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鼎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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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地利“阴谋”——在波兰尼和哈耶克间摇摆的世界

赵鼎新

今年是波兰尼的《巨变》出版七十周年。《上海书评》编辑邀请我为波兰尼的《巨变》写一篇书评。他强调波兰尼的《巨变》和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同年出版,而这两位出生于奥地利的社会科学巨匠都在很大的程度上影响着当今人们的思想,他因此希望我在书评中对这两本著作都有所涉及。我欣然应允。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在麦基尔大学读社会学博士时接触到《巨变》并且深受其影响。此后不久,福山发表了《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一书,提出自由民主制可能是人类政府的最终形式和人类社会演化的终点。在波兰尼的影响下,我当时在课堂上下多次提出,像福山这样的观点在世界上成了主流,其实说明了苏联集团的垮台对自由主义阵营来讲也许也是一场灾难。 我的意思是,自由主义也需要自由主义者所强调的制约与平衡才能保持生命力,而如今苏联集团突然垮台,西方政治家和自由主义学者盲目弹冠相庆,这将会导致自由主义和西方民主国家势力在世界范围内的“脱嵌”(脱嵌有两层含义,一是社会组织在结构功能上的分化,二是某一类型的组织在社会上取得了主导地位。本文取的是脱嵌的后一层含义,这也是波兰尼更为强调的脱嵌的一个含义),必将会给整个世界带来灾难并给自由主义的声誉蒙上阴影。不久后,前苏联地区在“休克疗法”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方案下陷入空前的通货膨胀和贫困;许多国家陷入了低质量民主和血腥的族群冲突的泥潭;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以及金融危机的拖累下,持续走向衰退。 在当今世界,除了那个能够永远不断激发集体仇杀热忱的族群民族主义(ethnic nationalism)思想外,文艺复兴后发展起来的各种世俗性意识形态(secular ideology)在全球范围走向衰退,取而代之的则是形形色色的宗教运动和原教旨主义。但是我当时并没有预见到自由主义思潮,乃至整个世俗性意识形态,会在世界上衰退得如此之快。 但是,我今天的书评并不是专为追捧波兰尼而来的。首先,波兰尼在国内外的…

儒法传统与中国崛起

赵鼎新

中国的现代化,是在西方影响进入后被迫发生的。中国从一个奉行儒法政治模式的帝国发展为现代国家,儒教及中华帝国的遗产在现代中国继续发挥作用。 民族救亡是近代历史主题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虽屡次被西方国家及日本打败,但在复制工业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时却拥有诸多优势。不能建立以发展为导向的强大民族国家,是许多后发国家都面临的问题。然而,中国素有强势国家(strong state)的传统,广袤的核心领土,其广大人口共有同根同源的文化,而其精英群体则具有集体认同,所有这些或多或少地归功于千年之久的儒教国家传统。中国庞大的规模及相较其他文明更为同源的文化,不仅使外国列强在西方帝国主义全盛时期难以肢解或吞并中国,而且使中国人更易构建现代国家认同。尽管在19世纪期间中国不是一个以发展为导向的国家,但强势国家的传统是其后来取得经济突破的一大利好因素。 此外,中国悠久的科举考试传统孕育了一种文化,即强调通过教育取得成就的重要性。然而,这对中华帝国自主发展工业资本主义并非积极力量,因为儒家教育注重中国典籍而不是数学、科学或实用知识;并且,中国精英将通过科举考试成为高级官员视为成功的最高境界。不过,当其他条件成熟时,成就导向型文化便是中国赶上西方世界的重要优势。 直到最近数十年,中国一直是一个穷国。许多因素造成了中国发展的长期滞后,而这些因素的重要性随着时间推移发生着变化。在19世纪,中国的国力及优越感似乎是个主要问题。当欧洲人在世界各地殖民时,中国清政府也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强权,并在中国南部、西部及亚洲内陆大规模扩张。到19世纪,中国人仍然认为中国是世界文化乃至地理空间上的中心。帝国的规模给了清廷及精英强烈的安全感。此外,文化优越感使当年的中国精英学习迟缓。比如,当中国在鸦片战争中被英国打败时,战败给旁观的日本所带来的警示远甚于中国自身。在19世纪60年代,当中日都启动改革时,日本的目的是建立西方…

社会运动和“人民”登上历史舞台

赵鼎新

本文的论点是社会运动和革命都是伴随着现代化的到来而出现的社会现象。这些现象源起于欧洲(指的是西欧,以下同)。随着传统精英政治在欧洲的垮台,“人民”作为一个社会行动者首先在欧洲,随后在全世界逐渐登上了历史舞台。对社会运动和革命的不同价值判断构成了欧美社会运动和革命研究中各种不同的问题意识,而对“人民”政治的庆祝则是西方社会科学乃至哲学研究中的一个误区。 读者可能会问,你说社会运动和革命起源于现代社会,难道陈胜、吴广起义就不是社会运动或者革命了吗?难道斯巴达克斯的奴隶起义就不是社会运动或者革命吗?我的回答是:虽然研究现代社会运动和革命的理论和方法在很大程度上都能用来研究古代社会的抗争,但是古代的农民起义、奴隶起义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社会运动和革命。一般来说,社会运动指的是有许多个体参加的、组织化的、在一定意识形态指导下的寻求或反对特定社会变革的制度外政治行为,而革命则是有大规模人群参与的、旨在夺取政权并按照某种意识形态对社会进行根本改造的体制外政治行为。社会运动和革命的共性是它们的背后都对于国家和社会有着变革性要求的意识形态的支持。变革性意识形态的重要性是社会运动和革命不同于其他类型的集体行动的一个关键。在没有变革性意识形态支持的情况下,陈胜、吴广起义如果成功,他们就会像刘邦、朱元璋一样,自己当上皇帝,而整个社会结构(特别是精英集团的基本构架)则不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奴隶起义也一样,由于没有变革性意识形态的支持,起义如果成功了,其结果往往是起义领袖当了奴隶主,而奴隶社会的根本结构也不会发生重大变化。在古代社会,最为接近于现代社会运动的集体行动是宗教运动。 毛泽东说过,“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但是大量的历史材料所记录的却都是帝王将相的故事。我们也许会认为这是由于历史是帝王将相写的。其实,这也反映了普通百姓对古代历史并不发生显著影响这一事实。从这个意义上讲,古代社会…

赵鼎新 潘祥辉:媒体、民主转型与社会运动——专访芝加哥大学社会学教授赵鼎新[1]

赵鼎新

[摘要] 社会运动与媒体及公共舆论有着密切的联系。在英国骚乱中,由于英国主流媒体有能力塑造英国公众对骚乱的看法,因而骚乱迅速平息。美国媒体对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报道多元而理性,这一运动不会对美国的体制产生任何冲击。在中国和西方的社会运动中,媒体所起的作用有很大的不同。西方媒体、政治精英以及公众有相对一致的主流价值观,但在中国,主流媒体的报道没有能力建构公众舆论,互联网上的言论甚至谣言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百姓对问题的看法。微博等自媒体肯定会给社会运动的形成和发展带来一定影响,它的出现可能使社会运动的组织变得越来越不重要,而使社会运动中的“魅力型领袖”变得重要了。然而互网联也有其局限性,不应高估其作用。在赵鼎新教授看来,媒体对中国的民主转型应该起正面作用,但中国媒体人的素质普遍较低,百姓也喜欢以简单的价值观来站队,一切都还在起步阶段,转型存在不确定性。尽管如此,今天的媒体比20年前还是成熟不少。

当今中国会不会发生革命?

赵鼎新

二十世纪中国是一个革命的世纪。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经历的主要革命运动有辛亥革命、二次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和共产主义革命。1949年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后,又搞了许多具有社会革命性质的社会运动,其中最为著名的有土地改革、人民公社运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逐渐从一个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但是中国的一些知识份子、学生和民众却从共产党手中接过“革命的旗帜”,于是就有了1989年的学生运动以及最近的“零八宪章运动”和所谓“茉莉花运动”等集体行动的事件。当然也有知识份子提出中国应该“告别革命”,应该反对激进主义。这是一种应然性吁求,但问题在于:中国是否会再发生(或者能避免)一场革命性的社会动荡? 这一问题甚至引发中国政治精英的广泛关注。最近网上有文章说中共高层有不少人在阅读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的《旧制度与大革命》(L'Ancien regime et la Revolution),幷说王岐山看完此书后曾担忧地表示:中国的现代化转型不会那么顺利;中国人自己的代价也没有付够。当然,革命一旦发生,人民将付出的代价在一定程度上是由革命性质决定。一般来说,政治革命(一场只改变政权的性质,而不改变社会经济结构的革命)给社会带来的震荡要远远低于社会革命(一场既改变政权的性质,又改变社会经济结构的革命),非暴力革命给社会带来的震荡要远远低于暴力革命。王岐山也许是在担心中国会发生一场暴力革命,甚至是暴力性的社会革命。 不管上述中共高层读书的传说可信度如何,有一点十分明确:虽然近年来中国政府在维护稳定上花了很大的力气,中国的经济在近三十年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民众的生活水平在近年来也有了很大的提高,但中共高层丝毫没有减轻对在中国再发生一次革命的可能性的焦虑。中共高层为甚么会如此忧虑?当前中国与政权稳定相关的根本问题是甚么?本文试图在理论的指导下对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