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德文

11篇文章

吕德文:基层治理转型中的群众路线

吕德文

[摘要] 群众路线是一个矛盾的结合体,群众观点和群众工作方法之间是对立统一的关系,群众工作方法内部也具有多重对立统一关系。在长期的国家建设过程中,群众路线逐渐形成了相对成熟的工作机制,包括简约治理、中心工作和综合治理三大机制,它们已成为国家治理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国家治理的转型,群众路线也面临诸多挑战,简约治理、中心工作和综合治理机制无不在实践过程遭遇困境。群众路线具有“纯粹”的官僚制所不具备的优点,它适应国情,且符合公共行政发展的未来趋势,因此,需要找回群众路线在国家治理中的中心地位。

吕德文:灰色治理与城市暴力再生产——鲁磨路“城管”实践的机制分析

吕德文

[摘要] 与西方经验不同,近十多年来中国城市暴力的兴起并不是城市共同体失败的征兆,也不是简单的暴力犯罪的法律问题,而是特殊的城市治理机制的产物。在灰色治理中,城市空间实践塑造了大量的灰色地带,半正式行政主导了一线行政,使得权力实践双方保持了微妙的平衡关系。治理者与被治理者之间虽然是一种非对称性关系,但是,权力实践是有节制的、柔性的,被治理者也有自主性空间,他们之间的跨边界关系呈现出联盟、妥协、抵制、攻击等共存的混杂状态。灰色治理过程主要包括保护性协商机制和边界改变机制,在组织调控加强、媒介动员等情况下,治理者与被治理者之间的顺从模式可能无法支持,继而相互攻击主导了跨边界关系。在这种情况下,灰色治理再生产了城市暴力。

吕德文:中国小县城里的黑社会江湖

吕德文

一个小县城有几十万人,但真正有权有势的就那几百号人。这几百号人里面大概有两三百个科级以上干部,然后有几十个较有影响的各行各业的老板,再有就是几个有头有脸的江湖人士。 黑社会不是单个犯罪集团,而是由众多犯罪个体、松散的犯罪团伙、有经营头脑的组织者整合而成的体系;黑社会与正常社会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它必定嵌入在市场社会、人情社会、权力网络之间,并从中汲取营养。因此,一个完整的黑社会体系,必定有一个联系色谱:黑、灰、白等成分都有。犯罪集团生存的秘诀在于,它努力保证其底色是灰色的,而不是黑色或白色。 县里有头有脸的那些人 一个县域社会有几十万人口,但真正有权有势或许只是几百个人。这几百个人里面大概有两三百个科级以上干部,然后有几十个较有影响的各行各业的老板,再有就是几个有头有脸的江湖人士。 笔者在县城调研,感触非常深的是,这几百人实际上构成了一个熟人社会网络,相互之间即便不熟悉,也大致了解各自的底细。身处网络中的一个人,如果碰到什么事需要找到网络内的任何一个人,一定可以不费力地找到对方。事实上,我们的调研之所以较为顺利,恰恰是因为获得了这个圈子里的几个关键人物的支持,以至于可以不用过于费力地找到想要访谈的对象。 公安局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它是权力的交汇点,也是信息集散地。说它是权力的交汇点,这很好理解,因为它是县城里面唯一合法掌握并可施展暴力的机构。县政府如果要强力推行某项工作,就必定需要借重公安局的力量;而社会中的各方势力如果要顺利活动,也必须有公安局的保驾护航。说它是信息集散地,是因为公安局是唯一可以毫无阻力地接触社会各个角落的机构,它本身就是一个情报中心。 在这个意义上,黑社会的一些情况不可能不被公安局知道。我们访谈了多个公安局的中层干部,在掌握信息上绝对是专业的。关键在于,信息要呈现为无可辩驳的证据。事情就复杂在这里——怎么明确的界定黑社会的犯罪事实。 一般情况下,黑社…

贺雪峰、陈柏峰、吕德文等:乡政不可怠,乡业不能衰

贺雪峰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

[摘要] “基层工作很重要,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基层既是产生利益冲突和社会矛盾的“源头”,也是协调利益关系和疏导社会矛盾的“茬口”。把基层基础工作做扎实了,利益关系得到协调,思想情绪得以理顺,社会发展中的不稳定因素就能得到及时化解,各种矛盾冲突就能得到有效疏导,社会和谐也就有了牢固的基础。正因如此,我们党和国家对乡村治理问题高度重视,出台了一系列文件来探索解决乡村治理难题的方法。乡村治理的规范和完善,既需要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也需要地方的试点和创新,这是一个开放性探索的过程,当然也需要我们理论界、学界进一步研究。

吕德文:当前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新识

吕德文

近些年来,随着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我国进入了社会矛盾凸显期,出现了一些较为激烈的突发性事件,这其中,受伤害的不仅仅是群众,还包括基层干部。在这种形势下,正确认识人民内部矛盾,就显得尤为必要。我认为,理论学术界尤其需要清醒地认识和把握这一问题。   一、当前人民内部矛盾复杂性的基本表现 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期的现实决定了人民内部矛盾的复杂性和模糊性。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之间更容易混淆。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的工作重心转入了经济建设,社会各阶层都成为人民的一部分,基于阶级身份划定的敌我矛盾已经不存在。但是,极少数颠覆国家政权、危害社会的人和思想仍然存在,而且不容易为干部群众识别。少数干部出于种种原因,甚至不愿意区分这两种不同性质矛盾。 二是非对抗性矛盾与对抗性矛盾之间界限更加模糊、更容易相互转化。一般情况下,人民内部矛盾在根本上是非对抗性的,但在利益分化的社会转型期,各个利益主体往往容易注意当前的、局部的、个人的利益,而不了解或者不很了解长远的、全国性的、集体的利益,有的利益主体甚至更加倾向于采用对抗性方法进行利益博弈。一旦博弈破裂,非对抗性矛盾就很有可能走向对抗性矛盾。这典型地表现在近些年来某些征地拆迁事件中。在征地拆迁过程中,部分农民往往采用对抗而非协商的手段谋求更多的补偿款;一些开发商为了压低征迁成本运用灰色暴力;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加快工程进度采取断水、断电等强硬措施。 三是人民内部矛盾中的“大事”和“小事”变得难以区分。一般而言,政府的科层体系只适合办一些带有普遍性的、难以解决的“大事”,诸如民事纠纷这样的具有特殊性的且容易解决的“小事”,只适合通过社区自治进行处理。长期以来,我国人民内部矛盾的化解机制主要依赖于基层干部,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矛盾不上交”。少数真正通过信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