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绍光

6篇文章

王绍光、樊鹏:从医改领导小组看中央体制中的部际协调

王绍光

《中国式共识型决策:“开门”与“磨合”》封面及作者之一王绍光 在谈到中国中央各部门关系时,不少学术研究和新闻媒体往往动辄指摘,并不惜使用“部门主义”、“山头主义”等字样来形容中国各“部”之间因分歧与不合作带来的决策“协调难”问题。但人们往往忽略了对背后原因的追问: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协调难”?各“部”之间分歧的根源和性质到底是什么? 从最简单的原因来看,像医改这样的领域,一般中央设定的决策目标高于任何一个职能部门,因此无论哪个部门的决策者对于整体的决策结构而言,都只是其中一部分,他们都不可能占据全部信息,也没有能力对所有信息进行分析,所以都只能在各自职能范围内根据他们自己所理解问题的方式,给出他们认为正确的解决问题的选项。 这些不同认知造成的分歧和冲突几乎无可避免,这也是为什么有时横向之间的沟通、协调不能解决问题的根源,它可能造成决策久拖不决甚至政策夭折的局面。但除了因职能视角和知识结构产生的差异外,“协调难”的问题还必须从中国中央政府即国务院行政体制的特征来认识。 根据中国的政府制度,国务院严格按照专业领域划分部门,每一个部代表一个纵向的业务管理系统,即“条条”(相对于由横向之间的地方政府构成的“块块”)。在国务院层面,有“委”、“部”、“局”(“国家局”)三种机构设置规格。 其中,国务院组成部门中的“委”具有综合性质,如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以及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规格极高,但数量很少。在“部”与“局”之间,“部”的地位要高于“局”,前者为正部级规格,2013年新一轮国务院机构改革后国务院组成部门中共有25个正部级规格的部门(包含三个“委”),另外国务院直属机构中有8个总局、总署也是正部级;后者副部级规格,俗称“国家局”,共有20余个,其中包括国务院直属机构和部委管理的国家局两类,前者如国家旅游局、国家宗教事务局,后者如交通运输部管理的国家民用航空…

王绍光:读懂中国离不开共产党与社会主义

王绍光

[摘要] 按:京沪五位青年学者鄢一龙、白钢、章永乐、欧树军、何建宇所著的《大道之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后在社会各界和社交媒体上引发强烈关注和热议。根据各种渠道的反馈,出乎意料的是,除了党政干部对本书感兴趣外,军队政工干部对本书评价很高,高校理工科的师生比文科师生反响更强烈,一些中学政治课老师也很喜欢本书,一些资本市场人士也对本书感兴趣。本书究竟有什么出彩之处?请看王绍光教授为本书撰写的序言。

王绍光:商业保险公司如何绑架美国医改?

王绍光

医疗改革是各国政府普遍面临的决策难题 我们的切入点是中国不久前进行的新一轮医疗体制改革。从当今世界范围来看,各国政府均面临一些重大决策任务。但在诸多共同的改革领域中,医疗改革过程中的政策制定和决策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由于医疗制度的复杂性和特殊性,无论哪个国家的政府,几乎都在这一问题上伤透了脑筋。同其他领域的决策相比,医疗领域的决策所涉及的政策面更宽,牵涉的利益更广泛,背后的意识形态因素更复杂,对政策进行国家间比较、借鉴的要求更高,决策难度更大。从目前世界上一些国家医疗改革的历史经验来看,医疗领域改革过程中的政策制定和决策,普遍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困难和挑战: 首先,医疗卫生领域的改革几乎影响社会全体的利益,但通过何种途径才能扩大医疗保障范围,提高医疗服务质量,建立效率与公平相互协调且可持续性的医疗体系,没有一个国家敢自称找到了理想方案。 有研究表明,过去30年,世界上主要工业国家的医疗保健支出呈现普遍上升的趋势,财政支出的压力使各国政府都十分关切医疗体制的财力可持续问题,通过何种机制建立更加公正、有效、可持续的医疗体制,成为绝大多数工业国家决策者关心的问题。 然而医疗卫生领域的改革所面临的一个严峻挑战是多重信息不对称问题,患者与医生之间的信息分布不对称,医生与医院管理者之间的信息分布不对称,医院与医疗行政部门之间的信息分布不对称,医疗服务提供部门与医疗筹资部门(公共财政、社会保险、商业保险、个人出资)之间的信息分布不对称。面对这一系列信息不对称,指望市场机制发挥作用,无异于缘木求鱼。这些不对称涉及医疗体制的方方面面与各个环节,包括医疗保障制度、医疗服务制度、医疗机构的管理、医药生产流通制度等。任何一个方面、任何一个环节的改革都并非易事。 这些不对称又是动态的、复杂的、相互作用的,任何一个方面、任何一个环节的变动都可能触动原有利益格局,形成新的利益格局。要找到途径去矫正多重信息…

社会建设的方向:“公民社会”还是人民社会?

王绍光

[摘要] 本文对风行一时的公民社会理论提出批评,指出有关公民社会的种种说辞存在两个基本问题。一是“名不正,言不顺”;二是“名实不符”。文章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讨论“名不正”问题,指出这个概念的本义不清,中文译名更带有严重的误导性。“民间会社”也许是更准确的翻译。第二部分讨论“名实不符”问题,指出公民社会那些被吹得天花乱坠的神效未必存在,并逐一戳破了围绕公民社会的种种神话,如同质的神话、圣洁的神话、独立的神话、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的神话、民主动力的神话。在批评公民社会理论的基础上,文章的第三部分论证,公民社会不应是中国社会建设的方向,真正值得中国人追求的是构筑一个以劳动大众为主体的政治共同体——人民社会。

权力的代价与改革的路径依赖

王绍光

《权利的代价:为什么自由依赖于税收》(The Cost of Rights: Why Liberty Depends on Taxation. New York: Norton,1999),是两位美国知名学者合著的一本小书。其中一位作者叫斯蒂芬·赫尔姆斯(Stephen Holmes),是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教授兼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他一直研究自由主义,并以为自由主义辩护为己任。[1]另一位叫卡斯·桑斯坦因(Cass Sunstein),在芝加哥大学同时担任政治学与法学教授。桑斯坦因的专长是宪法学和法理学。[2]此书在美国引起巨大争议。右派认为太“左”。如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3]研究员汤姆·帕尔默指责两位作者“对个人自由和有限政府充满了仇恨。”[4]另一位自由放任主义者甚至指控作者“希望建立警察国家”,并将此书称为“二十世纪里对暴政最无耻的辩护之一”。[5]而左派虽然认为此书有可取之处,但觉得它分量不够,甚至还有点保守主义的痕迹。[6]只有中间派似乎比较满意。在他们看来,作者是不偏不倚,左右开弓,态度冷静,立论持中。[7]对同一本书,居然出现截然不同的评论,这种情况并不多见。作者到底说了什么话竟引起如此轩然大波呢? 其实,作者的基本观点用一句话就能概括:不管保护什么权利都必须依赖由公共财政支撑的警察、检察、法院、监狱等政府机制,因此,权利是有代价的。[8]这就是书名及其副标题的由来:《权利的代价:为什么自由依赖于税收》。也许有人会问,这么简单的观察也值得写一本书来论证吗?的确,权利有成本是个毋庸质疑的事实,没有人会否认。但从这个毫无争议性的观察可以推演出几条极具争议性的论断,这却是多数人始料不及的。 推论一:所有的权利都是积极权利。将权利分为“消极权利”(negative rights)与“积极权利”(positive rights)已有了几百年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