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子

12篇文章

从历史拯救法律信仰?

印子

从历史拯救法律信仰? 印子     美国著名的法律哲学家、法律史学家伯尔曼是中国法学界的一位老熟人,在他的《法律与宗教》(1974)自上世纪90年代初被引入中国之后,“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1]不仅成为法学论文或法律课程上经常被引用到的法学名言,而且还引发了中国法学界对中国法制建设进程中普遍出现的“有法不依”现象的反思;[2]而之后的《法律与革命》(1983)也在中国法律史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成为一本被反复引用的法学经典著作。近期,伯尔曼的《信仰与秩序》(1993)也登陆中国,从内容上看,这本书不算太新;[3]但这本书也同样是重要的,毕竟贯穿于伯尔曼法学思考一生的“法律与宗教”主题在这本书中得到了进一步的阐释,也许更为重要的是,他还从方法论的意义上以更为直白的方式向西方法学界宣示了“综合法学”[4]时代的来临。曾作为哈佛法学院院长的伯尔曼学识渊博,研究视野开阔,他一生著作等身,25部著作和400余篇论文使其位列20世纪最伟大的美国法学家之一。总体而言,法律与宗教、法律与革命和综合法学是伯尔曼法律思想的核心和灵魂,一以贯之的法律思考命题和公然晓示的法学方法论(甚或可以说是一种新的法学知识进路)共同构成了这位法史大师的思想肖像。面对二战之后西方法治传统的信仰危机,伯尔曼开出了重构法之历史性的药方,期望通过法律的历史之维来拯救法律信仰,尽管综合法学在西方没有美梦成真,但却无疑成为了中国在“法治已经变成了一种公众的信仰”[5]时代下化解法律信仰危机的重要理论资源。从历史拯救法律信仰或许可以成为一条化解中国法律合法化危机的有益路径。   一、中世纪的曙光: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   法律史学家对历史时间的宏观把握是进行繁杂的法律史资料爬梳的基础,只有对历史的发展阶段进行了较为清晰的划分,才能在历史节点之间展开法律史之网的编织。伯尔曼也无法例外…

印子:农村日常生活区隔化与农民阶层分化再生产——基于浙北农村调查的分析

印子

[摘要] 农村日常生活在人际关系、婚恋情感、生活消费、日常闲暇、居住空间及社会心理等方面呈现出区隔化状态。仪式性人情中的阶层剥削、婚姻缔结中的阶层位置维系、村庄闲暇中的阶层表征、公共文化参与中的阶层位置展示、生活空间配置中的阶层固化、社会群体意识中的阶层认知是农村日常生活区隔化的实质。农村工业化历程中逐步发展而出的资本区隔、权力区隔以及两者“结盟”之后生成的阶层流动阻隔之网是日常生活区隔化的缘由。农村日常生活区隔化既是农民阶层分化的表现,又构成农民阶层分化再生产的社会机制。随着农村社会阶层分化的不断固化,阶层流动渠道被阻断,村庄社会秩序将由于“结构紧张”而趋于紊乱。

印子:“第三方”城管试验

印子

郑州市金水区率先引入公安、公证、律师和法院,在城管部门设立“四室一庭”作为第三方参与城市管理。按照规定,城市管理行政执行局下设警务室、城管执法公证服务室、城管执法法律援助服务室和城管巡回法庭,目的在于解决暴力抗法、证据缺失、强制无力等城管执法难点,以提高城市执法公信力和规范化水平。 破解城管执法困境的新招 地方政府推进第三方力量进入城市管理的核心目的是克服日益突发的城管执法难题。 首先,城管部门权责不匹配。城管部门拥有的行政处罚权实际上是专门城市管理部门行政处罚权的让渡,除此之外,城管没有专门的行政执法权。然而,城管需要处理的难以有效管理的事务又必需要强化管理,否则城市形象受损,市民对城市秩序的需求无法被有效回应。其次,城管执法冲突日益激烈。城管执法冲突的核心地带集中于车辆占道、流动摊贩占道经营、拆违治理等城市管理领域,暴力执法、执法不规范等问题严重损害了城管执法的公信力。同样,暴力抗法事件频发,城管执法工作者对此无可奈何。最后,城管执法合法性不足。大多数城市仅依靠城市管理办法作为执法依据,尽管武汉市于2013年颁布实施《城市综合管理条例》,但城管执法过程中的证据缺失、强制无力普遍成为提升城管执法水平的制度瓶颈。 正是基于以上城管执法难题,全国不少城市开始引入第三方参与城市管理,力图将其作为破解城管执法困境的新招。 早在2008年,杭州市“数字城管”便引入第三方实施市场化信息采集,以提高城市问题的信息搜集和专项普查质量。2011年,武汉市发起“城管革命”,正式推行“第三方检查考核”,通过政府招标,利用社会专业机构对城管执法现状进行记录、检查和考核。2012年,深圳市在“城管外包”制度的基础上推行“第三方评价体系”,以第三方考核城管“外包”服务。2014年,武汉市出现司法城管工作室,邀请第三方监督城管执法。2014年,浙江宁波试水“社会总动员”,由社会人员担任市容环境义务监督…

对宅基地使用权初始取得市场化的反思

印子

[摘要] 既有关于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初始取得制度的理论检讨均存在一定的认知偏差,浙北农村的实践经验显示,地方政府对农村宅基地指标的不断压缩、村庄内部宅基地需求的刚性化和村级治理主体的谋利化导致了宅基地资源在村庄社会分配中的异化。基本家庭再生产难以完成、村庄社会阶层再生产模化、宅基地财产属性显著增强与城市剥削农村隐性化,构成了当下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初始取得市场化的后果,其实质是宅基地使用权的财产权利化。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初始取得的市场化实践需要进行适度的政府干预,通过强化宅基地管理和村庄规划来确保宅基地资源分配的基本公平。

对周其仁教授误会法律的几点认识

印子

对我国土地制度改革,周其仁教授一直发表自己的言论,以散论的方式,形成了一系列观点。最近,周其仁教授在《经济参考报》上发表名为《为什么城市化离不开农地农房入市?》的长文,从“人的城市化”入题,周教授拿起法律文本,对1988年宪法修正案、土地管理法、国务院办公厅文件、物权法、人民公社条例、英国城乡规划法一通检讨。周教授以法论剑,无非是想说明,我国土地法律制度妨碍了“农民”土地利益的实现,阻碍社会进步的法律制度需要被改造一番。周教授没有空口说瞎话,而是拿出了自己的“法律证据”,可一旦仔细分析,却发现周教授对国内外土地法律的认知有不少误差。   1998年的《土地管理法》“违宪”?   土地管理法是国土管控的基本大法,从颁布之日起,已经数次修订,目的无非在于紧跟市场经济发展大势,避免法律拖了经济的后腿。不过,市场经济有风险,通过土地指标的治理,土地管理法就稳住了“地根”。周教授认为1998年《土地管理法》中规定的“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有“直接违背宪法准则之嫌”,尽管语气不够坚定,但无疑给1998年《土地管理法》扣上了“违宪”的帽子。 周教授开篇拿1988年宪法修正案说事,紧抓着“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不放,将其理解为国有土地和农村集体土地的使用权都可以转让,这个不错。既然宪法规定了土地使用权可以转让,那么下位法自然需要去贯彻落实,否则土地使用权的转让便无法实现。令周教授满意的是,1988年《土地管理法》规定“国有土地和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而国务院随后又出台了《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的问题得到落实。在周教授看来,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的转让却不见下文,不仅如此,1998年修订的《土地管理法》还紧缩了“地根”,限制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的转让,这显然违反了宪法关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