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龙刚

于龙刚,1988年生,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讲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基层法治研究所研究人员,主要研究方向:法律社会学、基层司法。联系方式:ylongang@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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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龙刚:基层派出所执法遇到的问题

于龙刚

当前,公安改革的一些举措正在推出。改革的一个难点是在基层。毕竟,基层公安机关所面对的社会环境日趋复杂。笔者在近年来,在各地公安机关,尤其是基层派出所进行了一些调查,获得了公安机关领导和基层民警的大力支持,对基层公安工作所面临的复杂性、特殊性有很深的体会。实现公安改革的法治目标与政治目标,需要更多的社会合力。 责任 在中国语境下面,民警不仅具有依照相关法律法规,打击违法犯罪活动,维护社会稳定的法律责任,而且承担了走群众路线,积极为群众服务,满足群众各类需求的政治责任。在基层派出所,公安民警常说公安工作不仅是执法工作,更是群众工作。法律责任以法律规定的职责权限为边界,权限之外警察可以不管不问;政治责任则相对模糊,没有边界。当前,“有困难找警察”、“有警必出”、“有求必应”等一系列口号,实际上都反映出人民警察所承担的政治责任。 在现实生活中,发生矛盾纠纷后,或者出现其他问题,人们往往首先想到警察。相比于政府其他部门,警察有人身强制权,更具有权威,“人们更怕警察”;相比于法院,通过警察调解纠纷更为便捷,也不需要出立案费。因为警察承担了政治责任,对于群众的各类诉求,他们不能“脸难看、事难办、门难进”,更不能推之门外,不管不问。但是,警察并不是所有问题都能解决。 2015年初,笔者赴西部某派出所调研,遇到一位90高龄的老人。他家离派出所两三公里,每天拄着拐杖步行来派出所反映情况,十年如一日。2004年,老人保存下来的16块“袁大头”被人骗走。他认为骗子是邻镇一位姓王的农民。派出所民警经过调查,发现此人并无作案动机和时间,而且,案件没有任何线索,老人所说的其他话也缺乏证据支持,最终裁定不予立案。 此后,老人成为所里的常客。每天来所里要求民警抓捕王姓农民,经常堵在所长门口。老人虽年届90,身体十分硬朗,但神志已有些不清,家人、村干部都劝说不下,民警也没办法。 像老人这种情况在基层派出所颇为…

于龙刚:基层执法中的专项行动:原因、实践及后果——以公安专项行动为例

于龙刚

[摘要] 在基层社会,一线执法的低可见性、执法事务的复杂性、执法行为的伸缩性凸显了常规性机制的治理困境。专项行动通过建构目标管理责任制、执法锦标赛机制,来激励一线执法、整合执法资源,弥补常规性机制的不足。专项行动例行化,拓展了执法职能,重构条块关系,实现科层体制的制度发展与创新。专项行动改变执法逻辑,产生选择性执法和暴力执法的风险。专项行动与常规执法机制互为补充关系。在治理转型背景下,既需要防治专项行动的法治风险,更需要理解和发挥专项行动的组织功能和治理功效,从而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于龙刚:失落与迷茫:乡村社会转型中的青年人离婚——基于晋中东村的个案研究

于龙刚

[摘要] 当前农村青年人离婚已经成为普遍现象,很多地区出现离婚潮。因赌博导致家庭生活陷入困境;感觉村庄、家庭生活平淡,情感需求得不到满足;通过网聊、外出务工产生外遇,这三者是导致青年人离婚的主要原因。青年人离婚体现了他们的意义世界发生变化。在传统村落,以传宗接代为内涵的本体性价值构成维系乡土婚姻的价值基础。乡村社会转型导致本体性价值解体。在家庭、村庄生活中,个体开始注重情感需求与感观体验。青年人接触外界机会多,接受外部事物的能力较强。青年人婚姻最先受到影响。青年人离婚成为普遍现象说明社会转型消解了乡土婚姻的价值基础,却未同时赋予新的价值。青年人处于传统价值与现代价值的交接地带,他们是现代社会中的失落者,离婚现象的普遍发生反映了青年人价值缺失后的迷茫。离婚潮的出现对乡村社会秩序造成冲击,亟需重建现代婚姻的价值基础。

于龙刚:法治与治理之间:基层社会警察“解纷息争”机制分析

于龙刚

[摘要] 社会转型背景下警察逐渐成为基层纠纷调解的主要力量,正式纠纷调解体系取代非正式纠纷调解体系。纠纷调解活动同时嵌入到基层法治建设和国家治理实践中。作为基层法治建设一部分的纠纷调解规范化实现了调解体系的科层化与规则化。但是由于法律世界与生活世界之间的张力,以及基层社会国家能力匮乏,调解实践陷入非规范化的运作形态。在纠纷格式、社会空间、组织体制三个层面出现悖论与冲突,调解实践内嵌入议价机制与暴力再生产机制,形成充满策略行为和暴力契机的脆弱秩序。化解纠纷调解困境,需要在规范警察权与提高警察纠纷解决能力、制度建设与价值内化、法治目标与治理目标之间兼顾平衡,弥合规范化纠纷调解体系与现代性纠纷解决能力之间的裂痕,在推动基层法治建设同时实现社会治理。

于龙刚:精英吸纳、群众动员与政治合法性建构——以新中国早期立宪为中心的考察

于龙刚

[摘要] 由于新中国独特的政治-社会环境,围绕《共同纲领》、“五四宪法”展开的新中国立宪实践形成特有的形态。其围绕“意识形态建设”展开,以确立执政党及其意识形态领导权为主要目标,并呈现为一种国家工程和社会事业。卡里斯玛型合法性模式构成这一实践的内在逻辑。“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为建立社会主义制定宪法”是新中国早期立宪的核心政治命题。因此,新中国早期立宪不仅是一个制定宪法的立法过程,而且构成一种确立执政党及其意识形态合法性的政治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