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后，日本迫使中国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与辽东半岛。俄、德、法三国联手干涉，迫使日本吐出辽东半岛，此举打击了日本一举跻身于“一等国家”的雄心，令日本朝野分外愤懑。为牵制日本在华势力的增长，1896年，俄国诱迫中国签订密约，在中国东北获取大量利权；1897年，德国出兵占领胶州湾，这进一步引发英国占领威海，俄国占领旅顺的结果。数年之内，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急剧恶化。

尽管康有为很早就开始涉猎西学，但他是在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之后，在思考如何回应东西方列强侵略的过程中，才形成自己对维也纳体系的系统认识。他不断思考英、俄、德、日、法、美等列强之间的关系，而在其中，对其而言最具国际影响力的是英、俄、德、日四个君主国，而不是法、美两个共和国。

根据康有为作于1899年的《我史》，他于1895年3月8日入京参加乙未科会试，将到达大沽的时候，日本人来搜船。康有为称当时人心浮动，已听闻迁都之议，康的评论是：“吾谓举仅如土耳其者，必不亡，故决入京。”1 这里所说的土耳其之事，应该是1877-1878年间的第十次俄土战争。当时俄军在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军队配合下兵临伊斯坦布尔，英国出手阻止了俄军攻陷伊斯坦布尔，奥匈帝国与英国都反对俄土条约，最后是俄、土、英、法、奥、意诸国在柏林举行会议，迫使俄国作出重大让步。茅海建先生评论，康提到土耳其故事，是在暗示日本不会占领北京，并预测将有列强干预日本侵华之事。2 康在这里的“先见之明”，不排除是他自己的虚构，但至少可以说明在1899年写作《我史》时，康对列强之间的协调机制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

面对国家危亡，康有为等人联合各省举子，组织了声势浩大的“公车上书”，但由于得知光绪皇帝批准《马关条约》，上书中止，并未呈递。但康之后以此稿为基础而发展而成的《上清帝第三书》却得到了光绪的重视，下发各省督抚讨论，康有为一时名声大噪。

1897年11月，德国出兵占领胶州湾，朝野哗然。受此事件激发，康有为于1898年1月向清廷上《外衅危迫宜及时发奋革旧图新呈》（即《上清帝第五书》），对时局做了更为沉痛的分析，其中表现出了对19世纪欧洲列强“文明的标准”的清晰认识：“昔视我为半教之国者，今等我于非洲黑奴矣......按其公法均势保护诸例，只为文明之国，不为野蛮，且谓剪灭无政教之野蛮，为救民水火。”3 欧洲列强以“文明的标准”尺度区分不同类型的对象，中国首先是被归在半开化国家中，但康有为担心中国正在坠落为国际秩序中的底层，遭遇到非洲黑人土著部落的命运。

而进一步的形势是，“非洲破讫，三年来泰西专以分中国为说”。在此，康有为提到了“三国还辽”中德、俄、法三国签订密约之举，英国与日本的同盟关系，土耳其与希腊战争中各国保持中立。而这些现象背后的原理是什么呢？康有为指出，列强意在“保欧洲太平，则其移毒于亚洲可知”，打的名头却是“保教保商”。4 在此，我们可以看到，康有为进一步认识到了欧洲列强在本土维持和平，却将祸水外引这一国际体系常态。

在同一个奏折中，康有为还反复强调波兰被俄、德、奥三国瓜分的先例。波兰历史上共被瓜分三次，最后一次瓜分正是1815年维也纳会议的决定。康有为敦促光绪皇帝，要以“俄国大彼得之心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启动改革。5 而这两个国家，当然都是君主国。两年之后，在八国联军入京之后，康有为给李鸿章上书，同样提到了波兰被瓜分的事例：“昔者俄、普、奥之分波兰，则三国协和商定，而遂分之。德、奥、英、俄、法、意之于土耳其，则六国协合商定，而遂分之。英法之于埃及，则协和商定，而后握其利权矣。故各国意见协和而公商，乃中国之大害也，瓜分之立至也。”6 列强如果达成瓜分中国的“大国协调”，那将是中国的噩梦。

那么，怎样防止列强达成瓜分中国的“大国协调”呢？在1897-1900年，康有为努力的方向，是以大国之间的均势（balance of power），来破解大国瓜分中国的协调（concert）。

在胶州湾事件之后，康有为将俄、德两国视为中国的威胁。他先是主张联英国。在1898年1月2日其代康广仁作的《联英策》中，康有为进一步分析了联英的可行性，指出英国在历史上多次出手平衡欧洲大陆列强势力，中国也可以借英国之力。7

他甚至想把美国也拉进来。在1898年3月9日代陈其璋所作的《统筹全局再向美国借款以相牵制而策富强折》中，康有为援引“西方国势贫弱，恒有以借债为报国之法者”，主张将美国列为债主。一旦美国对中国有债权，当然会考虑保障中国的偿付能力，因此可能会牵制其他列强的对华恶意。他指出，美国的特点是，“富过于法，以不肯占据他人土地者，专重商务，所养之兵，为数不多，各国皆交相畏之。”8在代宋伯鲁所作的奏折中，他进一步提出派人到美国招商引资，举办实业。9

而当时日本政府也派出官方与民间人员到中国游说，希望修补甲午战争之后两国之间的关系，以抵消俄国在华势力的增长。出于对亲俄的“后党”势力的敌视，康有为接受了日本的联华主张。康有为在《我史》中称，他于光绪二十四年四月（1898年5-6月）即“与日本矢野文雄约两国合邦大会议，定稿极详，请矢野君行知总署，答允，然后可大会于各省，而俄人知之，矢野君未敢”。10 这里的主张，已经不仅仅是一般的同盟关系，而且是“合邦”。

“合邦论”是否出现得如此之早，不无疑问。但是，在戊戌变法的后期，尤其是在日本卸任首相伊藤博文9月中下旬访华期间，康有为确实热衷于中、日、英、美四国合邦的主张。9月19日下午，康有为突然拜访暂住日本公使馆的伊藤博文，两人就中日两国的维新变法展开讨论。当日晚上，康有为与杨深秀、宋伯鲁等人商议上奏保荐伊藤博文与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并调袁世凯入京。杨深秀随即向光绪帝上奏:“今日危局，非联合英、美、日本，别无图存之策……况值日本伊藤博文游历在都，其人曾为东赢名相，必深愿联结吾华，共求自保者也。未为借才之举，先为借著之筹。臣尤伏愿我皇上早定大计，固结英、美、日本三国，勿嫌合邦之名之不美，诚天下苍生之福矣。”11 这实际上是建议光绪重用伊藤博文，进行变法。而在9月25日致李提摩太的书信中，康有为称自己在9月18日上了一封密折给光绪，建议光绪延请李提摩太做顾问。12

光绪接受了康党的主张，于9月20日召见伊藤博文，希望其为中国的维新变法提供咨询。13次日，康有为代宋伯鲁以“请速简重臣结连与国以安社稷而救危亡折”为题奏称:“昨闻英国教士李提摩太来京，往见工部主事康有为……渠之来也，拟联合中国、日本、美国及英国为合邦，共选通达时务、晓畅各国掌故者百人，专理四国兵政税则及一切外交等事，别练兵若干营，以资御侮。凡有外事，四国共之。”“今拟请皇上速简通达外务名震地球之重臣，如大学士李鸿章者，往见该教士李提摩太及日相伊藤博文，与之商酌办法。以工部主事康有为为参赞，必能转祸为福。”14 宋伯鲁的奏折中包含的是维新派改组朝政的基本想法，引入外力，同时借此机会将康有为推到更为显要的位置。

那么，“合邦论”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康有为代宋伯鲁拟的奏折中简述了李提摩太的建设四国联邦政府的主张，并提议由李鸿章、伊藤博文、李提摩太和康有为四人共同策划实施，但并未提议实施哪些部分。但就当下而言，“合邦论”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借才”，延揽日本明治维新的重臣，为中国所用。“借才”在中国春秋战国之时并不鲜见，当时列国往往设立“客卿”之位，延揽他国人才。只是维新党人的计划比春秋战国时的做法更进一步，重用伊藤博文，不仅是想借重其个人的才华，更是希望引入他身后的日本政府的权威，以压制后党。但是这种引入外力的策略，引发了慈禧太后的警觉。维新派本希望借助伊藤博文来压制后党，最后促使后党提前发动政变，软禁光绪皇帝，维新变法流产。

戊戌政变发生之后，康梁流亡日本，求助于日本的大隈重信内阁。康梁仍坚持联合中美英日的主张，希望日本能够帮助中国维新派救出光绪，继续维新改革。然而康梁的“秦庭之哭”并无效果。日本政府不愿得罪慈禧太后，甚至在“后党”的压力之下，劝说康梁离开日本前往他国。梁顶住压力，在日本长住下来。康前往加拿大，展开其海外保皇运动。

1900年，康有为以保皇会为依托，与唐才常合作在国内发动自立军起义，以期推翻后党统治，扶光绪复位。当时华北的义和团运动已经如火如荼，随后出现八国联军入京，俄国出兵占领东北。康有为念念不忘扶光绪复位，将义和团和后党作为自己的敌人，计划在自立军、东南督抚和八国联军之间建立一个政治联盟，以拯救光绪皇帝——这是一个充满奇思妙想的计划，如果真的付诸实施，有极大可能直接造成中国的分裂。不过，自立军在张之洞的镇压下失败，康有为设想的政治联盟也失去了可能性。八国联军通过“大国协调”瓜分中国，成为其担忧的前景。

如何破解列强瓜分中国的“大国协调”呢？在给李鸿章的信里，康提出了这样一个方案：“一曰各国尚倡保全，则乘各国之未协商而各与订约；一曰各国若欲分割，则以已失之东三省分饵各国。”15 简而言之，如果列强无意分割中国，则采取双边谈判的方式达成协议，避免列强相互之间的协调；如果列强决意分割中国，则抛出当时已经被俄国控制的东三省，由列强去争夺。如果中国恢复势力，则可以取回东三省；如果没有足够的力量，让七国守卫东三省，“而我可永无强俄北顾之忧”。16 在这里，康有为再次运用了“均势”的原理，来阻止列强形成瓜分中国的“大国协调”。

不过，这一主张也没有变成现实。八国联军入京之时，清廷指派李鸿章与庆亲王奕劻一起担任议和大臣，但列强根本不认可李鸿章的谈判资格。八大列强以及西班牙、荷兰、比利时代表自行召集协商会议，最后将协商结果强加给清廷。这大概是维也纳体系在远东事务上的“大国协调”绝唱。

从1898-1899年中、日、美、英同盟乃至“合邦”的主张，到1900 年破解大国瓜分中国的协调关系的策略，康有为试图扮演一个类似于“纵横家”的角色，但其主张全部落空。作为一个职业外交界的圈外人士，他对列强之间的丰富多样的协调渠道缺乏真正的了解，对中国在列强前面的议价能力也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但是，他对于维也纳体系的“大国协调”与“文明等级”的认识已相当清晰，其以“均势”破解“协调”的思路，从原理上不乏洞见，只是未能找到落实这些思路的有效方法。

最后，这一系列经历，也进一步强化了康有为对维也纳体系的另一个认识：这是一个由君主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从康有为的眼光来看，对作为君主国的中国来说，追随主流，当然是最为合理的选项。

1 康有为：《我史》，载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五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4页。

2茅海建：《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62页。 考虑到康有为常常倒填日期，显示自己有先知之明，他在船上是否真的想到了土耳其，我们不得而知，但至少可以表明1899年流亡日本的康有为在回顾往事之时，作出了这样的联想。

3 康有为：《上清帝第五书》，载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四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页。

4 同上书，第2页。

5 同上书，第6页。

6 康有为：《致李鸿章书》， 载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五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20页。

7 康有为：《联英策》，载载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四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9页。

8 康有为：《统筹全局再向美国借款以相牵制而策富强折》，载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四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2-23页。

9 康有为：《请统筹全局派员往美集大公司折》，载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四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4-25页。

10 康有为：《我史》，载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五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2页。

11 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戊戌变法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5页。

12 康有为：《致李提摩太书》，载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五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页。

13 参见茅海建：《戊戌变法期间光绪帝对外观念的调适》，载《历史研究》2002年第6期。

14 康有为：《请速简重臣结连与国以安社稷而救危亡折》（代宋伯鲁作），载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四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50页。

15 康有为：《致李鸿章书》，载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五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20-321页。

16 康有为：《致李鸿章书》，载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五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22页。

在辛亥革命爆发之前，欧洲有19个君主国家，但只有3个共和国（法国、瑞士、葡萄牙，但如果算上“迷你”共和国圣马力诺，可以达到4个）。因此康有为有充分的自信，认为君主制是世界上的主流政制。在这样的背景下，康有为不仅不断宣扬君主制的主流属性，甚至积极复制19世纪欧洲王朝国家干预共和革命的经验。

1910年10月，葡萄牙发生共和革命，澳门竖起了共和派的旗帜。康有为致信清廷军机大臣毓朗，提议出兵收复澳门。康有为在书信中指出，中葡条约是中国与葡萄牙两国君主签订的，中葡是友邦，而共和派则是友邦的乱党，“吾君主国也，岂宜奖翼篡乱？”[1] 这一说法透出浓浓的强调王朝正统主义的“神圣同盟”的味道。当然，康有为的终极目的还是要收回澳门，但从形式上，他诉诸了维也纳体系下常见的干预原理，以助友邦平乱为名，还要“行文万国，谓葡君返国复位，即将澳门归还”，以防止其他列强插手干预。[2] 当然，在1910年，欧洲列强的王朝正统主义相比于一百年前已经大大削弱，康有为的政治修辞建议，体现出他对维也纳体系鼎盛时期的深刻印象。

武昌起义的发生打乱了康有为的阵脚。但他很快更新自己的论述，试图在新的形势下，迂回实现自己的君主立宪主张。在1911年11月所作的《救亡论》中，康有为指出：“今万国之新化新政，莫不出于欧，即美亦欧化也。则欧人之俗，最宜详考之。”[3] 这就首先在修辞上确立欧洲政俗的正统地位。而欧洲人的常见做法，却是“迎立君主于外国”，在1815年维也纳会议之后，比利时、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希腊、挪威的独立都采用了这种做法。原因在于，从外面迎立的君主在国内没有党派根基，因此更容易安于超脱于党派斗争的“虚君”之位。而只要有一位“虚君”在顶上坐镇，“可藉以止争总统之乱源焉”，人们所争的，只不过是宰相而已，这对于国家的长治久安有着很大的帮助。[4] 这一论证与英国宪法学家白芝浩（Walter Bagehot，另译白哲特）对君主立宪制的辩护高度接近。[5]

有欧洲维也纳体系下的主流实践作为支撑，康有为希望能够继续保留溥仪作为虚君，而实权可以转移到国会与内阁。康有为称：“国权出于国会者，谓之共和”[6]，从而将英式君主立宪制包装成“虚君共和”。这只是一种话语策略，目的是为了增加这一方案在革命派那里的接受度。对“迎立君主于外国”的强调，也暗含着对于革命派诉诸于满汉民族矛盾的回应：即便对于汉民族主义者来说，拥有一个满人虚君，也不是坏事。然而，将君主立宪包装成“虚君共和”的策略，在革命派那里并不奏效。辛亥革命的动员力首先并不是来自君主制与共和制之争，而是来自于反满的汉民族主义，去掉满人君主是革命派坚定不移的主张。而对革命派来说，共和的首要标志，当然还是去除世袭君主。康有为尽可以持续不断地讲“虚君共和”，但他的大部分听众仍然会坚持“无君”作为共和政制的形式标准。

在“虚君共和”话语策略屡屡遭遇挫败的情况下，康有为自己的“共和”话语也就出现了某种程度的紊乱：有时候他继续以自己界定的实质标准来讨论“共和”，淡化有君无君的问题，从而继续将自己的君主立宪方案包装成“共和”；有时候又将“共和”作为自己的攻击对象，这时候的“共和”乃是基于有君无君的形式标准。有时候甚至在一篇文章里会出现两种意义的“共和”，如1917年的《共和平议》即如此。

康有为仍然相信，德国终将崛起为欧洲霸权，因而德国所代表的君主制模式仍然具有很强的典范性。在1917年黎元洪与段祺瑞围绕着中国是否应当参与一战，发生“府院之争”时，康有为致电段祺瑞和黎元洪，指出中国的国力不足以与德国作战：

其为胜耶，则全欧危变，何况我之弱乎。其虽败耶，然列强和议既成，德舰何难袭我，全球畏德如虎，谁能为我兴师。不鉴于高丽乎？虽海牙会议，不敢受其来使，岂有兴仁义之师以助高丽者乎。吾诚不忍闻德舰之炮声震我境土。[7]

当然，康有为持这一立场，并不仅仅是出于对德国实力的估计。1917年，他和张勋密谋复辟，而德国曾向张勋承诺，如果清朝复辟并在欧战中保持中立，德国将给予承认。需要指出的是，在康有为那里，复辟事业和德国发生关联，也并不是偶然的。游历欧洲之后，康有为相信，德式君主立宪制度对德国的工业形成了强大的支持，有利于德国实力的继续上升，而这恰恰给中国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榜样。而辛亥革命之后的蒙藏分离、各省拥兵自重、中央政府孱弱不堪的局面，又进一步削弱了他对民国的信心。

康有为的预测并没有应验。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德国战败，而康有为盛赞的德皇威廉二世逃跑到荷兰躲了起来，毫无“英主”的气概和胆识可言。在一战结束之后，君主制作为欧洲主流政制的时代，也走向了终结。1917年二月革命推翻沙皇统治，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等陆续脱离沙皇俄国而独立，与俄罗斯一样成立了共和国。1918年，德意志第二帝国变成德意志共和国，奥匈帝国分裂，产生奥地利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匈牙利也一度成立共和国。德意志第二帝国、奥匈帝国与俄罗斯“走向共和”，维也纳体系中曾经的五强，现在只有英国还是君主立宪国。在这种情况之下，宣布君主立宪制是世界主流政制，共和制只是例外，就缺乏可信度了。

康有为面临着解释德国何以失败的压力。1919年1月，康有为致信陆徵祥、顾维钧、王正廷、施肇基、魏宸组五人，讨论如何收回列强在华利权，信中以其“三世说”，对世界局势最近的变化进行了解释：“《春秋》据乱世内其国而外诸夏，升平世内诸夏而外夷狄，太平世无夷狄，天下内外，大小为一。”在据乱世，“以己国为亲，而视异国为雠。”康有为将拿破仑与德皇威廉二世都作为“私其国”的代表。而到了升平世，即产生国际联盟来求得列国之间的和平。“欧美人互相提携而摈斥他种，夷灭菲洲，彼亦自谓内诸夏而外夷狄者也。”[8]

在这里，读者可能会碰到了一个历史分期的问题。19世纪维也纳体系，究竟属于据乱世还是升平世？但从“夷灭菲洲”的说法来看，康有为应该就是把维也纳体系作为升平世的国际体系，只是德皇威廉的对外政策出现了“返祖”现象，不是继续推进国际联盟的建设，而是“私其国”，攻击其他文明国家（诸夏）。在这里，康有为悄悄修正了他在流亡期间对德国将战胜英国、登上世界巅峰的分析，将其原本并不排斥的通过铁血政策推进区域一体化的德式思路，重新界定为一国的自私自利。而这其实是一种非常避重就轻的反思路径，根本没有触及德国政制与其地缘政治环境之间的张力——由于德国地处中欧，东西方都有强敌，这就需要建构比较和谐的文武关系，以确保军事和外交两方面能够协同行动，避免陷入两线作战的境地。但威廉二世拥有巨大权力、却没有相应政治能力，其盲动导致了文武关系的紊乱，而其对英、俄、法的不断挑衅，导致了三者联手，德国陷入了俾斯麦最担心的两线作战的境地。德国的失败，看似是政策问题，但从根本上可以追溯到政制与地缘政治环境的不匹配。

不过，即便是他所认同的德国典范遭到失败，康有为仍然坚持，君主立宪制是当下历史阶段最为合适的政制。只是为了适应辛亥革命之后的历史条件，康有为主张采取英式的君主立宪制，他称之为“虚君共和”。之所以是英式而非德式，有若干重要的考虑：第一，德式君主立宪制需要一位积极有为的君主作为核心，在光绪仍然在位的时候，可以承担这个核心的角色，但年幼的溥仪是无法承担起这样一个核心的角色的，更适合一个“虚君”的角色；第二，德式君主立宪制需要君主能够实质掌握军事权力，而这在辛亥革命之后的碎片化局面下，也已经不可能实现了，尤其是北洋集团的既得利益，已经很难打破。因此，在1917年张勋复辟过程中，康有为主张实行英式的虚君共和，尤其提议邀请北洋集团的元老徐世昌来担任内阁总理大臣，以显示对北洋集团既得利益的尊重。[9] 但是张勋并没有按照康有为指出的路线操作，北洋实力派们感觉自己的既得利益受到张勋的侵犯，群起而攻之。而这正从反面证明康有为对于北洋集团既得利益的估计是比较正确的。在辛亥革命之后，重建德式的君主立宪制，已经不可能了。

一直到其1927年去世，康有为一直呼吁以溥仪为帝，重建英式的君主立宪制。但是在民初的两次君主复辟失败之后，这一思路已经成为空想。第一，考虑到汉民族主义情绪的广泛存在，溥仪的可接受性其实是比较低的；第二，袁世凯和张勋的两次复辟及其失败，导致中国进一步碎片化，军阀之间形成相互牵制的局面，一个军阀打出复辟旗号，会被其他军阀认为有统合众人之志，因为触及到其他军阀的既得利益，很容易导致“群起而攻之”的局面，因此很难打造一个支持君主立宪的军事联盟；第三，在新文化运动发生之后，意识形态新旧领域的对立更加严重，君主立宪制的意识形态整合力进一步萎缩。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康有为对君主立宪的坚持，或许可以被理解为其理论的彻底性的体现，而他的基础理论，又扎根于19世纪维也纳体系的政治经验。正是在一个由对共和革命的恐惧所带来的国际体系之下，他完成了其“三世说”的建构，将君主立宪制设定为“升平世”的主流政制，而共和制则属于遥远的“太平世”。既然“太平世”仍遥遥无期，那么从逻辑上说，中国现阶段应当追求的，就是君主立宪制。但是，一战已经深刻地改变了国际体系，世袭君主国在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地位，确实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而正在到来的国际体系，与19世纪的维也纳体系截然不同。创建维也纳体系的欧洲列强的直接目的是为了防止共和革命的发生，确保世袭王朝的统治。而1919年创建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列强已经没有政制上的共识，它们所创建的新的协调关系也是高度不稳定的——对德国的羞辱和报复，导致了后者复仇心理的潜滋暗长；同时，新生的苏联，也被排除在列强的协调关系之外。在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下，大国之间的竞争和对抗持续进行，导向新的战争。而这意味着，不仅中国的君宪复辟运动很难再得到国际体系的支持，即便是其他的国内政治运动，在国际上引发的反响也都是高度分裂的。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从20世纪初到20年代，尽管康有为的主张没有大的变化，但其在中国的思想光谱中，却从主流走向了边缘。

[1] 参见康有为：《致毓朗书》，载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九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68-169页。

[2] 同上书，第169页。

[3] 康有为：《救亡论》，载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九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34页。

[4] 康有为：《救亡论》，载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九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34-235页。

[5] 〔英〕沃尔特·白哲特：《英国宪制》，李国庆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6-50页。

[6] 康有为：《致党内公启》，载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九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18页。

[7] 康有为：《致北京电》，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977页。

[8] 康有为：《致议和委员陆、顾、王、施、魏书》，载姜义华、张华荣编：《康有为全集》（第十一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9页。

[9] 参见伍宪子：《丁巳复辟真相》，转引自胡平生：《民国初期的复辟派》，台北学生书局1985年版，第219页。

从横向比较来看，中国政府是各国政府中“自主性”程度比较高的，以具有强大组织力的中共作为政治后盾，并且有强大的国有企业作为其经济自主性的基础，不会像欧美政府一样，轻易被强势的社会集团所“俘获”。而正是这种“自主性”，使得中国政府能够着眼于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利益来制定规划，推出各项政策。

然而，强“自主性”政府完全可能是服务于官僚集团自身利益的政府，未必是服务于社会长远和根本利益的政府。中国政府之所以能在很大程度上做到“为人民服务”，其根本原因还在于执政党自身的“先进性”与“代表性”。党能够提供未来的战略愿景，并对各种社会利益进行整合，形成全党的意志，而这种意志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上升为国家的意志并得以执行。只要执政党能保持“为人民服务”的本色，只要人大的转换机制正常运作，“自主性”就不会沦为官僚集团的自私自利，而可以承载“先进性”和“代表性”的精神。

不过，这一机制目前的运作却不无隐忧。第一，虽然从宏观层面上看，“官”与“商”之间有诸多防火墙，但从微观层面上看，又可能存在过多利益纠缠，从而可能扭曲政策的方向；第二，人大制度这一“转换器”自身存在诸多张力，出现了某些阶层被“过度代表”、一些阶层缺乏代表的情况。

两会中的“富豪代表”总是备受关注

从政治高度来认识和解决党政干部的“一家两制”问题

中共领导下的职业治国者队伍本身就是官与商之间的防火墙，资本集团难以通过竞选在体制内进行人事布局。然而，这只是宏观的结构。从微观的运作过程来看，防火墙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被侵蚀了。造成侵蚀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普遍存在的“一家两制”，即一个家庭或家族中有成员担任党政干部，另外有成员下海经商。这样权力在很大程度上就已经“家族化”了，利益交换就可以在家庭或家族内部完成。这样就在社会层面弱化了政治的原则。

在政治权力行使中限制亲属关系的影响是个世界性的难题，即便是在个人主义文化较为兴盛的欧美，也同样面临这一问题，更不用说“亲亲”传统根深蒂固的中国了。中国古代的统治者就已经对家族文化的政治影响作出限制。如科举取士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排除了家族势力对官员任职资格授予的直接干预；回避制度则在地理上弱化官员权力行使与其家族之间的关联。经过20世纪革命，中国的家族文化也已经大大弱化。然而市场经济的兴起，使得掌权者的家属获得了将影响力兑换成货币的新机会，社会变革过程中各项制度的不健全，更为这种影响力的发挥提供了很大空间。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第五十三条规定：“公务员必须遵守纪律，不得有下列行为……（十四）从事或者参与营利性活动，在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中兼任职务”。第一百零二条规定：“公务员辞去公职或者退休的，原系领导成员的公务员在离职三年内，其他公务员在离职两年内，不得到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任职，不得从事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营利性活动。”但并没有禁止或限制公务员家属经商的总体规定。只有一些较为特殊的产业对主管部门的公务员家属的经营进行了限制，如《娱乐场所管理条例》第四条规定：“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得开办娱乐场所，不得参与或者变相参与娱乐场所的经营活动。与文化主管部门、公安部门的工作人员有夫妻关系、直系血亲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以及近姻亲关系的亲属，不得开办娱乐场所，不得参与或者变相参与娱乐场所的经营活动。”除此之外，有不少文件规定要求公职人员申报亲属经商情况、在管辖行业就业情况、出国情况等，但这些规定往往过于模糊，管辖范围不清，罚则不明。如果公职人员自己不出事，几乎不可能发现或查处其亲属违规经商状况。从近年来纪检部门查处的腐败案件来看，从中央高层到基层，大量腐败案件中都有“一家两制”的原因。一些公职人员甚至用未成年子女或高龄父母的身份来牟取商业利益。

这一问题绝不仅仅是一个反腐问题，而更是涉及到了政治层面上的“先进性”和“代表性”问题。如果党政干部已经在实质上成为“老板”，在社会各阶层中，其到底代表谁的利益，答案也就不言自明了。比如说，在劳资纠纷中，实质身份是老板的党政干部就未必有保护工人利益的积极性，而这最终会造成损害执政党的社会基础的后果。持有大量房产的党政干部当然会反对房产税，更会反对遗产税，这就会导致利于国计民生的税收政策迟迟无法出台。

因此，“一家两制”问题必须提高到一个政治性的高度来认识，“家风”不正，“政风”难正。但要正“家风”，需要更为严密的党纪国法。当前对于公务员及其家属经商的规定线条过粗，但最大的问题还是政治高度不够，只是从“反腐败”的技术考虑来进行规定。在我们看来，当前的管理模式过于宽松，应当建立更为严格的党政干部亲属经商影响力评估制度。

具体而言，党政干部申报一定范围内的亲属经商状况是最基本的要求，纪检部门需研究，亲属经商是否处于该干部管辖范围之内，是否可能借助该干部权力或利用其影响力来获得利益，只要存在较大的盖然性，哪怕没有现实的权钱交易，也应该影响该干部的升迁。该干部要么劝说自己的亲属退出生意，要么接受自己得不到升迁，甚至降职的结果。这种评估需要比较细致的规则，比如说亲属的范围，“生意”内容的界定，“影响力”的评估，均非易事。因此，有必要通过广泛的试点，来探索监管和评估的规则，再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这在表面上没有限制党政干部亲属经商，但实际上可以起到这样的效果。干部级别越高，规则就要越为严格，因为这时候亲属能更为容易地借助该干部的影响力来获得利益。

不对“一家两制”做出限制，执政党的“先进性”就会打折扣，“代表性”就会被扭曲，“纯洁性”更会成为问题。源头的污染是最大的污染，不可掉以轻心。

各级人大必须加强自身的“描述代表性”

在解决好源头的问题之后，人大作为党的意志和国家意志之间的转换器的角色就值得进一步研究。目前对人大存在的结构性问题有两种不同的诊断：第一种是认为人大在“代表的广泛性”上出现了问题，表现在人大代表中官员与商人的比例过高，变成了一个官商俱乐部，这种意见要求一种“描述性的代表制”（descriptive representation），要求人大代表的结构大体上能反映人民的社会构成；第二种是认为人大代表个人的身份并不是那么重要，一个律师身份的人大代表可以代表资本家，也可以代表工人，关键在于他和哪些群体之间建立了代表和被代表的关系，因此问题不在于代表的身份是精英还是草根，而在于选举机制要具有实质性、人大代表有充分的参政议政权、选民对人大代表的问责机制要落实。

这两种表述的背后是对人大作用的不同定位。第一种定位以“党的领导”为前提，认识到人大是将党的意志转化为国家意志的转换器。在这一视野下，人大代表个人的参政议政能力并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人大作为一个整体，要反映出人民的构成结构，从而赋予这种转换以更大的权威性。第二种定位则更重视人大作为“权力机关”的实质定位，希望人大超越将党的意志转化为国家意志的转换器的定位，与选民之间建立更为紧密的代表关系。从这一定位出发，一些人大代表走向“专职化”，设立工作室听取选民日常意见和建议的做法，获得了较多的肯定。

然而，从2010年《代表法》的修正来看，“人大代表专职化”的思路显然遭到了否定。《代表法修正案》规定，代表不脱离各自生产和工作岗位。这一修正的逻辑不难理解。如果人大代表专职化，其综合民意得出的结论如果与党组织不一致，就会出现结构性冲突，这对“党的领导”会构成削弱作用。《代表法修正案》在实质上重申了中国政制的基本逻辑，即党对民意的整合是第一位的，而人大对于民意的整合是辅助性的。借用王绍光的说法，中国的民主是偏重内容与实质的代表型（representational）民主，而不是偏重形式和程序的代议型（representative）民主。按照代议型民主的思路，向选举产生的人民代表赋权才是正道，依靠未经过人民选举产生的执政党来整合民意，在形式和程序上都不太说得通。但如果单看形式和程序的话，就无法理解执政党在日常政治生活中的民意收集和民意整合活动（如调查研究、政治报告的起草）的重要性。如果第二种思路行不通，那么势必要回到第一种思路，人大必须加强自身的“描述代表性”，以更好地承担“转换器”的角色。从这个标准来看，当下从中央到地方的人大代表构成显然是出现了“描述性”不够的问题，真正的一线工农代表数量少，官商比例过高，一些地方工人与农民代表的名额还经常被商人挤占，挂羊头卖狗肉。如果这一现状不改变，人大的角色定位就会处于尴尬的境地，既不符合“代表型民主”的思路，也不符合“代议型民主”的思路。

从总体上看，中国代表制政治的核心还在于中国共产党如何保持“代表性”与“先进性”。问题的关键仍然是中共如何对多元的社会利益进行认识和综合。这首先需要中共在自身的成员构成上保持一定的“描述性”——党不能成为一个社会精英的俱乐部，一线的工人与农民必须在党内保持相当大的比例，这样工人与农民关心的问题在党内才能得到重视；其次，发扬党内民主，让基层和一线的党员的意见能够获得顺畅的表达渠道，这就需要充分发挥党代会和党代表的作用，需要“群众路线”活动的常态化，需要党员在党内的言论自由获得保障；再次，就是要严格限制党政官员的“一家两制”，使其决策和政策执行较少受到特殊利益的影响。如果党对民意的解读和综合是比较准确的，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也就具备了科学的基础，具有更大的可接受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