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江波

易江波  1975年10月-2015年4月,于2015年4月13日凌晨猝然离世。湖北仙桃人,法学博士,湖北警官学院副教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基层法治研究所研究人员。历年求学于中南政法学院法律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获得法学学士(1996届)、法学硕士(2003届)、法学博士(2009届)学位。本科毕业后在武钢参加工作,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在湖北警官学院从教至今,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兼职)导师。出版专著:《近代中国城市江湖社会纠纷解决模式研究——聚焦于汉口码头的考察》,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主持课题:2009年湖北省社科基金项目《汉口码头:一个中国近代城市的江湖社会与纠纷解决》(104008);2010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派出所调解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在基层的实践研究》(10CFX038);2011年公安部软科学项目《派出所调解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法制化研究》(2011LLYJHBST090); 2012年湖北省法学会重点项目《内地城市里的“新疆人”:新时期湖北社会发展中的民族问题》(SFXH313);2013年国家民委民族问题研究项目《新时期少数民族群众在内地城市的纠纷化解机制研究》(2013-GM-084)。研究领域:观念与社会视角的中国法律史、组织维度的底层与基层政法实践。

16篇文章

易江波:中国传统法律价值范畴“信”的原初内涵

易江波

[摘要] 先秦常见的“信物”有载书、傅别、书契、质剂、符节、玺印、玉、质等,这些器物的运用实践形成了相应的法制。对这些器物与法制的考察表明,作为中国传统法律价值范畴的“信”的原初内涵,可从“事实之维”与“规范之维”两个向度认识,基础性义项分别对应于“真实”与“合作”,前者重在法律关系的真实,后者重在合作型法律关系的达成与维系。在“信”的器物与法制实践中,注重客观要件的形式主义特质明显。重视“合作型法律关系”是中国法律传统或固有法文化的一个特征。

易江波:公安组织管理创新视野下的执法绩效评估指标体系

易江波

[摘要] 公安组织管理创新是与 “社会管理创新”相呼应的命题。公安执法绩效评估指标体系是公安执法绩效评估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本性、导向性、科学性、简明可操作性、稳定性与灵活性兼顾是确立评估指标体系的原则。发挥指标的反映与激励功能,同时克服反映与激励功能的变异倾向,是绩效评估指标体系运作的基本目标。作为警察权的内部组织维度的公安执法管理机制的建设不能一蹴而就,需要一个长期的、可持续的、多维度兼顾的发展过程。

易江波:同此凉热:巨变年代的底层、基层与经验研究 ——读陈柏峰《乡村江湖:两湖平原“混混”研究》

易江波

  中国的乡村、小镇活跃着千千万万的“混混”。除了贴上“黑恶势力”、“黑社会”的标签,他们至今未被给予足够的学术关怀和表达。在实施“深度乡村社会调查”的过程中,青年学者陈柏峰“抓住”了他们。他的新著《乡村江湖:两湖平原“混混”研究》(以下简称“陈著”,引用原文时,只标注页码)以经验研究路线多层面地描述了这个特殊群体的生存状况、解析了与此密切关联的中国乡村基层秩序。新著封面由三种色调构成:红色似热血与赤旗,黄色似乡土,黑色是对混混迷惘人生与暴力的隐喻。这样的封面形式很有几分“地摊文学”的风味,倒与学术题材的底层属性相合。当今网络时代,“江湖”话语极有市场,一方面带着娱乐、消遣的玩世意味,另一方面也源于经历某类人生际遇的社会成员们共有的复杂心境。什么是“乡村江湖”?“乡村江湖”是怎样的?这些问题吸引着江湖内外、不同阶层的人们好奇地翻开这本书,探究一下“习而不察”、貌似熟知的身边世界。 一本书的内涵和基本价值,在打动读者、与读者的互动中充实并呈现。经验研究的作品必将引发研究者所书写的经验与普通读者个体经验的平等互证、互释与相互修正。陈著如一幅中国乡村风俗画,时间跨度是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纪初。这个历史时段恰恰也是笔者从童蒙初开到娶妻生子的被教化、社会化的“成人”历程。在阅读陈著时,笔者兼具经历者、旁观者及学术同行的身份,读来,共鸣的唏嘘、疑问的困惑与受启发的惊异相交织。由此,在评议陈著的学术理路与材料、方法、观点时,在以“学术性话语”论说的过程中不禁作为经历者、见证人跳出来讲些大白话,因而有以下不那么纯粹“学术”的文字。 一、经验研究的质朴意义 读陈著,越是描画靠前时期的段落予我的印象越深刻。一些个案就像在昨日刚刚发生,我对相应的细节也能够补足,或者辨别其描述效果到位或是有偏差,这个时段大致在1980-1990年代。中间的时期,即1990年代到二十一世纪初,我脑…

易江波:被数字型塑的生活:指标督责型治理的非预期功能——以派出所办理吸毒案件的参与观察为基础

易江波

[摘要] 派出所治理吸毒的现有模式导致了两类怪圈型生存状况,对吸毒者而言是信义与信任匮乏的熟人社会,对基层民警而言是包含一系列习惯性操作法的变异的执法。有着科学、理性外观的指标发挥出有损执法公信力的非预期功能,而基层个体的“前现代”品质、德行与“非正规”的观念、规则、知识弥补、缓和、掩饰着相关正式制度、机制的缺陷。必须对压力型体制、指标督责机制的非预期功能给予足够的关注。那些“前现代”、“非正规”元素的功能与意义,可以通过“法治建构的组织维度”这个视角来解释,并在中国法治知识系统中获得正当性。

易江波:近代法制变迁中的一个本土概念“业”——以汉口码头纠纷为例

易江波

在中国传统民事法律生活中,有一些概念千百年间被反复使用着,它们在法学层面的意义常常处于“百姓日用而不知”、“习而不察”的状态。“业”即这类本土法律概念之一。戴炎辉认为,“业本来指‘有秩序的经营’(抽象的意义),如事业、营业等,系此用法。后来转用于‘施以经营的物体’(具体的意义),如产业、民业、别业、业主等,乃用此法”;“业字不但用于所谓所有权,而且亦用于典权、永佃权、地基权等之强有力的用益物权。”[i]李力以清代契约为素材,考察了清代民法语境中“业”的表达及其意义,认为“业”是指能够给权利人带来收益的权利;在清人的观念中,权利人对物的关系被包含在“管业”概念中,即通过对物的管理来获得收益;业可以看作是永佃权、地基权、典权等项权利的总称;在清代财产权利体系中,业权属于核心的地位。[ii]本文试图在这些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汉口码头这一近代中国城市基层空间“业” 的纠纷的原始档案为基本史料,探析本土法律概念“业”的丰富内涵及其在纠纷解决过程中的作用、功能,由此揭示近代中国固有法与继受法相互冲突、彼此磨合的内在机理与历史意蕴。   一、“业”的传统语义与观念 “产”、“业”并称是传统中国常见的语言现象。注重物的增殖功能以及被老百姓高度重视,这是“产”与“业”的共性。“功业”、“事业”以及后来的“职业”等语义,更能表达“业”的特性。“君子创业垂统,为可继也。”[iii]“田农,拙业也;卖浆,小业也。”[iv]“士农工商,四人有业。”[v]“故受禄之家,食禄而已,不与民争业。”[vi]与“产”相比,“业”强调气力与心智的投入,意味着经营与经营对象,意味着一种与生存权相关联的生计、营生。 “业”的运用贯通了传统中国的国家法与民间法层面。在官方的律例法条、民间的契约文书以及民事惯例中,“业”的语义与观念呈现出一致性。国家法层面的“业”,最常见的用法是在田制中。始于北魏田制的“永业田”,又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