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海蓉

5篇文章

严海蓉、陈航英:农村合作社运动与第三条道路:争论与反思

严海蓉

[摘要] 农村合作社运动正盛行中国,然而这种盛行背后却已存在诸多争议。有些人质疑是否应该提倡农民专业合作社;有些人则批评现今大部分合作社都是“假”合作社;还有些人提出应以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的综合性农民协会作为仿效对象。这些争论既关乎农村合作社,但又不局限于农村合作社,实际上涉及了中国发展的道路之争。20世纪30年代,农村合作社在中国也曾风靡一时,与之相伴的则是知识分子对中国未来的激烈争辩。本文将比较两个时期的知识分子关于发展农村合作社的观点和争论,这不仅是因为,两次合作社运动在社会认知方面、社会性质的判断和社会改良诉求方面有可比之处,更是因为两次运动各自存在着的结构性困境。在中国农村迅速变迁的当下,对20世纪30年代那场论辩的回顾,可以给我们今天遇到的问题提供必要的启示。

虚空的农村和空虚的主体

严海蓉

一九九一年发生在深圳的一场工厂大火,夺去了六十八位打工妹的生命。一位来自湖北的农村姑娘侥幸劫后余生,当记者问她为什么伤愈后又从老家返回深圳打工时,她说:“就像经历轮回一样,到头来你还是希望选择做人。”大火也不能阻挡她的追寻。在北京打工的安徽姑娘霞子在纪录片《回到凤凰桥》中也表示要彻底地和母亲的生活方式决裂,“如果我还得像我母亲那样生活,那我还不如去自杀”。在她眼里,那是一种毫无意义的生活,那是一种生不如死的生活。第三位打工妹,徐雪,在《中国青年报》上也表达了对做“人”的憧憬——“明天,我会更像个人”。在不同的场合,这些年轻的农村女性们却有类似的表述——在中国当代发展的情景下,农村成为她们想要挣脱和逃离的生死场,而不是希望的田野;希望的空间、做“人”的空间是城市。 为什么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的农村在很多年轻农村妇女的眼里是“没有出路”的地方,以至于她们要在城市里寻求“做人”,寻找一个现代的主体体验?对于劳动力流动,从政策(不是政治)和经济人(不是经济)方面的解释已有很多。我想探讨的是所谓自由劳动力的发生是怎样的主体体验过程,它与宏观的调控——现代性方案、城乡关系、发展策略——是怎样的关系。 一九九九年我在北京遇到大姨时,她六十五岁了。她当时和儿子媳妇小孙子住一起。一家三代租住在北京郊区的一个单间平房里。白天儿子媳妇到城里市场卖白条(加工好的鸡),她在家里照看一岁的孙子并给小两口做饭。作为四个孩子的母亲,大姨二十多年前曾从无为县来北京当保姆。我们坐在后院,她给我谈起在家务农和离乡外出务工的经历。大姨的回忆带着一种兴奋和无奈的叹息。当年,苗条的她挑过满筐的河泥,人们开玩笑说她“水蛇腰”。回想起这些,大姨脸上荡漾着笑。集体劳动里她得到了某种承认和自豪。她回忆起集体生产的日子,忙碌的田间和家里的劳动。工分制公开地记录和承认妇女的劳动,使她们在公共空间中占一席之地。毛泽东时代以后,生产…

阶级的言说和改造 ——劳心与劳力、性别与阶级之二

严海蓉

【内容提要】大多数雇佣家政工的专业人士和其他精英群体一方面希望保持自己的阶级优越感,另一方面也认可社会流动。开明的雇主们认识到“合适的”雇佣关系需要培训外来家政工的新的主体,才能最大程度调动她们的劳动积极性和情感劳动付出。从这个意义上说,提高素质的概念,既是一个作用于每个个体的社会流动的话语,又是一个阶级在日常生活实践中向另一个阶级言说、对这个阶级施加作用的支配过程。除了阶级问题之外,雇佣家务劳动中的性别问题仍然存在,那些可以依靠性别替身来解决家务问题的职业妇女也仍然没能从话语中解放出来。任何对家务劳动价值的严肃讨论都必须正视家务劳动的社会价值,并且通过性别问题和阶级问题的关联来寻求解放性的方案。 【关键词】素质 情感劳动 主体性 身体 家务劳动 Abstract: Most professional and elite people who have hired housekeepers want to maintain their superior class status while at the same time acknowledge social mobility. Open-minded employers realize that “proper” employment relationship involves the promotion of new housekeepers through training so as to bring into full play their work enthusiasm and enhance their emotional commitment to the job. In this sense, the notion of quality-promotion not only applies to the …

“知识分子负担”与家务劳动 ——劳心与劳力、性别与阶级之一

严海蓉

【内容提要】20世纪80年代关于“知识分子负担”的讨论凸显了脑力劳动(业务工作)和体力劳动(家务劳动)的矛盾,使家务劳动的问题成为一个阶层的特有负担,而遮蔽了性别的问题。重读80年代的小说《人到中年》可以读出以下问题:家务劳动在话语上怎样变成了一种负担?陆文婷为什么只能代表知识分子,而不是女性?谁是家务劳动理想的、合适的承担者?“知识分子负担”的话语如何为保姆进城搭台?对小部分家庭而言,雇佣家务劳动是用阶级的关系“解决”家务劳动中性别分工的问题和家务劳动社会化不足的问题。社会主流对家务劳动的定位、认识和处理反映出改革时代的现代化进程中,脑体、城乡和男女这三组社会差别的重构。 【关键词】脑力劳动 体力劳动 性别 阶级 家政工   Abstract: In 1980s, the discussion about “the burdens of the intelligentsia” gave prominence to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brain work (office job) and manual labour (household chores), making the issue of household chores a matter of class difference rather than gender difference. By re-reading the much-acclaimed novelette of that period, At Middle Age, we have come up with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how did household chores become a burden? Why was Lu Wenting viewed as an in…

严海蓉、林春、何高潮、汪晖、王绍光、老田: 社会主义实践的现代性

严海蓉

在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有必要研究社会主义的实践经历,避免对社会主义过于简单化和脸谱化的叙述。我们认为,超越这种脸谱化的话语,进一步理解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现代性,使社会主义的经验和元素有益于思考当代中国的发展道路,是达成改革共识的努力之一。 两年前,我们邀请了部分研究世界及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学者,在广州举行了一次小型座谈会,学者们从不同的学科背景出发,探讨社会主义实践的现代性问题。以下内容根据录音整理,大部分内容已经发言者审订。 一、研究社会主义实践 严海蓉(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改革开放三十年,社会剧变,这一过程不是简单的经济经营方式的改革,而是生产关系和所有制、体脑关系、城乡关系、性别关系、干群关系、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改革。 这使得我们对于社会主义的历程、实践和意义比80年代有辩证的、丰富的认识。然而随着冷战的结束,资本主义全球化,社会主义也被粗暴地否定,被等同于一套妖魔化的、脸谱化的叙述。这套话语常常离不开这些词语:"大锅饭"、平均主义、集权、泛政治化等等。怎样超越这种脸谱化的话语?如何通过研究和交流整理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矛盾和教训?如何勾勒和分析社会主义现代性?如何结合宏观的形势和具体的实践,在运动的社会过程中反思、分析中国社会主义的经验和矛盾?不同的学科或方法、工作重点怎么切入?我们当下的背景是,近几年全球资本主义危机所引发的社会运动在召唤一个后资本主义世界。我认为对社会主义的重写可以为这个展望做出贡献。如何整理和重写社会主义,很想听听大家的想法。 林春(伦敦经济学院政府系):如果我们讨论社会主义,要从历史开始,把过去的事情理清楚。过去一些重大的事件、关键的历史转折到底是怎么回事,尤其中国是怎么走过来的?这个历程里有一些"坎",跨不过去的话就无法讨论。比如说"大跃进",比如说"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时代究竟有哪些对错,我们都要诚实面对。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