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晖

汪晖,1959年生。1988年至2002年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任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1991年至2000年间参与创办《学人》丛刊,为主编之一。先后担任哈佛大学(1992)、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1993)、北欧亚洲研究所(1995)、香港中文大学(1997)、华盛顿大学(1999)、柏林高等研究所(2000)、波洛尼亚大学(2004)等学术机构的研究员,哥伦比亚大学(2002)、海德堡大学(2003)、东京大学(2005)的访问教授,以及Positions, The Traces, Critical Asian Studies, Post-Colonial Studies等刊物的编委。1996年应邀出任《读书》杂志执行主编至2007年。主要著作包括中文著作《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四卷,2004)、《死火重温》(2000)、《汪晖自选集》(1998)、《无地彷徨—“五四”及其回声》(1994)、《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1990)等,日文著作《作为思想空间的现代中国》(2006)、意大利文著作Il Nuovo Ordine Cinese(2006)、英文著作China’s New Order(2003 Ted Huters译)、韩文著作《新的亚洲想象》(2003)及《死火重温》韩译本(2005)等。编有《发展的幻像》(与许宝强合编,2000)、《文化与公共性》(与陈燕谷合编,1998)等多种。

56篇文章

面向新世界图景的文化自觉

汪晖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2007年,我们编辑过一套“《读书》十年文选”,其中一本文选的标题是《重构我们的世界图景》,一本的标题是《亚洲的病理》。通过这两本书的标题,我们想传达一个意思:在中国周边所处的地域以及在全世界范围内,如何重构世界图景与历史图景?在我看来,这就是“文化自觉”的意识。   “自觉”,首先是我们对过去图景的反省和批判。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中,我们唯一的模式几乎都是以“西方”为中心,连自我批评、看待自己的唯一参照也是“西方”。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西方”并不是整体意义上丰富的西方文明,而仅仅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模式。我们发现,“9·11”以后,从伊拉克战争到今天的叙利亚战争、伊朗危机,对于苏东、中亚出现的问题,中国知识界几乎没有提供任何一种有意义的、有说服力的解释。也就是说,在知识领域,中国没有提供一个重新理解世界的看法。近些年来,我们抛弃了中国在20世纪的传统,对国际主义持完全否定的态度。以至于在非洲和中国的关系、拉丁美洲和中国的关系这些问题上,缺少历史的理解;对于中国和第三世界国家形成的独特知识氛围和历史传统,也同样缺少历史的理解。因此,我在《读书》杂志工作的11年中,我们有意识地将日本、韩国、东南亚等亚洲周边国家,以及东欧、苏联国家、美洲和非洲,都重新纳入到我们目光所及的世界里来,重新整理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工业化与现代化的历史——这就是我认为我们需要重构的世界图景。   更重要的是,只有对自己的批评才能产生“自觉”,“自觉”意味着对中国历史处境、现实处境、历史传统与新传统进行重新理解。你要想重新构建世界图景,就必须重构对自己的理解。前段时间在访谈中有人问我,围绕中国的改革与工业化,中国知识界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高速的工业化会将中国带入世界发达国家俱乐部;…

去政治化的政治、霸权的多重构成与六十年代的消逝

汪晖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一,中国与六十年代的终结 2005年8月初,国立新加坡大学为庆祝百年校庆举行了一系列学术讨论会,其中一场的主题是“亚洲的六十年代”。尽管中国的六十年代在讨论中被来自韩国、日本、马来西亚、泰国、美国等国家的学者反复提及,但除了我本人应邀担任这场讨论的评议人之外,没有中国学者在这个场合发表论文。在我的经验中,这不是偶然的。1998年,当全世界——欧洲、亚洲、美洲等等——都在纪念1968年的学生运动和社会运动三十周年之际,中国这个与六十年代关系极为密切的地方就对此保持了沉默。 从那时起,我开始思考这一沉默的意义。我观察到的第一个现象是:这个沉默不仅是对六十年代的激进思想、政治实践的拒绝,即不仅是对作为中国之“六十年代”的标志的“文化大革命”的拒绝,而且在许多情况下逐渐发展为对于整个二十世纪中国的否定。我在这里所说的“二十世纪中国”指的是从辛亥革命(1911)前后至1976年前后的“短二十世纪”,亦即中国革命的世纪。这个世纪的序幕大致可以说是1898年戊戌改革失败(尤其是1905年前后)至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的时期,而它的尾声则是七十年代后期至1989年的所谓“八十年代”。[1]中国革命的内容包罗万象,但并非不存在核心内容,概括言之有三点:第一,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建构农民的阶级主体性,并以此为基础,形成工农联盟和统一战线,进而为现代中国政治奠定基础;第二,以革命建国为方略,通过对传统政治结构和社会关系的改造,将中国建立为一个主权的共和国家,进而为乡土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提供政治保障;第三,阶级政治的形成和革命建国的目标既召唤着现代政党的产生,又以现代政党政治的成熟为前提。在这个时代里,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曾经先后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和革命者的楷模,而对这两场革命的不同取向也清楚地表达了中国革命之政治分歧:“五四”时代的新文化运动热情地赞颂法国大革命及其自由、平等和博爱的价…

新批判精神–与《新左翼评论》佩里·安德森对谈

汪晖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别求新声》 来源:本访谈原题为“Fire at the Castle Gate”, 原载于New Left Review,No. 6(Nov/Dec 2000):69—99 2003年经增补修订后收入OneChina,Many Paths(edited by Chaohua wang, London & New York: Verso, 2003, pp. 55—86. 中文版收入2010年北大培文出版访谈集《别求新声》 时间:1999年秋 (2000年发表于《新左翼评论》,2003年收入《歧路中国》时做增补) 地点:美国洛杉矶 1999年秋天,汪晖先生应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的邀请访问洛杉矶,并住在他的家中,有机会就各种问题做深入讨论。临别前,安德森先生以《新左翼评论》编辑者的身份就中国当代问题向汪晖先生提问并做了讨论,同时录音。本篇对话就是根据那次录音整理而成,回答是根据编者的提议增加。 《新左翼评论》(以下简称"《新左翼》"):《读书》杂志在中国思想界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您是如何认识在《读书》做主编的工作? 汪晖(以下简称"汪"):《读书》最初的一期是1979年4月出版的。开卷第一篇的题目就是"读书无禁区",可以说这是《读书》自始以来的一贯精神。这也是我们现在的基本编辑方针,而且将来也决不会改变。陈翰伯先生是倡议创办《读书》杂志的关键人物,陈原先生是第一任主编,他曾经担任中国现代出版史上最为重要的商务印书馆的总编辑,也曾担任国家出版局的局长,是共产党内的知识分子。一年后,范用接任。范用是一位进步文化人士,从40年代起就从事出版业,并一直与知识界保持了密切的联系。我以为,在80年代,他是这本杂志最重要的人物,是他使《读书》成为80年代新思想和新论争的关键性场所。他在80年代后期从三联书店总编辑和《读书》杂志主编的位置上退休,沈昌文接任。在…

为未来而辩论

汪晖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199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界发生了一场关于中国过去、现实和未来的激烈辩论。讨论的激烈程度表明,我们对于过去和当下的理解,我们对于未来的想象是如何不确定。过去内在于当下,对于过去和当下的理解的不确定导致了未来的不确定。关于经济发展、政治改革、社会分化、环境危机以及制度创新等问题的讨论,包含着对于应当有一个什么样的中国的深刻思考。 三十年改革的复杂性 自从1980年代以来,中国的经济改革已经取得巨大的成就,但它同时带来了社会的再次分化。这些年来,中国知识分子一直在辩论如何解释这些相互矛盾的现象。1970年代中期之后,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中心的发展主义话语在许多国家逐渐取得主导地位。这种话语以私有产权、自由市场以及形式民主的理念来批评国家干预以及福利国家传统,反对大众民主以及任何社会主义遗产。在1980年代后期,这一思潮在社会主义国家产生强烈反响。在冷战结束以及社会主义体制解体的历史过程中,新自由主义成为解释改革进程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这种主流话语建立在自由市场和国家干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全球化和反全球化、私有产权与国家所有权的两极对立上,用这一二元对立的框架来解释当代中国的改革进程。然而这一主流话语,并不能充分解释中国和世界范围内发生的阶级、阶层以及地区分化。它也并没有给出替代以市场扩张为主要形式的发展模式的方案,而这一发展模式已经导致环境危机以及社会解体。 首先,中国的市场体系的建立包含了两个基本的方向:在国内,是中央向地方放权让利,培育企业的决策能力,改革金融体系,推动私有化进程,国家使得市场机制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在国际上,通过外贸以及金融体系的改革,逐渐将中国带入WTO所主导的全球市场。 这一进程伴随着社会结构上的重大转型,激发了程度不同的社会矛盾。这一时期发生的变化展现了市场扩张和国家之间的复杂关系。一方面,离开国家的政策调整、法律制度以及政治支持,市场的培育和…

“去政治化的政治”与大众传媒的公共性(访谈)

汪晖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许燕: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后 访谈地点:北京 清华大学 访谈时间: 2004年 8月 媒体的公共性、阶级性与利益集团的关系 因此,对于公共领域的公共性的疑虑首先来源于对资产阶级的普遍代表性的怀疑,它集中在这一问题之上:公共领域的平等原则在实质上是平等的吗?这里已经隐含了两种平等概念即形式的和实质的,例如由于政治、经济和其他背景的差异,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真正自由地参与到公共空间里,虽然在原则上,这个公共领域必须是平等的。这个公共性的问题不仅存在于媒体空间,而且也存在于对国家结构的理解之上。资产阶级国家把自己视为公民的代表,但工人阶级及其代表们怀疑它其实只是资产阶级的代表,社会主义运动对于资产阶级国家的怀疑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对于媒体的公共性的追究是同一过程的产物。这也是为什么对于公共领域的公共性的怀疑在很大程度上是和阶级性问题密切相关的,即公共领域是公共的或是阶级的?在反对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运动中,马克思主义强调传媒的阶级性,而自由主义则延续了十九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普遍主义宣称,强调传媒的公共性。这两种学说都承续了法国大革命的平等原则,但各有各的立场,马克思主义试图揭示的是资本主义的公共性概念本身的遮蔽性,但这个质疑本身与现代平等观是相关的,即从阶级的视野揭露资产阶级公共性的排他性和等级性。 今天来看,国家除了其统治阶级的特性之外是否还具有其公共性,以及如何理解这种公共性,仍然是值得讨论的问题。现代社会不是过去那样一个有着严格的等级制的社会,阶级的划分也不像贵族制时代那样截然分明,像封建时代那样描述公共领域与阶级的关系不再是恰当的。但无论如何估价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和国家理论的意义,我们都无法否定现代社会中的等级的或阶级的差别及其与国家政治的关系。从公共领域来看,也绝不是什么声音都能够在新闻报道和媒体中出现——什么声音能够出现,什么事情不能出现,即使不能简单地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