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晖

汪晖,1959年生。1988年至2002年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任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1991年至2000年间参与创办《学人》丛刊,为主编之一。先后担任哈佛大学(1992)、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1993)、北欧亚洲研究所(1995)、香港中文大学(1997)、华盛顿大学(1999)、柏林高等研究所(2000)、波洛尼亚大学(2004)等学术机构的研究员,哥伦比亚大学(2002)、海德堡大学(2003)、东京大学(2005)的访问教授,以及Positions, The Traces, Critical Asian Studies, Post-Colonial Studies等刊物的编委。1996年应邀出任《读书》杂志执行主编至2007年。主要著作包括中文著作《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四卷,2004)、《死火重温》(2000)、《汪晖自选集》(1998)、《无地彷徨—“五四”及其回声》(1994)、《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1990)等,日文著作《作为思想空间的现代中国》(2006)、意大利文著作Il Nuovo Ordine Cinese(2006)、英文著作China’s New Order(2003 Ted Huters译)、韩文著作《新的亚洲想象》(2003)及《死火重温》韩译本(2005)等。编有《发展的幻像》(与许宝强合编,2000)、《文化与公共性》(与陈燕谷合编,1998)等多种。

58篇文章

汪晖:”我有自己的名字”–吕途著《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序言

汪晖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这是一部关于新工人的著作,也是一部为了新工人而写的著作。这部著作由大量的访谈和细心的分析构成,作者通过持久的、广泛的对话,将自己融入这个群体的命运之中,用自己的手、自己的心去摸索这个群体的劳作的身体及其痛苦、欢欣,记录这个群体的灵魂的轨迹。她在记下这些青年男女的语言时,几乎将自己彻底地隐去,力图用他们的语言呈现他们的命运。但在面对其他的力量时,她又分明在争辩:不应该称他们为农民工,也不能将他们等同于社会主义时代的工人阶级,他们是新工人或新工人群体。她不是像许多学者那样,在"代表"打工者说话,她就是从他们的命运内部提出问题。即便当她表述自己的期待时,也像是这个群体的成员的自我反思。在这个意义上,这本书是独特的。 与这种"贴近"的描写方法相关,作者对于习用的概念保持了高度的敏感。她有时为一个不经意使用的概念起而辩论,仿佛不是她的研究对象,而是她自己的身份,因误读而受到了伤害。这种反应方式不但没有削弱她的分析,反而增强了她的理论敏感。在这方面,最为突出的是这部著作在两组概念上的选择:拒绝使用"农民工"的概念,转而使用"打工者"和"新工人"的概念,没有使用"工人阶级"概念,而是使用"新工人群体"这个概念。事实上,这两组概念的使用形成了作者观察打工者群体的基本路径或方法论。那么,如果他们就是人们习惯称呼的农民工,为什么称他们为新工人?如果他们构成了一个稳定的、立足于特定生产体系的社会群体,为什么不称他们为工人阶级?一句话,谁是新工人? 新工人无论在行业、地域和待遇方面多么千差万别,却是一个客观存在的、能够被描述的社会群体,即"工作和生活在城市而户籍在农村的打工群体"。这个群体是国家主导的改革开放过程的产物,是后社会主义时期劳动商品化的新形势的产物,也是中国在将自己打造为世界工厂过程中所创制的新的政策、法律、伦理规范、城乡关系和社会模式的产物。这一群体大多出身于农村并与乡…

 世界政治制度中“代表性”的缺失(访谈)

汪晖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国外理论动态编者按:2011年11月18日,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其总部威里�·勃兰特大厦会议厅举办了一场"哲学与政治"的对话,由中国清华大学教授汪晖与社会民主党主席西格玛·加布里尔(Sigmar Gabriel)进行对话。汪晖教授发表了题为《代表性的断裂:再问"什么的平等"》的演讲,加布里尔主席发表了题为《金融危机时代的民主与正义》的回应,政治理论家托马斯·迈耶尔(Thomas Meyer)、联邦德国议会前议长沃尔夫岗·蒂尔舍(Wolfgang Thierse)、德国哲学协会主义朱里安·尼达-胡姆林(Julian Nida-Rümelin)参加了圆桌讨论。在演讲之后,汪晖教授应托马斯·迈耶尔教授的邀请为《新社会》杂志做了一次访谈,讨论演讲中涉及的一些问题。本文是访谈的翻译稿,汪晖教授本人对译稿进行了核对和修改。 ○您曾对西方民主制度中和在中国国内缺失民主以及在社会和政治制度之间发生"代表性"断裂这种现象作出评论。就缺失民主的性质而言,您认为西方社会和中国社会之间存在相似之处吗? ●是的,我认为是这样。在政治家们的讨论中人们多半强调两种社会的政治制度的差别,而且这是不无道理的。可是,在近十年来,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发生了某种转变过程, 西方也面临了深刻的危机。在这个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国目前面临的问题同西方社会所面临的问题无疑具有相似之处,这当中包括:中国版的社会分裂、社会国家的破毁,以及尚不具备社会政治维度的新工人阶级的产生,以及欧洲版的贫富分化和民主危机。 事实上,这种转变是一种全球性的现象。因为,我们的政治制度虽然不同,但是在其中我们越来越多地发现某种专家政治取向。专家政治在政治制度中的作用如今已十分突出,如在金融部门中就是如此,而且这种现象在两种制度中是极为相似的。这就是说,"民主"这一课题无论在西方世界或特别在中国,都一如既往是十分重要的又是十分迫切的问…

上升期的矛盾、体系性危机与变革方向——汪晖教授访谈

汪晖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近期本刊[国外理论动态]记者根据与创刊20周年笔谈主题相关的论题,采访了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所长、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汪晖先生,下面是访谈主要内容。 《国外理论动态》(下面简称"《动态》"):当前严重的国际资本主义危机对中国与世界来说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您认为它将会给国际格局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关于中国在新的世界格局中的选择,有人认为中国制造业规模越来越大,继续按照原来的路子走下去,就可以很快挤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俱乐部,有人却认为由于国际和国内的矛盾,中国无论如何挤不进去,反而可能因此导致巨大危机,因此中国最好是继续秉承70年代的三个世界理论和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运动的基本精神,推动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秩序。您认为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在国际上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国际战略?我们该综合什么样的新旧理论资源为中国处理与世界的关系找到新的可能性和方向? 汪晖:你的问题是以中国为中心的,而不是以中国内部不同区域、阶层及其相互关系为中心的。但两者并非没有关联。这样提问预设了中国形成自主发展的可能性,或者说,预设了对如何形成自主发展的追问。中国的金融体制、市场体制都已经碰到了很大的困难,正在迫使我们重新思考发展模式的问题。对发展模式的思考早已开始,却收效不大,原因并不是思想问题,而是利益错综纠葛,无法将已经提出的问题转化为公共政策。在思想层面,也存在着一个承不承认需要调整变革方向的问题。有人提出进一步全球化、市场化、私有化,又有人提出民主社会主义。以我的看法,今天的关键问题是存不存在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和朝向这个方向的可能性。如果存在这个方向问题,而不只是技术性调整的问题,那么,调动怎样的经验和实践以创造新的发展模式的问题就会浮现出来。 但这也并不只是中国的问题。以"占领华尔街"运动为例,很多人批评它没有具体方案,但这恰恰说明这场运动致力于方向性问题,而不是技术性问题。它意识到了今天的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