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江波

易江波  1975年10月-2015年4月,于2015年4月13日凌晨猝然离世。湖北仙桃人,法学博士,湖北警官学院副教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基层法治研究所研究人员。历年求学于中南政法学院法律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获得法学学士(1996届)、法学硕士(2003届)、法学博士(2009届)学位。本科毕业后在武钢参加工作,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在湖北警官学院从教至今,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兼职)导师。出版专著:《近代中国城市江湖社会纠纷解决模式研究——聚焦于汉口码头的考察》,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主持课题:2009年湖北省社科基金项目《汉口码头:一个中国近代城市的江湖社会与纠纷解决》(104008);2010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派出所调解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在基层的实践研究》(10CFX038);2011年公安部软科学项目《派出所调解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法制化研究》(2011LLYJHBST090); 2012年湖北省法学会重点项目《内地城市里的“新疆人”:新时期湖北社会发展中的民族问题》(SFXH313);2013年国家民委民族问题研究项目《新时期少数民族群众在内地城市的纠纷化解机制研究》(2013-GM-084)。研究领域:观念与社会视角的中国法律史、组织维度的底层与基层政法实践。

16篇文章

罗鑫、易江波:变易中的传统法文化图景

罗鑫

我们读《情理法与中国人》的初版是在上世纪末,那时正“恶补”身边能找到的论说中国传统文化的旧书呢。较为通俗的有柏杨“丑陋中国人”和“酱缸文化”书系、李敖号称垄断白话文前三名的杂文,学术型的有孙隆基的《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甘阳的“文化:中国与世界”集刊之类。看这些书时,话语、观念都不陌生,感觉这些书与鲁迅、王朔之类文字的精神是相通的,都在“接着讲”。 这些书是八十年代蔚成风气的“文化热”中的畅销书。许纪霖为再版的《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作序时评论,这一波思潮“如今的正式学名叫做‘新启蒙运动’”;“当年,风靡一时的港台作家,李敖、柏杨之辈,再加上这位孙隆基,都有史学背景,疑古疑古再疑古,揭批揭批再揭批,将五四时期胡适提倡的捉鬼精神大大发扬光大了一番。”这些书的一个共同主题,是将中国问题的症结归结到“国民性”、“民族性”、“中国传统文化”头上。然而这股大合唱中也有一曲异响,就是牟宗三、唐君毅、杜维明等港台海外新儒家浩叹中国传统“花果飘零”继而呼吁振作的文字。 《情理法与中国人》写成于1990年、初版于1992年,处于那波思潮的浪尾。这本书承载着两代法史学人的薪传故事。中国法律史学术肇源于梁启超《论中国成文法编制之沿革得失》,经杨鸿烈、陈顾远、程树德、瞿同祖之集成,对古代中国法律制度体系形成了比较共通的认识。这一理解的基本范式就是“法律儒家化”,如《情理法与中国人》序言所述“秦汉后,中国法律制度不仅在法典编撰、立法技术等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而且经过长达数百年的法律儒家化即儒家伦理道德观念与国家制度不断互相渗透和融合的历程之后,形成了中国古代法制融‘天理、国法、人情’于一体的基本特征”。书的题目,具有《丑陋的中国人》之类书名的风格,透露出“中国文化的整体论”思想方式的气息,强调中西文化之间可以以西方为参照系归纳出一系列二元对立的比较项,而且比较后基本不离中国文化待改造的结局。初版描画的…

易江波:社会矛盾化解视野下的派出所解纷权——以一起自杀式讨薪案的处置为例

易江波

[摘要] 自杀式讨薪行为是一种底层的不"体面"、不"正规"、不合法的纠纷解决方式。民间纠纷的当事人常常以扩大纠纷的方式解决纠纷,调解这类含有暴力因素或有危害公共秩序之虞的因素的民间纠纷,成为当前派出所日常工作的一个主要项目。民警在这类案件中的功能,主要是充当纠纷解决过程中的控制者、缓冲者、疏导者、协调者的角色。派出所的民间纠纷解决权,是底层大众解纷需求的产物,以此为核心的派出所调解机制的实践反映了底层解纷机制对当代中国法治进程的影响。

访易江波博士:底层情结 边缘立场

易江波

[摘要] 易江波(1975.10-2015.4),男,湖北仙桃人。2015年4月13日凌晨,湖北警官学院法律史学者易江波老师猝然离世。刚刚步入不惑之年的易江波老师毕业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律史专业,师从著名法律史学者范忠信教授。历年求学于中南政法学院法律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先后获得法学学士(1996年)、法学硕士(2003年)、法学博士(2009年)学位。本科毕业后在武汉钢铁(集团)公司参加工作,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在湖北警官学院任教,博士研究生毕业后曾下派至仙桃市公安局干河派出所任基层警员一年。这里转载的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律文化研究院法律史学术网上的中南法史优秀毕业生系列访谈的开篇,由中南财经政法大学2009级法律史专业硕士研究生吴欢对易老师的访谈,刊登时间2010年6月。这篇访谈中,易老师回顾了自己的学术生涯和研究旨趣。言犹在耳,斯人已去。

易江波:解剖“警力不足”——基层警务机制改革的逻辑

易江波

“警力不足”是当前公安民警及学者、媒体描述公安工作现状时出现频率极高的一个固定短语。在“警力不足”一语的运用上,实务界、理论界与公众少有地达成了共识。“警力不足”作为命题具有悖论属性,应被人们认真对待。“警力不足”可以从“量”与“质”两个层面理解。“警力”被作为量的概念使用,如“调集警力”、“新增警力”、“警力下沉”、“警力配置”。此时,“警力不足”可视为“警力绝对不足”,其论证逻辑通常是以发达国家或全国平均水平的警民比为参照、列明本地警民比远低于前述比值。实际上,警察数与辖区人口数的比率达到多少才适宜,未经严格实证分析,而发达国家的警民比标准亦不宜直接搬用。当“警力”被作为质的概念使用时,“警力不足”可视为“警力相对不足”,指警察个体的职业素养、公安机关的组织效能等履职能力不敷应对特定时空内的治安局面。 “警力相对不足”的解释力强于“警力绝对不足”, 它能有效概括和解释当前公安工作中的一些现象,如在公安系统流传的“三个三分之一”的“民谣”式的提法(一个版本是“三分之一的人做事,三分之一的人不做事,还有三分之一的人做坏事”,另一个版本是“三分之一的人干,三分之一的人看,还有三分之一的人捣蛋”)。总体而言,量的层面的“警力不足”使用率更高,在陈述事实之外,它还具备吁求更多人财物资源支持及解释、申明自身行动合理性的功能。这种量的解释逻辑也经常垄断了要求改革的呼声,改革成为部门利益自我扩张的政治修辞。 在新的历史时期,“警力不足”成为各地开展警务机制改革的共识性动因。2013下半年,作者参加一项对华中X市的警务机制改革的专题调研,开展正式与非正式结合的访谈。进入实地后,在有共鸣、能互动的前提下,实地调查不仅是调研者单向度地获取材料、信息的过程,而且是调研者与访谈对象共同对问题进行深层次研究的过程,也是调研者向访谈对象学习的过程。本文以华中X市警务机制改革调研为基础,以地方公安机关…

易江波:乱象中的秩序:底层暴力与公共领域的开启——以派出所调解的参与观察为基础

易江波

[摘要] 派出所调解是当代中国的日常化的纠纷解决机制,它是基层法律生活与底层大众日益增长的解纷需求的产物。民间的底层暴力是派出所调解过程中的基本现象。在纠纷解决领域,底层暴力具有博弈策略、集体行动形式、信访传统元素等属性。在通过基层民警的积极调解治理底层暴力的过程中,国家力量与社会力量理性互动的“公共领域”呈现在城乡基层的各种地点与场域。底层暴力的重复性实践中潜藏着秩序生成的机理,“公共领域”可以成为研究和对待以理性沟通为本质的中国调解的新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