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应茂

4篇文章

法律实证研究的受众问题

唐应茂

在国内,法律实证研究的影响力仍然非常弱,接受度不太高。近几年来,对法律实证研究作品进行评论,大家谈的最多的是方法论,认为方法论是这类研究的显著特点,同时也可能是其接受度不高的原因。但是,笔者认为,法律实证研究如果存在问题,首先在于法律实证作品究竟应该写给谁看,它的读者是谁? 国内法律实证研究作品的读者群体大致有两类:一类是外国学者,一类是中国法理学者。以这两类群体为读者,大体决定了研究题目有两类:一类是外国学者关注的题目,一类是部分中国法理学者关注的命题。在方法上,以外国学者为读者群体的法律实证研究作品,倾向于采用田野调查、收集数据等方式,并进一步采用统计工具、乃至计量模型分析信息和数据,希望通过大规模的数据采集和处理,研究某一国外理论模型的适用,或有限程度的创造新理论,追求所谓的客观性、科学性。以部分法理学者为读者群体的法律实证研究作品则相反,它试图通过以小见大、个案剖析的方式,阐述某一中国法理学者关注的理论或命题,强调细节、个性,并不刻意追求科学性、普适性。[1] 以这两类群体为读者的法律实证研究都存在问题。其中,最根本的问题在于,这两类研究都缺乏与中国法学研究主流群体的对话,缺乏对主流问题的关注,也缺乏对主流群体方法论接受度的考量。 一、法律实证研究的“外来性” 从事法律实证研究的群体中,不少是有国外留学背景的学者,尤其是有美国留学背景的学者,他们的法律实证研究作品或多或少带有其留学的“印记”。这种“印记”通常表现为某种程度的“外来性”:法律实证研究的读者是外国学者,法律实证研究的对象或者是外国学者关注的问题,或者是外国读者容易理解的问题。总之,是外国人关注的问题,不一定是中国人关心的问题。 在国外,尤其是美国,主流学者关注中国法律问题只是最近的事情。多数外国学者对中国说不上关心,也说不上憎恶,而是陌生、没有兴趣。或者说,他们的关注点不在中国。中国问题进入外国学者的视…

唐应茂、盛柳刚:中国司法执行难的计量分析

唐应茂

摘  要:本文尝试解释当前中国司法改革中的一个执行之谜:申请执行率高但执行效果差。我们借鉴西方诉讼理论来分析中国司法体系下的申请执行行为,发现其存在局限性:它们无法解释在已知被告无财产可供执行情况下原告仍申请执行的现象。我们认为,中国执行难的原因之一在于政府为降低金融风险而允许金融机构核销呆账时需要相应的审判和执行司法文书作为法律依据,以证明该投资确不可回收并形成了不良贷款。本文采用Logit模型对申请执行率进行分析。研究表明支持这一假说,同时预期差异理论和信息不对称理论得到了部分支持。 去年(2000年)全国法院受理一审案件530多万件,这些案件绝大部分最终要进入执行阶段。——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沈德咏(2003) 全国法院平均每年处理的具有财产内容的民事案件约450万件左右,而进入到执行阶段的案件大约250万件。也就是说,从全国来看,约60%的生效法律文书不是靠当事人自动履行,而是靠法院强制执行。这个比例比起十年前,提高了大约一倍。——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松有(2005) 前言:中国司法执行之谜 近年来,司法改革中执行难问题成为广泛关注的焦点。约60%的生效法律文书需要法院强制执行说明当事人双方自动履行法院判决的意愿很低。[1]这削弱了法律对当事人权利的保护,导致交易成本上升。然而,法院强制执行的效果却不尽人意,其中一个表现就是执行案件的中止率高。 中止执行案件是结束或暂时结束执行案件的一种方式。[2]法院经常采用的结束执行案件的方式还包括终结、自动履行、和解等。从经验观察来看,在中止执行的案件中,绝大部分被申请执行人(债务人)没有财产可供执行,但又没有破产或依法失去其存在的资格,大致处于“不死不活”的状态。[3]债务人没有财产可以用来偿付欠款,债权的回收率也很低,且经常出现回收率为零的情况。[4]而且,法院目前对审判和执行的收费不能算便宜(尤其是在国务院2006年《诉讼…

论中国证券发行静默期的遵守

唐应茂

  摘  要:套开宣传限制制度是世界主要国际金融中心证券法律的一项重要制度。但是,中国证券法律却对此没有任何规定,或者即便有规定也存在规定的逻辑不同、规定适用范围狭窄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与中国资本市场法律制度的国际化进程极不协调。分析世界主要国际金融中心证券法律中有关公开宣传限制的制度以及中国证券法律中存在的问题,并进一步指出造成这种问题的原因在于中国证券发行核准程序比较长且可预期性不强,此外,中国证券发行核准制度还存在辅导制度这样的前置程序。证券发行核准制度的前述特点以及前置程序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公开宣传限制制度的功能。因此,中国资本市场在国际化进程中除了需要引进公开宣传限制制度外,更重要的在于提高证券发行核准程序的效率和可预期性,建立与公开宣传限制制度相适应的配套措施和制度基础。 关键词:静默期;公开宣传;证券发行   一、问题的提出 在公开发行证券的过程中,企业必须遵守所谓静默期的规定,即在静默期内不能对外公开提及发行证券这一事实。静默期内企业不能对证券发行进行公开宣传,这是世界主要国际金融中心证券法律的一项非常重要的规定。[1]对于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制度,目前中国证券法律的相关规定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其一,2005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对于静默期内公开宣传限制问题几乎没有任何规定。其二,《证券法》禁止非公开发行证券采用广告、公开劝诱等方式,这一规定同世界主要国际金融中心的公开宣传限制法律制度相近,但两者的逻辑又完全不同。在世界主要国际金融中心,不仅非公开发行(比如向少数机构投资者私募发行)不能采用公开宣传等方式,在法律规定的特定时段(即静默期)内,公开发行(比如向公众公开发行)也不能采用这些方式。其三,2009年颁布的《创业板企业发行上市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创业板管理办法》)禁止创业板企业在获得中国证监会…

私人企业为何去海外上市 ——中国法律对红筹模式海外上市的监管

唐应茂

摘  要:中国企业采用红筹模式海外上市过程中出现了国有企业红筹模式海外上市监管严、私有企业红筹模式海外上市特定时间段监管相对宽松的情况。造成不同性质企业监管差异的原因在于中国政府角色的转型还没有到位,还没有从监管和服务国有大企业的角色转变为监管和服务包括私人企业在内的所有企业的角色上来,从而造成国有企业管得严,而私人企业没有人管也没人服务的状况。同时,不同监管机构之间存在潜在利益冲突,造成监管机构之间在是否监管以及如何监管私人企业红筹模式海外上市问题上缺乏共识,这也是造成对私人企业红筹模式海外上市监管宽松的原因。 关键词:红筹模式/海外上市/证券监管     中国企业到海外上市大致可以采取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在中国注册公司,获得相关政府部门批准后,发行H股,也就是境外上市外资股,然后将H股在香港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或者将H股转换成美国存托凭证同时在美国的证券交易所(比如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中国电信、中国人寿、中国工商银行上市采用的就是这种方式。另外一种方式是中国企业或个人在境外,比如开曼、英属维尔京群岛等地设立一个控股公司,控股公司返程收购中国境内运营企业股权,然后控股公司发行股票在香港联交所或者美国的证券交易所上市。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以及新浪、搜狐、百度、新东方、阿里巴巴等企业采用的就是这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有时也称为“H股模式”,相关法律法规比较清楚,审批程序也比较成熟。[1]在政府监管和审批方面,国有企业和私人企业差异不大。而第二种方式,也就是本文重点讨论的方式,有时也被称为红筹模式,国有企业和私人企业在监管和审批方面差异不小。总的来讲,国有企业红筹模式海外上市监管严、审批成本高,私人企业红筹模式海外上市在特定阶段监管相对宽松、审批成本低。本文将讨论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差异,从而为理解资本市场国际化提供一个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