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思达

4篇文章

刘思达:职业化及其批判

刘思达

自21世纪以来,随着统一国家司法考试制度的确立和律师、法官、检察官等法律实务人员专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概念在我国法律界的公共话语中逐渐流行起来,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观点是北大法学院的强世功教授写作于2002年的一篇激情澎湃的《法律共同体宣言》。该文认为,在我国现代化的进程中,社会劳动分工的发展导致法律系统的自主性不断增强,而法官、检察官、律师、法律学者等法律相关群体将构成一个具有“共同的知识、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思维、共同的认同、共同的理想、共同的目标、共同的风格、共同的气质”的职业共同体和精神共同体。这个法律共同体主张“形式理性的道德不涉”“为权利而斗争”“分散诉讼机制的司法理性”以及“法律的自主性”,将是法治社会的中坚力量。 然而,十几年之后的今天,纵观我国各个法律职业的发展状况和相互关系,离这个理想中的共同体还相去甚远。首先,律师与法官、检察官之间的流动性十分有限,彼此的认同感也不强,尤其是在刑事案件中,检察官与律师的关系甚至有些水火不容,不但缺乏相互尊重,而且时不时还会出现以“律师伪证罪”为名的职业报复行为。其次,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之间的衔接也存在很大问题,虽然在高等教育“大跃进”的背景下,全国各地已经设立了600多个法学院系,但法学教育的核心基本上还是从国外舶来的高度脱离本土法律实践的技术性知识,法律学者与实务工作者之间缺乏严肃的学术性交流,法学毕业生从“象牙塔”进入实践工作岗位之后也往往会感到无所适从。再次,本应由律师业主导的法律服务市场也呈现出四分五裂的割据景象,外国律师事务所、基层法律服务、企业法律顾问、法律咨询公司、专利代理、商标代理乃至“黑律师”“赤脚律师”等机构和群体都对律师的市场空间构成了持续性的限制乃至威胁。而最重要的问题在于,中国法律人的政治参与空间自建国至今都极其有限,法律系统根本没有获得相对独立于政治系统的“自主性”,反而处处受…

刘思达:法律社会学的定性研究方法

刘思达

近年来,随着中国法学研究的主流范式从法律移植向本土资源的转换,法律实证研究方法在我国法学界已经受到广泛关注。然而,不熟悉社会科学的法学家们对“实证”二字却常常有一种误解,即认为实证研究就是使用问卷调查和统计分析的定量研究。 数字和统计并非法律实证研究主流 事实上,强调数字和统计的问卷调查只是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中的一种,即使在西方法律社会学界,使用问卷调查的定量研究也并非主流,更多的法律实证研究所使用的是定性研究方法,即访谈、参与观察、历史文献分析等。这一方面是因为法律社会学并不像其他一些社会科学领域(如经济学、人口学等)那样强调研究的“科学性”;另一方面由于法律系统的许多方面(如法院、立法机关等)并不对研究人员充分开放,因此关于法律制度的统计数据往往不容易取得——即使在定量方法最发达的美国也是如此。 即使有机会进行大规模的问卷调查,由于各种原因,我国法律系统的许多统计数据在抽样等技术问题上也很难达到复杂统计分析的要求。于是,定性研究方法对于我国的法律社会学乃至整个法学的学科发展而言就显得尤为重要。 访谈不是“座谈” 不少法学家都经常去法院、检察院或律师事务所进行“座谈”,把和研究课题相关的人员全部召集在一起开会。这种方式看似效率很高,其实违背了实证研究的几个基本准则。首先,要真正了解被访谈人的工作,就应当去他本人的工作场所,因为语境变了,说的话可能大相径庭。其次,要真正了解有潜在利益冲突的不同研究对象对同一个问题的看法,就应当将其分开,一对一地进行交谈,否则大家难免会瞻前顾后、欲言又止。再次,访谈时要尽量避免有不相关的人员在场,尤其是被访谈人的领导或同事,但座谈的时候往往有领导在场,这会进一步制约谈话内容的实质性和真实性。因此,要想获得更为真实、深入的数据材料,就必须避免流于表面形式的座谈,而应真正去了解被访谈人的工作和生活。 访谈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强调访谈人与被访谈人之间…

中国法律的形状

刘思达

[摘要] 本文采用社会几何学的研究视角,提出一个理解法律系统之整体形态的社会学理论分析框架,并由此将当代中国法律系统的基本社会形态概括为十六个字:内圆外方、三位一体、二元对立、法政合一。其中“内圆外方”是中国法律系统的社会结构,“三位一体”是其运作方式,“二元对立”是其价值观冲突,“法政合一”是其文化核心。这一理论分析框架充分认识到法律系统内部种种矛盾与冲突的不可调和性,并试图用一种社会互动而非社会整合的眼光来审视其基本形态与变化过程。本文既是对当代中国法律系统整体形态的一次社会学分析,又是法律社会学理论创新的一次尝试,为关于中国法律制度在立法、司法、法律职业、纠纷解决等方面的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在理论层面彼此对话和整合的可能性。

风雨飘摇中的法律服务所

刘思达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的法律版图上出现了一种结合了基层政权、司法行政与法律服务的独特现象,这就是乡镇法律服务所,在那个全国律师总数只有两三万人的年代,这一创举极大地填补了我国日常法律服务的空白。二十多年后的今天,曾经的乡镇法律服务所已经更名为“基层法律服务所”,其从业人员也早就发展到了十几万人,而这些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服务所目前的生存状态,却只能用“风雨飘摇”四个字来形容。 在法律服务所里工作的人,曾经叫作“乡镇法律工作者”,现在的正式名称叫作“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一般则被圈内的同行们简称为“法律工作者”或者“法工”,本文中为了叙述的方便,将他们统称为“基层法律工作者”。这是一群半隐形的法律专业人员,他们没有律师手中那鲜艳的“红本儿”,却做着和律师基本相同的工作——为当事人提供法律咨询、代写法律文书、代理诉讼和仲裁,为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担任法律顾问,等等,唯一的区别是不能代理刑事案件。基层法律工作者们在国家法律体系的最底层生存了二十多年,却很少有人知道他们这个拗口的名字,不明就里的老百姓和媒体都把他们称作“律师”,甚至连不少法官为了称呼方便也叫他们“律师”,而有些明白两者区别的人则把他们戏称为“二律师”。即使是在90年代末基层法律服务的鼎盛时期,除了在司法行政机关的内部刊物上能见到基层法律工作者的名字之外,这一群体也几乎从未得到过国家的任何公开宣传。法律服务所就这么“犹抱琵琶半遮面”地存在和发展着,经受着一次次国家政策变化的冲击和洗礼。 关于法律服务所的起源,可以说是众说纷纭,但大体上可以确定,乡镇法律服务是在1980年底在北京、辽宁、广东、福建、浙江等经济发达地区的一些街道和乡镇里开始出现的。到了80年代中期,这些来自基层的实践创举得到了司法部的认可,作为对律师数量严重不足的一种补充,乡镇法律服务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各地的乡镇街道都纷纷成立了与司法所“一套人马、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