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晖

汪晖,1959年生。1988年至2002年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任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1991年至2000年间参与创办《学人》丛刊,为主编之一。先后担任哈佛大学(1992)、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1993)、北欧亚洲研究所(1995)、香港中文大学(1997)、华盛顿大学(1999)、柏林高等研究所(2000)、波洛尼亚大学(2004)等学术机构的研究员,哥伦比亚大学(2002)、海德堡大学(2003)、东京大学(2005)的访问教授,以及Positions, The Traces, Critical Asian Studies, Post-Colonial Studies等刊物的编委。1996年应邀出任《读书》杂志执行主编至2007年。主要著作包括中文著作《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四卷,2004)、《死火重温》(2000)、《汪晖自选集》(1998)、《无地彷徨—“五四”及其回声》(1994)、《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1990)等,日文著作《作为思想空间的现代中国》(2006)、意大利文著作Il Nuovo Ordine Cinese(2006)、英文著作China’s New Order(2003 Ted Huters译)、韩文著作《新的亚洲想象》(2003)及《死火重温》韩译本(2005)等。编有《发展的幻像》(与许宝强合编,2000)、《文化与公共性》(与陈燕谷合编,1998)等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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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晖:两洋之间的文明——2015年6月29日喀什大学演讲

汪晖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2015 年 6 月 29 日,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高等研究所所长、著名学者汪晖教授应邀到喀什大学做专题讲座。喀什大学是一所多民族、多学科、多形式的综合性应用型现代化大学,也是中国最西部的一所大学。     库尔班·吾斯曼(喀什大学副校长):大家下午好,今天天气非常热,可称入夏以来最热的一天,但是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中国著名的清华大学汪晖教授。我首先感谢汪晖教授的到来和大家的参与。喀什大学是一所多民族、多学科、多形式的综合性应用型现代化大学,是中国最西部的一所大学。学校始建于1962年,前身为喀什师范专科学校,1978年升格为本科院校,更名为喀什师范学院,2003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审核,学校获得硕士学位授权单位资格,开始承担硕士研究生培养任务。2007年,在教育部本科教学水平评估中取得了优秀。2015年4月28日,经全国高等学校设置评议委员会六届四次会议评议,教育部通过,喀什师范学院更名为喀什大学。 下面让我们带着求知的热情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汪教授为我们做专题讲座。 汪晖教授:首先非常感谢库尔班校长,感谢您的介绍!也特别感谢罗浩波院长邀请我来做讲座。我来这儿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机缘,去年我们在清华大学举办了首届南疆论坛,认识了姑丽娜尔·吾甫力老师。没有这个机缘,我大概不会坐在这里。谢谢姑丽娜尔老师邀请我到喀什大学来,让我有机会和大家交流、讨论。 刚才进校门的时候,第一眼看到的就是门口的标语"圆梦喀什大学"。去年认识姑丽娜尔老师的时候,她的身份还是喀什师范学院教授,现在不同了,南疆有了第一所综合性大学。我感到非常高兴,这不但对喀什,对南疆和整个新疆来说,都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向大家,也向校长表示祝贺。喀什大学身处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区,这是诞生过《福乐智慧》的作者、伟大的维吾尔诗人和思想家玉素甫‧哈斯‧哈吉甫(约1010~1092)的地方,也是里程碑式的著…

汪晖:“新穷人”与新工人:汪晖对谈新青年实录

汪晖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李北方:咱们今天的活动就开始吧。欢迎大家来参加今天由破土网主办的沙龙,由汪晖老师主讲,还有几位年轻的嘉宾。我是今天的主持,我叫李北方。南风窗的主笔。先简单介绍下主办单位,破土网,比较精英的以理论回应思想的阵地,以反思自由主义为特色。并非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媒体,不是平台式的,它是有倾向的。像《工人杂志》一样,是一些志趣相投的文章混在这个网上,希望大家能够关注它的微博、微信。 介绍一下今天的嘉宾,主讲汪晖老师,还有几位嘉宾,中央戏剧学院的赵志勇老师,天津财经大学的刘昕亭老师,Thoughtworks全球医疗业务总监架构师熊节先生。 今天的主题是新工人与新穷人,汪老师曾就这一主题写过很长的文章。今天安排是汪老师主讲,几位评论人回应,然后大家讨论。我们还是请汪老师多讲一讲。 汪晖:谢谢破土网,三位评议人,也谢谢在座的各位来参加这场讨论。这个题目是破土出的,我完全同意,并且觉得义不容辞。不但是因为这个问题我写过,更重要的是留下的问题比我写过的问题要多很多,而且这是一个正在发生的进程。客观地讲,这不仅是中国的问题,也是世界的问题。所以,我愿意和大家一起讨论。当时说的就是对话,现在变成要我先多说一点了。我也可以先多说一点,不过重复写过的文章是最无聊的事。 我先说一点缘起吧,在个人生活经历中,我为什么会对这一问题特别感兴趣。我自己的专业领域,我做得比较多的工作是中国思想史的研究,有古代的部分,也有二十世纪的部分。二十世纪当然不可避免地要讨论工人和工人阶级的问题。二十世纪一个新的政治主体的出现是工人阶级,中国过去没有这个社会群体,也没有这样的政治主体性。它的政治文化的出现都是在二十世纪。但是从大学里的研究领域来说,除了专门研究工运史的人,做思想史的人(对其关注都是不够的)。文学当然会说一点左翼文化,从鲁迅到三十年代,最主流的就是胡适之和自由主义。真正讨论工人、工人阶级和他们的文化、政治主体性这…

汪晖:李北方新著《北大南门朝西开》序言 [全文]

汪晖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北方的文集《北大南门朝西开》出版了,我向他表示祝贺。在今天的媒体评论界,北方算是异类。他做过社会调查,但并不是以调查类报道出名的记者;他写杂感评论,不但没有如今媒体文字的脂粉气,更加没有那些貌似嚣张但实质在取媚的文字的味道。他的文字是长短不一、富于战斗性的社会批评和理论批评,或者用当年瞿秋白的语言说,是“社会论文”。北方毫不隐晦地与他所生存的媒体世界斗争,即通过挑战媒体世界的主流观点,揭示事物的真相,也因此,揭示真相的过程也就是批驳他自己置身的媒体世界为掩盖真相而制造的“真相”的过程。但细读其文,才发现相较于他谈吐间的尖锐,他的文字其实是更倾向于对事物及其相互关系进行梳理与分析的。他不像一些媒体知识分子那样,做出一副拒绝理论的样子,原因是大众媒体制造的“真相”常常以“常识”相标榜,没有理论思考便不能揭示这些“常识”不过是某种意识形态的装饰物。因此,与其说他在时政分析中进行理论思考,不如说他的理论思考源自追求真相的激情。也正由于此,他的思考不同于学院的理论探索。北方的文章更像是短促突击,针砭时弊,毫不留情;相较于媒体中的大多数评论,他的文章又多了对媒体自身的反思,这使得他的短促突击在针对眼前事件或事实时多了一点多方透视的眼光和历史思考的深度。北方在南方的媒体界幸存下来,多少让人觉得中国的媒体世界尤其是南方的媒体界,尚存一丝生机。 媒体对政治领域的殖民,媒体与资本从结盟到一体化,媒体—资本—权力的三位一体,或许是当代世界最为重要的现象之一。它不但扭曲社会舆论,为某些特殊利益直接地或曲折地服务,而且也导致传统政治逻辑的失效。在西方,媒体的变迁常被一些理论家和政治家视为民主危机的一部分,而中国媒体的多方面扩张却常常被包裹在所谓透明化或民主化的说辞之下;中国的确存在的检查制度或多或少掩盖了传统政治逻辑的失效,并以二元对立的形式掩饰相互之间的实质关系。今天不仅需要区分真相与“真相”,还…

汪晖:革命与历史之间:民族区域自治在西藏

汪晖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 汪晖 /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   中国民族主义的三种形态   为了抗拒帝国主义入侵和克服内部分裂,中国近代民族主义运动试图重建对中国的理解,其要点同样是将中国界定为一个主权的民族-国家,以确定其在国际关系中的独立地位。民族救亡运动不得不诉诸于殖民主义创造的世界秩序及其政治合法性原则。1912年十三世达赖的“驱汉令”和1913年的《蒙藏协定》所包含的种族、宗教和国家的多重要素与晚清民初高涨的汉族种族意识和政治民族主义桴鼓相应,它们诉求不一,但同受民族主义潮流的影响。在普遍王权瓦解和社会分裂的格局中,“一民族一国家”的观念内含于各种国家论述中,所谓“合同种而排除异种所建立的国家即为民族主义。”但这一民族-国家的普遍规范也为中国近代革命中的民族问题添加了许多复杂因素:如何在族群、宗教、语言、文化和习俗如此复杂的中国社会构造“民族-国家”?   归纳起来看,晚清以降,中国的民族主义可以区分为三种主要的形态:   一、辛亥革命前,为推翻清朝,孙文、章太炎等革命党人倡导以反满为中心形成汉民族国家论,所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及尊黄帝为中华民族始祖就是这一汉民族主义的产物。但是,正如许多论者指出的,这一汉民族主义是适应革命造反而产生的理论,一旦掌握政权的目的达到,它必然会向其他两种形态转化。   二、康有为、梁启超以国际竞争和多民族的历史状态为根据,倡导“合群救国论”或“大民族主义”。这一理论认为汉、满、藏、回、蒙早已相互同化,应该在君主立宪框架下形成民族国家或国民国家。康、梁等人要求保留君主立宪的政体形式及以孔教为国教的想法,实际上透露了一种焦虑,即虽然认为满、蒙、藏、回、汉同属“中华民族”,但在宗教、血统、语言、风俗习惯等方面的确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因此,必须找到一种能够容纳这些差异的政体形式及其意识形态。   第三,中华民国成…

汪晖:金沙江之子——追忆萧亮中

汪晖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摘要] 从下面(乡村社群及其文化习俗)而不是上面的观点来理解当代世界的变迁,从文化多样性和社会平等的诉求(而不是市场化、全球化等所谓时代潮流)出发理解当代发展(主义)的危机,从民众的生存权利和文化权利的角度(而不有关发展的宏大叙事的角度)看待生态多样性和环境问题,从基层—国家—全球化的复杂关系(而不是从任何单一的、二元对立式的关系)出发理解中国社会尤其是西南乡村社会面临的困境,从这一复杂关系所造成的权力网络来看待各种社会力量(各级政府、NGO和社会运动、媒体、民众)之间的错综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