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新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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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新雨:布哈林、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的党内路线斗争与大饥荒的发生——第十一届“开放时代”论坛发言

吕新雨

[摘要] 只有社会主义道路是努力通过工农联盟的方式以克服工业化过程中的城乡分裂,苏联和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最重要的性质就是工农联盟,它是要把传统的小农经济通过合作、集体的方式与社会主义的工业化过程联动起来共同发展,其成败得失需要在历史的大背景下重新阐述。如此,我们才能重新反思为什么今天中国城市化过程变成对“普世道路”的想象与实践,及其暴力的再发生?并警惕新一轮重新剥夺农民的开始。今天全球格局下资本主义造成的城乡分裂,以及第一世界、第三世界的南北问题和前殖民地问题都是新的“城乡”关系的体现,布哈林曾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对此有精辟的分析。所以,我们需要重新理解和阐述工农联盟与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特别是在当今中国的语境下。

梁漱溟论革命党与政党

吕新雨

抗战之后,梁漱溟在山东邹平的乡村建设运动失败,他开始投入到组建第三政治势力,斡旋国共合作的政治活动之中。期间,他对中国政党问题连续发表了一些重要见解。概括起来,主要为两点:一是政党与中国社会的关系;二是革命党与政党的异同。这些,为我们今天理解中国的政党政治提供了另类视野。    首先,他一贯坚持中国的政党并不具有社会基础,中国的社会性质决定了中国的政党无法建立在阶级的基础上,社会分野不明,在社会上没有真实的根据,党派分野也就无真据,在政治上没有坚定的立场,“中国的党派全不是真的党派。说一句笑话,中国的党派都不免是‘乌合之众’”。政党是在国家制度上给国民参政的机会,是根据阶级、种族、宗教、职业、地域等不同,各自结党,是建立在阶级或者其他社会分野上的,这是普通的政党。1946政治协商会议前后,媒体所讨论的宪法修正案,是积极准备实行多党制,“所谓结束一党训政,就是接着要过渡到普通政党政治,也就是由一党制过渡到多党制”。但是,梁漱溟独具眼光地指出,中国其实并不具有实现多党制的条件。    “但普遍讲来,一党就是革命党,而多党就是普通政党。普通政党大概是承认现秩序,在现秩序下活动,依据现秩序而存在。革命党则不然,是要推翻旧秩序,建造新秩序,目的在革命。真正的革命并非以某一党为对象,而是在对社会秩序有新的变革。革命党即负担此项任务,是与普通政党有别。”    为了要改造社会秩序,有时有实行一党制的必要。假如一个党要行一党制,其目的必须在于建造新秩序,只有在这个目的下的一党制,才能被承认。假如有人要问,中国目前实现多党制的时机是否已经成熟?“我可以断然的、毫无怀疑的说:不是。今天不是一个普通政党出现的时候。为什么?因为今天只是把推翻旧秩序的一面做得差不多了,而另一面则是一个革命党尚未完成他的任务的时候。再者,今天是中国社会秩序的青黄不接的时候,饥荒的时代,缺乏社会秩序。老的秩序已被推翻,…

宪政的根基——抗战前后梁漱溟的宪政思想与实践

吕新雨

[摘要] 今天坊间和学术界的梁漱溟热,鲜有讨论他的宪政思想及其与乡村建设的关系。其实抗战前后,梁漱溟对宪政和政党问题有大量论述,值得今天重新回顾。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的理论及其建筑于上的宪政思想,却开辟了一个帮助我们理解中国的历史、革命和现实的新视野,那就是自下而上的乡村建设才是宪政的前提,宪政是人民的运动,中国只有克服城乡分裂、重建乡村社会主体才能抵达宪政的根本。局限在"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元框架下来谈中国的民主宪政问题,是把中国的问题收缩为城市和中产阶级的问题,这恰恰是城乡断裂的表征和后果。

乡村危机与新乡土主义 ——一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城乡关系

吕新雨

中国的城乡关系或者“三农”问题需要在中国近代以来一百多年的历史过程中去重新理解。   这个历史视野包涵以下的基本判断: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国的社会结构在晚清开始改变,这是中国现代性的开启,最典型的体现就是传统中国城乡互哺关系的断裂与对立。地方精英蜕变为杜赞奇所描述的营利性经纪人,“地方”和“国家”的概念产生变化,新的国家建设和地方军事发展,使得赋税日益沉重,所以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革命的任务就是打倒军阀土豪劣绅和打倒帝国主义,这是国共合作时期农民运动得以轰轰烈烈展开的基础。这就是为什么在1911年辛亥革命中还处于消极被动的中国农民,十年后却在大革命时期大规模地成为革命的积极推动者和参与者。   在这个意义上,乡村革命与中国现代政党之间的关系需要重新理解。今天的流行观点是1949年之后摧毁了传统的乡绅自治的社会结构,这一看法是违背基本历史事实的。真正意义上的社会革命来源于二十年代的国民革命,它的前提正是传统社会的崩解和失序,这就是为什么二十年代最具有动员力的口号是:“打倒土豪劣绅!”它表明了晚清以来乡治危机与革命之间的互动关系。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30年代以梁漱溟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乡村建设运动,力图对逆转的城乡关系进行改造,中国几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开始投入这个城乡裂变的现代中国的大命运中。   毛泽东领导的农民革命以“群众路线”的方式成功地完成了现代政党和中国社会最大多数人群的结合,完成了把晚清以来日益解体的乡村社会整合成革命主体的功能,从而使得乡村社会成为中国革命不竭的力量来源,实现了对外抵御帝国主义侵略、对内统一国家权力的历史任务。1949年以后的民族国家建设中,工农联盟被放在至高无上的重要的地位,并以此重建新的城乡关系,这个关系既以剪刀差的方式强制实现农业、农民、农村对城市、工业的支持,也以国家自上而下的方式强制进行对农业、农民和农村的回馈,以“缩小三大差别”,即工农差别、…

“东方封建专制主义”与中、俄(苏)二十世纪的革命与道路之辩

吕新雨

 《东方早报》“上海书评”栏目从去年十一月开始,一直到今年一月底,连续六期连载秦晖先生批评杨震先生与我的文章,其中对我的批判尤甚。这里,我愿意响应秦文中的号召:从事实和逻辑出发,对其批评做必要的回应和辩驳。并不仅仅是因为秦先生批评我个人的调子很高,态度很严厉,更是因为这背后涉及一系列对历史、理论与现实问题的理解,以及如何对待学术的态度,我们之间其实有着深刻而尖锐的分歧,这些都值得公开讨论。      一, “关中模式”与列宁的“美国式道路”      秦晖先生在第一篇《有趣的“左右夹击”》 1中首先指控我对于其著作《田园诗与交响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完全不涉及该书的主要内容:既不涉及‘关中模式’也不涉及‘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却指责其‘隐瞒’了列宁‘土地国有化’言论”,是“深文周纳的‘动机’分析”, 这不符合基本的事实。   本人发表于《读书》2004年4期的书评《农民、乡村社会与民族国家的现代化之路》,其副标题正是“评《田园诗与交响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 ”,也就是说是专门讨论秦先生此本书的。但奇怪的是,先生六篇连载的批判文章,却只字不提此文。而2010年《田园诗与交响曲》的再版序言中(该序言涉及批判我的内容基本重复第六篇文稿),对我的批判也(同样)只是涉及《农业资本主义与民族国家的现代化道路》这篇长文,好像上述书评并不存在。   《农业资本主义与民族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并不直接涉及秦先生的“关中模式”,是因为另有话题,却是以上述书评的批评为基础的。如果要说把列宁的“美国式道路”与中国农民问题绑架在一起,始作俑者正是秦先生自己。秦文夸张地说该书“提及列宁的文字不过数百,就值得吕先生做了七万字的大文章来驳斥,笔者受宠若惊自不待言” 2,但凡读过此书的人都会知道:列宁的“美国式道路”和“普鲁士道路”本身就是《田园诗与交响曲》的重要理论框架,第一章和最后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