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篇文章
【破土编者按】本文章由破土编译自Migrant Labor in China: Post-socialist Transformation (Polity Press, 2016)的书稿,破土将陆续刊登其余书稿,敬请读者关注。破土介绍这一系列的文章,是希望引起大家对新工人阶级的形成与抗争的关注。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全球资本和一心改革的政府共同将中国变成了“世界工厂”,中国新工人阶级现已登上历史舞台,通过雇佣劳动谋生,并且开始了他们一生的斗争。我们将探寻全球新自由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兴起,它塑造了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进程,从结构上形成了新工人阶级。长远看来,这个阶级没有其他选择,要么顺应潮流,要么逆流抗争。今天,如果说中国是全球资本梦寐以求的、可以使资本以不可思议速度和规模进行积累的梦想之地,那么中国同时也创造了一个巨大的工人阶级,这个阶级由农民工和城市中的底层组成,他们正在成为新的劳动主体,塑造着中国工人运动的未来,同时也在寻求世界劳工的国际主义。 《木头人》 我的世界没有白天与黑夜 也不知道什么是疲惫 我看不见你冷漠的眼神 也听不见你不停的怨言 --重D音董军的词曲 让我们在新工人阶级的主角——中国农民工——的带领下,来到世界工厂。这一阶级拥有2.7亿的农民工,他们在各行各业工作,形成了新的劳动主体。与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工人阶级的性质完全不同,今天的新工人阶级,是以农民工为主体,他们是我们关注的对象。这个阶级在工作组织、宿舍劳动生活、阶级感受和阶级行动等方面有着丰富生动的经历,他们是我们了解新自由主义中国的关键。跟大多数贬低马克思阶级理论重要性的后现代文献不同,阶级仍是我的中心概念,在当代资本主义主要矛盾的语境下,阶级为理解工人阶级的生活提供了有效的分析武器。 在过去的三十年中,中国已经发展成为世界工厂。中国重新塑造了二十一世纪的全球经济史和世界劳动史。但是,这一伟大转变却体现…
【破土编者按】本文章由破土编译自Migrant Labor in China: Post-socialist Transformation (Polity Press, 2016)的书稿,破土将陆续刊登其余书稿,敬请读者关注。破土介绍这一系列的文章,是希望引起大家对新工人阶级的形成与抗争的关注。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全球资本和一心改革的政府共同将中国变成了“世界工厂”,中国新工人阶级现已登上历史舞台,通过雇佣劳动谋生,并且开始了他们一生的斗争。我们将探寻全球新自由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兴起,它塑造了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进程,从结构上形成了新工人阶级。长远看来,这个阶级没有其他选择,要么顺应潮流,要么逆流抗争。今天,如果说中国是全球资本梦寐以求的、可以使资本以不可思议速度和规模进行积累的梦想之地,那么中国同时也创造了一个巨大的工人阶级,这个阶级由农民工和城市中的底层组成,他们正在成为新的劳动主体,塑造着中国工人运动的未来,同时也在寻求世界劳工的国际主义。
《木头人》
我的世界没有白天与黑夜
也不知道什么是疲惫
我看不见你冷漠的眼神
也听不见你不停的怨言
--重D音董军的词曲
让我们在新工人阶级的主角——中国农民工——的带领下,来到世界工厂。这一阶级拥有2.7亿的农民工,他们在各行各业工作,形成了新的劳动主体。与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工人阶级的性质完全不同,今天的新工人阶级,是以农民工为主体,他们是我们关注的对象。这个阶级在工作组织、宿舍劳动生活、阶级感受和阶级行动等方面有着丰富生动的经历,他们是我们了解新自由主义中国的关键。跟大多数贬低马克思阶级理论重要性的后现代文献不同,阶级仍是我的中心概念,在当代资本主义主要矛盾的语境下,阶级为理解工人阶级的生活提供了有效的分析武器。
在过去的三十年中,中国已经发展成为世界工厂。中国重新塑造了二十一世纪的全球经济史和世界劳动史。但是,这一伟大转变却体现了中国革命的吊诡之处,后者曾经试图终结蚕食中国古老版图的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为了理解这一吊诡之处,我们必须弄清楚中国工人的生活,因为他们既是世界工厂的主体,也是世界工厂的奴隶。在全球化的时代,中国崛起成为“世界工厂”,形成了由几亿人组成的新工人阶级,这为我们理解工人主体及工人阶级在塑造全球资本主义改造空间过程中的重要性,提供了一个非西方的视角。E. P. 汤普森曾经说过,尽管我们不能像计算日出那样精确地计算工人阶级出现的时间,我们还是得承担这一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只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的新自由资本主义时代。这个时代更多地在呼唤“历史的终结”,而非创造挑战旧历史、创造新历史的新的工人主体。创造自在且自为的新工人阶级的斗争不仅重塑了中国、而且也将重塑世界范围内的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
三十年的后社会主义转变已经彻底地改变了中国,将中国跟新自由主义世界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这个曾经被视为发展中国家的的社会主义国家,现在却塑造着、挑战着全球经济。但是却很少有人关注新工人阶级的形成,新千年伊始,中国“世界工厂”不可避免地要组织新工人阶级,同时也由这个新工人阶级所组成,于是这一阶级便结构性地体现了资本的控制和工人的反抗。为了理解这个新阶级及其反抗政治,我们必须将其置于全球资本主义发展的语境、中国社会主义的转变以及改革开放等语境下进行考察。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黄金时代因为始于七十年代的一系列经济危机而终结。对全球经济的重塑源于全球范围内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加速发展,其目的是为了解决生产和流通领域内资本积累的危机,而这一危机不可避免地体现在了资本的矛盾中。生产过剩、生产力的发展、利率下降和技术创新,这些因素一方面导致了资本从制造业流向房地产业和金融业,另一方面却又导致了资本在制造业的不断聚集,比如电子业和汽车业,从而形成垄断工业资本。在不断变化的制造业部门,我们发现品牌创立、设计、技术创新与工厂生产已经脱钩。在跨国资本和世界著名品牌的垄断下,这种脱钩魔术般地通过全球供应链和生产链而重新连接了起来。
当代资本主义的扩大再生产在中国和世界其他地方导致了阶级关系的快速重构。技术和信息的发展创造了超级灵活的资本流,新劳工的跨国流动则继续在破坏和重塑新的阶级关系。
告别“阶级”与“历史的终结”
西方霸权所犯的根本性错误是宣布了“工人阶级”和阶级矛盾的终结,并通过所有领域塑造着西方的学术界,并且通过文化殖民渗入了非西方的知识界。告别“阶级”的理论与“历史的终结”理论相互勾结。
但是西方学术界和主流媒介对“阶级”的告别,并没有消除西方社会的阶级关系,相反,西方社会正面临着深刻的阶级冲突,如严重的社会不平等、高失业率和不稳定的生活。阶级和阶级矛盾因为全球资本流动,而进入第三世界国家,将中国推向了斗争的前线。后现代理论认为新技术和新生产方式的使用代替了传统的阶级主体,但是第三世界工人数量的绝对增长挑战了这一理论。上个世纪,向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转向影响了整个世界,不单结束了西方福利资本主义体系的黄金时代,并使共产主义革命的种种努力化为乌有,新自由主义试图摧毁社会主义在促进经济平等、人类解放和人民民主过程中创造的各种成果。当下,这一创造性破坏仍在全球继续着,直到新自由主义世界最后获胜,且让改革后的中国也成为其中一员。
新自由主义世界的胜利标志着资本有了新机会,能以大规模投资和离岸生产的形式,入侵社会主义中国这一梦寐以求之地。自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全球资本进入了快速扩张的阶段,从而渗入非资本主义的或社会主义的民族国家,为资本流动、技术转移、生产原材料和市场的占有以及充足劳动力的使用消除了全部障碍。资本集中或垄断的战略是通过全球供应链和生产链的激增来实现的。最好的例子就是苹果公司和富士康集团,它们分别在2014年的全球五百强中排名第5位和第30位。
世界工厂和新工人阶级
近几年,“世界工厂”这个词通常用来描述中国为全球制造商品的能力。世界工厂这一概念,只有在全球资本的扩大再生产以吸纳非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与社会命脉才能得到理解。随着八十年代初中国开始改革开放,全球资本和私营资本进入出口加工区,社会主义中国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将工业转移至南半球的浪潮中,已经成为市场经济。中国政府积极引入市场导向的机制,为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和其他世界组织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中国现在以“世界工厂”而闻名,它从世界各地,特别是香港、台湾、日本、韩国、美国和西欧等地,吸引了大量的跨国企业(TNCs)。
西方的政府,不管在政治上偏左还是偏右,都十分羡慕中国取得的经济成就,羡慕媒体报道中惊人的财政数字,羡慕北京和上海标志性的城市天际线。从2003年开始,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FDI)目的地国。2005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位列美国和德国之后。2006年,中国以22260亿美元的GDP快速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2010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除了在数量上取得了惊人的经济增长外,中国的制造业也在结构上开始进入高端产品时代。2013年,中国出口的电动、电子和高科技产品价值累计达19,2580亿美元,占出口总值的87%。今天,中国已经成为世界200多种产品的顶级生产商,七种包括服装、彩电、洗衣机、DVD播放器、照相机、冰箱、空调、摩托车、微波炉、电脑显示器、拖拉机和自行车。
中国的劳动力占世界总数的29%,在这座巨形的“世界工厂”中,劳动力成本非常低廉,只占墨西哥的1/6和美国的1/40。世界银行2014年6月1日的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人均GDP(6,807美元)只排到世界第84位。众所周知的是,在新自由主义下,全球各地的工人都在“逐底竞争”的生产博弈中相互斗争,看谁会接受最低的工资和收益,接受最悲惨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在这个博弈中,看起来好像是中国为劳动密集型出口工业化领域的全球工人设定了“底线”。但是,国际资本快速流向中国并不仅仅是为了获得廉价的劳动力和低廉的土地,也是为了获得勤劳、熟练、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国打工者,他们愿意在糟糕的环境中工作,进行即时生产,同时也是诸如iPhone和iPad之类全球产品的潜在客户。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境况为中国新工人阶级的提供了成长的土壤,目前,新工人阶级遍布全国,如工地、车间、公司和办公室,无论资本的性质,劳动的部门和形式如何。
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全球资本和一心改革的政府共同将中国变成了“世界工厂”。这是世界工厂形成的背景,中国新工人阶级现已登上历史舞台,通过雇佣劳动谋生,并且开始了他们一生的斗争。我们将探寻全球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兴起,它塑造了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进程,从结构上形成了新工人阶级。长远看来,这个阶级没有其他选择,要么顺应潮流,要么逆流抗争。今天,如果说中国是全球资本梦寐以求的、可以使资本以不可思议速度和规模进行积累的梦想之地,那么中国也同时也创造了一个巨大的工人阶级,这个阶级由农民工和城市中的穷人组成,他们正在成为的新政治主体,塑造着中国工人运动的未来,同时也在寻求世界劳工的国际主义。
翻译:牛颖、王行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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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土编者按】今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主席诞辰122周年,也是一个属于人民的节日。在这个特别的历史时刻,从事劳工研究和服务多年的潘毅教授撰文回顾了从毛泽东主席1922年领导泥木工人进行罢工、成立长沙土木工会,到新中国成立后以时传祥等为缩影的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再到今天的建筑工人沦为廉价商品的历史变迁。面对如斯沧海桑田,毛主席当年组织建筑工人抗争的历史经验和精神资源,在今天依然没有过时。 (图片来源:网络) 对于如何纪念人民节, 各有各的方式。我做了多年的建筑工人研究和服务,现在这一条路似乎已经走到尽头。今天,我来说一些与毛泽东和革命相关的建筑工人的故事,希望能引起大家的关注,以便把火炬交出去,让大家来接力了。 一个富强的中国,如果没有通过建筑工人日以继夜的劳动是不可能在空间得以实现的。然而,也没有一个年代的建筑工人的地位比今天低;干了活,拿不到工钱,受了工伤,得不到赔偿。 六千万的建筑工人,他们是崛起的中国背后“看不见的人民”,经常被忽视,一纸劳动合同,一种基本的社保,一个早就应取消的劳动包工制度,依然是遥遥无期。 这越发让我想起毛泽东主席在长沙带领建筑工人罢工的事迹。解放前,建筑工人是工匠,被称为师傅,享有比农民和小商贩相对较高的社会地位。新手通过学徒制度跟随师傅学艺,他们有行会。行会的根本目标是在危险重重的世界里,为本行业设下一道坚固的防线。为了确保行会成员数量的增长速度不超过当地市场的发展速度,行会会严格限制学徒数量,从而行会负责提供行业保护,进行行业垄断。师傅和学徒之间原本主要是师生关系,所以当年雇主和雇员之间的矛盾并不如现代工厂或劳动分包体系中的那么尖锐。因此,建国前建筑工人是拥有自己的组织力量的,比今天工人的情况还要好一点。 十九世纪中叶,西方建筑公司首次来到中国,开始通过劳动分包体系雇佣农民,使其进入建筑工程领域,成为雇佣工人。1880年之后,中国建筑公司也开始…
【破土编者按】今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主席诞辰122周年,也是一个属于人民的节日。在这个特别的历史时刻,从事劳工研究和服务多年的潘毅教授撰文回顾了从毛泽东主席1922年领导泥木工人进行罢工、成立长沙土木工会,到新中国成立后以时传祥等为缩影的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再到今天的建筑工人沦为廉价商品的历史变迁。面对如斯沧海桑田,毛主席当年组织建筑工人抗争的历史经验和精神资源,在今天依然没有过时。
(图片来源:网络)
对于如何纪念人民节, 各有各的方式。我做了多年的建筑工人研究和服务,现在这一条路似乎已经走到尽头。今天,我来说一些与毛泽东和革命相关的建筑工人的故事,希望能引起大家的关注,以便把火炬交出去,让大家来接力了。
一个富强的中国,如果没有通过建筑工人日以继夜的劳动是不可能在空间得以实现的。然而,也没有一个年代的建筑工人的地位比今天低;干了活,拿不到工钱,受了工伤,得不到赔偿。 六千万的建筑工人,他们是崛起的中国背后“看不见的人民”,经常被忽视,一纸劳动合同,一种基本的社保,一个早就应取消的劳动包工制度,依然是遥遥无期。
这越发让我想起毛泽东主席在长沙带领建筑工人罢工的事迹。解放前,建筑工人是工匠,被称为师傅,享有比农民和小商贩相对较高的社会地位。新手通过学徒制度跟随师傅学艺,他们有行会。行会的根本目标是在危险重重的世界里,为本行业设下一道坚固的防线。为了确保行会成员数量的增长速度不超过当地市场的发展速度,行会会严格限制学徒数量,从而行会负责提供行业保护,进行行业垄断。师傅和学徒之间原本主要是师生关系,所以当年雇主和雇员之间的矛盾并不如现代工厂或劳动分包体系中的那么尖锐。因此,建国前建筑工人是拥有自己的组织力量的,比今天工人的情况还要好一点。
十九世纪中叶,西方建筑公司首次来到中国,开始通过劳动分包体系雇佣农民,使其进入建筑工程领域,成为雇佣工人。1880年之后,中国建筑公司也开始效仿这一体系。劳动分包体系破坏了原有的行会制度。一些师傅成了企业家,不再做木匠活或石匠活。只有他们的雇员,即出师的学徒,还在进行体力劳动。这些学徒很快发现他们成了缺乏行会支持的无产阶级,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包身工。这就是毛泽东1922年领导6000名泥木工人进行罢工、成立长沙土木工会的历史背景。
由于行会的性质已经改变了,由保护变为剥削。1922年9月,为了团结起来维护自己的利益,长沙泥木工人在毛泽东和任树德等共产党员的领导下组成了一个具现代意义的建筑工人工会--泥木工会。9月5日下午3点,工人们在长沙仓后街中学正式召开土木工会成立大会,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长沙土木工会章程》。章程规定土木工会“以改进工人生活,拥护工人权利为宗旨”。 9月6日湖南《大公报》刊登这消息,这样说:“我们为什么来组织团体?因为我们工人是生产者,是创造世界的工人,应该是世界上的主宰。但还为旧社会一般人所贱,故我们要解放我们,不可假于他人,非由自己团结起来解放自己不可。“
泥木工会成立后,工人们有了自己的组织,他们一方面进行工人教育,巩固工会组织,另一方面提出“一定要改工资为银元三角四分”的要求。10月初,泥木工会主任任树德与毛泽东一起研究泥木工人罢工的可行性。毛泽东认为罢工时机已完全成熟,可以提出罢工口号。10月6日,长沙泥木工人进行全体罢工。
1922年10月21日,工会委员们提出了游行请愿的主张,到会的代表当场推选了任树德等16人当代表。但担忧到泥木工人代表不会说话,怕敌不过军阀政府,便决定去找毛泽东同志来帮忙谈判。第二天,四千多工人在大会上兴高采烈,摩拳擦掌,赞成请愿,并通过了十六个代表的名单。
10月23日,长沙六千多泥木工人举着“泥木工人请愿大会”,和“硬要三角四分,不达目的不出衙门”的长牌子,在毛泽东和任树德等带领下,浩浩荡荡向长沙县衙门进发,当天,长沙下着大雨滂沱,但游行的工人们的热情高涨。
袁福清,是当年一位泥木工会委员,在1951年时曾回忆说:请愿队伍从早上8点到长沙县衙门斗争至第二天早上4点。尽管军阀们用武装威胁,下令恐吓等手段,都没能吓退工人。泥木工人经过二十天罢工斗争,在长沙各工团工人及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支援下,罢工斗争获得了完全胜利。谈判的结果,不仅三角四分一天的工资达到了目的,而且还获得了“营业自由”,从此工人要加工资,政府不得干涉。
24日,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泥木工会代表同湖南省政务厅长吴景鸿进行了三小时的谈判,吴答应由泥、木两行具一呈文,说明要求增加工资、营业自由的原因,再申请政府批准。毛泽东当场将工人代表与吴景鸿的谈话记录下来,写成呈文交省长赵恒惕。
10月25日,以6400余泥木工人名义起草的《呈省长文》,在湖南《大公报》发表。呈文指出,“营业自由应载入宪法;工价之争,官府不必过问”等内容。
同日,毛泽东和任树德带领12名泥木工人,前往长沙县衙和省公署请愿,迫使省长赵恒惕答应提高工价要求。在代表的强烈要求下,吴景鸿不得不答应:“营业自由,省宪已经规定,官厅当然不应限制。希望此后社会日有进步,你们的工价,能随时增加,那就很好”。泥木工人经过二十天罢工斗争,获得完全胜利。长沙泥木工人的这次罢工胜利,鼓舞了全湖南省的工人。
劳动人民当家作主
解放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宣扬的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强调劳动最光荣。国家致力于消灭三大差别,尤其是体脑差别,消除封建社会的职业等级观念。六十年代,更是强调干部和知识分子必须培养阶级感情,向底层劳动人民学习,自我改造。不论从事什么工作,都是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贡献。国家对人的意识进行改造,宣传革命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越苦越累的工作越光荣。掏粪工人时传祥就是在那个时代被树立为学习的榜样。
时传祥作为旧社会的一个普通掏粪工人,毫无社会地位可言。然而解放后,时传祥翻身做了主人,党和国家给了掏粪工人高度的肯定。政府为了表示对他们的尊重,给了他们更高的工资,为了减轻劳动强度还为他们配置了粪车。新社会的时传祥带领班组勤奋工作,将工作效率大大提高,为首都创造了清洁的环境。他以主人翁的姿态,以“宁肯一人脏,换来万家净”的精神,肩背粪桶,走家串户,利用公休日为居民、机关和学校义务清理粪便、整修厕所。时传祥是国家在新时代树立的普通劳动者的典型形象,他被授予一系列的荣誉,1955年,他被评为清洁工人先进生产者,1956年当选为崇文区人民代表,同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8年当选为北京市政协委员。1959年被选为全国劳动模范,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群英会”。
从此, 时传祥成为载誉全国的著名劳动模范。人民日报等新闻单位都对他的事迹作了报道,宣传他吃苦耐劳的精神和崇高的思想境界。1964年,时传祥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1966年国庆节前,时传祥被推选为北京市观礼团副团长,毛泽东特意把时传祥接进中南海小住。国庆节当天,时传祥作为贵宾被请上天安门城楼,与毛泽东一起参加国庆观礼活动。一时间在北京城内传为佳话。
时传祥并不是一个特例,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全国涌现了大量的劳动模范,这些劳动模范都是奋战在生产一线的普通工人,而且绝大多数是体力劳动者。时传祥是掏粪工人、王进喜是石油工人、孟泰是钢铁工人。他们无一例外在最艰苦的岗位上从事着最苦最累的工作。国家把他们评为劳动模范,既是对他们本人的肯定,也是对他们所代表的最基层的劳动者的肯定。劳动最光荣,这是当时的主流价值观念。
在今天,经历了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和市场化大潮的洗礼,社会主流观念已经彻底倒转。工人的劳动越来越没有价值,劳动者变成了纯粹的商品,并且是极为廉价的商品。像千千万万的建筑工人在工地上流血流汗,到头却换不来基本的尊重,体会不到做为劳动者的尊严。劳动者形象和地位的巨大变化,恰恰是时代变迁的一个缩影。
老刘是河南人,以前是一家国有企业的工人,后来企业改制,他被买断工龄,没有办法,只好到工地上打工。他的老板是一个朋友介绍的,他以为凭着朋友的关系,老板一定会给他很多照顾,但事实却无情的打破了他的幻想。在北京马连洼的工地上,有一回,他连续工作了两天一夜,身体已经撑不住了,就找个地方休息了一会儿,没想到被老板发现,破口大骂,一点颜面都不给他留,这下他彻底明白了工人和老板之间的差别。
老刘在国企的经历让他对事情有了更多的思索,他感慨现在世道真是变了。在社会主义时期,国家非常重视阶级问题,培养领导干部的阶级感情。国家试图用一套制度改造干部,让他们和群众打成一片,那时候工人和领导之间的差别远没有今天这么悬殊。今天的建筑行业,工人和老板之间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管理人员和工人从衣食住行各个方面都有显著的差异。老板们开着奔驰宝马,衣着光鲜,大腹便便,而工人则破衣烂衫,灰头土脸的样子,他们身体的形态特征上的差别再明显不过了,谁是老板谁是工人一目了然。
对于这六十多年的沧海桑田,我相信纪念人民节的建筑工人,一定无法一声笑,我仅以这首诗来为他们作结:
轻轻的你走了,
又轻轻的来,
轻轻的你,
如一阵风。
都说你真洒脱,
六十年的岁月,
飘来荡去。
都说你真懂事,
风有风的风向,
雨有雨的泪水。
都说你真自由,
随风而来,
又随风而去。
轻轻的你,
南柯一梦三十年,
放下左右逢源。
都说你真美好,
风有风的风骨,
雨有雨的轻泣。
轻轻的你倒下,
夜夜守护家乡的星空,
不带走一分工钱。
轻轻的你又来了,
再一次为了出发。
[摘要] 本文从已经成为常识的共产主义的“失败”话语出发,在所谓“历史终结”的新自由主义世界重新探讨共产主义国家的本质,阶级、政党与革命之间的关系。以巴丢和鲁索为代表的西方左翼思想家,出现了抛弃政党政治,追求去中心化的“没有政党的政治”。在他们看来,阶级政党的政治价值已丧失殆尽,党国体制已不合时宜。但我们通过考察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具体历史,意在指出,革命的对象或者说阶级敌人从来就是具体的,“文化大革命”并非革命的终点。巴丢和鲁索等没有认识到,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是终结资产阶级专政,只要资产阶级政党存在,阶级关系存在,群众本身的力量还不够强大,这种专政就不可能消失,政党政治就不可能轻易被抛弃。这是我们从“文革”中得到的教训。
Abstract: With the “failure” of communism, now a sound bite in political discourse, as the point of departure, this paper attempts to review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lass, party and revolution in the context of the current neo-liberal world which is said to represent the “end of history.” Among western left-wing intellectuals, with Alain Badiou and Alessandro Russo as their representatives, there emerged a trend of abandoning party politics in search for a decentralized “politics without party.” According to them, class-party has run out of its political value and the party-state system has become obsolete. By reexamining the concrete history of Chinese communist revolution, this paper tries to argue that the object of revolution, or class enemy, is always real,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s far from being the end of revolution. What Badiou and Russo fail to realize is that the aim of proletariat dictatorship is to put an end to bourgeois dictatorship. As long as the bourgeois party, and hence class politics, continue to exist, proletariat dictatorship must remain in place. This is the lesson we’ve learned from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Keywords:class politics, party-state system, continued revolution, proletariat dictatorship, class enemy
2010年的春天注定是中国工人历史上的一个特别时期: 1月23日凌晨,富士康员工马向前坠楼身亡。在其后的短短几个月里,富士康的不同厂区接连发生十几起员工跳楼自杀事件,仅5月一个月就有7名员工自杀,引起社会强烈反响。面对指责,富士康总裁郭台铭坚称富士康不是血汗工厂,亦称大多数自杀与富士康无关。从1月至8月底,已有17名富士康员工坠楼,其中14人死亡,2人重伤致残,此外还有一人割脉自杀未遂。 5月17日,广东佛山南海本田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数百名工人因不满工资低、实习生待遇差、中日员工同工不同酬而集体罢工;5月20日,劳资双方进行谈判;5月24日,本田公司解雇了带头罢工的两名工人;5月31日,罢工事件升级,罢工工人与南海狮山镇总工会人员发生肢体冲突,数名员工被打伤。罢工期间,本田在中国的整车生产企业均被迫停工停产,每日产值损失超过两亿元。6月4日,在广东省总工会、地方政府的介入下,经过谈判,劳资政府三方签订协议,厂方在员工现行的工资基础上提高33%,约增加500元。罢工最终以工人们的胜利而告终。 以罢工方式表达诉求的除佛山南海本田工人外,还有: 2010年5月5日南京新苏热电公司罢工; 2010年5月14日河南平顶山棉纺厂罢工; 2010年5月28日上海夏普公司罢工; 2010年6月5日江苏昆山书元机械厂罢工; 2010年6月6日深圳美律电子厂罢工 …… 这一系列的工厂事件向整个社会画出了一个巨大的问号:我们究竟身处何种时代?劳方、资方和官方之间出现了什么问题?面对工人的抗争行动,我们首先会思考的问题一个是时点:为什么农民工的抗争会在这个时段上普遍爆发?另一个是方式:为什么这些年轻的农民工采取了如此不同的抗议方式:在富士康是自杀这种个体主义的方式,而在本田等工厂则是大规模集体行动的方式? 一、新生代农民工与抗争时代的来临 在当今中国的劳动大军特别是“世界工厂”中,“新生代”农民工…
2010年的春天注定是中国工人历史上的一个特别时期:
1月23日凌晨,富士康员工马向前坠楼身亡。在其后的短短几个月里,富士康的不同厂区接连发生十几起员工跳楼自杀事件,仅5月一个月就有7名员工自杀,引起社会强烈反响。面对指责,富士康总裁郭台铭坚称富士康不是血汗工厂,亦称大多数自杀与富士康无关。从1月至8月底,已有17名富士康员工坠楼,其中14人死亡,2人重伤致残,此外还有一人割脉自杀未遂。
5月17日,广东佛山南海本田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数百名工人因不满工资低、实习生待遇差、中日员工同工不同酬而集体罢工;5月20日,劳资双方进行谈判;5月24日,本田公司解雇了带头罢工的两名工人;5月31日,罢工事件升级,罢工工人与南海狮山镇总工会人员发生肢体冲突,数名员工被打伤。罢工期间,本田在中国的整车生产企业均被迫停工停产,每日产值损失超过两亿元。6月4日,在广东省总工会、地方政府的介入下,经过谈判,劳资政府三方签订协议,厂方在员工现行的工资基础上提高33%,约增加500元。罢工最终以工人们的胜利而告终。
以罢工方式表达诉求的除佛山南海本田工人外,还有:
2010年5月5日南京新苏热电公司罢工;
2010年5月14日河南平顶山棉纺厂罢工;
2010年5月28日上海夏普公司罢工;
2010年6月5日江苏昆山书元机械厂罢工;
2010年6月6日深圳美律电子厂罢工
……
这一系列的工厂事件向整个社会画出了一个巨大的问号:我们究竟身处何种时代?劳方、资方和官方之间出现了什么问题?面对工人的抗争行动,我们首先会思考的问题一个是时点:为什么农民工的抗争会在这个时段上普遍爆发?另一个是方式:为什么这些年轻的农民工采取了如此不同的抗议方式:在富士康是自杀这种个体主义的方式,而在本田等工厂则是大规模集体行动的方式?
一、新生代农民工与抗争时代的来临
在当今中国的劳动大军特别是“世界工厂”中,“新生代”农民工是主要构成部分。所谓“新生代”是一个相对性概念,旨在说明他们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大规模流动的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的代际差异。新生代农民工大多为“80后”和“90后”的年青人,除了建筑业的企业以包工方式运作,因而工人年龄偏大(多数在40-50岁)外,在各类代工企业中工作的工人几乎全部为“新生代”。据广东省最近的调查表明,该省80、90年代后出生的农民工为1978万人,占全省农民工总量的75%。[1] 这些在富士康一类的企业中工作的年轻人与在建筑业打工的工人恰好构成两代农民工。以富士康连续跳楼事件中的工人为例,他们中年龄最大的28岁,最小的17岁,大多分布在18-25岁之间。在做出有效回答的富士康1719位受访者中,平均年龄为21.1岁。而南海本田罢工的参与者也以80后、90后的新生代工人为主体;作为组织和领导者的也是两名80后的湖南籍工人;而他们在沟通方式上也使用了QQ、互联网等青年工人最喜爱和善长的方法。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一个独特的群体,并非仅仅因其年龄较轻使然。新生代揭示了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和新的阶级身份认同交织在一个新的“世界工厂”时代。与其父辈相比,其自身鲜明的特点折射出“新生代”作为制度范畴,与乡村、城市、国家、资本所具有不同的关系。具体而言:
其一,新生代农民工与乡土社会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他们中的相当部分已经不是成长于农村环境,对于村庄和亲属关系并无父辈那种情感与认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并不掌握农业生产技能,甚至从未有过务农经验,基本上是一毕业就开始打工。由于与上一代人的经验参照系全然不同,他们对于土地、乡村都没有更深厚的归属感。他们不愿再回到农村生活,对未来的预期与其父母很不一样,不会做出落叶归根的选择。
其二,新生代农民工受过更多的教育,比父辈文化程度更高。他们大多受过基本教育,很多人受过大专以上的高等教育。在富士康工人问卷调查的1650个有效回答中,拥有高中、中专、技校、高职、中技(以上均属于九年义务教育之后所接受的更高一级的三年制教育)学历的占比56.9%,其次为拥有初中学历的占比27.6%,拥有高中以上学历的(大专、本科、研究生)学历占13.6%。不言而喻,教育和知识结构的变化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观念与行为有重要影响。
其三,新生代农民工是认同城市生活方式的,他们在城市中工作,也希望能真正在城市中立足。他们的消费观念、娱乐方式、社会交往都更接近城市青年而远离他们的父母一代,有着强烈的融入城市社会的愿望。但现实与愿望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反差,他们渴望融入城市却又无法融入,由于身份制度造成的壁垒,他们在就业、住房、医疗、社保、子女教育等方方面面都遭遇无法克服的障碍,城市化,对他们而言就像一个近在咫尺却触摸不到的梦。农村回不去,城市进不来,他们因此而成为“无家可归”、飘泊无根的一代。
其四,新生代农民工更缺少社会生活与社会关系网络。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他们无论在工作中还是生活上都更少与亲属、邻里、同乡等传统社会关系保持密切联系。研究表明,上一代农民工离开乡土进入劳动力市场主要依靠的是上述传统社会关系网,他们也从中获得重的社会支持;[2] 而新生代则缺少了这样的网络,加之许多企业如富士康有意地限制其原有社会关系带入,造成这一代青年工人更为原子化的状态,孤独、冷漠、脆弱、沉默,互不相识,很少交往,成为新生代农民工的现状。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他们更加无依无靠。
最后,由于上述特点的存在,新生代农民工有着与上一代非常不同的价值观念。他们比其父辈具有更强烈的不公平感,他们对于种种社会不公正也更为敏感;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抛弃了上一代人常常怀有的宿命论,他们不认命运,有着强烈的表达利益诉求的动力和对未来更好生活的要求。[3]
有着如上特点的新生代正在成为农民工的主体。面对这样的新一代农民工,整个体制包括企业、政府和社会仍然用对付老一代的方式来对待他们,无疑会产生巨大的矛盾,发生各种各样的悲惨事件。以富士康工人连续多起跳楼自杀事件为例,将事件原因归结为青年工人个体心理问题、请心理学家进行辅导干预和归因于企业“运势”、“风水”问题、请和尚道士念经驱邪同属罔顾真相、混淆是非的做法,也是对死者生命的不尊重。富士康事件是社会性的事件,而不是个人心理问题;其实质关乎整个新生代农民工的基本生存状况和价值诉求,也关涉到血汗工厂制度和“中国制造”模式的根本问题。[4]
工资,是不同形式抗争的首要目标。无论是富士康工人以自杀表达无声的抗议还是本田工人的罢工行动都与提高工资的要求有关,资方应对工人诉求首先的着眼点也通常在最低工资上。但必须看到,工人对工资的要求不仅仅是提高最低工资,而是要求生活工资,即工资能够维持基本的正常的生活。台资和外资企业在应对外界有关低工资的批评时,经常会强调自己的工资水平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而且比许多中小企业还高。但实际上工资标准的确定应该以维持劳动力的再生产为准,而不是仅仅维持劳动力自身的生存为准,也就是说,工资应该满足一个工人个人和家庭生活开支以及未来发展和风险抵御等。工人劳动赚取工资是为了生活,而不仅仅是活着。当工人拼命工作也挣不到生活工资而且看不到前景的时候,愤怒和绝望便如期而至。
非人性化的、严苛的劳动管理体制剥夺的是工人有尊严的劳动权利。低廉的工资,微薄的加班费,漫长的劳动时间,枯燥的工作程序,无处不在监视、训斥甚至打骂,“中国制造”模式使工人被制造成生产流水线上的工具甚至零件,连机器都不如。同时还伴有“服从、服从、绝对服从”和学习“总裁语录”的“思想改造”与精神控制,这些都旨在将工人规训成灵巧、驯服而廉价的工具。如此低收入、高强度、无尊严的劳动过程导致以极端方式如自杀或集体反抗如罢工来表达诉求,都不是难以想象的事。
社会性弱化、正常的社会生活缺失,是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又一困境。人是社会动物,人的存在是社会性存在。人一旦缺少必要的社会关系、社会生活,就变成原子化的个体,举目无亲,孤独脆弱。与此同时,工会角色缺失也是工人社会性弱化的表现。在号称工会覆盖率在100%的富士康深圳厂区,在1736位问卷调查受访者中,高达32.6%的被访工人不知道富士康有没有工会甚至以为没有工会;84.8%的工人表示自己没有参加工会,参加工会的工人仅为10.3%。工人参与率低,工会成为资方管理的附庸,工会未能尽职尽责为工人服务,成为富士康工人普遍感到无助和绝望的原因之一。工人的声音得不到倾听,诉求得不到满足,最终只能被迫沉默。要改变这种状况,工会就必须改变目前这种作为工厂附庸的角色,回归以工人为本、切实为工人谋福利的角色!如若政府在保护劳工权益方面不去做或者做不到,那么至少应该向社会开放合法性空间:让劳工自己的组织去帮助工人,发挥作用;同时让有关社会组织乃至全社会来关注和帮助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民工。
富士康这类企业虽号称“代工帝国”,实则处于跨国资本链条的末端。全球化背景下资本的运作逻辑及其压榨性的残酷不应忽视。以苹果公司的产品为例,在其整个生产链中,最不值钱的是生产和组装。一部售价600美元的iPhone4,所需材料成本约为 187.51美元,将这些元件进行组装的富士康每台只得到6.54美元的酬劳,60%的利润被苹果拿走。苹果公司一方面要求供应商严格控制品质,一方面不断利用优势不断压低采购价格。使得代工企业利润低廉,代工企业则转回头通过压榨工人来维持利润。全球化资本的运作就是以这种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方式来进行,最后的牺牲品就是处于这个食物链最底端的工人。[5]
当我们揭示全球化资本对工人的剥夺和异化时,不能忽视国家权力的作用。我们认为中国的崛起是一个国家主导的资本全球化过程——改革开放后,国家通过鼓励外资和对外开放政策,建立了全面依靠合资或外资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6] 这种以依靠外国直接投资(FDI)的发展模式,区别于东欧的转型市场或者东亚的发展型国家模式,虽然带来了惊人的经济增长,但同时也产生了普遍性的社会不平等,尤其是导致了工人群体的困境。[7] 垄断型资本的出现,背后的支持力量是国家权力,从而影响着一个新的制度化的劳资关系的形成。过去我们或许相信进一步的深化改革或者更多的外国资本的流入能够加强对劳动者法律保护的基础,然而垄断型资本的出现却使我们对此表示怀疑。[8] 富士康作为制造业中的传奇,其在中国各省份资本扩张的速度和规模都是极具代表性的。作为权力机构的政府放任资本之恶、放弃监管之责、不作为甚至与资本强强联合,使之成为不受任何制约的强大力量,是造成工人弱势、绝望和各种形式抗争的重要动因。
二、工厂专制形态与工人的抗争方式
新生代农民工的崛起,标志着农民工阶级日渐完成自身内部的代际更替,新生代已经成为农民工阶级的主体部分。由于现行的城乡分割的户籍体制和其他种种制度安排,新生代农民工处于比其父辈更为尴尬的境地,他们不能退回乡村,但是他们也绝难融入城市。这一处境可用“未完成的无产阶级化”加以描述。所谓“未完成的无产阶级化”是指保留了小块土地的农民工家庭实际上保留着小私有者的尾巴,使得他们不可能像经典意义上的无产者阶级那样一无所有,可以彻底地融入工业生产体系和城市生活。[9] 对新生代农民工而言,由于上述不同于其父辈的诉求和期望,在他们进入城市生活方式受阻时会采取各种抗争行动。
“未完成的无产阶级化”的解释思路抓住了问题的一个重要侧面。新生代农民工具有若干不同于其父代的一些独具特征——由于这些特征,伴随着农民工阶级完成代际继替的社会后果,必定是对资本与权力压迫的日益增多的抗争。[10] 这就多少解释了为什么在新世纪头十年接近尾声之际,农民工阶级迅速改变了自己驯服、沉默的形象,展示出抗争、表达的趋势。但同样需要强调的是,这些特征并非仅仅基于年龄差异而来,更不能归结为青年人的心理问题,而是深刻地折射出当今中国基本制度安排的约束和影响,体现出农民工阶级再生产的悖谬逻辑。
如果说,处于“未完成的无产阶级化”状态的新生代农民工中孕育的强烈不满情绪,必定促使他们采取较之父辈更多的抗争行动,那么,他们的抗争行动为什么会采取如此不同的方式:在“南海本田”,是集体主义的行动方式——集体罢工,而在“深圳富士康”,则是典型的个人主义行动方式——接踵而来的跳楼自杀?
在此让我们引入另一个理论视角,即“工厂政体”(factory regime)的理论。“工厂政体”是美国社会学家麦克·布洛维(Michael Burawoy)提出的概念,包含四个基本环节即“劳动过程”、“劳动力再生产方式”、“国家干预”和“市场竞争”。这四个环节把微观的工厂场景与宏观的制度背景勾连起来,它们共同作用,塑造了工人的行动方式和行动能力。在布洛维看来,资本主义的工厂政体可以划分为两个类型,一个是“专制政体”(factory despotism),另一个是“霸权政体”(hegemony)。这两种生产政体是与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阶段和垄断阶段分别关联的。
自20世纪以来,西方资本主义的劳资关系发生了从专制政体到霸权政体的转变。在专制政体下,资本赤裸裸地威吓和剥削工人,榨取剩余价值。但到了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由于国家立法对劳资关系的干预,尤其是社会保险法使得工人不再完全依赖在工厂工作,也有可能实现劳动力的再生产,这就迫使资本家放弃了对工人那种专制主义的统治方式,转而通过“赶工游戏”(the game of making-out)、内部劳动力市场和内部国家等机制,塑造工人对剥削的“甘愿”(consent),换取工人在劳动过程中的服从,甚至把工人变成了“剥削自己的帮凶”。当然,工厂专制主义政体和霸权政体仍然只是工厂政体的两种“理想类型”,现实工业生产中的任何工厂政体都可以被视为工人的同意与资本支配两者的结合,不过比重有所不同而已。[11] 同时,布洛维也忽视了发达国家工人的“甘愿”是因为阶级矛盾已经通过大量资本输出转嫁给第三世界的老百姓这一因素。
用工厂政体的概念工具透视当代中国的劳资关系和农民工的抗争方式,至少可以使我们得出如下的基本看法:农民工群体就业的大多数工厂政体都属于典型的工厂专制主义政体,远未达到霸权政体的阶段。不加掩饰的压迫和剥削是资本治理农民工的主要方式。[12]
工厂专制主义政体在实践形态上又可分为诸多不同的亚形态。例如,根据我们掌握的材料,可以将富士康工厂称作“准军事化的工厂专制主义政体”,它至少具有四个主要显著特点,第一,高强度的劳动过程、超长劳动时间和低廉的工资;第二,工人宿舍位于厂区之内,成为车间专制政体的延伸;第三,除生产线上的工作关系外,工人之间的其他社会纽结几近全部毁坏;第四,准军事化的管理。
2010年10月发布的《“两岸三地”高校富士康调研总报告》分析探讨了富士康的劳动管理体制,即以高强度、超时生产、低工资和低消费成本来达到生产效率及利润的最大化,通过暴力规训、意识灌输及分化工人来消解工人的反抗力量,以牺牲工人尊严、健康甚至生命为代价的管理模式。在富士康,工厂饭堂与宿舍等生活区,甚至工厂以外的社区,都不过是生产车间的延续,是工厂低成本运行的体现,都被牢牢掌控在富士康帝国的版图之内。这种生产车间与宿舍管理紧密结合的工厂体制构成了庞大的、中国所特有的宿舍劳动体制。这也是“富士康帝国”存在的秘诀,它最大限度地利用工人的劳动力,规训着工人的肉体与精神,塑造着工人的生产生活方式,对工人进行24小时“全景敞开式”的控制,这样的管理体制直接造成工人的异化和集体性心理创伤。这种极为严苛的专制主义工厂政体导致的结果是,工人不仅被商品化了,而且更被原子化了。原子化的工人被剥夺了采取集体行动的各种资源,只能采取原子化的反抗方式,自杀则是选择用生命来表达无声的反抗。[13]
与富士康一类的企业相比,作为外资企业的南海本田一类的企业可被称为“常规的工厂专制主义政体”,它也有四个基本特点:第一,高强度的劳动过程和相对低廉的工资;第二,工人宿舍部分地坐落于周边社区,而非全部被厂区包容;第三,许多工人有同学、同乡等关系,也就是说,保留了各种先前形成的社会关系;第四,常规管理,手段远不如富士康那样严苛。就第一点来看,南海本田和富士康并无区别,也就是在此意义上说,两者都属于“工厂专制主义政体”。但是后三点则与富士康不同,工人保留了原有的各种社会关系,使其成为日后集体抗争的可用资源。而不那么严苛的管理体制和逃脱了工厂全方位控制的宿舍体制,则为开展集体动员提供了条件。手机、QQ群等现代数字通讯方式为工人提供了经由虚拟社区走向实体社会行动的重要路径。就此而言,南海本田的工人,虽然也同样地被商品化了,但是却没有被彻底地原子化。他们的抗争也就可能采取集体行动方式,即罢工。
南海本田工人的罢工抗争,并不是孤立的事件,近年来,大大小小的罢工此起彼伏。其另人瞩目在于具有现代工人运动特点和更为积极的结果。罢工以合法合理的方式进行,保持了和平、理性的基调;具有现代意识的青年农民工成为发起者,80、90后工人成为与资方抗争的主要力量;在罢工中,工人们的诉求兼顾了不同群体如正式工和实习生的利益,形成更广泛的团结;充分利用现代方式作为斗争手段,通过QQ互相联络,在罢工前就通知媒体,在罢工中及时向外公布罢工最新进展,以积极正面的姿态争取社会各界的支持。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工人们第一次争取组织权,要求有代表自己的实体组织,他们除了要求提高福利待遇,更喊出了“重整工会”的声音,这被视为工人的组织权诉求第一次来自于底层工人。[14]
通过对上述工人抗争特点的观察可以发现这类抗争的结构性原因:新生代农民工遭遇工厂专制政体和支持此种工厂专制主义的城乡分割的制度安排,势必走上反抗的道路;而工厂专制政体的不同形态,则决定了农民工的反抗会采取不同的方式:是否存在既定的社会关系,对于农民工的抗争方式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商品化同时又被原子化的条件下,农民工的反抗采取了个人主义的方式,其结局是一个个年轻生命的毁灭,令人痛惜不已;而在虽然被商品化但是仍然存留了社会关系联接,即未被原子化的条件下,农民工的反抗多半采取了集体主义的方式,这首先指罢工,也包括集体谈判等形式。工人之间既定社会关系的存在与否,这种关系能否在抗争实践中扩展并形成内部团结,是欠缺工会组织的工人是否可能组织起集体反抗的先决条件。不过,无论是什么形态的抗争活动,都会形成一种巨大的动力,推动当代中国劳资关系的转型,而其含义,则是现行的工厂专制主义政体已经走到了尽头,面临着最终的崩解。
三、“中国制造”的终结?
新生的劳动力量对30年来陈旧的工厂政体框架的猛烈冲击,预示了当代中国劳资关系面临转型。这一转型的前景可以从资本、国家和社会三个面向来理解。
“资本走到哪里,冲突就跟随到哪里”。新生代农民工与各种形态的工厂专制政体的冲突将会越来越频发和激烈,而这似乎预示着“中国制造”作为一种增长模式的终结。我们深知,富士康这类将代工行业做到“极致”的“超级世界工厂”,只不过是中国众多代工厂中的代表,是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一个缩影。号称为“帝国”或“王国”的富士康,拥有11个“事业群”(生产基地),其庞大和“辉煌”与工人的弱势构成强烈的反差,而这类词汇恰好印证了劳资关系的严重失衡,亦即权力-资本-劳工关系的失衡。调整这种失衡的关系,必须从改变廉价劳动力发展策略和废除专制的管理体制开始,以工资增长和人性管理等更加人道的工厂政体替代之。
在此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富士康这类劳动管理体制的形成不光是富士康企业本身的“杰作”,更离不开国家和跨国资本的“支持”力量。首先,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是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该政策通过维持劳动力的低工资和低权益,吸引国内外资本投资,富士康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实现了赢利的快速增长;而与此同时,跨国资本的获利本性和运作逻辑将富士康置于利益链条的末端,使这类“代工帝国”为了获取微薄的利润转而更残酷地压榨工人,将工人迫入悲惨的境地。
要改变极不均衡的劳资关系,必须向工人赋权,包括劳工三权的逐步合法化与真正落实,即工人享有的团结权、谈判权与集体行动权。如此才有可能建立起劳资双方的利益博弈机制,使工人有能力参与工资共决、集体谈判等保护自身权益的过程。
就整个国家来说,要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制造”的发展模式,国家应该而且必须站在劳工一方,并承担主张和实现社会公正的责任。我们是以社会主义制度立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不是用来声称的,不是用来标榜的,而是要落实到千千万万人民的工作和生活上,也要体现在工人权利的实现与保证上。
在以往发展主义的话语下,农民工的权益长期被忽略。与西方国家“资方-国家-工会”的三方制衡机制不同,中国工人缺乏工会的保护,而与资方连手的地方政府又难以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利。此外,城乡二元体制造成了农民工难以完成无产阶级化的过程,使得富士康这类企业能够通过宿舍劳动体制尽可能地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而支付仅够他们生存的薪水,至使他们无法真正在城市中立足。新生代农民工的被动与尴尬在于,他们没有身份认同——他们的身份既非农民也非工人;他们貌似工人地在工厂流水线上工作,但他们却无从积累日后的保障与福利;他们的工作是有时间性的,一旦过了“打工”的黄金年龄,他们就会自动或被迫离开工厂;他们虽然是在城市的工厂打工,但是身处在城乡结合部的工业园区里,远离市区,周末也需要加班,更无法获得城市的公共服务与社会福利,无法真正融入城市生活。
要从根本上改变农民工的如此处境,政府除了制约资本的过度膨胀、迫使企业落实劳动法、摒弃专制主义工厂政体外,还需转变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安排。在国家推进城市化的进程中,作为城市建设的中坚力量,新生代农民工希望也理当在城市获得他们有尊严的经济收入、社会保障、生活方式以及个人发展。这主要指的是他们能够有规划与选择的自由,能够在城市工厂享有职业培训、再教育、再生产的机会与空间。政府有责任使农民工在住房、教育、医疗和福利等各方面享有社区公民的权利,并融入城市生活。概言之,“中国特色”不应是“低人权优势”的发展模式。
转变“低人权优势”的发展模式,更要靠工人自组织的力量和社会的力量,这需要波兰尼(Karl Polanyi)意义上的“能动社会”(Active Society)的建设。所谓“能动社会”是指与市场扩张相抗衡的社会的自我保护运动,面对市场的侵蚀和资本的膨胀,社会本身展开动员,产生出各种社会规范和制度安排,诸如工会、合作社、争取减少工作时间的工厂运动组织、争取扩大政治权利的宪章运动,以及政党的初步发展等,以此来抵御和规制市场。[15]
如上所述的农民工的各种权利,除了要从法律法规上进行保护外,更需要培养农民工内生的集体力量——代表工人利益的合法组织工会,通过工会去争取有尊严的工作与生活。这包括建立和完善工会组织制度,通过把工会组织落实到车间基层,特别是经由工人民主选举而产生,使工会真正成为能够代表和保护工人利益的工人自己的组织;也包括使工人充分认识自己的结构力量,努力增强自己在工厂和社区中的结社能力,逐步赋予工人团结权、集体谈判权和集体争议权,以增强工人的集体能力,切实保护工人权益。能动社会的建设还应着眼于整个社会对于劳工权益的关注和支持,劳工NGO的健康发展、对资本形成制约的消费者运动都应成为社会建设的内容。
历史是不断前进的。如果说在改革初期,“市场经济”的原始积累是建立在一部分人的付出和牺牲之上,那么现在改革开放已超过三十年,经过两代农民工的努力,国家经济水平提高了,社会整体富裕了,尤其是城市居民的生活相对更富裕了。如果我们仍然要靠盘剥农民工来营造所谓的“盛世”景象,那不得不说这是整个社会的悲哀与羞耻。
新生代农民工的不同形式的抗争已经告诉我们:低人权优势不可持续,中国制造模式走到了尽头。农民工必须获得生存与发展的空间和权利,才能转化成真正的中国产业工人。而这样的转化除了能为农民工赋权,更是产业转型与升级的必然需要,是中国经济可持续性的提升。而这一转型的进程将表明:农民工阶级不再只是一个受苦受难的阶级,而将成为一个有能力自觉地干预历史进程的力量。
[1] “广东农民工新生代占75% 就业观念转变倒逼企业”,《广州日报》2011年2月26日
[2] 参见郭于华等“关系资本.网络型流动.乡土性劳动力市场”,孙力主编《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中国改革出版社,1997年。
[3] Chris King-chi Chan and Pun Ngai (2009), “The Making of a New Working Class? A Study of Collective Actions of Migrant Workers in South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Issue 198, June 2009, pp. 287-303;Leung, Pak Nang and Pun Ngai (2009), “The Radicalization of the New Working Class: The Collective Actions of Migrant Workers in South China”, The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30, Issue 3, pp 551 – 565.
[4] 潘毅、卢晖临、郭于华、沈原主编,《富士康辉煌背后的连环跳》,香港:商务印书馆2011年。
[5] 参见工教网:2010年我国十大劳工事件回顾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36bc8c0100orma.html
[6] Scott Wilson, Remade in China: Foreign Investors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Chin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Loren Brandt and Thomas G. Rawski (eds), China’s Great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Doug Guthrie, Dragon in a Three-Piece Suit: The Emergence of Capitalism in China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Doug Guthrie,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The Soci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Society (New York: Routledge, revised edition, [2006] 2009); Mary E. Gallagher, Contagious Capitalism: Globaliz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Labour in China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7] Mark Selden and Jieh-Min Wu, “The Chinese state, suppressed consumption and structures of inequality in two epochs,” Manuscript.
[8] Ching-Kwan Lee, Against the Law: Labor Protests in China’s Rustbelt and Sunbel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 Michael A. Santoro, Profits and Principles: Global Capitalism and Human Rights in China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0); Donald C. Clarke, “Introduction: The Chinese legal system since 1995: steady development and striking continuities” The China Quarterly, Vol. 191 (September 2007), pp. 555-566; Gallagher, Contagious Capitalism; Doug Guthrie, Dragon in a Three-Piece Suit.
[9] 潘毅等,“农民工:未完成的无产阶级化”,《開放時代 》,2009年第6期,頁1-20。
[10] Pun Ngai and Lu Huilin, (2010),“Unfinished Proletarianization: Self, Anger and Class Action of the Second Generation of Peasant-Workers in Reform China”, Modern China,36(5):493-519.
[11] Michael Burawoy, The Politics of Production. Routledge, 1986.
[12] Ching-Kwan Lee, Against the Law: Labor Protests in China’s Rustbelt and Sunbel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 沈原,《市场、阶级与社会》第二部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
[13] 参见《“两岸三地”高校富士康调研总报告》,2010年10月。
[14] 工会角色缺位 谁为我说话,见http://www.chengbiancun.com/2010/0809/9268.html
[15] 参见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冯钢、刘阳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
伤亡,又是伤亡。在我们天天高喊着终结“中国制造”并转向“中国创造”的今天,残酷的工厂爆炸再一次提醒我们,“中国创造”还不过仅仅只是一句口号。8月2日清晨,江苏昆山中荣金属制品公司发生粉尘爆炸,至今已夺去了75条生命,还有180多位工人仍在抢救之中生死未卜。这一次爆炸将我们再一次拉回到中国制造—世界工厂的起点,就像23年前,一位在致丽大火中幸免于难的年轻小伙子说:我们是经历了一次生死轮回。又回到了人间的工人们,等待着他们的还是一座世界工厂,二十多年过去了,他们的世界并没有发生多少改变。 改变的条件到底是什么呢?如果我们依然还是沿着同一套发展主义逻辑,按照同一套“市场为上帝”的思路,那么,一个个工人的生命将不过化作GDP主义车轮下的冤魂。不同于地震、泥石流、洪水等灾害,生产中的事故、职业病问题完全是人祸,面对这样严重的安全事故,除了祈福、献血之外,我们更需要的是反思、问责和整改。我们认为,工人命运改变的前提是必须改变市场为上的发展思路,改变GDP为主的发展逻辑,改变官商勾结纵容外资的发展潜规则,改变为招商引资而不顾工人死活的发展模式。 一触即发的爆炸 由于这次工厂爆炸事故特别严重,国务院成立了江苏苏州昆山市中荣金属制品有限公司“8·2”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调查组,调查事故原因和相关责任,在调查组的会议上,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杨栋梁指出中荣公司存在的五大问题。 一、企业厂房建设的设计有严重问题。按照国家规定的二类危险品作业场所标准,这类企业的厂房建设必须是单层,轻型结构,但昆山中荣发生爆炸的汽车轮毂抛光车间为二层结构。 二、企业生产工艺路线设计、布局有严重问题。发生爆炸的车间不足2000平米,却设计了29条生产线,每条生产线上有16个工位,严重违反人和人之间、线与线之间的安全规定。 三、通风除尘系统存在严重问题。昆山中荣通风除尘系统设计不合理,装备不齐全,运行不顺畅,经常停停…
改变的条件到底是什么呢?如果我们依然还是沿着同一套发展主义逻辑,按照同一套“市场为上帝”的思路,那么,一个个工人的生命将不过化作GDP主义车轮下的冤魂。不同于地震、泥石流、洪水等灾害,生产中的事故、职业病问题完全是人祸,面对这样严重的安全事故,除了祈福、献血之外,我们更需要的是反思、问责和整改。我们认为,工人命运改变的前提是必须改变市场为上的发展思路,改变GDP为主的发展逻辑,改变官商勾结纵容外资的发展潜规则,改变为招商引资而不顾工人死活的发展模式。
由于这次工厂爆炸事故特别严重,国务院成立了江苏苏州昆山市中荣金属制品有限公司“8·2”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调查组,调查事故原因和相关责任,在调查组的会议上,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杨栋梁指出中荣公司存在的五大问题。
一、企业厂房建设的设计有严重问题。按照国家规定的二类危险品作业场所标准,这类企业的厂房建设必须是单层,轻型结构,但昆山中荣发生爆炸的汽车轮毂抛光车间为二层结构。
二、企业生产工艺路线设计、布局有严重问题。发生爆炸的车间不足2000平米,却设计了29条生产线,每条生产线上有16个工位,严重违反人和人之间、线与线之间的安全规定。
三、通风除尘系统存在严重问题。昆山中荣通风除尘系统设计不合理,装备不齐全,运行不顺畅,经常停停开开,除尘能力和效果严重不足。
四、车间内所有电器设备没有按照防爆要求配置。按照规定,危险品作业场所要求电器设备全部按照防爆要求配置,但车间内包括电机、闸刀、配电柜、电线、电缆等在内的电器设备全不是防爆设备。
五、企业安全生产制度措施不健全,也不落实。该企业分管安全生产的副经理甚至不知道粉尘会爆炸,只知道粉尘会产生污染;整个除尘管道中没有防水防湿干燥措施,有进水可能;企业既没有给员工进行安全知识培训,也没有按照要求给工人配备阻燃工作服,而且工人每天上班时间达到11小时(冬季12小时),企业在劳动强度、劳动时间上也违反相关法规。
工厂的违法违规的安全生产隐患如此一目了然,粉尘爆炸的危险看起来是一触即发,甚至就在这次重大爆炸事故前的两个月工厂就已经发生过明火导致粉尘被燃的事故,但这还是没有引起企业和安监部门的重视。在7月16日至25日,昆山市开展了全市安全生产检查整治专项行动,而中荣公司的督查结果居然是“符合要求”。中荣“8•2”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调查组现在检讨说无论是检查整治,还是隐患排查整改,中荣都成了“盲区”和“死角”。
我们的疑问是,中荣作为一个为世界知名汽车品牌如通用、宝马、奥迪、福特等生产零部件的工厂为何成为了“盲区”?是谁在为违法违规的作业环境和作业时间进行遮掩?又是谁选择对这一切视而不见,最后将工人们送上了绝路?
在一份介绍昆山经验的报道中,我们看到昆山市是如何以服务资本,压制工人、罔顾环境的方式招商引资的。昆山地方政府居然提出这样耸人听闻的口号:“来帮我们招商的是恩人,来投资我们的老板是亲人,能打开招商局面的是能人,影响招商引资的是罪人”。平日政府给民众的印象是光说不做,但是在招商引资献媚资本的节骨眼上,他们还真的说一不二。昆山地方政府在具体操作中一板一眼的落实了招商引资的上述“四个基本点”,丰富了“中国创造”的制度环境:
1、政策环境——老板怎么顺心怎么办,敢于降低招商引资的门槛。
2、法制环境——老板怎么安心怎么办。提出“服务就是不干扰”,要求全市各级各部门尽量不要到企业检查、参观,执法部门每年到企业的检查不能多于两次。
3、服务环境——老板怎么开心怎么办。各级官员都是“保姆”,“提出您的要求和想法,其余的交给我们来办。还专门成立有“马上办”办公室,实行“首长负责制,两问终结制”,通过制度切实提高政府机关的办事效率。
4、人文环境——老板怎么舒心怎么办。
就像昆山政府曾经在香港大公报中宣传的那样:“昆山人民欢迎您”、“你们来‘剥削’的越多我们越开心”,“如按文件规定,昆山一半的外资项目都进不去,环保、土地、准入哪项都能卡死,但昆山人用智慧与胆识绕过一道道坎,最终把事办成了。”有如此招商心切的政府,也难怪中荣这样的高危工厂会被成为生产安全的“盲区”!
昆山招商引资的经验,披着成功的光鲜外衣,二十年来被向往昆山经济发展模式的全国各地一再学习、一再复制。然而实际上,这些所谓的“成功经验”背后却是地方官员放纵资本,牺牲工人健康与生命,罔顾环境污染的种种罪恶。这种以工人血泪换取GDP增长的做法必须被问责和改变。经济发展三十年对工人权益的亏欠就如同不断累积的粉尘,必须疏导、清理,如果一味地忽视、压制,终难避免最后爆炸的悲剧。
中荣的工人喊出:“我们要么死于粉尘爆炸,要么死于尘肺。”“白天是人进去,晚上是鬼出来。”
中荣厂房的粉尘问题非常严重。以抛光车间为例,工人说车间里全是黑色的粉尘,一作业便粉尘弥漫,和旁边的人对望一眼,就牙是白色的,“活生生一个兵马俑”。公司只是每周会发一次口罩和手套,但是因为不是专业防尘的口罩,等到下班摘了口罩,鼻孔里还是充满了黑色的东西。工人几乎每天都要在高浓度的粉尘环境中工作14-15个小时,尘肺病也逐渐在工人中蔓延,但是由于公司缺乏职业安全健康的教育,工人只有到了吐血的程度才意识到自己患病,那时,肺已经“坏完了”。如果没有举国震动的那一声巨响,中荣公司还会像以往一样,用少量的钱打发掉逐渐患病的工人而不去切实改善作业环境。因为他们知道有地方政府会为他们的盈利保驾护航,他们也知道工人个体根本难以维权。尘肺病已经在吞噬工人的劳动力和生命力,而这一切都是“无声的”。
如果你曾经看过尘肺病人垂死的样子,了解过他们工作的过程,就不会对接尘作业心存侥幸。我们访谈过上百名建筑业的风钻工,有人仅仅打了两年风钻,就患上了尘肺病,失去劳动能力。尘肺病是一种极其严重的职业病,无法根治。患上尘肺病,轻则咳嗽不已、呼吸困难,重则死亡。到了尘肺Ⅱ期、Ⅲ期,病人很多完全丧失劳动能力,无法自由行走,呼吸困难,需要借助氧气机,严重者甚至要在肺上打孔才能呼吸。尘肺病人由于长期用药,会伴随着肝炎、肺结核、心脏病、胆囊疾病等并发症,离世的时候往往是在高烧、抽搐、窒息的痛苦中蜷缩着或跪着死去。由于尘肺病的痛苦难以承受,很多患病的工友以跳楼、上吊、跳河或者割腕等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工业意外和职业病都是长期忽视工业安全导致的,长期从事这一行业的经营者对作业环境中的危险物质和致病因素心知肚明。即便如此,职业病病例还是不断的出现。如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发布的《关于2012年职业病防治工作情况的通报》中就显示2012年全国报告了27420例职业病,而这对于大量非正规用工的企业瞒报职业病情况来说仅仅是冰山一角。究其原因,就在于企业的违法成本太低和资本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下,工人只被当作是提供劳动力的商品,用之即弃。然而令人痛心的是,我们不仅看不到谋杀者得到应有的惩治,反而愈来愈多的受害者无处伸冤,走上绝路。尘肺病是这个时代和社会的伤口,表面是工人身体受到伤害,其实这个社会肌体也受到伤害。
职业病和工亡本质上都是谋杀,都应该对犯罪主体进行严肃追究。我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工厂、矿山、林场、建筑企业或者其他企业、事业单位的劳动安全设施不符合国家规定,经有关部门或者单位职工提出后,对事故隐患仍不采取措施,因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对直接责任人员,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恶劣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我国法律对于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的量刑太轻,而且相关的民事赔偿数额也非常低,资方对于安全事故中死伤者的赔偿额度通常只有十几万甚至几万元。对于这种近乎故意杀人的行为,竟然只处以如此轻的量刑!过度宽松的量刑和处罚无法对资方形成足够的威慑和警戒,甚至不少发生了安全事故的工厂老板们很快可以另起炉灶重新建厂,继续用同样的方式赚取新的利润,完全无视安全风险对工人健康和生命的威胁。
资本所到之处,工业意外和职业病也如影随形。在台湾就有美国无线电公司(简称RCA)工人争取职业病赔偿长达17年的抗争。1969年RCA在台设厂,许多员工在工作时吸入或皮肤接触有机溶剂,导致其长期暴露在高度致癌风险之工作环境。根据2001年的统计,在RCA桃园厂工作多年的员工,至少已经有1375人罹患癌症,包括乳腺癌、子宫颈癌、肝癌、大肠癌、鼻咽癌等各式恶性肿瘤。而作为韩国最大、最有影响力的企业——三星集团,其电子厂在韩国已造成了58 例白血病病例和其他一些血液相关的癌症病例,工人及其家属也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抗争。在90年代,RCA就遣散了在台湾的员工,前往大陆设厂。如今,三星也将其生产线大规模转移至中国。我们的问题是:悲剧是否会在中国大陆重演?还是可能有另外的结局?
近年来,对于工人伤亡的补偿机制不仅没有与时俱进,反而在退步。1993年致丽大火的一位幸存者告诉我们,事故发生后,一位女工只拿到了2700元,没有人告诉她这2700元到底是工资?是赔偿?还是补偿金?没有人问过她是否合理,也没有人给出一个确切的说法。事故之后,工人被一个一个用警车送回老家,受伤住院的工友也不允许接受探视。这么多年来,致丽大火般触目惊心的惨剧一再发生。2012年12月4日,广东汕头潮南区陈店镇一内衣作坊发生火灾,遇害的是缺乏自救的能力的13名童工和1名孕妇。2013年的6月3日,吉林宝源丰禽业公司发生火灾,造成121人遇难,76人受伤。在这些工业灾难发生的时候,工人是否得到了及时充分的救治和心理辅导?死伤者是否得到了合理的赔偿?工人是否有机会以集体的声音发出诉求,工人是否能结成支持网络解决之后共同面临的问题?这些问题我们都无从知晓答案。而更重要的是,问责机制是否能够真正建立起来?是否能惩戒罔顾工人安危的资方和失职的政府官员以儆效尤?
中荣事故后,昆山市辖区内40多家包含抛光环节的金属加工企业已暂时停工检查,须待安监部门检查后再确定恢复生产。我们不知道这一“运动”式的排查会不会像深圳尘肺病门之后涉案的爆破公司一样,关停半个月,被罚了一些款,就恢复干式作业,不给工人劳动合同和社保,继续制造尘肺病。如果工人继续处于组织缺失的状态,无法依靠集体的力量参与企业的生产管理和监督,那么,工业伤害的悲剧就会不断循环上演,无法得到真正的消除或者改善。
面对这次爆炸事件,面对无数的工伤、职业病、工厂事故的死难者和受害者,我们认为,政府必须定期对工厂进行安全隐患的排查,向公众公布排查结果,接受社会监督;更重要的是,必须让工人团结起来,以集体的、组织的形式参与到生产管理之中,只有这样,工人有可能对不合理的全球产业链利润分配机制和官商勾结的招商引资模式提出反抗。也只有这样,劳动者才真正有可能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成果,而不是仅仅作为发展的代价,被剥削、被伤害、被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