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加坡从政治上否定成为另一个中国的可能性，但在意识形态上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糅合在一起，在去殖、治理、现代化的五十多年中，走出了一条成功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现代化道路，建成了历史上第一个华人主导的海上城邦，积聚了高度的体制自信，从无到有，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民族、前所未有的国家，并激发了周边大国的学习兴趣，包括中国和印度。
一
从被殖民、自治、联邦、独立建国到领导层代际更替，新加坡的政治进程始终与它所处的时代大势同步。在这漫长而又曲折的历程中，新加坡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道路，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巨大成就，其成功经验因此被概括为“新加坡模式”，而这一模式的核心特征在政治与经济上都受到了广泛关注。
政治一维的焦点在于如何界定新加坡的政治体制，这方面的争论颇多，主要围绕三方面进行：“行政国”还是“法治国”、威权体制还是民主体制、以及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行政国”还是“法治国”是第一个政治分野。1970年代，新加坡本国学者认为政府管的太多、体制过度官僚化，所以称其为“行政国”；2000年代，吕元礼教授认为不管形式上多么符合西式民主标准，政府治理能力太差，最终也无济于事，而新加坡是个很好的反证，可以称之为“好政府体制”；与之类似的概括还有“务实政府体制”、“家长式政府体制”、“社会民主体制”和“政治协商体制”。香港学者张炳良称之为“公务员精英技术官僚主导的非政党化体制”，这是一种“去政治化的政治”，因为它一党长期执政、官政合一、以官治国。[1]在法治一面，新法家翟玉忠先生称之为“以刑去刑”的国家而非“法治国家”。[2]潘维教授称之为“法治国家与咨询型政府的混合政治体”。[3]这种行政与法律的二分视角试图勾勒新加坡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图景，西方人常由此出发把新加坡称为“保姆国家”或者“父爱国家”。[4]
第二个政治分野表现为威权体制与民主体制之争。冷战时期，西方资本主义阵营给社会主义阵营扣了一顶极权主义的帽子，这种扣帽子法在后冷战时代并未自动消失，反而花样翻新，苏东剧变后诞生的“后共产主义国家”、“转型国家”和“后发展国家”又被扣上了威权主义的帽子。诡异的是，尽管新加坡几乎不属于上述分类中的任何国家，社会主义阵营不接纳它，它也不是什么“后共产主义国家”，不是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所催生的陷入“灰色地带的转型国家”，也算不上是“后发展国家”，但其政治体制却仍然被总括为各种“威权体制”，彼此之间的差别只在于威权的程度或水平。比如，新加坡共产党把新加坡视为为英国殖民者利益服务的城邦，而李光耀、吴作栋和李显龙都只是这个小城邦的僭主，因此称之为“专制独裁体制”；有中国学者称之为“新权威主义”，权立于威，别于封建，也别于民主，谓之新；萧功秦教授称之为“选举威权主义”，威权为其底色，纵有选举也洗之不去；加拿大学者高登·米恩斯（Gordon Means）称之为“软威权主义”，[5]因其严刑峻法，高压对付政敌。而蔡定剑教授的界定“民主机制下的威权体制”，则可以说是上述威权与民主纠葛的集中体现，他认为新加坡基本是个民主政体，但实行威权统治，“民主制度”加“为民服务”，加强了“权威统治”。[6]
不仅威权之名琳琅满目，新加坡的“民主”称谓也种类繁多，彼此之间的区别也只是距离西式民主的远近。最差的如“非自由民主体制”。但是，既然有政党竞争和选举民主，总不能说它完全不民主，所以新加坡长期在野的工人党等反对派称之为“不成熟的民主体制”；还有人从新加坡强烈的的民本色彩出发，称之为“为民政体”。[7]
第三个政治分野在于新加坡实行的究竟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新加坡执政党人民行动党在早期曾坚称自己是“民主社会主义体制”，[8]当然，在冷战局势下，这个称谓前面还有个限定词“非共”，不仅强调与共产主义的社会理想不同，也在实践中将共产党用法律手段排除出政治舞台。一直到1980年代，人民行动党仍坚称自己是“有新加坡特色的社会主义体制”。[9]丹尼斯·约翰·盖勒称之为“市场社会主义”。[10]而美国学者克里斯托弗·林格（Christopher Lingle）则称之为混合了有选择的经济自由、私人财产权加对政治生活的强力控制的“威权资本主义”（authoritarian capitalism）[11]，他甚至把源出新加坡的亚洲价值观也视为一种新型的威权主义，一种依赖高压统治、裙带资本主义、受过良好训练的技术官僚的专业化腐败和“寄生”经济的社群资本主义（communitarian capitalism）[12]。
当然，政治争议的真正焦点也许在于新加坡体制在后李光耀时代的生命力有多长，美国政治学者亨廷顿生前就一直对此深表怀疑。也许是为了回应更多人的类似担忧，直言新加坡模式本无本质可言、只是有能力因时而变的李光耀[13]，在2010年自信已经找到了让新加坡政治体制长期稳定的关键，因为新加坡政治体制实质上是一种“良治体系”：它的运行依赖的是功绩而非裙带，它的灵魂血肉是那些忠诚、有才干和献身精神的内阁部长、国会议员和基层领导，它的制度架构是政府、国会、公务员体系，共同确保整个治理体系不会有崩溃之虞。[14]李光耀坦言：“如果反对党找到合格的候选人，再经过两三次选举的历练，坐上12-15年国会反对席的冷板凳，他们就会理解整个体制。如果他们赢得大选、接管权力，新加坡体制就有可能持续下去。”
经济一维之复杂，丝毫不让于政治。比如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称之为“典型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也就是典型的资本主义体制，因为作为国际自由贸易港口，新加坡没有货币管制、货物税收，外资享有最惠待遇。经济学家约翰·肯·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称之为“典型的政府干预经济体制”，因为新加坡政府对土地、劳资关系、资源分配、市场运作和商业决策都拥有强大的法律与行政管制权，这是典型的“政府指导式的资本主义体制”。有人称之为“发展型经济体制”，即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这是说新加坡与亚洲另外三条小龙有着共同的经济体征。甚至还有人称之为“计划经济体制”，因为新加坡有严格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并辅以完善的法律体系保障执行。以及，非常负面的所谓“土匪经济模式”，这种论调批评新加坡政府有土匪一样的政治暴力心态、经济掠夺行为，社会则有政治奴隶心态、经济受剥削行为。[15]
在对新加坡模式的种种概括中，1990年代的“先发展后民主”之说最有影响，得到了新加坡内外的高度认同[16]，甚至有人把这一点称为“亚洲四小龙”乃至东亚模式的核心特征，乃至认为这种概括也反映了中国政治变迁的轨迹，这无疑是一个需要破除的迷思。
二
需要理清的是，“先发展后民主”所说的“发展”到底是什么，“民主”又是什么。简言之，“发展”是指经济模式，“民主”是指政治模式。“先发展、后民主”，说的是先经济、后政治，先资本主义、后社会主义，先建立市场经济模式，后推行政治民主模式。次序不同，意味着不同时期的侧重点不同。
“先发展后民主”之说，的确把握了新加坡模式的部分精髓，但如果我们追问这种模式如何可能，就会发现这种解释将新加坡乃至东亚二战后整个东亚复杂的经济、社会与政治现代化演变，压缩成为一个线性逻辑问题，仿佛经济现代化必然带来政治现代化。根据这样一种政治发展的“机械论”，二战后的新加坡、香港、台湾、韩国都经历了漫长的“威权时代”，然后才在多种机缘因素叠加下进入“民主时代”。不仅这些小地方如此，日本、中国也是如此，甚至中国目前仍未走出“威权体制”。这种形而上学的线性现代化思维，将发展的宾语化约为单一的经济，将政治的内涵窄化为单维的民主，将现代化理解为只有一个越来越先进、进步、发达的方向，而现实政治却毋宁说是一个复杂的体系、结构与过程。
同时，这种解释模式也将发展视为“威权体制”政治正当性的唯一来源，“发展”在先，“经济”优先，似乎这个阶段并不存在政治，或者说统治者可以仅仅通过高压维持秩序。“民主”在后，似乎所有政治问题、体制问题都可以在经济发展之后，通过制定和执行一个一揽子总体方案或整体规划，一夜之间倒转乾坤，化腐朽为神奇。
上述对于新加坡政经体制的大部分经验概括，都可以说是这种经先政后的“先发展、后民主”说的一种表现形式，行政国还是法治国、威权体制还是民主体制、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这样的核心争议也皆可囊括其中。也就是说，只要经济发展了，不管这个政府形式是什么，无论是哪种威权体制也好，哪种不完善的民主体制也好，抑或“好政府主义”、“务实政府”，或者“保姆国家”、“父爱国家”也好，老百姓都是可以接受的。同时，对于新加坡的外部观察者而言，尤其是西方人而言，在“真正的、彻底的、完全的”民主到来之前，所有这些标签都是负面的，都说明新加坡政治体制欠缺正当性，这显然是个需要反思的误解。可以说，“先发展后民主”之说不仅体现西方人对非西方的新加坡模式、东亚模式的敌视，也反映了相当一部分新加坡人对自身政治体制的信心不足，缺乏底气。
事实上，“先发展后民主”之说，在政治与经济两个维度上，都忽略了新加坡模式的混合体制特征[17]。新加坡另一位立国者、身为马来人的拉惹勒南点出了这种混合体制的基本特征，即“政治上的社会主义、经济上的资本主义”。[18]而对于新加坡模式的混合体制特征认识最深刻、影响最大的，当属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的王赓武教授。
三
王赓武教授是海外华人研究的奠基人、久负盛名的社会科学家和教育家。正因为他对新加坡模式的地缘政治格局与历史文化传统，包括南洋华人的贸易、文化、历史、经济、政治，东南亚主要国家的建国历史，以及中国与英国、澳大利亚、东南亚关系的发展，都有着准确的整体把握，他对新加坡政治体制的理解堪称独到。2009年，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举办的“九十年来家与国：1919·1949·2009” 的主题演讲中[19]，他将新加坡政经体制概括为“混合社会主义理想的资本主义”，这种体制的形成非常明显地受制于冷战的时代格局。
新加坡原本是英殖民帝国的行政中枢，是马来半岛的一部分，在冷战背景下，新加坡与马来西亚短暂合组又迅速分治，而新加坡的现行体制则脱胎于二战后至1960年代初的华人社会政党斗争。新加坡乃至整个马来亚的政党斗争并不是内生性的，完全受制于冷战格局的支配、控制与引导，“当时，英国和马来政党都非常反对以华人为主的马来亚共产党；在那样的反华气氛下，其他华人政党尽量避免一切与中国有关的议论、政策和思想，只讲当地多元民族社会的经济、教育和文化发展。”[20]反共是时代主题，亲共的社会主义思想式微，“劳工基层不得不和企业家、专业人士及其他中产阶级，共同选择另一条大家能够合作的道路。”[21]人民行动党赢得选举上台执政就是这种不得不走的各方合作道路的产物。
人民行动党面临的政治抉择非常简单：“光谱上共产主义在一边，而资本主义和民主主义则在另一边。新加坡既不选择共产主义，也不选择民主主义的道路；唯一可走的建国大路，是变相的、折衷的资本主义”。这也就是王赓武教授所说的“混合社会主义理想的资本主义”。[22]接下来，王赓武教授点出了这种“混合社会主义理想的资本主义”所希望解决的核心问题，即“如何在冷战时期左右派各党不能互相容忍的时候，借用反共资本发展新加坡的经济，同时又灵活地跟国际社会的各民主党派合作，采取一种比较中立的、不反共的立场。”[23]
与“先发展后民主”说不同的是，王赓武教授指出，随着经济的发展，幅员最小、资源最少的新加坡，凭借培育本土人才、严格的制度治理、行政高效、官员守法，加上领导层着眼长远、有长期规划、言出必行并保持与老百姓的良好沟通，成功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民主道路，形成了一整套“党国民主”制度。
“党国民主”就是王赓武教授更进一步所揭示的新加坡模式的另一个核心特征。“什么是党国民主？在我看来，这是一个以政党为中心的国家，虽然它有迈向民主的目标和理想，但是，总认为无论国家的稳定和强盛，还是百姓安居乐业与否，靠的是政党来集中权力。同时，这样的党国体制，领导阶层本身需要果断的能力，建立威信，才可管理有方，甚至比个人自由和个人的政治权利重要。如此的政权也会利用民主的口号和方式，它们对于民主的定义，在乎的是亲民或保护国民，而不一定听取人民的意见。”[24]
王赓武教授所说的“党国民主”有三个组成部分：一是新加坡是个政党国家，是个以政党为中心的国家，政党集中权力是国家稳定强盛、百姓安居乐业的保障；二是具有统领能力的领导层，这是良好“公共管理”的前提；三是认为民主是手段而非目的，民主就是亲民、护民，不一定听取民意。简言之，以集中权力的政党为中心的国家、有统领能力的领导层与亲民护民，三大支柱支撑着“党国民主”。这样的“党国民主”显然不同于西式以选举为核心的自由民主制，它强调民主必须是“治理化的民主”，而非绝非“去治理化的政治”，这一追求与“一个强有力的民主国家”有异曲同工之妙，但二者对民主的界定并不相同。
王赓武教授对于新加坡政经体制的概括启示我们，“先发展后民主”之说之所以需要反思，正是因为下述已经为诸多社会科学证据所证实的基本事实：先发展不一定民主，民主不一定发展，因此，民主不能变成“去治理化的民主”，民主政治不能变成“去治理化的政治”。
四
这也就是说，“先发展后民主”之说不仅遮蔽了新加坡模式的混合体制特征，其更严重的迷失在于，“治理”在这种解释模式中不见了。治理问题，或者说国家治理是一整套体系、结构与过程，由强制、汲取、濡化、统领、规管、再分配、吸纳、整合、认证等十大“国家基本制度”组成。新加坡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人造国家，在殖民时代，“新加坡”还不是个独立国家，只是个自治邦；“新加坡人”还不是个民族概念，只是个地理概念。如同英国人对待香港一样[25]，英国人也从来没有把新加坡人视为自己的公民，也只是维护英国东南亚商业利益的中转站。在恶劣的东南亚地缘政治环境下，饱含中国人气质的新加坡人，既需要扬弃、改造英殖时代奠定的政治架构，在反殖、自治、联邦、独立、去殖等重大事件中，缔造一个独立的国家，一个全新的民族，一个安全的社会。
因此，新加坡的政治发展与政治变迁可以说是观察“政治的治理化”的好标本，具体包括新加坡对安全的渴求；新加坡如何建构法治政府，将国家机器程序化；新加坡的共识助产术到底是什么，如何教化民心，影响公论；如何长期执政而保持廉洁、效率，不腐化；如何建构税收国家、预算国家，如何依靠国有企业保持国家自主性；如何将国家治理的触角深入社会；如何建构一个标榜自力更生的福利国家；如何实践上通下达的双规政治模式，全面吸纳大众，分类吸纳精英；如何协调不同利益，争取政策共识，形成灵活而有弹性的强大政策能力；以及，如何建构基于均值检验的格式化国家，治理一个真实的新加坡。
新生的新加坡会否成为另一个中国？宗主国英国当然不希望自己昔日的东南亚行政中枢，成为另一个“共产中国”。新加坡执政党人民行动党也否定了这种可能性：“我们不可能在东南亚的政治土壤上栽种中国的果树”。[26]而人民行动党的政治支撑，占人口大多数的华人，的确希望在东南亚险恶的地缘政治环境中复制另一个中国，将新加坡变成为大陆中国的海上翻版。
新加坡从政治上否定成为另一个中国的可能性，但在意识形态上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糅合在一起，在去殖、治理、现代化的五十多年中，走出了一条成功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现代化道路，建成了历史上第一个华人主导的海上城邦，积聚了高度的体制自信，从无到有，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民族、前所未有的国家，并激发了周边大国的学习兴趣，包括中国和印度。
“没有人愿意向失败者学习”，国与国之间也不例外。中国会是另一个新加坡吗？今天，这个问题引起了很多人的思考，断然否定亦或全盘肯定都不是科学的态度。单从规模来看，新加坡乃蕞尔小邦，中国为超级大国。中国人口数百倍于新加坡，面积万倍于新加坡，规模相差甚大，很多人不免会因此直接拒绝中国成为另一个新加坡的可能。无论是“以夷为师”的中体西用论，还是“落后就要挨打”的救亡图存论，抑或“赶英超美”的大国崛起论，这个小邦都不值得中国这个大国学习。不过，实践远比理论更敏锐，历史也远比逻辑更有说服力。三十年多来，中国向新加坡的学习已历三波，大致以十年为一期，从改革开放、社会管理到政治体制，三个阶段侧重不同。
如果将“先发展后民主”界定新加坡模式的基本内涵，我们也许不难对刚才的问题做出否定回答。如果我们从比较历史视角理清新加坡政经体制的真正特征，也许我们会做出相对肯定的回答，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不管新加坡看上去多么西化，它骨子里浸泡着根深蒂固的中国性格”。
同样重要的是，基于新加坡模式的实际经验对于“先发展后民主”之说的反思，也可以提醒人们关注二战后整个东南亚区域政治的进程、结构与体系，去殖、治理、现代化是东南亚政治的三大动力，同样也是三大任务。东南亚各国的政治差异，主要取决于各国完成这三大历史重任的程度，而非政府形式的不同。或者说，哪一种政府形式更有能力完成这三大任务，这种形式就是好的政府、好的政体、好的体制。
正如王赓武教授所指出的，中国的兴衰与海外华人的身份认同、国家认同与命运息息相关。在中华文明复兴前景日益明朗的今天，新旧世界秩序正在更替，与曾经发生的历史一样，东南亚国家的政治命运或许即将在新旧世界秩序的冲突中发生新的变化，这些国家必须正视中国国家实力与历史文明的复兴，这一正在发生的大趋势将深刻地影响海外华人在驻在国的地位与作用，影响新加坡与中国以及东南亚与中国的关系。
（本文原载 《新加坡研究》2014年1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 张炳良，“新加坡模式对香港政治之启示”，《信报财经新闻》，2005-05-04。
[2] 翟玉忠，“新加坡不是法治国家”，新法家网站，网址http://www.xinfajia.net/187.html，访问日期2013/8/1。
[3] 潘维，“民主迷信与咨询性法治政体”，《中国社会科学季刊》，2011年秋第31卷。以及，潘维，“中国模式与新加坡”，《东亚论文》第68期，2009年4月10日。
[4] Sonny Yap, Richard Lim and Leong Weng Kam, Men in White: The Untold Story of Singapore's Ruling Political Party, Singapore: Singapore Press Holdings Limited, 2009.
[5] Gordon P. Means. “Soft Authoritarianism in Malaysia and Singapore”,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7, No.4 (1996). pp. 103-17.
[6] 蔡定剑，“新加坡民主机制下的威权统治”，《中国社会导刊》，2006年第5期。
[7] 王瑞贤：“从李光耀身上提炼出来的政体：‘为民政体’，又名‘新加坡政体’”，载《两极哲理》，2008年版，第162-167页。
[8] 孙景峰，“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意识形态研究”，《社会科学研究》，2006年第3期，第56-62页。
[9] C.V. Devan Nair (ed.), Socialism That Works... The Singapore way, Federal Publications, 1976.
[10] Dennis John Gayle, (1988) "Singaporean Market Socialism: Some Implications for Development Theor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Economics, Vol. 15 Iss: 7, pp. 53–75.
[11] Christopher Lingle, Singapore's authoritarian capitalism: Asian values, free market illusions, and political dependency. Barcelona, Spain: Edicions Sirocco and Fairfax, VA: The Locke Institute, 1996.
[12] Christopher Lingle, “Singapore Communitarian Capitalism”, Reason, October 1996, pp. 46-47.
[13] 李光耀，《财经》杂志，2006年11月28日访谈。
[14] Sonny Yap, Richard Lim and Leong Weng Kam, Men in White: The Untold Story of Singapore's Ruling Political Party, Singapore: Singapore Press Holdings Limited, 2009. 新加坡政治故事的另一个版本与之存在很大分歧，即Poh Soo Kai, Tan Jing Quee and Koh Kay Yew, The Fajar Generation: The University Socialist Club And The Politics Of Postwar Malaya And Singapore, Strategic Information and Research Development Centre, 2010.
[15] Chan Heng Kong, Singapore’s Political Economy: A Case Study of Social Cost in a Market Economy, Universal Books, 2005.
[16] 2010年作者赴新加坡调研的访谈记录。
[17] 对代议制民主国家的混合体制特征的精致分析，参见Mogens Herman Hansen: "The Mixed Constitution: Monarchical and Aristocratic Aspects of Modern Democracy", University of Copenhagen, 2010.
[18] 贺圣达等：《战后东南亚历史发展1945-1994》，云南大学出版社1995，第217页。
[19] 王赓武，“‘党国民主’与三代海外华人的进与退”，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67期，2011年3月，第1-15页。
[20] 同上。
[21] 同上。
[22] 同上。
[23] 同上。
[24] 同上。
[25] 強世功：《中国香港：政治与文化的视野》，三联书店2010。
[26] 1960年7月1日，人民行动党重要领导人杜进才在南洋大学大学周上的开幕致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