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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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社会学系课题组:农民工的新中国?

汪建华

✪ 汪建华 /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 郑广怀 / 南京大学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系 ✪ 孟 泉 / 首都经贸大学劳动关系学系 ✪ 沈 原 /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 投稿微信:whzh_2014@126.com   编者按:本文原载《二十一世纪》2015年8月号,经授权刊发,标题有改动,内容有删节,注释从略。文章原标题:在制度化与激进化之间——中国新生代农民工的组织化趋势。如欲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   导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迅速推进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大批农业人口转离农业和农村,流入东部新兴工业地带和大中型城市,务工为业。由此导致的大规模农村劳动力流动持续了将近三十年之久,流动农民工数量之巨大世所瞩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13年的〈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中国农民工总量已达26,894万人。   在以往的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国的农民工体制以"拆分型的劳动力再生产模式"为主要特征,即工人的打工收入可以维持自身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但赡养老人、养育子女等活动只能在老家进行。在这种"拆分型"生产体制之下,农民工只能作为"世界工厂"的廉价劳动力要素而存在,难以在城市和企业中寻求稳定、长远的发展。无论是在学术语言、新闻报导,还是在普通民众的日常话语中,"农民工"、"外出打工者"、"外来工"、"流动人口"、"打工仔"、"打工妹"这类称谓,也总是与他们在城市社会各企业间高度流动、在城乡之间不断往返迁移的形象,紧密联系在一起。清华大学社会学系课题组(以下简称"课题组")前期的相关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就业的"短工化"趋势是农民工高流动性的一个最新表现,主要表现为工人的流动性随着其入职年份和出生年份的后移而逐渐提高。而企业则通过各种制度和举措,如临时性的宿舍居住安排、大量使用劳务派遣工、分离工人原有的社会关系等,有意将工人的…

当代农民工的抗争与中国劳资关系转型

郭于华

2010年的春天注定是中国工人历史上的一个特别时期: 1月23日凌晨,富士康员工马向前坠楼身亡。在其后的短短几个月里,富士康的不同厂区接连发生十几起员工跳楼自杀事件,仅5月一个月就有7名员工自杀,引起社会强烈反响。面对指责,富士康总裁郭台铭坚称富士康不是血汗工厂,亦称大多数自杀与富士康无关。从1月至8月底,已有17名富士康员工坠楼,其中14人死亡,2人重伤致残,此外还有一人割脉自杀未遂。 5月17日,广东佛山南海本田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数百名工人因不满工资低、实习生待遇差、中日员工同工不同酬而集体罢工;5月20日,劳资双方进行谈判;5月24日,本田公司解雇了带头罢工的两名工人;5月31日,罢工事件升级,罢工工人与南海狮山镇总工会人员发生肢体冲突,数名员工被打伤。罢工期间,本田在中国的整车生产企业均被迫停工停产,每日产值损失超过两亿元。6月4日,在广东省总工会、地方政府的介入下,经过谈判,劳资政府三方签订协议,厂方在员工现行的工资基础上提高33%,约增加500元。罢工最终以工人们的胜利而告终。 以罢工方式表达诉求的除佛山南海本田工人外,还有: 2010年5月5日南京新苏热电公司罢工; 2010年5月14日河南平顶山棉纺厂罢工; 2010年5月28日上海夏普公司罢工; 2010年6月5日江苏昆山书元机械厂罢工; 2010年6月6日深圳美律电子厂罢工 …… 这一系列的工厂事件向整个社会画出了一个巨大的问号:我们究竟身处何种时代?劳方、资方和官方之间出现了什么问题?面对工人的抗争行动,我们首先会思考的问题一个是时点:为什么农民工的抗争会在这个时段上普遍爆发?另一个是方式:为什么这些年轻的农民工采取了如此不同的抗议方式:在富士康是自杀这种个体主义的方式,而在本田等工厂则是大规模集体行动的方式? 一、新生代农民工与抗争时代的来临 在当今中国的劳动大军特别是“世界工厂”中,“新生代”农民工…

居住的政治——B市业主维权与社区建设的实证研究

郭于华

19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迅速推进和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日益深化,城市居民,特别是大城市居民的住宅形态也随之呈现出多样化特征,并由此构造出多样的城市社区类型。这些社区类型的权利主体不尽相同,其所面临的居住问题不同,与之对应而形成的行动策略和社区治理体制也有所不同。权利主体在处理与市场、与国家之间的复杂关系时,经常以各种类型的都市运动表达各自的利益诉求。进而围绕着居住问题而形成的都市运动构成转型期城市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维度。近年来,为数众多的社会学研究从各个角度对之进行过探讨。[①] 本研究以一种实践社会学的基本立场,即强调将社会事实看作一种动态的实践过程,将“居住”视作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内容,并力图将其提升到“居住的政治”这一高度来解析其中国家、市场与社会的复杂互动关系以及其内在的机制与逻辑。在此意义上,本研究也可作为从微观社区开始对中国住房商品化改革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后果的社会学考查与评估。研究引入了公民权理论、行动社会学理论等新的理论视角,力图对以往大部分研究主要停留于社会运动范式有所超越,进而更加有助于揭示当前城市业主维权与社区建设的本质意义所在。 在研究方法上,本研究采取了问卷调查分析与社区民族志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参与观察、深度访谈、座谈会以及与社区组织合作搭建各种业主论坛、业主研修班、业主年会、社区诊所等活动形式,有效地增进了田野工作的深度和广度。在此基础上本研究坚持结构分析和机制分析相结合的研究策略,尤其注重过程-事件分析方法中对过程、机制、逻辑和策略揭示[②],同时通过结构-制度分析把握现象背后的宏观结构与制度背景。 一、城市化进程与居住形态的演变 “居住形态”,主要包括城镇居民住宅的空间样式与产权构成两个基本方面。所谓居住形态的空间样式,是指住宅的外在风貌与空间关系,其与一个城市的长久文化传统密切相关。以往人们在日常俚语中常常提及的“天津的洋楼…

尘肺病人的死亡接力棒–以深圳爆破业建筑工人为例

沈原

2009年7月21日,《潇湘晨报》报道了湖南耒阳100多名在深圳打工的风钻工人因工作过程中职业病防护措施缺失而罹患尘肺病的事情,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以北大、清华两所学校为代表的高校师生也很关注这件事情,十几名学生组成的调研小组远赴深圳、湖南,对事件进行了深入的调查。本文正是在调研小组收集到的材料基础上,结合以往的调查研究写成的。 2009年8月15日,在经历了3个多月的折腾和煎熬之后,倪桂生已经心力交瘁,拖着病重的身体,踏上了回家的列车,他只想尽早离开深圳这个让他绝望的地方。和倪桂生一起回家的还有十几个老乡。过去的十多年时间里,他们在深圳从事风钻工,并因此患上了尘肺病。原本,他们可以依法拿到高额的赔偿,可是,因为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没有办法证明自己和爆破公司的劳动关系,他们只能拿到区区几万块钱的同情费。 过去的100多天里,为了证明自己的劳动关系,这些身染沉疴的风钻工人负担高昂的食宿费用滞留深圳,并数次往返于深圳与湖南老家之间。他们消耗了太多的时间、精力还有金钱,然而事情却进展缓慢,难见转机。最终,他们再也消耗不起了,只能无奈地接受现实。当他们踏上回家的列车时,我们可以深刻体会到他们当时的心情,然而我们却没有办法给他们任何安慰。对于他们的不幸遭遇来说,所有同情的语言都显得太过苍白无力。 劳动关系缺失: 一道迈不过去的坎儿 从90年代初开始,倪桂生所在的湖南省耒阳市导子乡的村民就开始到深圳工地上,从事孔桩爆破井下风钻作业。他们的工作就是先用风钻在岩石上打眼,再用炸药爆破,在坚硬的岩石上打下直径一米到两三米不等,深达数十米的孔桩,然后在孔桩里浇筑钢筋混凝土给高楼大厦做地基。从90年代初到2003年十多年的时间里,耒阳的工人基本垄断了这一行,深圳几乎所有的标志性建筑,包括地王大厦、赛格广场、市民中心,都是耒阳人打下的地基。 井下风钻作业粉尘特别大,对身体危害极大,老板又没有提供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