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斯特

4篇文章

李斯特:乌苏里船歌:产权与伦理的双重变奏

李斯特

[摘要] 传统有关著作权保护的论述,更多的是“停留在现代著作权法的框架内的法律教义学研究上,只是继续驯服于前互联网纪元的现代著作权法律体系”,从而无法看到著作权背后的法权的历史过程和伦理意涵。本文借助关于《乌苏里船歌》著作权权属纠纷的案件,试图揭示出著作权“个体独创论”的话语的历史形成过程和内在困境,并提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仅要重建这种话语,而且要矫正著作权在现有分配格局下的不公平。具体到中国来说,那就是要“打破国际资本寡头垄断的产权制度和意识形态神话,再掀起一场著作权的革命,恢复被贬损的劳动和劳动主体的地位”。

人民司法群众路线的谱系

李斯特

自2004年以来,人民法院的各机关刊物上出现大量关于“和谐司法”的文章,[1]提出了许多以促进社会和谐为目标的司法举措,力度非小。在这股和谐司法的风中,许多提法、许多举措,令人想起建国初期那段渐行渐远的历史。吹去封盖在上的历史尘灰,我们发现,当下的司法,竟然与那段“不讲多少法律、法治”的历史中的司法呈现出某些相似的面目。这种相似性是否意味着人民司法[2]的发展经过兜兜转转,又回到了原点?还是说这是一种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升华?相似意味着两者的相同吗?还是说更多的是实质的相异?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本文首先从新政权的性质与合法性、动员社会和反官僚主义三个方面分析了新中国建立初期人民司法贯彻群众路线的主要原因,接着尝试从群众路线切入,解释建国初期人民司法的若干制度特征,最后从政法环境、政法定位、政法话语等几个大的方面入手,比较这两个时期的人民司法,旨在从历史中返照当下,力求对两者有一更真切明白的认识,同时发掘当下“司法为民”、“和谐司法”中可能存在的问题。 一 建国初期,迅速适应新时期,建立稳定、有效的国家机器和政治经济制度是头等大事。从争夺政权到建设政权、从战争到和平、从农村到城市、从部分地区到全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政府要经历一个重大的角色转变,而且它要将中国构建成一个现代民族国家。[3]这是一个南京国民政府已经开展但没有能够胜任的任务,现在落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政府的身上。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法律更多地是作为建国的方略,而不是治国的方略。法律要扮演的角色,是要推进对现有社会秩序的全面改造和重新构建。[4]因此建国初期的“法律”更多地具有“整合”的功能,这与我们现在所理解的“法律”相去甚远。我们在今天谈到“法律”或“法治”,它更多的是具有“凝固”的功能—以法律的形式使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尽量地稳定。这种“破坏”或“重建”的法律在改造和重建社会秩序的同时,也包含了对相应的意识形态的改造和重…

隐私与隐私权的限度——从人肉搜索第一案切入

李斯特

[摘要] 人肉搜索第一案中的隐私权问题实际上反映出中国当代社会的道德伦理立场的断裂,造成这种断裂的是社会利益的日趋分化。该案所指向的死亡博客事件是利益受到损害的社会群体利用新的互联网技术争取自我利益的一次私力救济,也是一种宽泛意义上的社区矫正。最终被表述为隐私和隐私权问题的本次事件反映了互联网时代社会空间与社会组织的深刻变迁,同时也表达了伦理重建的迫切要求。以个体自由主义作为伦理基础的现有隐私权理论需要内在反省才能适应这一形势。

清代地方法律实践中的现代逻辑——围绕“犯奸”展开*

李斯特

[摘要] 长期以来,伦理司法被看做中华法系的一大特征。但在清代关于犯奸行为的地方法律实践中,表面上由妇女贞节观的礼教思想主宰着的伦理司法,内里却贯穿着与现代法律实践和理论相一致的逻辑。这一内在的逻辑是由清代法律实践在处理犯奸案件中面临的司法资源不足的条件决定的。而且,正是这一约束条件还决定了这种内在一致性要呈现为与现代法律话语迥异的外在形态,因为在司法资源不足的前提下,压抑法律的专业性程度,利用道德教化手段反而是更有效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