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晟

13篇文章

媒体如何利用修辞权力?

李晟

自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与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使得媒体有更强的能力自由地发掘新闻报道素材并引领公共讨论热点和趋势。在媒体发挥其新闻监督作用的同时,伴随着媒体的发展,尤其是在网络新媒体例如微博、社交网站等高度开放性的自媒体蓬勃发展的背景之下,围绕着新闻监督的一些冲突和争议也随之产生。一方面,仍有不少权力部门面对媒体与公众的新闻监督采取掩饰乃至对抗的态度;但在另一方面,部分媒体对事实的夸张、扭曲乃至虚构也导致公众对其信任度降低,并且使得部分无辜的被批评者受到损害。这样一种纠结的状态,显示出关于新闻监督问题在现代社会中的复杂性。 在司法领域,近期成为讨论热点的一系列案件,都充分体现出这种媒体的新闻监督同法治之间的纠结关系。在例如李天一案、夏俊峰案、“房姐”案等等的热点案件中,都离不开媒体的深度介入。媒体的介入引领了公共讨论的议程设置,使得讨论主要在法律之外的层面展开,并且引导公众趋向于某些较为主流的“民意”,构成对于司法机关的压力或是质疑。当然,这也是新闻监督的一种表现形式,我们不能断然否认其意义,但更有必要对其从多个层面进行深入分析,而不能用一种基于不证自明的真理而构建的理想世界的想象来加以理解。 公权力的威胁 从一般意义的法理而言,言论自由是一项重要的权利,也是法治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密尔指出,正是对自由言论和多样性意见的保护使得真理得以浮现出来,并获得自我矫正功能,霍姆斯则进一步提出了著名的“思想的自由市场”的比喻。在比较成熟的法治社会中,不同言论在思想市场中展开自由竞争,自由竞争也就形成了净化机制。而在言论自由的思想市场中,新闻媒体的言论自由又有着特别突出的价值。 在现代社会中,公众特别依赖于新闻媒体来获取信息和表达观点,新闻媒体的自由因而从一般意义的言论自由中分离出来加以强调,新闻媒体由此成为了制衡立法、行政与司法三权的第四权力。虽然各个国家都有着自己不同的国情与法制体…

干部为什么越来越年轻?

李晟

近期,破格提拔年轻干部引发的争议不断见诸网络,其中不少人的“官二代”背景更进一步发酵了相关争议。在大部分案例中,网络舆情也往往迅速转化为权威媒体乃至官方机构的反应,这种反应通常都表现为顺应民意的处理。 以近年来此类事情高发的湖南为例,“90后副局长”王茜、“27岁副县长”徐韬、“80后副区长”朱松泉等人都被迅速免除了职务,相关责任人还受到了处分。湖南省有关部门对此采取了相当重视的态度,5月17日召开全省进一步规范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专题会议,而仅仅20天之后,6月7 日又召开进一步严肃干部人事工作纪律专题会议,传达了省委书记徐守盛要求全省各级党委认真回应社会关切,严肃组织人事纪律,端正选人用人导向的批示。 可见,此类事件中所形成的网络舆论,对有关部门的压力不小。可以预见的是,只要网络技术仍然保持目前的发展势头,信息的传播和交流依旧迅速,今后的干部提拔任用信息都会更广泛地进入公共舆论关注的视野,这种压力在未来也不会减轻,更无法逃避,因而将长期成为干部选拔任用中必须重视的一个问题。 被误导的网络监督 如果所关注的这类事件,仅仅就是简单的“官二代”借助父荫以权谋私的行为,那倒没有什么复杂性。此类行为从现有的体制中找不到其存在的合理性,所需要的对策无非就是严肃组织人事工作纪律,同时加强信息公开,以强化来自群众和舆论的监督。这样的对策虽然重要,但却不能充分反映问题的复杂性。事实上,这类现象的出现并不能简单全部归结为对“官二代”的照顾。在某些案例中,确实表现出了明显的权力干扰,但在另一些案例中,至少公开的报道没有显示出这一点。 要注意的是,近年来,作为改革方向的公开选拔考试,往往是制造出此类破格提拔事件的缘由。例如,湘潭27岁任副县长的徐韬、衡阳29岁任副区长的朱松泉,都是参加公开选拔考试而获得晋升机会的。现有的考试方式选拔干部,“试题一般从全国领导干部考试通用题库以及经认定合格的省级组织…

八二宪法,三十而立

李晟

1982年12月4日,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新的宪法,这部宪法典和此后四次宪法修正案共同构成的我国现行宪法,到现在已经进入到其实施的第三十个年头,迎来了或许在制定之初并未预料到的三十周年纪念。这意味着,由现行宪法所构建的这样一个政制秩序,已经在中国持续了三十年。 即便对我们这样一个习惯于从“上下五千年”的历史维度思考问题的民族而言,这三十年也属于难能可贵的一个尺度,因为在此之前,中国还从没有哪一部宪法能够在这个长度的时段中持续发挥其效力。八二宪法的“三十而立”,不仅意味着宪法的成熟,也反映出一个社会的相对成熟与稳定。   应运而生 从根本上说,宪法不仅仅是一个文本,其出现和延续,都是中国社会变迁与转型的结果。 即使从民国时期各部宪法的文本中,今天的研究者或许仍然能发现一些值得正面评价的内容,但在国家与民族的命运处于危难之时,这些宪法完全无力应对当时中国社会的风云激荡。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并被普遍认为结构和内容都较为合理的五四宪法,也未能在一个较长的时段中发挥其作用。作为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五四宪法旗帜鲜明地表达了其开创新时代的意志,但却未能充分实现其作用。学界普遍认为,五四宪法制定仅仅三年之后,就基本束之于高阁了。 这并非由于那一代人不如今天高明,缺乏先进的“法治理念”,根本原因在于,革命之后的中国处于建国与转型交织的历史背景之中,既需要建立一个统一、稳定的国家,更需要在有限的时间内加速完成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转型,从而常常面临历史吊诡所制造的矛盾与困惑。因此,政治决断常常从“最坏的可能性”的角度作出,依赖于对具体时空条件下面临的国内外形势的判断,而不是宪法这一稳定的、一般性的规则体系。因此,虽然在这一时期内并非没有涉及到宪法领域的实践,也并非没有相应的秩序,但却与宪法并无太多联系。 当建国与转型之间所形成的这种张力继续发展,导致中国经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