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静

6篇文章

多重角色的选择逻辑和利益相对性

张静

张军在“社会主义的政府与企业-从退出角度的分析”[1]论文(以下简称张文)中,给出了一个国家无法退出(中止合约关系)的分析架构,用来解释企业履约中存在的种种现象-例如效率衰退和资产流失问题。他指出,相对于企业一方而言,不能退出的国家是“弱”的,因而它无法约束、只能容忍上述问题的发生(页99)。对于国家为何不能退出,张文的答案是社会主义国家提供就业保障的传统观念和意识形态的作用(页100),它使得国家的权利和义务不对称-国家事实上没有退出合约的权利,而且还必须承担被保障工作权利所加强的社会成本(张文注12)。这种情况使国家在与企业的关系中受制于无限责任的困扰,无法以退出的威胁来保障出资方(国家自己)的经济利益(页102)。   从经验现象上看,(通过国有企业)“保障人人拥有工作权利的约定”是否被实践有效履行还有疑问,比如大量国企职工流向个体、集体、合资、外企市场组织、或成为自由职业者,这是否表明了国家正在从这项义务中“退出”呢?公费医疗、住房管理、教育等项制度改革的基本方向,是否也表明了国家从社会福利的唯一承担者一方“退出”的趋势呢?如果可以这样理解,说明国家的退出并非不能、而是已经开始,只是由于对过往制度的路径依赖存在,国家的退出步骤须是审慎和有节制的。这些经验现象的发展与张文的不符还不是最重要的,因为张文发表于1994年,到今天两年的时间足可以使一些变化生成,关键性的问题是,何以上述“退出”的事实并没有成为有效的惩罚威胁,促使国有企业的履约水平提高(比如资产流失减少或生产效率增加)呢?   以下讨论是通过阅读张文及其他社会学、经济学和法学的部分研究成果引发出来的,我自己的努力是尝试对张文的分析提出一个疑问:在认识国家行为方面,单纯使用经济学(理性经济人角色)假定是否局限了我们的理解?我建议超出经济合约的范围处理国家问题,因为张文所说的社会主义国家和企业关系的案例不能满足交…

“雷格瑞事件”引出的知识论问题

张静

[摘要] 本文以吉尔茨作品讨论的“雷格瑞事件”为由头,指出遵从“地方性知识”立场的“独特事件”分析,似乎隐含着矛盾的认识论原则。它使得本为追求多元认识论的研究,走向其追求目标的反面:采取了一元认识论的绝对主义立场。本文进一步提出,这种矛盾,或许与“社会事实”的哲学观念有关。长期以来,在主流的经验主义分类模式影响下,社会事实被“客观真实”追求所笼罩,它倾向于排除(各种或它者)知识建构对事实界定(因而使其呈现多元性)的作用。与此相关的“独特性”和“一般性”辩论,也不自觉地染上相互排斥的倾向,这样,“独特事件”分析对于不同知识体系的吸引力被降低,它们之间的交流也将变得更加困难。

阶级政治与单位政治——城市社会的利益组织化结构和社会参与

张静

 一      有研究认为,中国社会结构的一个特征是,没有发展出次级社会团体(许莨光,1989[1975],1990[1963])。虽然有历史迹象表明,自愿结社团体曾在晚清出现,包括绅士集团和地方政府(Rankin,1986)、行会(Strand,1989;Rowe,1984,1990)、邻里和宗教组织(Skinner,1977)、氏族和血统(Watson,1982)、宗族(许莨光,1990[1963])、茶馆和同乡会(Skinner ,1977;Rowe,1990)等等,但后来的革命活动扫除了这类准自主的社会联合体,取而代之的是统一的、自上而下的社会组织。所有这些组织都成为国家体制的一部分(Yang,1989),它们实际上是依赖国家而生存的机构,或是国家关系的复制品(A.Walder ,1985;J.Solinger ,1993;M.Pearson,1994)。社会革命终止了晚清以来社会团体的发展,使得新社会结构同历史传统产生了断裂,它的显著标志在于,kingship,native-place,occupation,neighborhood,religion等社会性实体被排除到正当的社会机制之外。这些研究的主流结论是,由于某些社会条件的限制,中国社会没有发展出民间的、非亲属关系性质的、自主的社会联合体;或者,尽管在一些历史时期它们曾经有所发展,但在社会变动中被大大弱化,导致这些社会团体的作用微弱。      为什么这些次级社会团体受到研究上的重视?因为学界存在着一个主流性的认识:在公民社会的发展中,非国家也非亲属关系性质的次级团体获得发展,是现代社会的一个结构性现象。这些团体突破了初级社会团体中盛行的个人关系性质和特殊主义原则,因而,它们不仅组织了公共利益及其相互关系的建立,而且和个体自主意识形态一起,构成了公民社会发展的基础。      就我们关注的问题来说,作为一种社…

历史:地方权威的授权来源

张静

 官制以外的地方治理      历史研究表明,传统中国的治理结构有两个不同的部分,它的上层是中央政府,并设置了一个自上而下的官制系统;它的底层是地方性的管制单位,由族长、乡绅或地方名流掌握(王先明,1997:页21)[1]。这种治理结构的基本特点,是两种情况的结合:文化、意识形态的统一与管辖区域实际治理权的“分离”。在基层社会,地方权威控制着地方区域的内部事务,他们并不经由官方授权,也不具有官方身份,而且很少与中央权威发生关系,这事实上限制了中央权威进入基层治理。表面上看上去,中央下达政令,有一个自上而下的正规渠道贯彻着帝国的整体秩序,但在实际运作中,经过各级人员的变通(intermediaries)处理,帝国秩序并不能真正触及地方管辖的事务,双方都默认并谨慎对待管制领域的边界,除非在基层无法处理的事务才上达官方。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权威的“自主”管辖权没有受到严重挑战,它们各成一体,虽然,正式官制制度并没有承认这种分治局面,但事实是,分治的迹象“随处可见”(费孝通,1953,页83-84)[2]。      倘若我们接受Shue的说法,称费孝通描述的地方控制领域为地方体(locality),我们可以大致推论说,传统中国事实上有着两种互不干扰的秩序中心。一个是官制领域,以国家为权威中心,对于具体社会而言,它的整合意义多是文化象征性的;而另一个则更具有实质性,因为它承担着实际的管辖权力,这就是地方体中的权威。经过多年的实践,这两种秩序在各自的领域中形成了各自的权威中心,并学会了在互相的礼节性交往之外,小心避免触及他人领地,这在两种秩序中间形成了安全的隔层(gap)。因此,建立于多种局部地方体上的国家政治制度,为广泛的社会整合提供的基础主要是文化意义上的,而结构意义上的政治整合则事实上在地方体的层次上完成,并且由地方权威充任。于是人们可以见到,只要取得了地方的象征性承认,国家从未…

“新保守主义”学术取向

张静

 本文尝试对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作一些提纲性的引言,期待大家参与讨论。这个现象,我称之为“新保守主义”学术取向。我关注的重点,在于90年代以来、新保守主义取向反映在政治、经济、文化研究中的基本主张和辩题的发展,不是政治上“左”、“右”路线或派别的分类。我了解“保守”再加“主义”作为诠释概念的限制(在汉语背景中,它似有价值判断的嫌疑),为了避免歧义,我声明这里使用的“新保守主义”提法不代表思考成熟的定论,它只是借用英语中分析类似问题的常用术语,作为一种提示特征的引导词汇。我的立场是尽可能客观地展示这一思想现象、说明它与各种社会势、潮的相互影响关系,不涉及肯定或否定,正确或错误,进步或倒退的判语。      我以为,这个现象之所以重要,原因在于它反映了当前社会的某些性质,从中我们可以 看到社会的变化。这些变化对于观察、判断、分析和预测立足点的影响,可能扩大到实践操作领域-比如对于社会建制的选择和设计方面。联系到中国近代以来思想界究竟是以“激进主义”(余英时,1992)还是“保守主义”(姜义华,1993)为主导的讨论,新近的现象似乎预示着不同于上述两种观察的变化。那么,“新保守主义”取向在学术领域的出现及影响,就更加具有研究的意义。      (一)      在西方以往两个世纪中,保守主义是与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并存的主要意识形态之一 。与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不同的是,保守主义较少地具备行动主义和改革的要素(R.Nisbet,1992),它主要是以立场、思想、态度的形式存在。保守主义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它必须同某种行动建制结合起来,才能显现具体的主张内容。随着这些内容在不同时期的变化,保守主义所“保”的东西也在变化。这就是所谓“新”、“旧”保守主义的称谓由来。      近代系统的保守主义思想体系源于对法国大革命的否定性反应(A.伯克,1790)。保守主 义者认为,以革命的方式追求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