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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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治权与乡村治理

李昌平

80年代的改革是农民普遍受益的改革。我记得自己1982年毕业,1983年到公社里面当团委书记,1985年我在乡里面当书记,1985年出现粮食过剩,国家不收粮食了,仓库装不下,要我们搞多种经营,用粮食去养鱼、养鸡、养鸭、养猪,多种经营大发展,那个时候要办企业非常容易,打一个报告到乡镇府盖一个章就可以办了。办了企业,生产的产品就可以卖,都可以挣钱,村里比乡里有钱,乡里比县里有钱,这种的格局。有了产品以后,到农村市场去交换,多种经营的产品、乡镇企业的产品去卖,这就有了市场,有了交换。当时是有计划经济的,粮食市场是一个价格,国家收购的计划是一个价格,生猪计划是一个价格,市场是一个价格,这就有了双轨制。双轨制不是张维迎老师发明的,也不是华生发明的,双轨制是农民发明的;市场不是谁设计的,不是小平同志设计的市场经济,市场是农村自己发育出来的。现在你们千万不要信很多东西是哪个发明的,什么双轨制,哪个人的功劳,这都是骗人的,太天真了。所以那个时代情况是一天比一天好,有了产品,农村市场交换,市场有点小,就跨出去交换,就进城交换,就有农民进城。比方说我们工作的乡,在武汉现在的汉正街、六度桥那个地方设有乡农工商总公司,在那个地方租了房子,挂了牌子,就源源不断地把我们的产品送到武汉市去卖。我们还把武汉的一些国有企业的退休工人请到我们那个地方去,在服装厂、油漆厂什么厂的,当技术员,当管理人员,是他们下乡就业,发给他们工资,80年代是这么一个时代。80年代乡镇书记签字银行就给贷款,为什么?农村效益好,我有土地权,土地是农民的,是农民集体的,农民集体可以用土地发展工业,有土地就有金融,所以银行老板不愿给国有企业贷款,愿意给乡镇企业贷款。那就是80年代,这是农民不上访的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80年代的大队、小队或者是村民小组依然是农民的集体,是真正意义上的村民的共同体或自治体。很多人会告诉你说,村民自治…

乡村治权与农民上访

李昌平

在海里工作过的一个朋友这样对我感叹:80年代,盼望每天能多收到几封农民的上访信件,到北京上访的农民就更是鲜见了。虽偶尔有农民来北京上访,但问题转交给地方后,很快就解决了,基本上没有重复上访一说;进入90年代后,农民上访信件像雪片一样飞向北京,进京上访的农民更是一年比一年多,重复上访的“钉子户”和“专业户”令接访人员头痛不已。我80年代初期就在乡下工作,到2000年离开乡镇,十几年的感受和海里朋友是一样的。80年代,到乡镇政府来上访的农民几乎没有,有要求“平反”的,但只是请乡镇政府开个身份证明;进入90年代后,乡镇政府几乎天天都有喊冤叫屈的农民。越级上访者也越来越多,几乎每天都有从上级批转下来的信访件,每月都有上级党政机关命令乡镇政府派干部进城接上访者回乡的事情发生。 90年代农民上访多了起来,一般都会认为是农民负担过重和征地所引起的。这没错,但不准确、不深刻、不全面。负担重不一定引起上访,80年代如果将“剪刀差”算进农民负担,其负担比90年代轻不了多少;再说,90年代的负担未必比人民公社负担重,公社时期鲜见进城上访的农民。80年代乡镇企业、社队企业飞速发展,“征地”自然比90年代不会少,但却鲜见农民为“征地”上访的。实际上,每个时期都会有每个时期的矛盾,矛盾出现了,谁解决、谁有权和能力解决,恐怕是问题的关键。 我以为,90年代农民上访急剧增加,与两个制度改变有密切关系。一个是土地农民集体所有权虚置,导致村级治权丧失存在基础,基层组织不仅丧失了化解矛盾的功能,还成为了矛盾的制造者;另一个是县以下的治理体制“以块为主”转向“以条为主”,条块分割,乡镇治权被部门权利碎片化了。不仅如此,乡镇政府为了固权“自利”,也成为了麻烦制造者。 先说土地农民集体所有权与村级治权。很多人都很赞成村民自治制度,但同时反对土地村民集体所有制度。其实,这两个制度是一个硬币的两面。80年代为什么会出现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