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晖临

6篇文章

当代农民工的抗争与中国劳资关系转型

郭于华

2010年的春天注定是中国工人历史上的一个特别时期: 1月23日凌晨,富士康员工马向前坠楼身亡。在其后的短短几个月里,富士康的不同厂区接连发生十几起员工跳楼自杀事件,仅5月一个月就有7名员工自杀,引起社会强烈反响。面对指责,富士康总裁郭台铭坚称富士康不是血汗工厂,亦称大多数自杀与富士康无关。从1月至8月底,已有17名富士康员工坠楼,其中14人死亡,2人重伤致残,此外还有一人割脉自杀未遂。 5月17日,广东佛山南海本田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数百名工人因不满工资低、实习生待遇差、中日员工同工不同酬而集体罢工;5月20日,劳资双方进行谈判;5月24日,本田公司解雇了带头罢工的两名工人;5月31日,罢工事件升级,罢工工人与南海狮山镇总工会人员发生肢体冲突,数名员工被打伤。罢工期间,本田在中国的整车生产企业均被迫停工停产,每日产值损失超过两亿元。6月4日,在广东省总工会、地方政府的介入下,经过谈判,劳资政府三方签订协议,厂方在员工现行的工资基础上提高33%,约增加500元。罢工最终以工人们的胜利而告终。 以罢工方式表达诉求的除佛山南海本田工人外,还有: 2010年5月5日南京新苏热电公司罢工; 2010年5月14日河南平顶山棉纺厂罢工; 2010年5月28日上海夏普公司罢工; 2010年6月5日江苏昆山书元机械厂罢工; 2010年6月6日深圳美律电子厂罢工 …… 这一系列的工厂事件向整个社会画出了一个巨大的问号:我们究竟身处何种时代?劳方、资方和官方之间出现了什么问题?面对工人的抗争行动,我们首先会思考的问题一个是时点:为什么农民工的抗争会在这个时段上普遍爆发?另一个是方式:为什么这些年轻的农民工采取了如此不同的抗议方式:在富士康是自杀这种个体主义的方式,而在本田等工厂则是大规模集体行动的方式? 一、新生代农民工与抗争时代的来临 在当今中国的劳动大军特别是“世界工厂”中,“新生代”农民工…

潘毅、卢晖临、张慧鹏:阶级的形成:建筑工地上的劳动控制与建筑工人的集体抗争

潘毅

[摘要] 大工地是中国社会生产关系和制度变革的产物,它又如一个缩影,揭示了三十年改革所造成的全部社会冲突和矛盾。被投掷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中的建筑工人,以对强加在他们身上的剥削的最直接、自发的反抗,顽强地将多方力量遮蔽的阶级结构及阶级对立暴露在世人面前,并呼唤自己作为一个阶级存在的合法性。本文记录了分包劳动体制下建筑工人挣扎求生存的苦难,以及一个新兴工人阶级艰难孕育的历程。 Large construction sites are the outgrowth of China’s social productive relations and institutional transformation. It also epitomizes the various social conflicts and contradictions given rise to by thirty years of reform. Being thrown into the capitalist productive relations, the construction workers fight directly and spontaneously against the exploitation inflicted on them and expose to the public eyes the class structure and class antagonism which have otherwise been covered up by forces of various kinds. In this way, they assert themselves as a legitimate class. This essay documents the hard struggle for survival of the construction workers under the sub-contracting labor system and the painful birth of this emerging working class.

暴力的根源——揭开建筑业拖欠工资的面纱

潘毅

“我们连工人都算不上。工人给老板干了活儿,就能拿到工资……我们建筑工人不一样。我们就像贱民,低等人。我已经给老板干了286天了,还一分钱都没有拿到。我在这儿等工资,就只能碰运气。”逼近年关的严冬,建筑工人老陈和他的工友却滞留在北京郊外的一处工地上为工资发放问题焦虑不已。 老陈来自湖北农村,年初跟着同县的包工头到北京打工,口头议定一天工资五十元。每做一天工,他就在随身携带的小本上记下时间和工作内容。记录与日俱增,而报酬却始终停留在口头上。记到第286天的时候,除了每月两三百元的生活费,他一分工钱都没有拿到。 老陈的经历并非特例。今年是温总理替农民工追讨工资的第六个年头,而建筑工地上拖欠工人工资的情形仍然相当普遍。六年来,房地产建筑行业作为三驾马车的经济贡献备受瞩目,而这种经济增长背后肆无忌惮的资本积累,及其对建筑从业人员施加的社会伤害却常常被忽视。自从2007年11月开始,我们走访了北京郊外的四处工地,深入访谈了200多个工人;而后我们又跟随河北、河南多个村的建筑工人回到他们的家乡,访问了近百户建筑工家庭。几乎所有访问过的工人都在近期有过被拖欠工资的经历,他们充满着等待当季工资的焦虑和手持陈年欠条的无奈。 “干这行的谁没有挨过捞(骗)呢?都挨过捞……这张欠条已经有三年了,我年年到他家(包工头)去要,到现在还都要不到。你们说说,怎么才能把这个钱要回来呢?”我们刚到河北一个有1000多建筑工人的农村,很多家庭就迫不及待地展示了他们“珍藏多年”的欠条。 事实上,2008年1月份新劳动合同法的出台已经准备要赋予工人更多的合法权益。然而,当制造业的工人已经开始据此争取加班工资时,在建筑行业的实践中,却连1995年旧劳动法的工资按月发放条款都未贯彻。建筑行业的潜规则为什么能够凌驾于法律之上? 这种远远滞后于其它行业的状态为何迟迟不能改善? 一般的分析认为,建筑业拖欠工资的源头在于“黑心”…

尘肺病人的死亡接力棒–以深圳爆破业建筑工人为例

沈原

2009年7月21日,《潇湘晨报》报道了湖南耒阳100多名在深圳打工的风钻工人因工作过程中职业病防护措施缺失而罹患尘肺病的事情,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以北大、清华两所学校为代表的高校师生也很关注这件事情,十几名学生组成的调研小组远赴深圳、湖南,对事件进行了深入的调查。本文正是在调研小组收集到的材料基础上,结合以往的调查研究写成的。 2009年8月15日,在经历了3个多月的折腾和煎熬之后,倪桂生已经心力交瘁,拖着病重的身体,踏上了回家的列车,他只想尽早离开深圳这个让他绝望的地方。和倪桂生一起回家的还有十几个老乡。过去的十多年时间里,他们在深圳从事风钻工,并因此患上了尘肺病。原本,他们可以依法拿到高额的赔偿,可是,因为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没有办法证明自己和爆破公司的劳动关系,他们只能拿到区区几万块钱的同情费。 过去的100多天里,为了证明自己的劳动关系,这些身染沉疴的风钻工人负担高昂的食宿费用滞留深圳,并数次往返于深圳与湖南老家之间。他们消耗了太多的时间、精力还有金钱,然而事情却进展缓慢,难见转机。最终,他们再也消耗不起了,只能无奈地接受现实。当他们踏上回家的列车时,我们可以深刻体会到他们当时的心情,然而我们却没有办法给他们任何安慰。对于他们的不幸遭遇来说,所有同情的语言都显得太过苍白无力。 劳动关系缺失: 一道迈不过去的坎儿 从90年代初开始,倪桂生所在的湖南省耒阳市导子乡的村民就开始到深圳工地上,从事孔桩爆破井下风钻作业。他们的工作就是先用风钻在岩石上打眼,再用炸药爆破,在坚硬的岩石上打下直径一米到两三米不等,深达数十米的孔桩,然后在孔桩里浇筑钢筋混凝土给高楼大厦做地基。从90年代初到2003年十多年的时间里,耒阳的工人基本垄断了这一行,深圳几乎所有的标志性建筑,包括地王大厦、赛格广场、市民中心,都是耒阳人打下的地基。 井下风钻作业粉尘特别大,对身体危害极大,老板又没有提供相…

新世界中国”地产公司工地调查–拖欠工资的根源

潘毅

  “我们连工人都算不上。工人给老板干了活儿,就能拿到工资……我们建筑工人不一样。我们就像贱民、低等人。我已经给老板干了286天了,还一分钱都没有拿到。我在这儿等工资,就只能碰运气。”逼近年关的严冬,建筑工人老陈和他的工友却滞留在北京郊外的一处工地上为工资发放问题焦虑不已。 老陈来自湖北农村,2007年初跟着同县的包工头到北京打工,口头议定一天工资五十元。每做一天工,他就在随身携带的小本上记下时间和工作内容。记录与日俱增,而报酬却始终停留在口头上。记到第286天的时候,除了每月两三百元的生活费,他一分工钱都没有拿到。 老陈的经历并非特例。2008年,香港一家叫做“大学师生反对无良企业行动”(SACOM)的民间机构调查了新世界中国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世界中国”)在内地13个城市的工地,调查报告为我们提供了建筑业极为糟糕的劳动保护现状。调查发现,除了部分塔吊工是按月直接从施工单位领取工资外,其余建筑工人的工资被拖欠率竟达到100%。被调查的工人中80%每月只可以领取到200元的生活费,远低于法律规定的当地最低工资标准,以月工资2000元计算,工人每月获发工资仅得全额工资的10%。有的包工队甚至接连几个月不给工人发生活费,在这种情况下,工人一边工作,一边还需要家里寄钱来维持基本的生活。即使经过漫长的等待,工人也无法如数拿到全额工资,在SACOM重点调查的8个工地中,50%以上的工人在年底结算工资时都遭到了各种理由的非法克扣,少则几十,多则上千。 事实上,自2003年底起,建筑业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就引起了政府的高度关注。首先是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亲自为一位重庆籍农民工讨工资,为农民工的苦难而掉下热泪。然后是政府承诺要用三年时间基本解决建设领域拖欠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问题,将整治转包和非法分包等行为作为政府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此后,全国性的“讨薪风暴”迅速蔓延,实名制、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