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海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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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海定:做一个合格的普通人——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法学系2018届研究生顺利毕业

谢海定

亲爱的同学们,尊敬的师友们:大家下午好! 我是法学系法理学授课老师之一,我叫谢海定。我先代表法学系的所有老师,祝贺各位亲爱的同学即将顺利毕业!祝贺你们,终于可以告别这偏远的校园、冗长的课堂,告别写论文的艰辛和毕业答辩前的折磨!祝愿你们,从此鹏程万里、一帆风顺! 亲爱的同学,你们会记住今天这个时刻。这不仅因为它意味着收获,更主要是因为,这个时刻的你们,有一个绝对平等的称呼——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而过了这个时刻,褪掉学生的身份,你们将自此分化为不同的社会角色,法官、检察官、律师、商人以及跟我一样的大学教师等等。五年、十年、二十年之后,剧烈的分化会在个人成就、社会地位、财富占有、家庭状况、身体健康等各个方面呈现。那时回首,你们将发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这个称谓,实际上已经定格在现在这个时刻。从此以后,它只是履历表上的一行文字,或者相互招呼饭局的一个由头。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这个称谓,是不是包含了某种独特性?是不是像“法大人”那样有着自己的“密码”,或者像“北大人”那样酝聚着“引领中国融入世界”的壮志雄心?这个问题,是研究生院领导才能回答的问题,是法学所领导才能回答的问题。我作为一个给你们上过课却少有同学认识的普通老师,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与自己身份密切相关的思考:怎样做一个普通人,做一个合格的普通人? 一个合格的普通人,要有作为普通人的意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既是一个事实描述,描述你们人生中充实与空虚相伴、快乐与煎熬同行的求学时光;又可能是一个自带流量的标签,你因此觉得自己很厉害。而当你遇上“北大人”“法大人”,你们同台竞逐,最终会发现,所有人都是普通人。标签掩盖不了身为普通人的现实。 今后,你们将会在自己的事业中大展宏图,可能成为各种“长”、各种“委员”,但是,职位其实也并不改变你是普通人的现实,不可能因为升了职位,你的意见就是“正确意见”,你的决策就是“…

谢海定:法学研究进路的分化与合作——基于社科法学与法教义学的考察

谢海定

  (谢海定,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法学研究》编辑部) 近年来,中国法学研究日益呈现出两种研究进路之间的竞争。以一些理论法学者为代表的社科法学倡导者,强调“不断从各个学科汲取新的知识”去“发现法律制度或具体规则与社会生活诸多因素的相互影响和制约”;[1]而以一些部门法学者尤其是民法、刑法学者为代表的法教义学倡导者,则强调以法律文本为依据,“遵循逻辑与体系的要求,以原则、规则、概念等要素制定、编纂与发展法律以及通过适当的解释规则运用和阐释法律”。[2]前者预测,若按照目前的法学发展趋势乐观估计,“大约30年后,法教义学研究--有别于教学,很可能不再能进入中国顶尖高校法学院顶尖学者的视野,相关的研究会转移到二流或三流法学院中去”。[3]后者也断言,如果“法学研究不能确立或者至少是理解法教义学的视角,中国未来的法治很难让人有乐观的期待”。[4]那么,社科法学与法教义学的分化与竞争是如何形成的?竞争主要触及哪些问题?如何评价它们之间的竞争在中国法学发展方面的意义?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既有利于如笔者这样的“骑墙派”不至于陷入面对双方攻防混战局面时的无所适从之境,或许也可以激发论战者将自己的立场、前提、论证及目标指向都更加清晰地表达出来。由于社科法学、法教义学的提出以及二者之间分歧的形成是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过程中发生的,它们本身也是这一时段中国法学分化发展的重要表现,因此将它们放置于中国法学发展的大背景下进行解读,可能是一种相对适当的方式。基于上述考虑,笔者先回溯社科法学与法教义学分立的形成过程,然后梳理二者之间相竞争的具体问题点,最后尝试归纳这场正在发生的竞争所提出的问题及其意义。       一、社科法学与法教义学分立之形成 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和法律制度的恢复重建,法学研究也开始了恢复重启的旅程。随后,在涉及法的阶级性和社会性、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