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晖

汪晖,1959年生。1988年至2002年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任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1991年至2000年间参与创办《学人》丛刊,为主编之一。先后担任哈佛大学(1992)、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1993)、北欧亚洲研究所(1995)、香港中文大学(1997)、华盛顿大学(1999)、柏林高等研究所(2000)、波洛尼亚大学(2004)等学术机构的研究员,哥伦比亚大学(2002)、海德堡大学(2003)、东京大学(2005)的访问教授,以及Positions, The Traces, Critical Asian Studies, Post-Colonial Studies等刊物的编委。1996年应邀出任《读书》杂志执行主编至2007年。主要著作包括中文著作《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四卷,2004)、《死火重温》(2000)、《汪晖自选集》(1998)、《无地彷徨—“五四”及其回声》(1994)、《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1990)等,日文著作《作为思想空间的现代中国》(2006)、意大利文著作Il Nuovo Ordine Cinese(2006)、英文著作China’s New Order(2003 Ted Huters译)、韩文著作《新的亚洲想象》(2003)及《死火重温》韩译本(2005)等。编有《发展的幻像》(与许宝强合编,2000)、《文化与公共性》(与陈燕谷合编,1998)等多种。

59篇文章

汪晖、戈泽帕特:“如今没人再提社会民主”

汪晖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汪晖和戈泽帕特 贫富不均在全世界范围内增大。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也在以平等之名进行。然而人应该在什么方面是一样的?还有在什么方面应该体现出不同?20世纪的经验使这一话题的讨论变得更加复杂。欧洲和中国最近的经济发展却显示出,平等仍是一个重要的批判的概念。 拉尔夫·奥贝毛厄尔(Ralph Obermauer):      最近有很多关于批判资本主义的话题,不仅是在危机席卷之下的西方国家,在推行以市场和资本为导向的改革政治的中国也是如此。资本主义这个概念本身就极为含混,有几个词先后成为关注的焦点,如收入分配、生产资料的私有化、自由的市场或者是一个具有支配地位的金融行业。您觉得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汪晖: 现在大家都在谈论金融危机。在19世纪和20世纪,金融危机我们已经涌现,希法亭、列宁的论述至今仍然给我们启发。但今天的金融资本及其危机有什么新东西吗?这里面新的东西是金融行业所拥有的巨大权力,它巨大的覆盖面,以及与新电子技术的关联。当今,虚拟经济是实体经济的无数倍,后者只是前者的一小部分。现在,对于当今财产形式的批评也越来越多。有一个对财产和财富的古老的划分方法,也许我们应该引用一下。资本主义带来了财富的累积,但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财产权。无论是公共财产还是私有财产,总是存在于某个特定地点,并与特定的团体联系在一起。而当今全球范围的资本流动破坏了这种形式的财产。它们毁掉了所有形式的地方性团体,令社会四分五裂。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在《人的境况》一书中对"Wealth"与"Property"进行了区分。她说资本主义财富的集中毁掉了私有财产,因为它超越了私人界限,穿透了整个社会的各个领域。累积起来的资本财产既不能被看作是私人的,也不是公共的。真的应该将默多克(Rupert Murdoch)的新闻集团称为"私人"的吗?就连这些现象也都不是新的,只是当今的规模以前从未有过。我认…

对话汪晖:创造独立思考的批判空间——《读书》杂志与中国思想十年

汪晖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编者按 1990年代以来,整个世界都持续处于巨变之中,中国思想界自然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由于《读书》杂志在中国思想界所处的特殊位置,近期出版的《读书》 十年文选,可被看作是记录这一深刻变化的重要文本。上周,上海大学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为此专门举办研讨会,邀请王家范、葛兆光、张汝伦、陈思和、王晓明、孙歌、许纪霖、戴锦华等京沪两地著名学者,就"《读书》和最近20年中国与世界的巨变"、"1990年代初以来中国思想和知识的新图景"、"视野和想 象:中国、亚洲与世界"等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于此也可见知识思想界对这套文选的重视。我们在此刊发青年学者文韬与《读书》杂志执行主编汪晖的对话,以飨读者。文中言论系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2000年以后,这场在起初被人看作是"杯水风波"的思想运动波及到整个社会,从大众传媒到人民代表大会,这些问题最终影响了公共政策的走向。 一 九十年代与中国的特殊性   文韬:最近三联书店出版了《读书》1996-2005年这十年间的精选集,从中不难看出,《读书》编辑部最看重这十年间在反思和推进改革、批判性思考全球化以及亚洲讨论等领域中的工作。要理解《读书》在这十年间做了什么,或许首先要理解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意味着什么。您在精选集的序言中说,“我们的‘小小十年’真的那样贫乏吗?……相较于八十年代对于西方的崇敬,这个时代的思考中渗透了新的文化自觉;相较于许多后社会主义国家的思想颓败,中国的知识分子力图重整思想的旗帜,建立批判的阵地;相较于过去时代的声调相对单纯的讨论,这个时代的思想空间容纳了更为丰富和多样的声音。”九十年代的中心问题是什么?那个十年的思考对于今天意味着什么?   汪晖:90年代的第一个特点就是20世纪的终结。20世纪对于中国而言是一个革命的世纪,一个企图用社会革命和社会主义国家建…

克鲁格、汪晖:反媒体撕开了媒体那厚重的窗帘(对话)

汪晖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来源:原载《社会科学报》2012年3月27日,原标题为"错误为我们指明可能的方向"。有校订。   时势:作为自然史的人类行动史 克鲁格:在电影史上,20世纪的电影都是一个完整的系列,它们像一面历史的哈哈镜,伴随着我们的革命,也反映着革命的状况。一部电影如果要更全面反映真实的社会关系,要能达到向爱森斯坦和乔伊斯致敬的效果,就必须更为包罗万象。历史以及我们看到的现实没有终结,因此,电影并没有终结,它们仍然十分丰富多彩。我们的祖先和那些组成我们身体的细胞有50亿年历史,这是真实的计时。历史就是一座丰富的大山,其中积聚了无数的经验。其实不是我在记述历史,而是历史在讲自己的故事。我只是一个收集者,就像格林兄弟收集童话一样收集历史的片段,并将它们编在一起。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不仅是债务危机和金融危机,历史已经告诉了我们路在何方。 汪晖:刚才克鲁格先生说到怎么记录历史自己的发展和变化,用他在电影里面引用马克思的叙述来说,最深刻的历史观不是唯物的或者唯心的,而是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历史,也就是自然的历史,我们人的行动在这个意义上,也是自然历史的一部分。在中国古代有一个概念叫时势,我喜欢用这个概念,因为时势跟时间有区别,不是一个目的论的、直线向前的、被组织在既定轨道里面的时间,时势是永远在每一个人的介入和无数的行动交接当中产生出来的一个自然的过程。围绕马克思有很多争论,因为很多人认为马克思是目的论者,可是从马克思的理论和他对历史的观察,"我描述的是资本主义,但是召唤出来的却是无数的历史行动",这本身也是自然史一个部分。 克鲁格:我非常赞同汪晖教授的意见,我说的"收集"决不是麻木的过程,比如说,商店里摆着的没有卖出去的物品,其实已经附着了人的劳动,我深信不疑。我甚至愿意找人为它们写一曲安魂曲。还有其他一些场合,我们也会将自己的感情,如悲伤,转移到一件物品上。我们的宗旨,借…

面向新世界图景的文化自觉

汪晖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2007年,我们编辑过一套“《读书》十年文选”,其中一本文选的标题是《重构我们的世界图景》,一本的标题是《亚洲的病理》。通过这两本书的标题,我们想传达一个意思:在中国周边所处的地域以及在全世界范围内,如何重构世界图景与历史图景?在我看来,这就是“文化自觉”的意识。   “自觉”,首先是我们对过去图景的反省和批判。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中,我们唯一的模式几乎都是以“西方”为中心,连自我批评、看待自己的唯一参照也是“西方”。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西方”并不是整体意义上丰富的西方文明,而仅仅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模式。我们发现,“9·11”以后,从伊拉克战争到今天的叙利亚战争、伊朗危机,对于苏东、中亚出现的问题,中国知识界几乎没有提供任何一种有意义的、有说服力的解释。也就是说,在知识领域,中国没有提供一个重新理解世界的看法。近些年来,我们抛弃了中国在20世纪的传统,对国际主义持完全否定的态度。以至于在非洲和中国的关系、拉丁美洲和中国的关系这些问题上,缺少历史的理解;对于中国和第三世界国家形成的独特知识氛围和历史传统,也同样缺少历史的理解。因此,我在《读书》杂志工作的11年中,我们有意识地将日本、韩国、东南亚等亚洲周边国家,以及东欧、苏联国家、美洲和非洲,都重新纳入到我们目光所及的世界里来,重新整理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工业化与现代化的历史——这就是我认为我们需要重构的世界图景。   更重要的是,只有对自己的批评才能产生“自觉”,“自觉”意味着对中国历史处境、现实处境、历史传统与新传统进行重新理解。你要想重新构建世界图景,就必须重构对自己的理解。前段时间在访谈中有人问我,围绕中国的改革与工业化,中国知识界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高速的工业化会将中国带入世界发达国家俱乐部;…

去政治化的政治、霸权的多重构成与六十年代的消逝

汪晖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一,中国与六十年代的终结 2005年8月初,国立新加坡大学为庆祝百年校庆举行了一系列学术讨论会,其中一场的主题是“亚洲的六十年代”。尽管中国的六十年代在讨论中被来自韩国、日本、马来西亚、泰国、美国等国家的学者反复提及,但除了我本人应邀担任这场讨论的评议人之外,没有中国学者在这个场合发表论文。在我的经验中,这不是偶然的。1998年,当全世界——欧洲、亚洲、美洲等等——都在纪念1968年的学生运动和社会运动三十周年之际,中国这个与六十年代关系极为密切的地方就对此保持了沉默。 从那时起,我开始思考这一沉默的意义。我观察到的第一个现象是:这个沉默不仅是对六十年代的激进思想、政治实践的拒绝,即不仅是对作为中国之“六十年代”的标志的“文化大革命”的拒绝,而且在许多情况下逐渐发展为对于整个二十世纪中国的否定。我在这里所说的“二十世纪中国”指的是从辛亥革命(1911)前后至1976年前后的“短二十世纪”,亦即中国革命的世纪。这个世纪的序幕大致可以说是1898年戊戌改革失败(尤其是1905年前后)至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的时期,而它的尾声则是七十年代后期至1989年的所谓“八十年代”。[1]中国革命的内容包罗万象,但并非不存在核心内容,概括言之有三点:第一,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建构农民的阶级主体性,并以此为基础,形成工农联盟和统一战线,进而为现代中国政治奠定基础;第二,以革命建国为方略,通过对传统政治结构和社会关系的改造,将中国建立为一个主权的共和国家,进而为乡土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提供政治保障;第三,阶级政治的形成和革命建国的目标既召唤着现代政党的产生,又以现代政党政治的成熟为前提。在这个时代里,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曾经先后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和革命者的楷模,而对这两场革命的不同取向也清楚地表达了中国革命之政治分歧:“五四”时代的新文化运动热情地赞颂法国大革命及其自由、平等和博爱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