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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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晟:美国宪制中的军政关系:传统与变迁

李晟

[摘要] 基于确保国家军事安全与民主制度的稳定性平衡这一目标,在联邦党人的主导下,美国宪法通过立法权与行政权、联邦与州、常备军与民兵等多维度的分权来实现对军事力量的文官控制,构成了美国宪制中军政关系的基本结构。在军事和政治领域的发展变迁中,宪法所设定的静态结构被动态的博弈重构。常备军得到强化,而民兵则从传统的体现共和精神的军事力量转变为实质上的另一种常备军形态,从而重塑了宪法的民兵条款实质意义。行政权在与立法权的博弈过程中得到扩张,建构更为强大也更为完整的军事权力来统帅军事力量,也重塑了宪法的分权条款。当代社会中,军事职业化的发展形态,导致军事精英与文官同质化,更善于从政治层面处理问题;同时,多元社会中的文明冲突,强化了军事行动的政治意义,也推动了社会意识形态的保守主义倾向。这两个因素更进一步导致了军队的政治性加强,突破军政关系的传统结构更多发挥政治影响。正是基于这样的逻辑,特朗普政府表现出美国军政关系发展的新动向,军方对政治的影响得到更突出体现。

李晟:通过算法的治理——人工智能语境下的法律转型

李晟

一、引言 不经意间,人类正在经历着逐渐加速的发展曲线而不断接触未来,人工智能的科学研究,从何为意识、何为智能这样的基础性问题推进到计算机视觉、机器学习、机器对自然语言的理解与交流等更具有操作性的应用性问题,从而使“人工智能”从一个神秘的科幻式的概念开始“飞入寻常百姓家”,成为大众媒体与街谈巷议中的高频词汇。为了在这场科技变革的新浪潮中占得先机,无论是政府机构还是商业化组织,也都积极推进这一领域的研究与应用。[1]而与科技的飞速发展同步,随着人工智能的普遍推广应用,与方方面面的社会生活形成接触与互动,法学研究也突然发现前方别有洞天,面对了一个全新的领域。人工智能与法律的相关研究,作为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在短时间内可谓形成了爆发式的增长。[2] 在人工智能的法律问题研究广泛展开之后,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可以发现,目前的研究总体上更多的趋向于以法律作为一个外部框架来探讨法律如何应对人工智能发展形成的各种新型法律问题、如何对于人工智能的发展进行规制。在这一方面的研究中,既包括针对目前的弱人工智能(ANI)的实际应用进行法律规制的相关研究,也包括对于未来的强人工智能(AGI)可能向人类社会提出的挑战,进行预测性的研究,甚至还包含了对于“奇点“之后的超人工智能(ASI)会造成什么样的颠覆性后果、是否可能进行法律约束的思考。三个层次的研究比较而言,由于弱人工智能事实上已经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出现应用,具体的法律问题已经形成,而且对弱人工智能在具体层面的应用所作出的法律回应也比较容易整合进入现有的法律框架当中,因此成为人工智能与法律相关研究当中最主要的主题,并主要梳理出几个较为集中的主题。[3]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人工智能创造物的知识产权研究[4],以及关于智能汽车无人驾驶的相关法律问题的研究[5]。对于这一系列问题,虽然技术上有许多前所未有的创新,但从法律框架上还是基本上可…

李晟:从军事视角理解宪法的历史构成:以五四宪法中的国防委员会切入

李晟

一、导言 在五四宪法制定六十年之后,对于这部宪法的成败得失与历史意义,已经有诸多的讨论。而其中所规定的各项制度,或在此后的宪法中得到延续,或是退出历史舞台,也都普遍得到了相应的分析与评价。但是对于这部宪法中所独有,且在此后的宪法中并未再次出现的国防委员会这一制度,一直以来却很少得到法学界的关注,少有对此的法学视角分析。对于其在五四宪法中的出现,缺乏相关的背景介绍,只是直接描述了相应的立法规定,简要进行了对文本的字面解释。〔1〕而在积极回归五四宪法的八二宪法中,这一制度的恢复也曾经一度被列入草案讨论稿中,但却很快就被新成立国家的中央军事委员会所取代,这背后的理由却也没有得到充分展开。〔2〕无论是制度的建立还是转型,似乎都被当作一个平淡无奇、理所当然的现象,除了一般性介绍之外没有更进一步的研究。〔3〕 在五四宪法受到充分关注的背景下,对于五四宪法中所独有的这一制度缺乏研究,这一现象本身就值得思考。其中的原因,可能是由于相应的历史档案公开极为有限,导致可供研究的资料缺乏;也可能是由于军事问题常常包含太多例外与极端情形,被视为与宪政缺少相容的领域,因而难以纳入研究视角。但事实上,虽然往往事关例外状态的军事与追求例行化的宪政确实存在一定的矛盾,但是宪制的建立往往离不开军事因素的推动,而且宪制的稳定与长期延续需要其自身有能力应对来自国家内外的各方面挑战,当然也不能离开军事方面这种最严峻的挑战。因此,宪法中的军事制度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军事制度所发挥的作用也是对宪法进行评价的一个重要角度。〔4〕因而本文试图对于五四宪法中所设立的国防委员会这一独特的制度展开研究,以求丰富对于五四宪法的理解与评价,并寻求对于今天的启示。 由于法学视角下涉及国防委员会的材料较为缺乏,本文并不尝试对于该制度进行紧扣历史文本的规范性分析,而是放在宪政与军事这一更为宏观的理论背景下进行分析,更多地突出法理…

李晟:法官奖惩:制度的逻辑与定位

李晟

当前的司法改革进程中,司法责任制是改革的核心内容,而在司法责任制的建构中,法官的奖惩制度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中,法官惩戒制度与司法责任制之间的关联,表现的更为直接与明显,因而也在制度实践与理论研究中得到了更多的关注。2015年9月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1]当中,作出了这样的规定:“人民法院监察部门经调查后,认为应当追究法官违法审判责任的,应当报请院长决定,并报送省(区、市)法官惩戒委员会审议。”2016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关于建立法官、检察官惩戒制度的意见(试行)》[2],进一步规定了法官惩戒委员会的机构设立、工作职责与程序等具体内容。在各个地区的实践中,还在进一步从范围和形式上推进法官惩戒制度的发展,例如有追究国家赔偿责任的个人责任这样的制度设计。对此的理论研究,也指出了惩戒制度建构中目前所表现出来的问题,[3]对于法官责任的性质进行了系统梳理和比较,[4]从而在合理定位法官责任的基础上建构相应制度。[5]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如果要进一步深入理解司法责任制,就要明确法官是基于在制度中的何种定位来承担责任,也就不能将责任只定位在惩戒方面,而是要将“奖”与“惩”结合起来。因此,本文将首先侧重于对法官奖励制度的分析,同时以此为参照来理解法官惩戒制度,从更为宏观的角度对于法官奖惩的制度逻辑与定位进行理解,试图通过这样的分析,不仅理解法官奖惩制度应当如何建构,并且理解司法改革如何在当代中国的社会背景中推进。   科层制:法官奖励制度的基本逻辑 较之于法官惩戒制度在司法改革中的不断发展,法官的奖励制度在我国司法体制中显得更为稳定。2004年最高人民法院、人事部共同印发的《人民法院奖励暂行规定》[6]虽然名为“暂行”,并且人事部也已经在国务院机构改革中被撤并,而其所参照的《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也已经被2006年…

李晟:实践视角下的社科法学:以法教义学为对照

李晟

  在近年来的中国法学中,社科法学研究日渐兴起,产生了诸多引人关注的成果。与此同时,法教义学也持续产生着学术影响。最初社科法学与法教义学基于各自不同的学术旨趣和视角,所讨论的问题域分离多于重合,相互之间并无太多互动。但是,随着中国社会的变迁和法治实践的推进,现实中生成的具有理论挑战性的问题不可避免地摆在了两种学术研究进路面前,双方的分歧也更明显地凸显出来。而有了分歧,也就有了针锋相对的交锋和追求各自更大学术影响力的竞争。竞争虽然在学术领域展现,但是又并不局限于学术领域。法学研究有着必然的实践指向,需要回应并指引法治实践。社科法学虽然强调学术性,但是并不是为学术而学术,而仍然是为社会而学术。[1]法教义学也同样如此,追求的不是概念游戏,而是通过完善法律的适用而促进社会的治理。[2]基于不同的学术范式,双方可能会致力于在不同层面推进法治实践,这构成竞争的实质,双方都力图通过学术的竞争而能够以自己所期望的方式推进法治实践。因此,本文主要从“对于法治实践的回应与指引”这一角度看待社科法学。作为希望回答“什么是你的贡献”的学术进路,社科法学不会在理论的空中楼阁中自说自话,而是立足于中国法律实践做出回应。基于此,本文将通过认知法律实践的基本立场、指引法律实践的运作形式、承载法律实践的法学教育与职业市场这三个方面,具体展开对实践视角下的社科法学的描述,并在同法教义学的对照中使其更为明晰。       一、法律实践的基本立场:“地方性知识”与“普世价值” 社科法学作为一个松散的学术共同体,吸纳了许多支流,其并不是某种有意为之的学术规划的结果,而是一系列随机因素共同发生作用的产物。在丰富驳杂的社科法学支流中,兴起最早也最为突出的是法律社会学。以“本土资源论”为代表的法律社会学研究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就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并带动一系列主要围绕乡土社会中的法律与秩序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