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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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强:我国正在形成“土字型社会结构”

李强

 前些年,笔者曾采用定量的范式,使用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 简称: 五普) 数据,提出中国社会是“倒丁字型社会结构”,即社会中下层或下层比例、数量巨大,工人、农民、农民工占据了社会群体的主要比例,中间层弱小,中产明显缺失。那么,今天发生了什么变化呢?笔者采用ISEI方法测量,分析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发现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这里将社会结构的变化概述为四大群体的变化。   农民群体:10年间减少了 16.71%,预测还会发生巨大的社会结构变迁   主要是农民、农业从业人口、农业户籍人口、外出打工群体以及农村所发生的变化。用 ISEI测量,23分值群体是典型的传统农业劳动者,2010年占比46.49%,与2000年的63.20%相比,2010年六普减少了16.71%,十年就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这是一种巨大的社会进步,由此可以预测到七普的时候,还会发生同一方向的巨大的社会结构变迁。此种变迁体现了工业化、城镇化的一般趋势,根据社会学的现代化指标,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例低于30%是社会结构实现现代化的一项重要指标。   如果具体分析中国农民人数大幅减少的原因,可以发现主要有三种情况: 一种是农转非,起因于城市发展向农村扩张,该农村土地被征用,转为城镇建设用地,于是,农民转为市民。第二种是农民外出打工,这部分以青壮年劳动力为主。外出打工农民的情况更为复杂,一方面,循环流动的现象依然存在,即一部分中年以上的打工农民又返回家乡; 另一方面,年轻农民返乡的可能性明显降低。六普数据显示的种田农民的比例下降是真实的,是不可逆转的。第三种是就地城镇化。调研发现,中国即使是留在农村没有外出的农民,有很高比例也不从事农业生产劳动了。这部分农民既没有转变户籍身份,也没有到城里打工,因而也不是城市流动人口或城镇常住人口。但是,他们早已不从事农业劳动,住房形态也发生根本变化,农民“上楼”已经成为…

李强 孟蕾:“边缘化”与社会公正

李强

 “边缘化”的概念听起来是比较刺耳的,没有人愿意被边缘化,但是当下边缘化的现象却比比皆是。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在我国国有企业就业体制大转型时期,有两个词汇在媒体上曾频频出现,即“下岗分流”和“优化组合”,很多职工都希望进入被优化了的核心群体,而害怕被分流到被边缘化的群体。关于边缘化,学术界已有相关理论进行探讨,沃勒斯坦(I.Wallerstein)很早就提出“核心”与“边缘”的理论,不过他指的是国际关系中的两类国家,他批评那些处在核心位置的欧美国家利用世界经济体系、进出口贸易剥削处在边缘位置上的发展中国家。尽管沃勒斯坦的理论探讨的是国际关系,但是涉及的主题是社会公正,这与我们在探讨边缘化时思考的核心问题是一致的。   虽然“边缘化”的现象已有久远的历史,但是今天我们所遇到的“边缘化”问题还是有其鲜明的特点和特殊性。笔者以为,今日中国社会所出现的众多边缘化现象,大多具有两个特征。一是边缘化往往以骤变的形式发生,这会造成人们很大的不适应感。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社会发生剧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在短时间内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可谓成就斐然,这从正向方面看具有重大意义。但是,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人被边缘化的现象,这也是以巨变的形式发生的,往往造成了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譬如,城市迅速扩张,占据了农村的土地,在大规模工程项目推进的同时,失地农民虽然也得到了补偿,被转变为城市户籍,但是他们中的很多人成了“边缘人”,原有的农业技能在城市里派不上用场,因此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一些老国企职工的“下岗”、“离岗”、“内退”、“买断”等,也是一种骤然的变化,“破三铁”以后,“铁饭碗”被打破,这种边缘化也是突发式的。总之,所有这些是以体制变革、城市规划、实施大型工程项目的形式出现的,造成这些群体地位的变化几乎在一夜之间发生,人们难以适应,由于变化太快,对于被边缘化群体的社会救助也常常出现制度滞后…

为什么农民工“有技术无地位” ——技术工人转向中间阶层社会结构的战略探索

李强

[摘要] 本文探讨了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中遇到的最大难题,即如何改变整体社会结构中下层过大的问题,特别是要解决已经进入到产业队伍中的广大农民工的社会地位问题,使他们有机会进一步上升到中等社会阶层中来。本文指出最有力的渠道就是对于农民工中已经具有一定和较高技术水平的农民工给与正式的技术职称认定,从而实现农民工自身的结构转型。使得有技术的农民工进入到专业技术阶层的队伍,这不仅符合国际上大多数国家社会结构演变的惯例,而且,也可以大大促进农民工学习技术、技术评比、技术进步的积极性。

李强 李洋:居住分异与社会距离

李强

 “居住分异”是指居民住房的分化现象,特别是指人口形成一定规模的居住小区之间在空间上的分化现象,最典型的就是国外的所谓“穷人区”、“富人区”的分化现象。居住分异的研究属于多学科领域。城市社会学中最早关于城市空间结构变迁的研究,是20世纪初的古典人类生态学派借助自然竞争的生态规律探讨空间结构及其变化,并提出众多空间结构模型,如伯吉斯的“同心圆”模式等。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影响较大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又称新马克思主义)和新韦伯主义城市理论。新马克思主义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引入对城市空间结构变化机制的考察,而新韦伯主义城市理论则指出社会能力、经济能力等多元影响因素对不同居民空间资源的获取能力的影响和运作机制(夏建中,1998)。国内学界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对“居住空间分异”(residentialspace differentiation )等问题开始有了一些研究,探讨了居住空间分异的形成机制,提出空间规划上的对策(许学强,1989;杜德斌,1996;顾朝林、克斯特罗德,1997;李志刚、吴缚龙等,2004;吴启焰,2001;王慧玲、万勇,1998;等等)。杜德斌等曾经将“居住空间分异”定义为:不同的社会阶层由于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差异以及家庭结构、择居观念的不同而产生的居住水平和居住区位的差异,在空间形态上形成面积不同、景观相异、相互隔离且具有连续性发展趋势的同质化居住体系(杜德斌等,1996)。迄今为止,居住空间分异的研究还主要集中在地理学和城市规划学领域,而地理学和城市规划学在国内属于理工科。   国内的社会科学界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关注“居住分异”问题。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后,我国城市居民的居住模式,大体上是“阶层混杂”式的。究其原因,一方面,1956年城市住房改革以后,很多大房产主的私房分配给了无房户,因而,在居住分布上,住房…

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变迁——共和国的四个实验

李强

 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变迁,其实就是构成这个社会的阶层、人群发生的变化。在建国以来的六十年里中国的社会分层结构共发生四次大的变迁,我把它称作共和国的四个实验。   共和国建立的前二十几年是“打碎阶级结构”的实验。这个实验不是中国首创的,马克思曾经说过这个概念,但是我们打碎得比较彻底,农村被打碎,所有地主的土地都被重新分配。打碎结构引起了一个大的问题,原来农村的结构、文化载体、价值观载体都被摧毁,这是今天农村混乱、没有信念的最主要原因。   共和国的第二个实验是“恢复结构”实验,花了30年。中国很幸运,当年打碎结构的时间并不长,农村打碎的时间长一点,城里直到1956年民族资产阶级被打碎。1978年开始恢复结构,邓小平把荣毅仁、王光英这些人请了出来。就是因为这一代人还活着,社会记忆还没有丧失,所以这30年恢复结构能够成 功。   在恢复的过程中也曾经产生过很多争议。改革最初的时候,邓小平恢复知识分子的地位,中组部天天下文件,直接提工资、恢复工作,叫做提高知识分子的社会待遇。有一段时间工人并不满意,他们认为是工人创造了财富,知识分子并不创造财富。1984年《中国青年》发了一个问卷,测两个指标,一个是声望地位,一个是收入地位。问卷回收了7万份,结果是个体户收入最高,但声望最低;研究生声望最高,虽然研究生其实并不是一个职业。这说明有一个阶段里出现了很复杂的局面,到今天社会结构应该说基本上恢复了常态。   第二个实验,从分层的角度看,实际上解释的是谁得到了什么,而毛主席的时候是强调哪些阶级不应该得到什么。   第三个实验是资源在社会各阶层中的配置方式实验,过去是一种配置方式,今天是另一种配置方式。从分层的角度讲,这个是研究“怎样得到的”,这是最核心的问题。我算了一下,今天大概有5种得到资源的方式。   第一种是市场的配置,我们改革以后引进了市场机制。与此相反,在改革之前我们曾经想用政府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