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晟

13篇文章

地方官员中“晋升锦标赛”是否真实存在?

李晟

   一、“晋升锦标赛”的理论逻辑 新中国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面对中国的高速发展,学术界一直致力于从实践中提炼出理论的解释,回答“中国做对了什么”的问题。关于经济增长的研究,就将地方政府间的竞争称之为“制度密码”。研究者指出,地方官员的晋升同地方政府竞争、尤其是经济增长的竞争联系起来,指出官员任期内的经济业绩同晋升存在正面联系,上级官员会主要依据经济增长来考核和提拔下级官员,从而激励下级官员为了获得晋升而追求更高速的经济增长。[1]这一基于实证的描述,被命名为“晋升锦标赛”模式。[2]“晋升锦标赛”这一理论概括,非常精炼而又生动的展示了经济增长与官员晋升之间的关联,描述了地方官员的行为激励,因而在提出之后得到了学界的普遍重视。 这一理论模型也几乎作为一种“共识”扩展到大众媒体和官方文献之中。人们普遍认为,地方官员会展开围绕着GDP增长率及其排名的激烈竞争,也就是公众与媒体所常说的“唯GDP论英雄”,甚至是更具讽刺意义的“数字出官,官出数字”。而官方表述中也对此作出回应。2013年11月4日,中央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印发的《关于开展“四风”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和加强制度建设的通知》中有这样一段话:“坚决查处制造假情况、假数字、假典型、虚报工作业绩的问题。坚决纠正唯国内生产总值用干部问题。”2013年12月6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在《关于改进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工作的通知》中进一步详细阐述: 政绩考核要突出科学发展导向……不能仅仅把地区生产总值及增长率作为考核评价政绩的主要指标,不能搞地区生产总值及增长率排名。中央有关部门不能单纯以地区生产总值及增长率来衡量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成效。地方各级党委政府不能简单以地区生产总值及增长率排名评定下一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政绩和考核等次。 即使是针对晋升锦标赛的现实批评或是改革建议,也都以对该理论的核心逻…

法治的“词与物”

李晟

(原题为:《回到本源说法治》) 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体系、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了前所未有的热词。一时间,“满城争说法治国”,媒体所描述的“法学家很忙”现象,生动的表现出法治在当下所受到的关注程度。 这样一种举国上下对于法治的普遍关注与高度期待,无疑是件可喜的事情,但正是这种关注和期待,也要求对于法治有更深刻的理解。如果对于法治的宣传停留于将其作为一种简单的理想主义词汇以及随之而来做出的对未来的美好承诺加以传播,那么也就不过使之成为赢得“粉丝”的“偶像”而已,而如果是偶像的话,就总是要面对层出不穷的新对手之间“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激烈竞争,甚至可能遭遇“偶像的黄昏”。因此,要把“法学家的春天”真正转化为“法治的春天”,就不能只满足于进行赞美法治的广告宣传乃至布道,而是需要从法治的内涵出发,准确而全面的去理解法治,从而真正把握建设法治中国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为什么法治 人类社会中形成了法治,并且选择了法治,毫无疑问是因为法治对于我们具有某种价值。而当人们在做出价值判断的时候,更容易关注作为手段能够实现某些被公认为值得追求的目标。因此不难看到,法治的宣传者们一直以来都致力于向我们展示法治可以为我们实现自由、公正、平等、效率乃至于个人权利和国家强盛等诸多目标。这种表述,无疑具有生动的宣传效果,很容易赢得受众的支持。但广告做得好,未必就能充分表明产品的好。在注重这种视角的现实意义的同时,也应当看到,如果能够寻找到新的工具实现相应目标,原有的价值判断就不足以继续对于法治提供有力支持了。 当然,还可以试图做出论证,唯有法治才能够实现某些价值,其它的一切手段都不足以与之相提并论达到同等效果。在某些宣传中,就隐隐然表现出“只有法治,才能……”的强势表达。这种看似不证自明的真理表达,如果能够得以证成,自然可以一劳永逸的避免可能遭遇的“诸神之争”,从…

宪政的军事背景——以新中国的国防战略方针与中央地方关系为视角

李晟

  宪法自然有其制约公权力的一面,但决不是“自杀契约”,而是要力图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国家,国家中的权力分割和制约,要能够有利于这个国家应对国内外的各种挑战和危机,当然也一定要能够应对战争这一最严峻的挑战。而对于一个新生的国家而言,这一点就变得尤为重要。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孙子》       一、导言   法谚有云:“大炮一响,法律无言”,致力于解决常规化社会中的秩序问题的法律,面对非常规状态下充满暴力和阴谋、冲突和动荡的战争,显然是极其脆弱的,因而在这种环境下必然是悄然退场。但从另一个视角来说,法律不是习惯,而是同国家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国之大事,唯祀与戎”,因而法律又不能彻底的远离战争,从而也就有了“刑起于兵”这样一种对于法律起源的推断。   在 战争时期,可以将法律的存在忽略不计;但在和平年代的法律中,却仍然常常保留了战争的在场,即使是以一种隐秘的方式。因为只要是永久和平尚未实现,清醒的 人们便会认识到,即使是和平年代,也只是战争的间隙,因而需要将下一场战争纳入思考。故而《法篇》一开始,克里特人便告诉雅典人:“一切都是从战争出发来考虑的,至少在我看来我们的立法者是以战争作为其一切行动的出发点”,因为“只有战争的胜利才有真正的意义,与之相比,一切财产与法律都不足道”。[1]爱 好和平的国家可以不考虑发动战争,但如果哪个国家从一开始就不考虑进行战争的话,即使不等到真实的战争爆发将其消灭,也因为丧失了通过战争这种最极端的敌 我划分手段来完成政治共同体的自我确立的能力,因而在政治上更为软弱无力,例如在宪法中被阉割掉了战争权利的日本,即使自卫队事实上已经是一支强大的军事 力量,仍然痛感自己并非“正常国家”。 战争与法律这种紧密而又隐秘的联系,最直接的反映在作为国家根本的宪法与宪政之…

法槌为什么重?

李晟

近日,《观察者网》刊发了一位基层法官的文章《欲执法槌,必承其重》。作者结合自己的日常工作体验对法官流失的现状分析了原因,表达了基层法官对现状的忧思。可以相信,文章对现实的描述是可靠的,表达的也是基层法官的真实想法。但有日常体验的真诚表述,并不能保证对事情的分析就一定更有道理。 亲身经历者的言论似乎不该由没有司法实践者来品头论足。不过,法学研究者和法官接受一样的法学教育,也很容易观察到同样的事实,更何况司法改革的倡导者与方案设计者不少也从未亲自做过司法裁判,因此,我还是不揣冒昧,发点议论。 基层法官常常觉得自己的司法工作不够“专业”。(资料图) 这位法官的描述和分析,围绕着法官职业的现实与理论之间的巨大反差。例如“与其他公务员的工作相比,技术含量较高的司法工作并没有带来差异化的工资待遇”;“与律师相比,同等的劳动并没有带来同等的价值产出”;“许多接受了多年正规法学教育的法官,在心理上难以接受这种不专业的司法工作”,等等。这些确实都是现实,因而也完全可以理解法官们选择离职的考虑。但是,面对这样的反差,是否要依据理论来寄希望于对现实的全方位改造,就像这位法官所说的:“需要改良的也许不仅是司法体制,还有西方司法制度移植的土壤”?或许还应该看的更仔细一些。 首先,成为法官和成为同等层级的公务员相比,法官是否要经历更严格的淘汰?这一点无法基于数据进行实证考察,但我们如果看法学院学生的就业选择,似乎不能充分验证这一点。虽然法官作为精英职业或许是理论上的共识,但如果一定要把当下的中国法官描述为需要过五关斩六将的“顶尖人才”,比同级别的普通公务员更为难得,这样的话说起来,至少在法学院的同学中间不够理直气壮。 更重要的是,与别的机关公务员相比,司法工作的技术含量有没有质的区别? 从经典的司法理论来说,这似乎是一个毋庸置疑的问题。但如果要讲理论,现代社会中许多新兴领域的法律治理,已经转移到了政府…

司法改革的理想与现实

李晟

随着中央深改小组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的意见及贯彻实施分工方案》,上海、广东等6个中央确定的司法改革试点渐次启动,司法改革这样一个始终受到关注与期待的话题,自然引发了更多的热议。 就司法体制而言,改革并非新鲜事,此番司改也只是长期以来的改革进行时之中的一部分。但在某些方面,新一轮司改方案的动作力度较之于从前确实不小,从中不难体看出决策者的理想与决心。不过,理想能否获得实现,还需要对照现实加以考察。 本次司改方案中最突出的特点,无疑是建立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的制度。 本次司改方案中最突出的特点,无疑是建立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的制度。对于这一改革举措,中央司改办负责人直言不讳的指出,其主要考虑在于“我国司法人员和地方法院、检察院经费按行政区域实行分级管理、分级负担的体制,不利于排除地方不当干预”。也就是说,垂直管理被视为排除地方不当干预,确保法院、检察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的关键举措。 对于检察权而言,其本身就具备许多垂直管理的特征,现行的宪法与人民检察院组织法都规定了上级检察机关对下级检察机关的领导关系,因而较为容易适应这一改革举措。但从作为司法权核心的法院来看,这一改革所追求的司法独立理想,会与现实产生怎样的碰撞,却值得进一步探讨。虽然关于地方党政部门对于法院的干预的批评长期以来屡屡见诸媒体,但如果因此就以为这是干预司法权行使的全部力量,则不免一叶障目。事实上,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干预,同样值得高度警惕,甚至更应该努力排除。 在各个领域中,上级的“条条”与本地的“块块”之间的关系都颇为微妙,各自争取对下级部门施加影响,这一点不独见于法院。对法院而言,其条块关系存在一定的特殊性。虽然就现有规定而言,法院的干部管理体制以地方管理为主,上级法院行使协管权,但这一协管权却在实践运作中逐渐变得更为强势起来。 首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