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晖

汪晖,1959年生。1988年至2002年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任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1991年至2000年间参与创办《学人》丛刊,为主编之一。先后担任哈佛大学(1992)、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1993)、北欧亚洲研究所(1995)、香港中文大学(1997)、华盛顿大学(1999)、柏林高等研究所(2000)、波洛尼亚大学(2004)等学术机构的研究员,哥伦比亚大学(2002)、海德堡大学(2003)、东京大学(2005)的访问教授,以及Positions, The Traces, Critical Asian Studies, Post-Colonial Studies等刊物的编委。1996年应邀出任《读书》杂志执行主编至2007年。主要著作包括中文著作《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四卷,2004)、《死火重温》(2000)、《汪晖自选集》(1998)、《无地彷徨—“五四”及其回声》(1994)、《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1990)等,日文著作《作为思想空间的现代中国》(2006)、意大利文著作Il Nuovo Ordine Cinese(2006)、英文著作China’s New Order(2003 Ted Huters译)、韩文著作《新的亚洲想象》(2003)及《死火重温》韩译本(2005)等。编有《发展的幻像》(与许宝强合编,2000)、《文化与公共性》(与陈燕谷合编,1998)等多种。

56篇文章

东方主义、民族区域自治与尊严政治--关于“西藏问题”的一点思考

汪晖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东西之间的“西藏问题”--东方主义、民族区域自治与尊严政治[1] 2008年3月14日及稍后一段时间,在拉萨、四川阿坝、青海藏区和甘肃藏区相继发生了以攻击当地商铺(主要是汉人和回民)的骚乱和针对政府的示威,西方舆论随即将焦点对准拉萨和达赖喇嘛及西藏流亡集团,而中国官方媒体则对西方舆论展开反击,两者都将焦点集中于暴力和海外藏独运动,很少从社会危机的角度讨论“3.14”事件的成因。几乎与此同时,奥运火炬在全球的传递刚刚展开,就在巴黎、伦敦、旧金山等西方城市遭到流亡的藏人集团和西方藏独运动的严重阻挠,西方政治家和主流媒体以一边倒的方式对中国进行批评。在这一形势的激发之下,海外中国学生和海外华人展开了保护奥运火炬、反对西方媒体的歧视性言论和抵制藏独运动的声势浩大的抗议游行。年轻一代利用网络对西方舆论展开反击,形成了一波网络抵抗运动,这是前所未有的现象。所有这一切形成了一个戏剧性的局面,一个孕育着各种变化的可能性的事件。如何理解西方社会对于西藏问题的态度?如何解释在中国市场化改革中的西藏危机?如何看待海内外新一代人对于这一问题的介入?更重要的是:为什么上述两种对立的反应方式都将焦点集中于民族主义,而不是西藏危机得以产生的社会条件?这些都是摆在当代中国和当代世界面前的重大问题。我自己并非研究西藏问题的专家,但鉴于这一问题的严峻性和迫切性,也愿意不揣浅陋,将自己的一点不成熟的看法提出来,以引起批评和讨论。 两种东方主义的幻影 西藏骚乱爆发后,最为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是整个西方媒体和西方社会在这个问题上的激烈态度和遍及全球各地的华人运动。关于当代中国的民族问题的根源,我在文章的后半部分会做分析。这里首先讨论西方社会对这一问题的反应。事实上,支持“藏独”的人各有不同,除了从民主、人权的角度对中国政治展开批评之外,从历史的角度看,也有三个不同的方面值得注意。首先是西方有关西藏的知识深深地植根于…

改制与中国工人阶级的历史命运:江苏通裕集团公司改制的调查报告

汪晖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一、非法的改制前提:从国营到集体,再从集体到国营 二、大转变:通裕集团改制与政府主导的不同环节 1、由上而下的改制:大中型国有企业改制的政策背景 2、扬州市政府的政策导向 三、通裕集团的改制过程 1、内部职工收购方案的提出及其被否定 2、通裕集团资产重组方案 四、改制与中国工人阶级的历史命运 汪晖按语:2013年10月16日,南京市长季建业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这里重新刊发于2005年撰写的长篇调查报告《改制与中国工人阶级的历史命运》和2007年撰写的补充调查。这两个报告中涉及的通裕纺织集团公司的改制及其严重问题就是在季建业担任扬州市长和市委书记期间发生的,他也是文章中涉及但在正式发表时隐去姓名的当时的扬州市领导人之一。现在,全国范围内的反腐败斗争正在全面展开,这里重新发表这两个调查报告,也是提醒一个事实:腐败虽然直接体现为官员个人的品行和作风,但也离不开宏观的背景、甚至政策条件。在我们调查通裕改制问题时,工人们对于季建业的工作作风有许多批评,干部中对其作为也有很多议论。然而,2009年,季建业还是被提拔为南京市代市长,继而成为市委副书记、市长。这些问题说明:在反腐败的同时,深入地反思改革过程中的一些政策导向和干部政策与腐败现象的关系,对于当前和未来的改革都有重要的意义。 改制与中国工人阶级的历史命运: 江苏通裕集团公司改制的调查报告 汪晖   [崔之元按语: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朗顾之争",随着今年9月2日顾雏军的被捕,已暂告一个段落。但"朗咸平风波"所反映的国企改制中的问题――国有资产流失和职工权益受损现象的大量存在,却远远没有得到解决,且在基层有愈演愈烈之势。清华大学汪晖教授的"关于江苏通裕集团公司改制的调查报告",很值得一读。顾雏军不仅掠夺广东科龙的资产,而且也对他收购的扬州亚星客车造成了负面影响。同处于江苏扬州市的通裕集团的改制,也因国有资产流…

汪晖、戈泽帕特:“如今没人再提社会民主”

汪晖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汪晖和戈泽帕特 贫富不均在全世界范围内增大。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也在以平等之名进行。然而人应该在什么方面是一样的?还有在什么方面应该体现出不同?20世纪的经验使这一话题的讨论变得更加复杂。欧洲和中国最近的经济发展却显示出,平等仍是一个重要的批判的概念。 拉尔夫·奥贝毛厄尔(Ralph Obermauer):      最近有很多关于批判资本主义的话题,不仅是在危机席卷之下的西方国家,在推行以市场和资本为导向的改革政治的中国也是如此。资本主义这个概念本身就极为含混,有几个词先后成为关注的焦点,如收入分配、生产资料的私有化、自由的市场或者是一个具有支配地位的金融行业。您觉得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汪晖: 现在大家都在谈论金融危机。在19世纪和20世纪,金融危机我们已经涌现,希法亭、列宁的论述至今仍然给我们启发。但今天的金融资本及其危机有什么新东西吗?这里面新的东西是金融行业所拥有的巨大权力,它巨大的覆盖面,以及与新电子技术的关联。当今,虚拟经济是实体经济的无数倍,后者只是前者的一小部分。现在,对于当今财产形式的批评也越来越多。有一个对财产和财富的古老的划分方法,也许我们应该引用一下。资本主义带来了财富的累积,但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财产权。无论是公共财产还是私有财产,总是存在于某个特定地点,并与特定的团体联系在一起。而当今全球范围的资本流动破坏了这种形式的财产。它们毁掉了所有形式的地方性团体,令社会四分五裂。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在《人的境况》一书中对"Wealth"与"Property"进行了区分。她说资本主义财富的集中毁掉了私有财产,因为它超越了私人界限,穿透了整个社会的各个领域。累积起来的资本财产既不能被看作是私人的,也不是公共的。真的应该将默多克(Rupert Murdoch)的新闻集团称为"私人"的吗?就连这些现象也都不是新的,只是当今的规模以前从未有过。我认…

对话汪晖:创造独立思考的批判空间——《读书》杂志与中国思想十年

汪晖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编者按 1990年代以来,整个世界都持续处于巨变之中,中国思想界自然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由于《读书》杂志在中国思想界所处的特殊位置,近期出版的《读书》 十年文选,可被看作是记录这一深刻变化的重要文本。上周,上海大学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为此专门举办研讨会,邀请王家范、葛兆光、张汝伦、陈思和、王晓明、孙歌、许纪霖、戴锦华等京沪两地著名学者,就"《读书》和最近20年中国与世界的巨变"、"1990年代初以来中国思想和知识的新图景"、"视野和想 象:中国、亚洲与世界"等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于此也可见知识思想界对这套文选的重视。我们在此刊发青年学者文韬与《读书》杂志执行主编汪晖的对话,以飨读者。文中言论系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2000年以后,这场在起初被人看作是"杯水风波"的思想运动波及到整个社会,从大众传媒到人民代表大会,这些问题最终影响了公共政策的走向。 一 九十年代与中国的特殊性   文韬:最近三联书店出版了《读书》1996-2005年这十年间的精选集,从中不难看出,《读书》编辑部最看重这十年间在反思和推进改革、批判性思考全球化以及亚洲讨论等领域中的工作。要理解《读书》在这十年间做了什么,或许首先要理解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意味着什么。您在精选集的序言中说,“我们的‘小小十年’真的那样贫乏吗?……相较于八十年代对于西方的崇敬,这个时代的思考中渗透了新的文化自觉;相较于许多后社会主义国家的思想颓败,中国的知识分子力图重整思想的旗帜,建立批判的阵地;相较于过去时代的声调相对单纯的讨论,这个时代的思想空间容纳了更为丰富和多样的声音。”九十年代的中心问题是什么?那个十年的思考对于今天意味着什么?   汪晖:90年代的第一个特点就是20世纪的终结。20世纪对于中国而言是一个革命的世纪,一个企图用社会革命和社会主义国家建…

克鲁格、汪晖:反媒体撕开了媒体那厚重的窗帘(对话)

汪晖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来源:原载《社会科学报》2012年3月27日,原标题为"错误为我们指明可能的方向"。有校订。   时势:作为自然史的人类行动史 克鲁格:在电影史上,20世纪的电影都是一个完整的系列,它们像一面历史的哈哈镜,伴随着我们的革命,也反映着革命的状况。一部电影如果要更全面反映真实的社会关系,要能达到向爱森斯坦和乔伊斯致敬的效果,就必须更为包罗万象。历史以及我们看到的现实没有终结,因此,电影并没有终结,它们仍然十分丰富多彩。我们的祖先和那些组成我们身体的细胞有50亿年历史,这是真实的计时。历史就是一座丰富的大山,其中积聚了无数的经验。其实不是我在记述历史,而是历史在讲自己的故事。我只是一个收集者,就像格林兄弟收集童话一样收集历史的片段,并将它们编在一起。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不仅是债务危机和金融危机,历史已经告诉了我们路在何方。 汪晖:刚才克鲁格先生说到怎么记录历史自己的发展和变化,用他在电影里面引用马克思的叙述来说,最深刻的历史观不是唯物的或者唯心的,而是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历史,也就是自然的历史,我们人的行动在这个意义上,也是自然历史的一部分。在中国古代有一个概念叫时势,我喜欢用这个概念,因为时势跟时间有区别,不是一个目的论的、直线向前的、被组织在既定轨道里面的时间,时势是永远在每一个人的介入和无数的行动交接当中产生出来的一个自然的过程。围绕马克思有很多争论,因为很多人认为马克思是目的论者,可是从马克思的理论和他对历史的观察,"我描述的是资本主义,但是召唤出来的却是无数的历史行动",这本身也是自然史一个部分。 克鲁格:我非常赞同汪晖教授的意见,我说的"收集"决不是麻木的过程,比如说,商店里摆着的没有卖出去的物品,其实已经附着了人的劳动,我深信不疑。我甚至愿意找人为它们写一曲安魂曲。还有其他一些场合,我们也会将自己的感情,如悲伤,转移到一件物品上。我们的宗旨,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