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子

印子,1988年生,湖北荆州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讲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基层法治研究所研究人员。主要研究方向:法理学、法律社会学、农村社会学。联系方式:yinzi_1988@126.com

14篇文章

印子:村级治理的“寡头定律”及其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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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村级治理定位为供给公共品、培育现代公民和促进国家政权建设。国家治理转型和乡土社会变迁催生出的“富人治村”是乡村治理嬗变的表象。村级治理在权威结构、资源配置和利益攫取等方面呈现出寡头特征,灰色利益生产、精英结盟和政治庇护促成寡头治理再生产。外生性利益输入和乡土弱社会成为寡头治村的形塑要件。村级治理的“寡头定律”界定出资源下乡时代乡村政治实践的本质特征,寡头治村的相对固化消解掉村级治理的基本目标。面对普遍存在的村庄寡头政治,乡村振兴战略提出后基层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超越基层民主建设命题,对以县为主的地方治理提出深刻而直接的挑战。

印子:职业村干部群体与基层治理程式化 ——来自上海远郊农村的田野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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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乡镇治理事务的公共服务取向与繁杂的公共行政事项对职业村干部群体形成制度性需求,农村社会格式化成为后备干部制度有效运作的社会土壤。职业村干部群体的科层化治理体现为权责明晰的行政责任制度、逐级晋升的官僚成长机制和常态化的办公会议制度。职业村干部群体身处科层化的治理结构中,具有理性官僚的些许特征。农村社会的有效治理,并非仅仅依靠科层制就能实现,基层治理程式化以相应的社会条件和雄厚的公共财政为依托。众多的治理主体在基层社会治理结构中同样发挥不可替代的功用,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的制度创新应通盘考虑相关治理变量。

从历史拯救法律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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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拯救法律信仰? 印子     美国著名的法律哲学家、法律史学家伯尔曼是中国法学界的一位老熟人,在他的《法律与宗教》(1974)自上世纪90年代初被引入中国之后,“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1]不仅成为法学论文或法律课程上经常被引用到的法学名言,而且还引发了中国法学界对中国法制建设进程中普遍出现的“有法不依”现象的反思;[2]而之后的《法律与革命》(1983)也在中国法律史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成为一本被反复引用的法学经典著作。近期,伯尔曼的《信仰与秩序》(1993)也登陆中国,从内容上看,这本书不算太新;[3]但这本书也同样是重要的,毕竟贯穿于伯尔曼法学思考一生的“法律与宗教”主题在这本书中得到了进一步的阐释,也许更为重要的是,他还从方法论的意义上以更为直白的方式向西方法学界宣示了“综合法学”[4]时代的来临。曾作为哈佛法学院院长的伯尔曼学识渊博,研究视野开阔,他一生著作等身,25部著作和400余篇论文使其位列20世纪最伟大的美国法学家之一。总体而言,法律与宗教、法律与革命和综合法学是伯尔曼法律思想的核心和灵魂,一以贯之的法律思考命题和公然晓示的法学方法论(甚或可以说是一种新的法学知识进路)共同构成了这位法史大师的思想肖像。面对二战之后西方法治传统的信仰危机,伯尔曼开出了重构法之历史性的药方,期望通过法律的历史之维来拯救法律信仰,尽管综合法学在西方没有美梦成真,但却无疑成为了中国在“法治已经变成了一种公众的信仰”[5]时代下化解法律信仰危机的重要理论资源。从历史拯救法律信仰或许可以成为一条化解中国法律合法化危机的有益路径。   一、中世纪的曙光: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   法律史学家对历史时间的宏观把握是进行繁杂的法律史资料爬梳的基础,只有对历史的发展阶段进行了较为清晰的划分,才能在历史节点之间展开法律史之网的编织。伯尔曼也无法例外…

印子:农村日常生活区隔化与农民阶层分化再生产——基于浙北农村调查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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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农村日常生活在人际关系、婚恋情感、生活消费、日常闲暇、居住空间及社会心理等方面呈现出区隔化状态。仪式性人情中的阶层剥削、婚姻缔结中的阶层位置维系、村庄闲暇中的阶层表征、公共文化参与中的阶层位置展示、生活空间配置中的阶层固化、社会群体意识中的阶层认知是农村日常生活区隔化的实质。农村工业化历程中逐步发展而出的资本区隔、权力区隔以及两者“结盟”之后生成的阶层流动阻隔之网是日常生活区隔化的缘由。农村日常生活区隔化既是农民阶层分化的表现,又构成农民阶层分化再生产的社会机制。随着农村社会阶层分化的不断固化,阶层流动渠道被阻断,村庄社会秩序将由于“结构紧张”而趋于紊乱。

印子:“第三方”城管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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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金水区率先引入公安、公证、律师和法院,在城管部门设立“四室一庭”作为第三方参与城市管理。按照规定,城市管理行政执行局下设警务室、城管执法公证服务室、城管执法法律援助服务室和城管巡回法庭,目的在于解决暴力抗法、证据缺失、强制无力等城管执法难点,以提高城市执法公信力和规范化水平。 破解城管执法困境的新招 地方政府推进第三方力量进入城市管理的核心目的是克服日益突发的城管执法难题。 首先,城管部门权责不匹配。城管部门拥有的行政处罚权实际上是专门城市管理部门行政处罚权的让渡,除此之外,城管没有专门的行政执法权。然而,城管需要处理的难以有效管理的事务又必需要强化管理,否则城市形象受损,市民对城市秩序的需求无法被有效回应。其次,城管执法冲突日益激烈。城管执法冲突的核心地带集中于车辆占道、流动摊贩占道经营、拆违治理等城市管理领域,暴力执法、执法不规范等问题严重损害了城管执法的公信力。同样,暴力抗法事件频发,城管执法工作者对此无可奈何。最后,城管执法合法性不足。大多数城市仅依靠城市管理办法作为执法依据,尽管武汉市于2013年颁布实施《城市综合管理条例》,但城管执法过程中的证据缺失、强制无力普遍成为提升城管执法水平的制度瓶颈。 正是基于以上城管执法难题,全国不少城市开始引入第三方参与城市管理,力图将其作为破解城管执法困境的新招。 早在2008年,杭州市“数字城管”便引入第三方实施市场化信息采集,以提高城市问题的信息搜集和专项普查质量。2011年,武汉市发起“城管革命”,正式推行“第三方检查考核”,通过政府招标,利用社会专业机构对城管执法现状进行记录、检查和考核。2012年,深圳市在“城管外包”制度的基础上推行“第三方评价体系”,以第三方考核城管“外包”服务。2014年,武汉市出现司法城管工作室,邀请第三方监督城管执法。2014年,浙江宁波试水“社会总动员”,由社会人员担任市容环境义务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