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晖

汪晖,1959年生。1988年至2002年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任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1991年至2000年间参与创办《学人》丛刊,为主编之一。先后担任哈佛大学(1992)、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1993)、北欧亚洲研究所(1995)、香港中文大学(1997)、华盛顿大学(1999)、柏林高等研究所(2000)、波洛尼亚大学(2004)等学术机构的研究员,哥伦比亚大学(2002)、海德堡大学(2003)、东京大学(2005)的访问教授,以及Positions, The Traces, Critical Asian Studies, Post-Colonial Studies等刊物的编委。1996年应邀出任《读书》杂志执行主编至2007年。主要著作包括中文著作《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四卷,2004)、《死火重温》(2000)、《汪晖自选集》(1998)、《无地彷徨—“五四”及其回声》(1994)、《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1990)等,日文著作《作为思想空间的现代中国》(2006)、意大利文著作Il Nuovo Ordine Cinese(2006)、英文著作China’s New Order(2003 Ted Huters译)、韩文著作《新的亚洲想象》(2003)及《死火重温》韩译本(2005)等。编有《发展的幻像》(与许宝强合编,2000)、《文化与公共性》(与陈燕谷合编,1998)等多种。

56篇文章

汪晖:世纪的诞生——20世纪中国的历史位置(之一)

汪晖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摘要] 本文通过回溯20世纪范畴的诞生与1900年前后中国思想界中帝国主义理论分析之间的复杂关系,论证现代中国的“世纪”意识与20世纪紧密连结。它与过去一切时代的区分不在于一般时间,而是对此独特时势的把握。在此独特历史时刻,人们不得不思考18、19世纪甚至更早的欧洲和全球问题,为现代中国创造出自己的前史,以辨别中国在全球视野中的独特位置。后半部分以20世纪初思想论争为线索,研究这一独特时代意识在政治论争、历史研究和哲学-宗教论述中的呈现,分别论述时间轴线上的社会形态之辨、空间维度上的中华之辨、内在性维度上的交往与自我表达(语言的性质)之辨,以及超越性维度上的普遍宗教和“正信”之争。在帝国主义与文明论双重阴影下,中国思想对独特性的探寻抗拒和解构了伴随帝国主义时代而来的普遍历史,但其基本方向不是确认特殊性,而是重构普遍性。

专访汪晖:“横向的”二十世纪的政治时刻

汪晖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摘要] 二十世纪的遗产非常丰富,但留下的困难也是巨大的。这个困难是在十九到二十世纪世界性巨变中形成的。今天的格局是两重的:一重是二十世纪的退潮,另一重是以否定这个世纪的姿态出现的全球化浪潮面临巨大的危机。人们对如何重新叙述自己的历史,对重归某种传统怀抱着渴望,这是到处可见的文化现象。但是,在短促的二十世纪之后,如何重归、能否重归、何种重归,都成了极为困难的问题。二十世纪难以驯服的特征现在已经是我们时代内部的要素。如何面对这个无法拒斥的遗产,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我们思考当代处境和解决问题的方式。对中国而言,“二十世纪”提出的问题其实正是对自身历史上的第一个“总体史”的回应,它的意义深藏在它的“失败”之中。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二十世纪已经成立了”这个命题。

汪 晖,王立胜:关于新疆问题的对话

汪晖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本文为著名学者汪晖与新疆喀什行署常务副专员王立胜关于新疆问题的对话。时间:2015 年 6 月 28日 11: 30—13: 30,地点: 新疆 喀什。   王立胜: 能够在喀什见到汪老师,非常高兴。您是我非常敬仰的老师,虽然一直没能有缘相见,但您的书和文章我读了不少,从中学到了很多知识。我是一个实际工作者,但一直保持理论思考的习惯。尤其是在新疆工作,不仅要做好实际工作,还得善于理论思考。   汪晖: 昨天遇到在这驻村的自治区政研室赵主任,他说的一句话跟您讲的意思很像,在新疆不仅仅是做工作,更是做研究,你不研究,工作也做不好。   王立胜: 如果说任何一个社会都是一个复杂系统,那么新疆社会就是一个巨复杂的系统或者超复杂系统。这就需要干部尤其是各个层次主要领导干部具备处理巨复杂系统问题的能力和水平。对于新疆工作,中央高度重视,新时期治理新疆的思路,通过两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和中央民族工作会议,都已经十分清楚,目前的关键是如何把中央的这些大政方针贯彻到实处,这就需要各级干部进行调查研究,进行理论思考。但是从现在情况来看,这方面的差距还是有的。有些领导干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问题、处理问题的能力比较低,理解政策和运用政策的能力跟不上时代的需要,群众工作的意识和能力不强,不能全面准确地把中央的要求和自治区的安排及时落到实处。新疆好多问题的造成原因不是单一的,是综合因素在起作用。但是我们在分析问题的时候,往往简单化、单一化,看到了问题发生的一个方面的原因,往往会忽视其他原因,甚至找不到根本的原因。有些地方没有形成一套系统性的与客观现实相适应的工作思路,在思维方式上不是系统性的思维方法,不是整体性的思维方法,没有一个在一定时间内在特定的空间中领导和引领社会运作的整体套路,习惯于头疼治头、脚痛治脚的工作方法,抓不住事物发生和运作的根本。您写的那个《东西之间…

中国应该找到自己的方式——汪晖对话前西德总理施密特

汪晖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HELMUT SCHMIDT 删节版来自《南风窗》2014年第6期(2014年3月13日出版)  编者说明:2013年1月31日下午,在德国前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位于汉堡的家中,汪晖与施密特展开过一次有关中国与世界的长谈。谈话用英文进行,个别地方施密特用德语说明,再翻译为英文。施密特是当代德国的重要政治家,1974年至1982年间曾任西德总理,与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有过会晤,长期关注中国及其历史文明。汪晖是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所长,中文系、历史系双聘教授,2013年与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同获"卢卡•帕西奥利奖"。 引子 汪晖:几年前,我在《时代》周报的论坛上见过你,但没有机会谈话。谢谢你安排了今天的会见。来见你之前,我心里也有些问题,但我们还是先随意谈话,看能够讨论哪些问题。可以吗? 施密特:这样好。 汪晖:你接受采访的时候,曾经谈到早年访问中国的经历,还谈到邓小平在会见的时候吸烟。 施密特:我见过他三次。每次时间都很长。他是个了不起的倾听者。跟毛泽东很不一样。 汪晖:毛说得很多? 施密特:毛听得不用心。他说得其实不多,但他并没有用心听。他对自己的想法深信不疑,而且一信就是几十年。 1. 中华文化的自我更新与重构 施密特:中国有一件事让我没法儿彻底理解。中华文明、包括她的语言文字等等,至今已有3000多年历史了。3000多年前的古文明不止中国一个,我们有埃及、伊朗、希腊、罗马。但那些古文明都已经消逝了。今天的伊朗已经不是古代的伊朗,今天的希腊也不是古代的希腊,印加帝国则更是不存在了。可是中国依然存在。而且历尽4000年沧桑,中国又突然复兴了。这是怎么做到的? 汪晖:我的看法是,中华文明有一种构造和重构自身连续性的倾向。虽遭多次打断,但这种内在倾向一次次令其不绝如缕。因此,我认为儒学是一种政治文化,而不仅仅是一种哲学文化。 施密特:儒学文明是公元元年左…

对话|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与大众传媒的公共性

汪晖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摘要] 大众传媒的公共性是大家对它的主要期待之一,是和社会的知情权,社会沟通的基本方式,以及政治运作的基本方式密切相关的。通过对媒体的公共性、阶级性与利益集体的关系,“去政治化”、国—党体制与阶级话语的消失,媒体“去政治化的政治化”与新秩序,网络传媒,阶级话语的变调,反对政治与意识形态霸权的三重构成,意识形态分析中“国家”概念的有效性,大众传媒的立场与知识分子的立场等诸多问题作的论述,我们可以更深刻地理解“去政治化的政治”与大众传媒的公共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