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陈俊

6篇文章

尤陈俊:儒家道德观对传统中国诉讼文化的影响

尤陈俊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摘要] 若论对传统中国诉讼文化影响之直接与明晰,当首推儒家道德观。儒家道德观体系中有三个主要的伦理准则——克己、忠恕与中庸——与大传统诉讼文化气质相通,其对传统中国诉讼文化的气质模塑途径,最主要的则有两条:儒吏们的理讼实践;以儒家道德观为底色的家法族规的潜移默化。宋代以降商业文明在不少区域的兴盛,使得儒家道德观无法再像以往那样能够强有力地统摄诉讼文化的不同层面。儒家道德观根源于农业文明并与之深度契合,而以“无讼”为价值追求的大传统诉讼文化,亦是缘自于对农业文明这一经济基础的回应。从宏观上将不同的文明类型、道德观念和诉讼文化加以对应讨论,对其间所透露的马克斯·韦伯意义上的“选择性亲和性”加以洞察,不失为我们做进一步深入研究之前必要的框架性认识。

尤陈俊:作为问题的“问题意识”——从法学论文写作中的命题缺失现象切入

尤陈俊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尤陈俊 |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博士   那种按照教科书式体例撰写的法学论文,其最大的弊病在于“有论域而无论题”,亦即只是选定了一个研究领域、对象或范围进行面面俱到的介绍和叙述,却没有从中提炼出一个中心论题贯穿全文始终并加以论证。教科书式的写作风格在今天仍然顽强乃至顽固地继续影响着法学论文的写作,这在很多题为“××制度研究”或“论××制度”的硕博士学位论文当中体现得尤其明显。之所以仍然存在这种现象,很大程度上是与对问题意识的重视不够和认识误区有关,特别是没有充分意识到问题(question)、论题(problem)和命题(issue)之间的区别。对于如何提炼问题意识这一问题的思考,可以围绕“书本知识VS.社会实践”“历史视野VS. 现实关怀”和“中国意识VS. 国际视野”这三组概念展开。 过去的20多年间(尤其是1999年开始的全国大学扩招以后),中国的法学教育和法学作品生产均在规模上总体呈现出快速发展甚至急剧膨胀的趋势。但在这种“繁荣”景象之下,却时常可以听到很多叹息之声。一方面,每年的春季学期,常常会有很多法学教师抱怨阅读一些无甚学术新意的毕业论文并撰写评阅意见实在是一种令人痛苦的折磨。另一方面,在国内各法律院系硕博士研究生每年通过答辩的两三万篇毕业论文,以及各种刊物上每年发表的数千篇法学论文当中,有相当一部分的论文实际上很少受到同行们的关注,甚至有个别论文在收录于中国知网数据库并经过一段不短的时间后,还出现了“引用量为0、下载量也为0的现象”(这意味着连作者本人都懒得把自己的文章下载来看或加以保存)。 那些让评阅老师们“怒其不争”或为同行们所无视的所谓法学论文,之所以有如此命运,主要是与其学术质量不高乃至低下有关。而在导致其学术质量不高乃至低下的各种原因当中,除了有一些法学论文可能存在胡乱抄袭拼凑的学术不端外,很多法学论文本身缺乏“问题意…

尤陈俊:社科法学的成长与发展

尤陈俊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按:本文根据尤陈俊副教授2015年6月23日在南开大学法学院举办的“社科法学连线系列讲座第14讲暨‘规制与公法’沙龙第11期:社科法学与国家治理”上的一部分主题发言录音整理加工而成,发表于《南开法律评论》(第10辑),南开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此次推送的版本,系由作者本人在原文基础上稍作修改。   一、“社科法学”概念的形成 如果对近两三年来发表的法学论文或一些法学会议上的学术讨论有所关注的话,就会发现有两个学术热词时常会被提及,并且其使用频率还在持续走高。这两个学术热词就是“社科法学”和“法教义学”。不过,“社科法学”这一概念最初出现于中国法学界,并非最近两三年来的新事情。 “社科法学”是苏力在2001年发表的《也许正在发生——中国当代法学发展的一个概览》一文中提出的一个学术概念。在那篇文章中,他将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这二十多年间中国法学的主要研究范式分为三大类。最早的一类被称为“政法法学”,它主要借助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人的政治话语和思想资源,也包括孟德斯鸠、卢梭等的一些智识资源,作为研究和论证的依据。“政法法学”是1978年至整个80年代的法学主流研究范式。90年代初期,特别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法律的适用显得越来越重要,因此不少法学研究者开始强调研究法律适用的技术,注重对法律文本的解释,从而促成了“诠释法学”的形成。大致从90年代中期开始,一些法学研究者开始反思人们之前对于法学的理解是否过于狭窄以至于没有充分注意到法律背后更宽广的社会背景,故而有意识地引入其它社会科学的理论资源(例如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等),并将其用于对中国的社会问题和法律实践的分析和研究。这种研究范式被统称为“社科法学”,例如梁治平借鉴社会人类学的理论资源所做的中国法律史研究,苏力结合社会人类学、社会学的视角进行的法社会学研究。[1]需要注意的是,尽管苏力早在20…

尤陈俊:食品安全治理领域中的基础性国家能力问题

尤陈俊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2014年下半年被媒体爆出的“福喜事件”,截止目前,尚未在司法机关得到正式宣判,因此还不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司法案例(judicial case),但这不妨碍我们将其作为一个法律社会学意义上的“案例”来加以讨论。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并不打算也不可能面面俱到地评析此案例中涉及的全部问题,而是选取了其中的两个细节,从基础性国家能力的角度进行探讨,以期丰富我们对食品安全治理领域相关问题的深入认识。   一、“福喜事件”简介 2014年7月20日,上海广播电视台电视新闻中心官方微博报道,作为麦当劳、肯德基等知名洋快餐的上游供货商的上海福喜食品有限公司,被曝将“过期”劣质肉“翻新”用作原料。这是上海广播电视台之前接到一名福喜前员工的举报,专门成立深度报道组,经过栏目组多名记者长达近3个月的暗访后曝出来的信息。[1] 事件曝光后,上海食药监部门连夜介入,查封了该企业,并控制了涉嫌产品。上海食药监部门经初步调查,于7月22日向媒体表示,“上海福喜食品有限公司涉嫌有组织实施违法生产经营食品行为,并查实了5批次问题产品,涉及麦乐鸡、迷你小牛排、烟熏风味肉饼、猪肉饼,共5108箱”,并通报了紧急约谈22家下游食品流通和快餐连锁企业后初步查明的结果——“麦当劳、必胜客、汉堡王、棒约翰、德克士、7-11等连锁企业及中外运普菲斯冷冻仓储有限公司、上海昌优食品销售有限公司、上海真兴食品销售有限公司普陀分公司等9家企业使用了福喜公司的产品,目前已封存相关产品总计约100吨。”[2]上海广播电视台电视新闻中心深度报道组22日再次爆出暗访后新找到的又一猛料,“他们发现上海福喜食品有限公司外有个‘神秘仓库’。在这个仓库中,上海福喜食品有限公司将别的公司的产品改头换面变成福喜产品。而在这个仓库里,没有任何降温设备,所有冷冻翅中、翅根等冻品,在常温环境下操作,变成福喜产品。”[3] 上海市公安局食品药品犯罪…

“新法律史”如何可能

尤陈俊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摘要]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美国的中国法律史研究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新进展,先前论著中某些关于传统中国法律的旧见陈说,均在不同程度上得到反省和批判。而引领此一学术风潮的代表,正是以黄宗智教授为核心的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校区(UCLA)中国法律史研究群,他们的研究共同体现了“新法律史”的特征:在“历史感”的观照之下,连接经验(广泛利用极富学术价值的诉讼档案)与理论(从优秀社会科学理论中汲取灵感并与之真正对话),提炼自己具有启发性的新的中层概念。对于中国学者而言,“新法律史”所体现的学术取向可以为我们提供重要启示,不仅包括提醒我们注重对诉讼档案的充分运用,以及吸收优秀的社会科学成果,还包括借历史之光洞见现实问题,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摆脱中国法律史研究虚学化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