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晖

汪晖,1959年生。1988年至2002年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任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1991年至2000年间参与创办《学人》丛刊,为主编之一。先后担任哈佛大学(1992)、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1993)、北欧亚洲研究所(1995)、香港中文大学(1997)、华盛顿大学(1999)、柏林高等研究所(2000)、波洛尼亚大学(2004)等学术机构的研究员,哥伦比亚大学(2002)、海德堡大学(2003)、东京大学(2005)的访问教授,以及Positions, The Traces, Critical Asian Studies, Post-Colonial Studies等刊物的编委。1996年应邀出任《读书》杂志执行主编至2007年。主要著作包括中文著作《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四卷,2004)、《死火重温》(2000)、《汪晖自选集》(1998)、《无地彷徨—“五四”及其回声》(1994)、《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1990)等,日文著作《作为思想空间的现代中国》(2006)、意大利文著作Il Nuovo Ordine Cinese(2006)、英文著作China’s New Order(2003 Ted Huters译)、韩文著作《新的亚洲想象》(2003)及《死火重温》韩译本(2005)等。编有《发展的幻像》(与许宝强合编,2000)、《文化与公共性》(与陈燕谷合编,1998)等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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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升期的矛盾、体系性危机与变革方向——汪晖教授访谈

汪晖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近期本刊[国外理论动态]记者根据与创刊20周年笔谈主题相关的论题,采访了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所长、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汪晖先生,下面是访谈主要内容。 《国外理论动态》(下面简称"《动态》"):当前严重的国际资本主义危机对中国与世界来说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您认为它将会给国际格局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关于中国在新的世界格局中的选择,有人认为中国制造业规模越来越大,继续按照原来的路子走下去,就可以很快挤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俱乐部,有人却认为由于国际和国内的矛盾,中国无论如何挤不进去,反而可能因此导致巨大危机,因此中国最好是继续秉承70年代的三个世界理论和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运动的基本精神,推动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秩序。您认为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在国际上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国际战略?我们该综合什么样的新旧理论资源为中国处理与世界的关系找到新的可能性和方向? 汪晖:你的问题是以中国为中心的,而不是以中国内部不同区域、阶层及其相互关系为中心的。但两者并非没有关联。这样提问预设了中国形成自主发展的可能性,或者说,预设了对如何形成自主发展的追问。中国的金融体制、市场体制都已经碰到了很大的困难,正在迫使我们重新思考发展模式的问题。对发展模式的思考早已开始,却收效不大,原因并不是思想问题,而是利益错综纠葛,无法将已经提出的问题转化为公共政策。在思想层面,也存在着一个承不承认需要调整变革方向的问题。有人提出进一步全球化、市场化、私有化,又有人提出民主社会主义。以我的看法,今天的关键问题是存不存在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和朝向这个方向的可能性。如果存在这个方向问题,而不只是技术性调整的问题,那么,调动怎样的经验和实践以创造新的发展模式的问题就会浮现出来。 但这也并不只是中国的问题。以"占领华尔街"运动为例,很多人批评它没有具体方案,但这恰恰说明这场运动致力于方向性问题,而不是技术性问题。它意识到了今天的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