比如说浙江长兴曾经发生的反环境污染抗争，在温州萧山等地发生的基督教家庭教会运动，这些或者指向的是地方政权或者是某一个老板，或者只是宗教生活的发展。但有一点，社会运动在现代国家里面，不管是不是和政权对抗，国家在里面作用实际上都是很重要的，因为现在国家什么都管起来了。所以，哪怕一个社会运动并不是和国家对抗，而只是和老板对抗好，和地方政权对抗，或者和某一个利益集团对抗，这个社会运动的参加者也会或者督促国家能颁布对他们有好处的法律，或者希望国家站在他们这一边，或者希望政府不要镇压他们。因为国家强大了，任何社会运动都会希望国家能站在他们一边。这样一来，间接地，一个社会运动就也会针对国家。如果国家出面把某一件事情给管起来之后，好了，这一事情就成了政治问题了。而且一旦管了，那么以后可能就得继续管下去。

潘：中国的“群体性事件”，于建嵘认为，其实绝大多数都没有什么政治诉求，只是单纯的经济利益的争取，但在政府的“维稳”思维中，这些都是政治性事件，于建嵘用了“抗争性政治”来描述［[5]］，这是不是一种有中国特色的社会运动？

赵鼎新：“抗争性政治”是西方学者查尔斯·蒂利（Tilly）提出的,英文叫contentious politics，［[6]］并不是于建嵘提出来的。严格意义上的社会运动，应该指的是有组织、有目标的，旨在部分、局部甚至是全面改变社会某些价值观、文化或者是国家政策的集体性抗争行动。但许多集体性抗争，比如像在中国发生的骚乱啊，闹事啊，集体上访啊，它们要么组织性不强，要么目标不甚明确，并不符合传统的社会运动的定义，却与传统的社会运动有着相似。那就是它们都是集体性的、带有一定冲突的、政治性事件，并且它们都能在理论上运用传统的社会运动理论加以理解和研究。这就有了蒂利的“冲突性政治”这一概念，以区分诸如选举、游说、利益集团政治等等的“常规政治”。

价值观影响媒体在社会运动中的表现

潘：您早年关于“天安门事件”的研究应该说是一个经典，也开中国社会运动研究的先河。［[7]］书里面专辟一章谈媒体与公共舆论。那么，在这场“人类史上规模最大的学生运动”中，媒体究竟发挥了什么作用、作用多大？

赵鼎新：是这样的的，80年代的知识分子有两个紧张。其一是，他们对文革有着彻底的否定，并在不同程度上认为，文革给许多知识分子乃至整个中国带来的灾难都是由毛泽东时代中共的专制体制，甚至是中国的文化导致的。因此，他们中间的大多数虽然对邓小平时代的改革有着坚决支持，但是对中国极左的过去却刻骨铭心，生怕中国会走回极左的过去。他们中的少数人甚至认为中国必须采取西方式的政治体制经济发展才会有希望。八十年代末期，不少知识分子到校园频繁作讲座，他们讲座的反体制、反中国传统文化的倾向影响了一代青年。因此，在八十年代末，虽然中国社会日趋开放，这批人包括受他们影响的学生与政权的关系却日趋紧张。第二是，虽然大多数的中国知识分子都支持改革开放，他们同时也有着很强的精英感并且不懂什么是市场经济。他们甚至不懂的在市场经济下，价格包括劳动力价格是会随着供需关系而变的。84年后中国城市经济改革加速，此后小商小贩先行富了起来。社会上于是就出现了不少怪话，比如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刮鱼刀的，卖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等等。换一句话说，当时中国知识分子认为自己的经济地位降低了，而且对此很不满意。不少知识分子的情绪于是出现了分离：他们在政治倾向上继续支持改革甚至希望中共能启动政治改革，而在经济利益上不知不觉地走向了改革的反面。88、89年中国副食品价格猛涨。当时中国的城市百姓收入一半以上化在食品上，再加上当时的百姓对涨价这件事情很不适应，于是就出现怨声载道。此外，城市经济改革中采取的生产因子价格双轨制政策带来“官倒”和官员腐败。反对涨价和腐败于是就成了学运与百姓利益相锲的一个话语，使得当时的中国百姓在情绪上多多少少都站到了同情甚至是支持学运的一遍。

了解了学运起因后，再来看当时的媒体在学运发展中起了什么样作用。当时的媒体老知识分子、老编辑，都在文革中挨过整，有的甚至在反右中就被打入“右派”，而在媒体任职的年轻人在八十年代“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思想只会更加反体制。而当时中国媒体“党的喉舌”功能太强，因此一旦百姓对政府不相信后，媒体就不再有能力建构大众的舆论。在这两个前提下，当政府对媒体严加管束时，媒体人士极力反抗，而百姓则根本不相信媒体所言，于是乎京城中谣言四起；而当政府在五月初决定开放媒体对学运的报道后，媒体“党的喉舌”功能的余威使得当时的百姓和国家干部认定学运得到了中共高层的肯定。此外，媒体人的价值取向使得他们对学运采取了完全正面的报道，给了百姓觉得连原本不可信的官方媒体也都不得不赞扬学生运动。这些发展导致了中国百姓对学运采取了完全正面的道德化的理解。学生运动于是发展成了一场市民运动。

潘：西方主流媒体在社会运动中的表现和中国是不是有很大不同？

赵鼎新：当然有。比如，美国的主流价值，即自由主义和基督教伦理，基本上是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乃至整个国家民众所共享的，而控制媒体的老板，乃至媒体的从业人员属于西方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的一部分。因此，西方虽然有新闻自由，但媒体的从业人员却在主流价值观的约束下，自觉的却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无意识的与国家保持着根本性的一致。同时，由于新闻报道在美国并不受国家直接控制，新闻记者能自由的对一些具体社会问题提出不同的意见甚至是批判，因此美国的媒体报道虽然在我们看来也许十分片面，却能给美国百姓以一种真实的感觉，从而能建构美国的公众舆论。由于以上原因，美国的媒体往往会忽视对社会运动的报道，而在美国一个社会运动只要不被报道，社会上就不会有多少人知道这件事，谣言根本就起不了什么作用。在美国，当一个社会运动达到一定规模构成了新闻后，媒体就会有所报道。但是美国记者对一个社会运动报道时总是会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对一个社会运动的性质通过“客观”描述作出解读，而媒体对一个社会运动的报道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们对这一社会运动的态度和这一社会运动发展的方向。

潘：如果媒体要在一个社会体系中充当一个稳定器的作用话，就需要有一种被广泛接受的价值观的支撑？

赵鼎新：是的，西方的媒体精英与政治精英共享着一个主流文化的。在主流文化下，记者享受着新闻的自由，并在有的时候运用这一“自由”来反对和批评某些政治家和企业老板，但是他们一般不会也没有这一能力像中国记者一样从社会和政治结构层面上来分析和鞭挞社会上所发生的贪污腐败现象，分析一个具体的交通事故和质量事故，分析政府执政的无能，分析一个具体的警察打人事件。

潘：您在《西方社会运动与革命理论发展之述评——站在中国的角度思考》一文中说：“由于中国目前还缺少既能被社会中坚力量认同又能为国家提供合法性基础的基本价值观，所以媒体和公众舆论在社会议题发起时往往倾向于激进。”［[8]］您是说中国媒体在批判性上有时比西方媒体更激进

赵鼎新：是的。对比美国的主流媒体，中国主流媒体对不少社会事件的报道经常是更为深刻或者说更具有批判性。比如，美国主流媒体对-和人为灾害的报道往往流于就事论事，而中国媒体对同类事件的报道则会致力于挖掘深层社会矛盾，让读者看到这类事件背后的结构性原因，认为报道所揭示的仅仅是社会问题的冰山一角。中国现在就是这样子的，我们的媒体敢打擦边球，媒体在某些方面本身就是社会运动的参与者。像南方报系的不少记者，在他们所处持有的价值观和道义感的支撑下不断在新闻制作上打擦边球以扩充新闻自由空间。随着中国新闻报道自由空间的扩大，中国社会就像变得越来越黑暗了一样。从这个意义上说，南方报系本身就是某些社会运动的参与者和组织者了，本身就是社会运动。

潘：会不会是因为压的太厉害反而越激进呢？

赵鼎新：当然，压得越狠，反弹就越厉害，而且压得越狠，百姓就会去相信更为不靠谱的谣言。而且，在开放社会中你压得太厉害么，国际上舆论影响不好；第二，在改革开放的环境下，国家也不可能把媒体领回到毛泽东时代，国家充其量也只能是偶尔“枪毙”一个两个报道甚至迫使一个媒体换掉一个主编什么的。但是这样做，国家就会树敌，甚至是在社会上树立起准备出去拿“诺贝尔和平奖”的反体制英雄。第三，压得太厉害也会造成党内不同声音的批评，有些杂志，比如说《炎黄春秋》，有党内的自由派人士支持着，也不是顺便就能压制的。中国实际上目前的声音已经蛮多元化了，但是我们的百姓，感到它不多元化。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政治精英根本就无法定义和主导中国的主流价值观。［[9]］

潘：英国的伦敦骚乱和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中的政府与媒体的表现是否给我们提供了启示？

赵鼎新：英国政府对伦敦骚乱的态度是非常强硬的，政府仅用了两三天时间就把骚乱熄灭，而且是以一种“杀一儆百”的方式迅速处理了数百名打砸抢犯罪嫌疑人。但却没有引起社会的反感和非议。这放在中国肯定是不行的。为什么呢？主要是因为英国政府有着主流媒体的支持。英国的主流媒体在骚乱过程中既能和政府紧紧地站在一起，又有能力塑造英国公众对骚乱的看法。媒体的舆论导向使得英国公众能迅速地站到了政府的背后，从而改变了英国社交网络的性质，这是英国政府能迅速熄灭骚乱的关键所在。它启示我们，一个国家想要具有英国政府制止骚乱的能力，那国家就要有一个被公众广为认同并自觉接受的核心主流价值观，有一个不受政府指令但与政治精英享有共同核心价值观的主流媒体。伦敦骚乱中，尽管主流媒体也批评政府，也互相批评，但基本立场和共识是一致。

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不一样。美国的经济危机对许多人带来了危害，导致了美国不少政治和知识精英的反思。这时候，美国的媒体，特别是较为自由派的媒体就会对占领华尔街运动保持着一种同情和支持。但是，占领华尔街运动不会对美国的体制产生任何冲击，甚至不会对美国近期政治的走向产生重大的影响。

互联网对社会运动有促进亦存局限

潘：我们再来谈一下互联网和新媒体，您在《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一书中提到说“互联网一经出现马上就被运用于社会运动的动员”，互联网给社会运动到底带来了哪些影响？它的影响机制是什么样的？

赵鼎新：新的媒介的出现总会带来新的变化。报纸出来就有了public opinion（公共舆论），原来世界上是没有public opinion这个东西的，现在突然出现这样一种东西，这是不得了的。所以你要看一个新的基于互联网的社会媒体的性质是什么。八十年代时facebook等还没有出来，如果那个东西出来就不一样了。互联网的发展使得媒体已经个人化了，每个人都可以是记者。像于建嵘，他微博有90多万粉丝，他就是个大报。这是新的，原来没有的，原来都是要大财团，要很多钱，现在不需要了。只要有一个群体在听我，我就可以当那个群体的领导。但是，在中国和西方的社会运动中社会媒体能起的作用是完全不同的。在西方，主流媒体的报道能够建构公众舆论，基于互联网应用的社会媒体在社会运动中的作用就有限。在中国，主流媒体的报道没有能力建构公众舆论，互联网上的言论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百姓对问题的看法。这两年新闻媒体对社会抗争以及各类灾害-件报道要比以前开放程度大了，但这并没有显著加深百姓对主流媒体的信任。中国的舆论仍受报道尺度所限，并且中国百姓长期以来已经习惯于认定我们的媒体在重大新闻方面表达的是官方立场，因此，一旦发生了突发-件，如果媒体不报道，人们就听取网络上的传言；如果媒体报道与网络上的传言有偏差，人们相信的是网络上的传言；如果媒体报道与网络传言形成了一致，那么人们就会认为媒体只不过在大众的压力下才不得不报道了事件的沧海一粟。［[10]］

潘：的确，互联网的赋权一方面使个体变得有力量，一方面也使一些非理性的东西，比如民粹主义的东西得到发酵。

赵鼎新：首先呢，还是不要用“非理性”一词。咱们学者嘛，你一用“非理性”来标记某一个事情，等于你认定为那事情就是错的。实际上，现在搞民粹主义的、搞极左的、搞极右的、搞自由主义的，他们都有着不同的理性。一般来说，我们最怕讲什么东西是非理性的了，这就是等于说，某一事件的愚蠢和不合理性。当然，对于情绪性的、极端性的言论，互联网确实是一个温床，但是有一点需要我们关注，为什么情绪性的言论在中国的互联网里面比美国要重要得多？并且有那么多人听信？美国也有情绪性言论，但是美国人大多数听主流媒体的，不听这个。

潘：这个问题确实值得我们思考，它折射的是主流媒体的公信力危机。但总体而言，互联网还是推动了中国社会进步的，比方说它促成了很多公共问题的解决，像厦门的PX事件等。

赵鼎新：厦门事件得到很好的解决，其实还在于厦门市领导层对PX项目的态度内部是有分歧的。如果内部铁板一贯，还是不好办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厦门这两年经济不错，他也不在乎这一两个项目。如果是在一个穷乡僻壤，这玩意是他唯一的一个政绩，那可能就不一样了。当然，互联网把它炒起来，做大了，这是很重要的。但它的成功解决，功劳并不只是互联网的。

潘：我们不能把互联网的作用夸得太大？

赵鼎新：是的，还要看到社会制度、精英结构，特别是国家-社会关系的特点及存在的问题。占领华尔街运动在美国不会导致任何重大政治动荡，而在中国发生的话就可能会引发一场革命。一个国家社会运动的发展规律，从根本上取决于这个国家将一般社会矛盾制度化的能力。如果一个国家对一般社会矛盾加以制度化的能力很强，发生极端事件的可能性就会很小。若情况相反，甚至是一般社会矛盾都有可能变成极端性事件。［[11]］

潘：今年年初独立候选人的运动热闹了一阵子。李承鹏说要参选成都市武侯区人大代表、还有作家夏商，杭州市民徐彦都说要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人大代表，开始网络炒得很厉害，但很快全国人大法工委在央视上澄清说“独立候选人”无法律依据。后来就不了了之。我们怎么样比较理性的去评估媒体包括新媒体的作用？它有时候好像很大，可是有时候好像又很小。

赵鼎新：你想给新媒体一个和时间无关的，与具体议题无关，与地方政治无关的重要作用，这是不对的。

潘：微博的作用呢？自媒体出现后，中国社会运动是否会迎来新的变化？

赵鼎新：这个微博和脸书出来，他就是媒体的个人化。从传统媒体到自媒体，应该说集体行动的动员成本降低了。第二点呢，charisma（魅力型领袖）［[12]］形成的成本也降低了。我先前说过于建嵘，他现在本身就已经是一个大规模社会运动的领袖。一个自媒体就可能催生一个社会运动。当然，当它转到网下后，传统的社会运动的局限就来了。所以自媒体也有它的局限，而且你要知道，政府也会慢慢学会管理这个自媒体。虽然政府对网络的管理成本会增加。总之，自媒体肯定会给有些社会运动的形成和发展带来很大影响。自媒体变重要后，社会运动的组织可能会变得越来越不重要，而社会运动中的charisma就变重要了。所以你一定要一步步从逻辑上想，自媒体的性质会导致哪一点，然后又会怎么样，再具体分析。

潘：随着自媒体的出现，今后的社会运动会不会更具国际性，突破民族国家或区域的范围？

赵鼎新：有的社会运动会突破民族国家或区域有些则不会。但是如果是一个社会运动突破了民族国家或区域，这说明这一社会或者背后有大国支持，或者这一社会运动所面对的问题为许多国家所共有。

潘：中国的网络围观或者说网络群体性事件，算不算社会运动？

赵鼎新：这个你也可以把他当社会运动啊，关键是千万不要机械地定义。这类定义没什么本体性的意义，关键是你研究的问题意识是什么，关键是社会运动建立起一套理论是否可以研究网络围观和网络群体性事件？我们用社会运动理论研究宗教发展，这也可以，但宗教本身不是社会运动。关键就看你的问题意识，千万别过度定义。比如定义什么是公民社会，讨论来讨论去。把文科当理科了，没有太大的意义。

潘：还是要以问题为中心，不要急着去命名。

赵鼎新：命名还是必须的，我在上面想说的是不能把自己对某一个社会现象的命名绝对化。没有命名所形成的概念的话，我们之间就不可能形成相互能懂的对话的。而且，怎么命名还是不一样的。比如，在今天的会上我说的绩效合法性包括了有些学者所说的民生，但是这两个概念在质量上是不一样的。首先，合法性的概念大家都在用，你用这样的概念分析问题，不同国家的学者都能听懂。此外，国家执政基础除了绩效合法性外，还有法律程序合法性和意识形态（价值）合法性。［[13]］我们知道关于这些合法性的性质不少学者做过讨论，我们因此就可以在他们讨论的基础上对国家的合法性来源与这个国家其他方方面面的关系作出分析。比如，我们都知道绩效合法性是一个没有稳定态的合法性基础，因为如果一个国家的绩效搞得好了，百姓就会提高对政府执政绩效的要求，从而对政府产生新的执政压力。中国多年来为什么经济发展如此之快？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国家的合法性基础主要是建立在绩效基础上的。从许多角度看，绩效合法性都是比民生这样的概念要好的多。

潘：最后一个问题，以您的观察，中国媒体在民主化转型的过程中，目前它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赵鼎新：目前来说，媒体对民主转型，应该是主要起正面作用。中国不少媒体在近年来个性渐明，比如南方报系偏自由主义、《环球时报》偏民族主义和左派。他们之间直接和间接的冲突谁对谁错对我回答你问题来说并不重要。就你的问题来说，他们自己冲突的重要性在于他们的立场给中国带来了声音的多元化，使中国百姓懂得同样的社会问题是可以从多方面来理解的。当然，中国媒体人的素质普遍较低，百姓也喜欢以简单的价值观来站队，一切都还在起步。所以真正碰到大的社会转型，媒体能否发挥正确的作用不好预料，因此民主转型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尽管如此，今天的中国媒体比起20年前还是要成熟不少。

潘：非常感谢赵老师接受我的专访，您对于媒体、民主转型与社会运动的见解非常富有启发，谢谢您！

赵鼎新：不客气。

（本文系浙江省社科规划“之江青年”课题 “转型社会的媒介寻租与政府规制研究”（11ZJQN027YB）阶段性成果）

注释：

［[1]］赵鼎新，男，1953年生。l9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生物学系，1984年获中国科学院上海昆虫研究所昆虫生态学硕士，l990年在加拿大麦基尔大学获取昆虫生态学博士。后改攻社会学，并于1995年在麦基尔大学获取社会学博士学位。现任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长期致力于政治社会学及其社会社会学、社会运动和历史社会学。在社会学领域的研究成果主要发表在《美国社会学杂志》、《美国社会学评论》、《社会力量》、《社会学视角》、《中国研究季刊》以及国内出版的《社会学研究》等刊物上。专著The Power of Tiananmen于2001年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相继获得美国社会学学会2001年度亚洲研究最佳图书奖以及2002年度集体行动和社会运动研究最佳图书奖。运动方面的研究，所形成的学术观点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其研究领域包括政治

[[2]] ［美］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社会运动1768-2004》，胡位均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年，第116-117页。

［[3]］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4]］如1957年在《中共中央关于处理罢工、罢课问题的指示》（一九五七年三月二十五日）中就批露：“在最近半年内，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群众性的游行请愿和其他类似事件，比以前有了显著的增加。全国各地，大大小小，大约共有一万多工人罢工，一万多学生罢课。”文件还要求，“为了总结经验，取得教训，各地应该将最近时期所发生的各种罢工罢课游行请愿等事件的起因、经过和处理情况写成材料，加上评论，发给干部阅读讨论并报告中央。”

［[5]］于建嵘：《抗争性政治：中国政治社会学的基本问题》，人民出版社，2010年。

[[6]]McAdam,Doug,Sidney Tarrow&Charles Tilly.2001.Dynamics of Content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7]］Zhao, Dingxin .2001.The power of Tiananmen: State-society relations and the 1989

Beijing Student Movement. Chicago, iL: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8]］赵鼎新：《西方社会运动与革命理论发展之述评——站在中国的角度思考》，载《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1期。

[[9]] 参见林芬，赵鼎新.2008.《霸权文化缺失下的中国新闻和社会运动》，载《传播与社会学刊》，（总）第六期。

［[10]］赵鼎新：《当下中国公共舆论的特殊性》，载《青年记者》2011年第5期。

［[11]］Zhao, Dingxin. 2009. “Authoritarian Regime and Contentious Politics.” Pp.459-76, in Handbook of Politics: State and Society in Global Perspective, edited by Kevin T. Leicht and Craig C. Jenkins. Springer Science.

［[12]］Charisma原出于《圣经·新约》的《哥林多前书》，特指因蒙受神恩而被赋予的一种天赋。后由政治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引入政治学领域，用以指称社会世界中一切具有超自然神圣特质的人与物，特指魅力型领袖。韦伯区分了三种权威或权力合法性的来源：一是克里斯玛型（Charisma）：统治者以超凡的个人魅力来赢得被统治者的支持和忠诚；二是传统型（traditional）：权力或合法性来源于人们对一种神圣传统的信仰，统治者的统治地位也来源于这种传统；三是法理型(legal-rational)：权威基于对法律或政治程序的信仰。

［[13]］Zhao, Dingxin. 2009. “The Mandate of Heaven and Performance Legitimation in Historical and Contemporary China.”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53: 416-433.

二十世纪中国是一个革命的世纪。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经历的主要革命运动有辛亥革命、二次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和共产主义革命。1949年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后，又搞了许多具有社会革命性质的社会运动，其中最为著名的有土地改革、人民公社运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逐渐从一个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但是中国的一些知识份子、学生和民众却从共产党手中接过“革命的旗帜”，于是就有了1989年的学生运动以及最近的“零八宪章运动”和所谓“茉莉花运动”等集体行动的事件。当然也有知识份子提出中国应该“告别革命”，应该反对激进主义。这是一种应然性吁求，但问题在于：中国是否会再发生（或者能避免）一场革命性的社会动荡？

这一问题甚至引发中国政治精英的广泛关注。最近网上有文章说中共高层有不少人在阅读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的《旧制度与大革命》（L'Ancien regime et la Revolution），幷说王岐山看完此书后曾担忧地表示：中国的现代化转型不会那么顺利；中国人自己的代价也没有付够。当然，革命一旦发生，人民将付出的代价在一定程度上是由革命性质决定。一般来说，政治革命（一场只改变政权的性质，而不改变社会经济结构的革命）给社会带来的震荡要远远低于社会革命（一场既改变政权的性质，又改变社会经济结构的革命），非暴力革命给社会带来的震荡要远远低于暴力革命。王岐山也许是在担心中国会发生一场暴力革命，甚至是暴力性的社会革命。

不管上述中共高层读书的传说可信度如何，有一点十分明确：虽然近年来中国政府在维护稳定上花了很大的力气，中国的经济在近三十年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民众的生活水平在近年来也有了很大的提高，但中共高层丝毫没有减轻对在中国再发生一次革命的可能性的焦虑。中共高层为甚么会如此忧虑？当前中国与政权稳定相关的根本问题是甚么？本文试图在理论的指导下对当前中国面临的困境作出分析。

一　革命为甚么会发生：理论简述

早期的西方理论都把现代化过程中所发生的巨大社会变迁看作是一个国家发生革命的主要诱导因子。这一理论的逻辑很简单：现代化带来了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变化，给身处其中的人们带来很大的不适应和不确定性；同时，现代化过程也削弱了传统社会组织对于人们的控制，给革命造就了机会1。的确，世界上的革命无一不发生在正在发生巨大变化的社会之中，而巨大的社会变迁确实会给身处其境的人们带来多方面的不确定性。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理论自有它的道理。但是，世界上每一个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都经历过巨大的社会变迁，却不是每个国家都发生了剧烈的革命。社会变迁充其量只能是引发革命的一个必要条件。

在过去的大多数时间，有些学者也常用阶级或者是利益集团的视角来解释一个国家革命的成功与否2。他们的逻辑也很简单：如果一个国家中的一个主要阶级拥护和加入了革命，那么革命就会成功；反之革命就不会发生，就是发生了也会失败。当今中国的不少学者也仍然会自觉或者不自觉地运用这一视角来分析中国社会的危机所在。依笔者所见，这类分析方法表现出了左派知识份子的天真，而反映出来的则是这些知识份子看待问题时的教条性。

这并不是说人们在现代社会中不会产生阶级认同。问题在于：每一个人在社会上都会同时拥有许多身份（比如一个人同时可具有如下的身份：工人、浙江人、男人、某些圈子中的一员、某个俱乐部的成员等），并且具有某一身份的人们之间又存在着巨大的差别（比如工人之间就有蓝领工和白领工、技术工和非技术工、熟练工和非熟练工、临时工和正式职工之间的差别等）。因此，除非存在巨大无比的外力，比如国家对社会上的一个主要人群的利益完全漠视，幷且对这一人群的抗争进行严厉的和系统性的镇压，否则那些被天真的知识份子所认定的“阶级”就很难形成强烈的认同感，去完成知识份子所赋予他们的“历史使命”。

当今世界只有两类大型群体会有着较为“天然的”强大认同感，那就是族群和宗教群体。他们所发起的抗争和革命也因此往往有较大的威力。在很大的程度上，当今所流行的各种“社会分层研究”都是过去知识份子的研究误区的某种产物。不同的社会分层方法除了对了解社会流动和指导政府的公共政策制订有一定的应用性意义外，从社会行动或革命的角度来看，其价值却十分有限。这当然是题外话。

1970年代后，西方学者开始强调国家的性质和结构性行为对革命产生乃至成功的影响3。这类理论背后的一个核心逻辑是：在当代交通和通讯技术的支持下，现代国家获得了古代国家完全没有的渗透社会的能力。与古代国家相比，现代国家的管治领域不但十分宽泛，而且它的政令更能严重影响到社会上绝大多数成员的利益。现代国家的这一性质导致了如下三个后果：第一，国家的错误政策非常容易触发民众大规模的针对国家的怨恨情绪；第二，国家的强势刺激了人们组织起来进行抗争，要求国家颁布和施行对自己群体有利的法律和社会政策；第三，部分人就会想到通过夺取国家的权力（即革命）来彻底改变国家的性质，通过掌握国家权力来推行他们的理想。在这种所谓“国家中心论”的视角下，西方学者做了大量的研究，幷逐渐产生了以下三点共识（即衡量一个国家发生革命可能性的三个维度）：第一，革命不容易发生在一个有着效率较高的官僚集团的国家（官僚集团内的程序政治会增强国家精英的团结、国家决策的合理性和国家镇压机器的有效性）；第二，革命不容易发生在一个对社会精英有着很强吸纳能力的国家；第三，革命不容易发生在一个对社会有着很强渗透力（不仅仅指由国家所控制的交通和通讯工具，而且指警察机构对社会的监控能力）的国家4。

以上的三个维度有很强的解释力。的确，早期的革命，包括法国革命（1789）、俄国革命（1917）、中国革命（1949）和伊朗革命（1979），都发生在用以上三个维度来衡量处境都不太妙的国家。其实，官僚集团的效率、国家对社会精英的吸纳能力，以及国家对社会的渗透能力，是任何国家进行有效统治的关键要素。一个没有这些能力或者是这三方面能力不足的现代国家，无论是民主国家还是威权国家，都会在其运行过程中遇到大量的困难。但问题是，长期以来在分析革命的可能性时，西方学者过于借重了这三个因素，因此直到1980年代他们还在强调苏联和东欧国家具有很大的政治稳定性（因为这些国家都有着比较有效率的官僚集团、对社会精英的吸纳能力和对社会的渗透力）5，而完全没有料想到革命竟然马上就在这些国家发生了，而且其中不少国家的革命都取得了成功。

笔者认为，在分析苏联和东欧国家爆发革命的可能性时，西方学者都忽略了国家权力的合法性基础和国家政权稳定性之间的关系这一维度的重要性。具体来说，一个国家的权力愈是建立在较为稳定的合法性基础之上，这一国家就愈不可能发生革命。苏联和东欧之所以发生革命，不仅仅是因为它们的经济没搞好、它们的军事落后、它们在民族问题上走入误区、它们的领导人采取了错误的政策等（这些因素都很重要），而且更在于这些国家没有把政权建立在一个比较稳定的合法性基础之上。笔者多年来对中外各国革命作出分析时不断强调国家的合法性基础与政权稳定性之间的紧密关系6。笔者认为，西方学者所着重的三个维度都是国家统治手段中偏“硬件”性质的成份，而国家的合法性基础和政权稳定性则构成了国家统治的关键性“软件”，它们缺一不可。

二　合法性和政权的稳定性

国家虽然掌握着强大的官僚组织以及军队与警察等武装力量，但是其统治的有效性仍必须依赖于国家政权在大众（包括国家官员）心目中的合法性。考察古今中外的统治史，我们会发觉国家在寻求统治合法性时只能采取以下三种方式：通过一种价值性的承诺、通过提供公共服务、通过一个普遍被接受的国家领导选拔程序。相应地，我们可以界定三种理想状态的国家合法性基础：意识形态型、绩效型和程序型7。如果一个国家统治的正当性是基于一个被民众广为信仰的价值体系，我们可以说这个国家的统治是基于意识形态合法性；如果一个国家统治的正当性来源于国家向社会提供公共物品的能力时，这个国家的统治则基于绩效合法性；如果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是通过一个被大多数人所认可的程序而产生，这一国家的统治则基于程序合法性。

需要强调的是，以上定义的是国家合法性来源的三个理想类型（ideal types）。现实中，任何国家都不会把合法性完全建立在某一理想类型之上；或者说，任何国家的合法性来源都是这些理想类型的一个混合体。但是，在某一历史时期内，某一理想类型往往会成为一个国家统治最为重要的基础，幷在很大程度上定义了一个国家的性质。

现在让我们来讨论不同的国家合法性基础和政权稳定性之间的关系。

（一）意识形态合法性

意识形态是国家统治的一个最为根本的合法性基础。一个国家如果把执政基础完全建立在某一意识形态之上，那是不行的；但是，一个国家的执政如果没有意识形态作为基础，则是万万不行的。当大多数的民众都认同国家所推崇的某一意识形态时，这种意识形态不仅仅为国家的统治提供了道德性依据，而且为社会提供了一个“核心价值观”。如果一个国家有一个被广为接受的核心价值观，统治成本就会大大降低。

需要强调的是，核心价值观不能是“八荣八耻”，也不能是“雷锋精神”，因为这些都只能是一个国家的从属性价值观，只有核心价值观才有助于建立国家的合法性基础。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必须是一种宏大的给予历史以某种道德意义的叙事（即西方后现代学者所说的“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美国中学教科书上所描述的美国建国历史以及那些由建国时期政治家所确定的建国原则和理念，就是核心价值观的一个例子；西周初期所形成的“天命论”以及在西周历史中逐渐得以完善的“宗法制度”是有周一代的核心价值观，幷对古代中国的政治哲学和政治文化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当代中国学生在学校里学过的围绕着历史唯物主义和“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而展开的中国近代史叙事，也是核心价值观的一个例子。当然，美国的宏大叙事在其社会中仍然可以获得广泛的认同，而中国教科书中的叙事方式和内容在国内已经没有多少人真正认同了，幷且中国政府至今也没有创造出一套能被广泛认同的宏大叙事。这一意识形态的缺失所导致的后果就是核心价值观的缺乏，幷给当下中国政府的执政带来了很大的困扰。此是后话。

不同的意识形态有着不同的性质，幷对国家政权的稳定性有着不同的影响。意识形态合法性有三个主要类型：领袖魅力型、世俗意识形态型、宗教意识形态型。在这三个类型中，领袖的魅力（近似于韦伯所说的“克里斯玛合法性”）最不能给予政权一个稳定的合法性基础，因为领袖的寿命有限。

一般来说，世俗意识形态对大众所作的承诺比较容易被验证。一旦当国家不能兑现那些承诺，就会产生合法性危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世俗意识形态也不是一个稳定的合法性基础。但是如果我们把世俗意识形态进一步细分，就会发觉不同的意识形态对人性有不同的要求和对民众有不同的许诺。一般来说，要是一种意识形态对人性的要求愈接近于人的本性幷且其许诺愈不容易被证伪，这一意识形态就愈能为国家的合法性提供一个可靠的基础。比如美国建立在个人主义基础上的“机会之地”（Land of Opportunity）这一意识形态，不但与人的竞争和趋利本性十分接近，而且很难被证伪。这一意识形态有着人们所说的“钱币落在正面我赢，落在反面你输”（heads I win, tails you lose）的性质：你的成功证明了这意识形态的正确性，而你没有成功很容易被解释为是你没有付出足够或恰当的努力。与之相比较，“共产主义”这一意识形态就很难为一个政权提供稳定的合法性基础。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不但建立在一个过于理想的人性的基础之上，幷且承诺提供一个比其他社会制度更为完美的世俗世界，例如“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之类。如果一个国家把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作为合法性基础，一旦国家不能兑现相应的承诺，民众马上就会产生“信仰危机”，从而给国家带来合法性危机。

但是从理论上来说，即使一个国家把合法性建立在像共产主义这样很不牢靠的意识形态之上，这一国家也是有可能取得较为长久的政权稳定的。这里的诀窍是：当大多数民众还相信这一意识形态时，国家就应该采用选举（程序合法性）来补充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内禀不稳定性。因为一旦有了选举，幷且在社会上的大多数民众都认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情况下，当政府搞得不好时，候选人就可以攻击政府没有带领人民在共产主义的“康庄大道”上正确地前进，民众就会去怪罪当朝政府的施政，而不是从意识形态本身的误区来检讨国家中所存在的根本问题。读者可以假设，如果中国在毛泽东时代能搞出一个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社会的话，今天的中国也许就不会面临如此严重的意识形态合法性危机。

以上的逻辑还支持了以下的推论：宗教意识形态要比任何世俗意识形态更能为一个国家提供稳定的合法性基础。宗教源自于人的可怜的本性──因为害怕失去和死亡而无限放大生命的意义。宗教的承诺也不具有可验证性──“来世”、“净土”或者“天堂”这样的宗教承诺既十分动人又无法验证，而对于宗教来说，最具权威的克里斯玛都是不存在于世俗世界的“神”、“佛”或者是“圣人”。宗教意识形态与人性的贴近和承诺的无法验证性，赋予那些把国家合法性建基于宗教意识形态之上的国家很大的政权稳定性。

不过，在现代社会，宗教意识形态合法性的最大弱点来自宗教力量和国家政权之间的紧张。现代社会极其复杂且变化极快。为了适应新的变化，国家政权就必须以务实的态度来处理日益复杂的世俗性事物，但是国家的务实态度及其所带来的社会后果势必会招来具有强烈保守倾向的宗教力量的反对。由政教斗争所导致的政权不稳定性，对于那些把宗教意识形态作为合法性基础的国家来说，是必定要面临的一个难题。当今伊朗的政治就在较大程度上受到这一因素的困扰。

（二）绩效合法性

任何一个政府都需要为治下的民众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例如仲裁、维持公共秩序、保证人身安全、保卫国家等。这个层面上的绩效是绝不可少的。如果一个政府没有能力提供这些最为基本的公共物品，相应的国家就不会存在，即便存在也会很快垮台。这里所说的“绩效合法性”，指的是国家领导集团在一个更为进取的层面上积极创造绩效以获取合法性。

获取这一合法性的手段可分为三种亚类型：领导经济发展、官员作为民众的道德表率和炒作民族主义情绪。但是，这三种手段都不能为国家提供一个稳定的合法性基础。首先，没有一个国家能保证经济的永久高增长。其次，把官员的道德表率作为国家合法性基础就会将贪污这样在法律层面上能解决的问题提升为政治问题，从而从根本上削弱了国家的合法性。最后，如果在和平时期政府经常以炒作国际危机来提高其统治合法性的话，这一国家的国际环境就会日趋险恶，幷且大量的极端民族主义者就会在这一国家中产生。这将推动一个国家朝着战争的方向发展，后果不堪设想。

总之，当一个国家的合法性系于绩效承诺时，这一国家的政府就必须设法来兑现这些承诺。如果这些绩效承诺得到了兑现，民众的欲望就会提高，幷对政府提出更高的要求，而政府则不得不把民众不断提高的要求作为新的、更新的，甚至是即时的工作目标。但是，一旦政府不能够兑现其承诺时，这一国家马上就会出现合法性危机。

（三）程序合法性

现代社会到来之前，除了古希腊之外，程序始终不是世界各国权力合法性的一个重要基础。这幷不是说在古代政府首脑产生的背后没有程序可言，而是说这些程序只在一小部分精英之间才有意义，幷且这些程序在国家政治中不占有像今天的选举政治般重要的地位。笔者认为，以下三个原因使得程序合法性在现代政治中的地位不断上升：

第一，现代国家绝大多数都采取了政教分离原则，宗教意识形态不再是国家的主要合法性来源，或者说现代国家失去了古代国家所拥有的一个十分稳定的合法性基础；第二，现代国家的政府管理的事情愈来愈多，这就使得绩效在现代国家合法性中的地位大大增强，幷给现代国家的政治带来很大的不稳定性；第三，在现代技术的支持下，政府的统治能力不断加强，民众生活受到国家政策愈来愈严重的影响。在这一背景下，怎么控制政府的权力，幷使之不滥用权力，对广大民众来说就变得十分迫切。

我们可以从多种视角来解释为甚么民主政治会在现代国家中兴起。就本文的角度而言，民主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现代国家意识形态合法性不足幷且严重倚重于绩效合法性，这就使得国家不得不依靠程序合法性来获得政权的稳定性。

由于以下原因，现代意义上的程序合法性（即民主选举）会给国家政权带来很大的稳定性8：

第一，一旦国家首脑是由民选产生，只要选举被认为是公正的，执政者即使在上台后表现很差，也不会影响政府执政的合法性。用通俗的话说，在绩效合法性的统治基础上，当官如果不为民作主，就有被赶回家卖红薯的危险；而在程序合法性的统治基础上，当官即使不为民作主，也至少得当完一届才回家卖红薯。从这个意义上说，程序合法性大大减低了民众对政府执政的压力。

第二，当一个国家有了程序合法性后，即使有执政者被赶下台也不是甚么大事。这是因为程序合法性在很大程度上把政府和政体分开了。政府即使垮台（比如水门事件[Watergate Scandal]后的尼克松[Richard M. Nixon]政府），政体也不会受到根本性的动摇。

第三，当一个国家有了程序合法性后，民众的不满在相当程度上可以通过选举或其他常规程序的政府更迭而得到缓解。一旦民众有了选择，他们就难以联合起来进行革命，这也给国家政权带来了稳定性。

第四，一旦当官的不为民作主也没有马上就被赶回家卖红薯的危险的时候，公开批评国家领导就不是甚么大事了，这就给言论和结社自由提供了基础。但这自由同时也约束了人民的行为，缓解了社会矛盾，从而构成了政权稳定的一个重要机制。这是因为言论和结社自由让社会上各种思想及利益的交流和竞争，使人们对社会其他群体的利益有了更深的理解，对社会现状有了现实感。同样重要的是，一旦有了言论和结社自由，现代社会的多样性势必会导致社会组织在利益和观点上的分化，这些组织互相牵制使得任何全民性的革命运动变得不大可能。

但就稳定国家政权而言，程序合法性也有着很多弱点，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它背后必须有一个核心价值观支撑，或者说只有在竞选各方都服从同一意识形态（即“忠诚反对”）时，程序合法性才能为国家提供政权稳定性。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共产党、纳粹党和社会民主党各自有着完全不同的意识形态，幷且共产党和纳粹党都想利用选举来夺取政权，把国家彻底引向对自己有利的方面，形成赢者通吃的格局，选举在这种情形下就不可能成为国家政权稳定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政治上最为稳定的国家（或者说最不可能发生革命的国家）应该是一个同时拥有意识形态合法性和程序合法性的国家：程序合法性需要强有力的意识形态合法性的支持，幷且程序合法性又是维持国家的意识形态合法性的关键。

三　有关中国政府合法性的经验研究

在“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和“亚洲民主动态调查”（Asian Barometer Survey）等调查数据基础上，一些学者对中国的国家合法性进行了研究。他们的一个重要发现是：中国民众对政府的认可度要远远高于许多西方民众对他们政府的认可度。他们于是就得出中国政局稳定、国家具有很高的合法性这一结论9。一般来说，我们都会相信这些研究的结论是成立的。这些学者都受过严格的西方学术训练，他们的材料所展示的也是全国民众的普遍看法，而不是少数人的极端观点。同时，中国政府近年来加强了吏治，采取了一系列的“亲民政策”，这些政策应该说是取得一定效果的。笔者近年来在全国范围内与农村和城市的各界民众进行了不少交流，感到中国百姓的生活水平在近年来有了普遍的和显著的提高，或者说大多数百姓确实从国家的政策中获得了实惠。这些学者的研究结果所反映的正是民众对于当今政府的绩效在一定程度上的认可。

但问题是，从“百姓对当下政府的绩效是肯定的”这一现象中，我们是不能推论出“这个国家的政局是稳定的”这样一个结论的。遍览世界各国，民众对政府绩效的评价，可以说是说变就变的。在西方，民众对政府的认可度数月内就可以波动许多个百分点（他们对政府的认可度有时甚至低至百分之十几）。在西方国家，民众对政府绩效的认可度与国家政局的稳定性之间没有很大的关系，因为西方国家合法性的根本基础不是政府的绩效，而是被主流精英和人民所认可的核心价值观和具有程序公正的选举。但是在中国，百姓对政府执政绩效的认可度与政局的稳定却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中国百姓对政府绩效的认可显著下跌的话，的确是有可能引发一场大规模的政治波动甚至革命的。这背后的原因很简单：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中国已经式微，但是国家又拿不出其他有效的价值观取而代之；同时，中国领导人也不是通过一种被大多数人所认可的程序而产生的。中国因此非常缺乏意识形态和程序层面上的合法性，于是绩效就成了国家合法性的最为重要、甚至是唯一的基础。

四　当前中国的问题所在──合法性问题

中国经济发展举世瞩目，百姓的生活水平近年来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中国维稳的成本却愈来愈高。2011年，中国一些人受到突尼斯“茉莉花革命”的影响，促动“茉莉花运动”，但国内几乎没有人响应。尽管如此，不少市政府还是如临大敌，弄得马路上的警察人数不知超过了寥寥无几的闹事人群多少倍。显然，繁荣的经济和大多数百姓对当下政府在不少方面的表现还算满意这些事实，完全不能减轻中共高层领导的焦虑。到底甚么是当前中国政局的关键性不稳定因素？或者问：中共高层领导到底在忧虑甚么？说到这一点，国内的绝大多数知识份子和百姓都会把诸如贫富差距过大、官员贪污腐败等放在首列，但这些因素的重要性或许幷不是想象般大。当前中国的贫富差距的确很大，而官员贪污腐败（特别是在那些吏治较差的省份）无疑也十分严重。相比之下，印度的贫富差距和官员腐败也十分厉害，甚至在不少方面明显超过了中国，可是印度却不是人们认为很可能发生革命的国家。显然，仅仅是贫富差距和官员贪污腐败是不足以引发革命的。

中国的知识份子和百姓都对贫富差距和官员腐败深恶痛绝，但是中国却完全不存在这方面的高质量研究。于是，在考虑这些问题时，中国的知识份子和民众就不得不凭借想象：你对政府有多大程度上的不信任，你就会把中国的贫富差距和官员腐败问题想象得有多严重。笔者认为，当前中国的问题归根到底是政治问题，或者说国家的合法性问题，而不是诸如贫富差距和官员腐败这类社会问题。而中共政权合法性问题的关键在于：第一，国家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式微后再也拿不出一个能被广泛认可的主流价值体系；第二，国家不敢（或者不愿意）把合法性的重心转移到程序合法性的层面上来；第三，国家对于绩效合法性产生了过度的依赖。

当下中国的领导人似乎仍然不了解绩效合法性的内禀不稳定这一特质，因为在他们的各种发言中不断流露出人民自然会拥护一个绩效优良的政府这样一种天真的论点，幷且他们也正在努力地通过加强政府绩效来获取国家的合法性。他们的做法与百姓情绪的耦合就给中国带来了如下的悖论：中国的经济和民众的生活水平在近年来都取得了举世羡慕的发展，但是社会却有朝着革命方向发展的倾向。

当社会上的大多数精英和百姓都认同于国家建构的意识形态时，这一意识形态就会成为一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或者说核心意识形态。在有着主流意识形态的国家中，社会就会显得非常平和甚至是保守。比如媒体：如果一个记者经常在某一媒体上发表与主流意识形态不符的言论，百姓就会不喜欢这个媒体，其订阅量或收视率就会下降，媒体老板也因此会不喜欢这一记者。可以说，当国家建构的主流意识形态被广为接受时，百姓就会更相信那些平和甚至是保守的报导，而发表偏激言论的媒体就会没有出路。个体也一样：如果一个人经常在公开场合（和网络上）发表与主流意识形态不符的言论，他的言论就会被忽视，他的朋友也不会喜欢他，他也不会有任何社会影响。但是，如果社会上的精英和大多数百姓不认同国家建构的主流意识形态时，人们就会不相信主流媒体中的报导，特别是与政治有关的报导，与主流意识形态保持一致的媒体就会在民众的心目中被边缘化，幷且不再能建构民众的舆论，而敢于反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媒体和个人就会被看作是“社会的良知”。

当国家建构的意识形态不再是社会上的主流价值观时，在面对以上的异议时国家也就失去有效的对策。如果国家对闹事者或者发表对国家不满观点的人士进行镇压的话，那么国家政权在民众心目中就会进一步失去道义，稍有良知的国家干部就会感觉愧疚，而闹事者和发表对国家不满观点的人士就会被大家看作是“英雄”。但是如果国家选择容忍的话，那么这些人的行动和言论就得不到约束。更有之，一旦形成了这样的“机会结构”，人们就会发觉“会闹的孩子多吃奶”这一妙诀，社会民风于是趋于民粹和暴戾。同时，一旦大众有着把闹事者和发表对国家强烈不满观点的人士看作是“英雄”的倾向，随着“英雄”形象而产生的种种利益就会刺激有些人带着寻租的心态去装扮“英雄”。社会道德就在围绕着反体制而产生的种种“高尚”话语下不断下降。

当国家建构的意识形态不再是社会上的主流价值观时，政府就会失去公信力。这时，如果国家对舆论不加控制，反政府的言论就会在社会上产生很大的影响力，从而引发政治危机。但是如果国家控制舆论的话，人们就会去追逐谣言；加上长期控制舆论而导致人们普遍的无知，天方夜谭式的谣言很容易不胫而走，比如“江泽民去世了，但是中共却秘不发葬”、“薄熙来手上有一百多条人命”、“被重庆警察击毙的不是周克华而是一个便衣警察”等，也会被大家（包括不少社会精英）津津乐道。这些传言不但会给中国的政局增加不确定因素，幷且使得中国本来就很糟糕的政治文化进一步走向糜烂。

当国家建构的意识形态不再是社会上的主流意识形态时，国家的当权者甚至不敢运用民主选举来增强其合法性。从当权者的私利角度看，在这样的情况下举行选举不但会使他们马上下台，而且整个共产党的统治也会结束；很少有当权者愿意在这样的条件下推动民主选举。而从国家利益来说，如果政治精英不能服从一个主流价值观，由选举而产生的“非忠诚反对派”就会撕裂社会，这给了当局拒绝搞民主选举以一定的道德依据。但接下来的问题是，不搞以选举为核心的程序政治只会使得社会矛盾不断积累，幷为中国从威权国家到民主国家的平稳过渡增加了难度。

一旦国家的合法性不能依托于意识形态和领导人的产生程序，绩效就成了国家唯一可依托的合法性基础。得益于中国的“强国家”传统，中国政府在加强执政绩效方面应该说还是可圈可点的。但是，即便可圈可点的绩效使得中国政府变得十分富有，其后果却是金钱使国家领导变得短视，以为金钱能解决一切问题，结果在解决一个问题的同时制造了几个问题。更令人担忧的是，围绕着金钱所产生的种种利益，使得大量的利益相关者带着工具理性围聚在政府周围。这些人对体制毫无忠诚可言，他们一方面死死地把住体制的大船，另一方面则随时准备另寻高就甚至搞狡兔三窟。当前中国出现了“裸官”现象，即不少国家干部的妻子和子女都在国外拥有永久居住权甚至是公民资格，大多数年轻人都向往公务员和国企的工作，其原因盖出于此。这带来的后果就是当前中国民众的强烈仇官心理以及由此生发出来的对任何成功者的仇恨心理，整个社会的道德维系（moral fabric）被大面积毁坏。

为了进一步加强绩效合法性，政府就必须加强吏治、采取悦民政策，幷且把社会上可能出现各种不安定因素的事情统统管了起来。但是，恶性循环不可避免地开始了：政府管得愈好，民众对政府的要求就会愈高；政府管得愈多，问题也就愈多，很多社会问题于是成了政治问题。社会问题的重新政治化是近十年来中国出现的一个令人担忧的发展方向。

五　中国的前途

在国内，对国家前途不看好的还真是大有人在，其中既有国内语境下的“自由主义者”和比较极端的“左派”，也有难以计数的掌握着一定话语权的网民。最近，甚至连吴敬琏这样比较持重的学者，都在发表文章惊呼当前中国的“经济社会矛盾几乎到了临界点”10。本文认为，中国的确有再爆发一次革命的可能。与以上的观点不同是，笔者认为当这场动荡到来时，其引发的根本原因不应该是当今中国社会上存在着的各种“经济社会矛盾”，而是民众在主观层面上的不满情绪以及由此带来的大量的社会矛盾。而这些不满情绪和社会矛盾的根源，则是当今政府在国家的法律─选举合法性不足的情况下，过多地把绩效当作了国家合法性的根本基础。笔者同时认为，虽然当前的形势很严峻，但是由于以下原因，中国并没有马上就爆发一场革命的危险：

第一，尽管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势头有所减缓，但是中国仍然是世界上经济发展最为迅速、百姓生活水平有着快速提高的国家。只要中国经济继续能保持目前的增长势头，绩效合法性就还能维持一定的效力，一场革命性的动荡在中国就暂时不会发生。

第二，在中国的不少地区（特别是藏区和新疆地区）有着很严重的民族问题，但中国少数民族人口与汉人相比比例实在太小；这就是说，与前苏联不同，少数民族地区的动乱在中国不会是引发革命的一个主要动因。

第三，由于美国经济的衰退和美国对外政策在世界上普遍不得人心，相当部分的中国知识份子不再简单地把美国政治和政治体制作为理想，或者说当前中国的“自由派”知识份子不再享有1980年代的道德高度，因此也失去了1980年代一呼百应的能力。

第四，中国知识份子在近年来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幷且他们发表言论的渠道也大大增加。如果说前一个变化给了知识份子耐心，使他们不会急于鼓动革命，后一个变化则促进了知识群体的分化，从而降低了在中国产生一个人们广为接受的反体制意识形态的可能性。

第五，国内外大多数的学者往往会把中国每天都在发生的群体性抗争事件（特别是一些重大事件）看作为革命性事件的可能促发因素。这种观点再一次反映了知识份子的天真。笔者认为，大量的群体性事件对中国政治的稳定实际上有着巨大的正面作用。当前不少地方的地方政府软弱，中国大规模爆发群体性抗争事件的阈值因此较低，社会矛盾也不容易有大规模的堆积。此外，当前中央政府对地方发生的群体性抗争事件采取的基本态度就是让地方政府自己去处理。只要地方政府能控制住局面，中央就保持袖手旁观的姿态；但是如果地方政府让事件失控，或者在处理过程中造成了流血事件，在国内外引起广泛关注，中央政府则会对地方政府官员进行处罚。中央政府的这一做法强化了群体性事件参加者“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心态，同时也促使地方政府在处理群体性事件时表现出了极大的多样性和灵活性，从而大大缓解了中国群体性事件走向政治化的倾向。

第六，与一些领袖终身制的国家相比，中国已经形成了一套比较成型的国家领导每届五年，每任不超过两届的做法。虽然新的领导人不是由普选产生，幷且换届过程的不透明也给各种政治流言提供了温床，但是换届送走了人们已经厌烦了的领导（不在于干得好不好，而在于一个人在领导位置坐长了人们都会产生厌倦感），给了人们一种新的想象和希望，从而缓解了社会矛盾朝着革命的方向发展。

但是以上这些有利于缓解社会矛盾激化的因素，完全不可能改变以下的事实：在意识形态和程序合法性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执政绩效成了当前中国政府最为主要的合法性基础。因此，即便中国没有马上就发生革命性动荡的危险，只要国家的性质得不到根本性的改变，再发生一次革命的危险在中国始终存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人自己的代价”的确“没有付够”。

注释

1　Samuel P. Huntington,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 William Kornhauser, The Politics of Mass Society (Glencoe, IL: Free Press, 1959); Eric R. Wolf, “Peasant Rebellion and Revolution”, in National Liberation: Revolution in the Third World, ed. Norman Miller and Roderick Aya (New York: Free Press, 1971), 48-67.

2　Barrington Moore,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Lord and Peasant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Boston: Beacon Press, 1966); Jeffrey M. Paige, Agrarian Revolution: Social Movements and Export Agriculture in the Underdeveloped World (New York: Free Press, 1975).

3　Jeff Goodwin, No Other Way Out: States and Revolutionary Movements, 1945-1991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Tim McDaniel, Autocracy, Capitalism, and Revolution in Russia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Autocracy, Modernization, and Revolution in Russia and Ira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Theda Skocpol, 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rance, Russia, and Chin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Timothy P. Wickham-Crowley, Guerrillas and Revolution in Latin America: A Comparative Study of Insurgents and Regimes since 1956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4、5　Jeff Goodwin and Theda Skocpol, “Explaining Revolutions in the Contemporary Third World”, Politics and Society 17, no. 4 (1989): 489-509.

6　Dingxin Zhao, “State Legitimacy, State Polic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1989 Beijing Student Movement”, Asian Perspective 23, no. 2 (1999): 245-84; “State-Society Relations and the Discourses and Activities of the 1989 Beijing Student Movement”,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5, no. 6 (2000): 1592-632.

7　Dingxin Zhao, The Power of Tiananmen: State-Society Relations and the 1989 Beijing Student Movemen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1); “The Mandate of Heaven and Performance Legitimation in Historical and Contemporary China”,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53, no. 3 (2009): 416-33.

8　赵鼎新：〈民主的生命力、局限与中国的出路〉，《领导者》，2007年第18期，页76-86。

9　Jie Chen, Popular Political Support in Urban China (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Bruce Gilley, “Legitimacy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The Case of China”,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41, no. 3 (2008): 259-84; Lianjiang Li, “Political Trust in Rural China”, Modern China 30, no. 2 (2004): 228-58; Tianjian Shi, “Cultural Values and Political Trust: A Comparis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aiwan”, Comparative Politics 33, no. 4 (2001): 401-19; Wenfang Tang, Public Opinion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China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10　参见吴敬琏的博客，http://wujinglianblog.i.sohu.com/blog/view/236115860.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