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昌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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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昌金:新形势下大规模派干部长驻农村效果几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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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昌金:新形势下大规模派干部长驻农村效果几何? ——评当前全国各地开展的机关干部到村任第一书记活动 从各机关选派中青年干部到村任第一书记始于2010年江苏省如皋市。今年,随着中组部等三部门《关于做好选派机关优秀干部到村任第一书记工作的通知》文件的下发,一场轰轰烈烈的机关干部下乡驻村浪潮席卷中国许多农村。中组部文件要求各级党政机关单位向基层组织建设薄弱村、经济发展后进村下派党支部第一书记。不过,很多地方创造性落实中组部文件精神,本着应派尽派的原则,把下派第一书记的村扩大到辖区所有行政村。据媒体报道,山西、河南、陕西、内蒙古等省均派出近万名机关干部到村任第一书记。江西省结合正在全省开展的党建“三大工程”和“四进四联”连心活动,把驻村“连心”小分队队长任命为所在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地方各级党委政府对这次机关干部下派到村任第一书记的活动高度重视,提出比以往类似活动更为严格的要求,工作组(基层干部群众习惯把上面派到乡村里工作的干部统称为“工作组”)主要职责是建强基层组织、推动精准扶贫、为民办事服务、提升治理水平,各地根据本地实际还规定了一些具体的工作任务。内蒙古规定:工作组任期为三年,一年一轮换,每个工作组由2――3人组成,负责一个村。选入工作组的成员要求与单位工作脱钩,每月在村时间不少于20天,同时工作组自办伙食,为此各单位为下派干部配发了被子、脸盆等日常用品,条件好的省市级单位还配了专车、拨了专项经费,单位给下派干部发一定数额的伙食补助费。对下派干部如此苛严的要求就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人民公社时期也做不到。 中央的决定没有错,下派干部到村任“第一书记”也有成功的经验,但甲地的经验未必能够复制到乙地,更不可能复制到全国所有行政村。一些地方把下派干部到村任第一书记的做法推广到所有行政村(即所谓的“全覆盖”),这种做法明显不切实际,也难以达到预期的目的,相反,还可能会产生一系列问题,甚至变…

李昌金:赋予农民承包土地的自决权——从 江西省抚州市土地确权实践看土地制度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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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以下简称土地确权)工作,是新形势下党中央、国务院在农村部署的一项重要工作。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提用5年时间基本完成土地确权工作,2014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再一次明确用5年左右时间基本完成土地确权工作。由专家学者主导的主流舆论对土地确权工作的意义给予了高度评价,称土地确权是当前中国新一轮农村改革的开始。江西省土地确权工作从2014年5月开始,目前多数地方这项工作已进入尾声。江西省抚州市在开展土地权确工作中,尊重农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发挥农民群众的首创精神,积极探索土地确权的具体形式,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 确权模式不唯上、不唯书   抚州市在土地确权工作中,没有囿于政策上的一些条条框框,确权模式不搞一刀切,而是鼓励基层干部群众根据本地实际,积极探索土地确权的不同模式。抚州市从着力解决三个矛盾―――稳定经营与用地短期的矛盾;生产现代化与土地碎片化的矛盾;农户个人利益与农户集体利益的矛盾入手,探索土地确权的多种模式,这些模式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两种类型四种形式: 一、确权确地模式 (一)长久不变模式 这是土地确权政策所主导的模式,也是土地确权政策所要达到的目的。抚州市在土地确权工作中,对于那些一、二轮承包基础较好的村组,分田到户后没有或较少进行土地调整的村组,实行以二轮承包为基础,尊重现实,确保农民利益,把所有承包土地确权确地到户。不过,这种模式没有照顾人口增减和自然灾害等原因造成的人均占地不平衡的问题,尤其是侵害新增人口平等享受集体土地的承包权,影响了农村的公平正义,不少地方村民对这种模式意见很大。同时,在媒体不遗余力向社会公众传送土地确权就是为了保护农民的土地权益(一些学者甚至公开表示“土地确权政策已在逐步走向土地私有化”)舆论环境下,这种模式无疑将强化甚至固化农民“土…

李昌金:基层女公务员的发泄“含真量”有多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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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五一”小长假即将结束的时候,一篇名为“基层女公务员:月薪不到1500元,成天被‘使唤’”的采访报道在网上被大量转发,并引发网民的热议。在“仇官、仇富、仇警” 成为相当长一个时期以来的“社会病”、由于媒体不恰当宣传和公知不断指责------基层干部被“污名化”的情况下,加上文章作者使用了一个网友称为“恶心”的标题,这篇文章会产生怎么社会效果、引起什么人的共鸣是不言而喻的。 其实,通读这篇网络上的热文,只要对基层政府的工作稍有了解,就要知道文章的内容可信度不高,甚至可以说完全就是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在进入乡镇政府——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后,由于尚未实现角色转换、融入新的环境而产生失落感,继而出现焦虑、抑郁、彷徨、孤独的负面情绪,然后把这些负面情绪折射到周边的事物上,并通过那个博士的采访把这些负面情绪发泄出来。请看网友的两则评论:“写得非常偏激,非常可笑……”;“隽儿也不是什么好鸟,口无遮拦,玩世不恭。” “隽儿”在采访中说错了或说了谎话吗?那倒不是,主要的问题不在于她在恶劣的心境下对问题看法出现扭曲,以及她对信息的真假没有进行甄别,更遑论透过现象看本质,而是她说了什么和没有说什么,换句话说,她只说了真相的20%,还有80%的真相她没有说,人们仅凭她说的20%的真相去理解基层政府和乡村干部,出偏差是肯定的。 毫无疑问,这是一篇非常糟糕的采访文章,采访者的采访动机明人一看就知道。正如有网友评论:“这女孩浮躁、武断,缺乏历练,记者居心不良,没调查研究,乱写一气。”如果说王磊光博士为搏眼球不惜损社会、损采访对象(误导刚参加工作的女孩子授受这样的采访,弄不好会影响人家女孩子一生的前程),在当今追名逐利的社会还可以理解的话,作为党和人民喉舌的党报(人民日报公众号)、党刊(半月谈、决策杂志)为了吸引眼球,竟然也上这样明显发泄的文章,实在定人匪夷所思,笔者不禁要问:这是在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吗…

李昌金:创新还是翻新?——评中信信托等机构的“土地信托”实验

李昌金

“土地信托”是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一种成熟的土地流转模式。“土地信托”在国内见诸报端始于本世纪之初。2001年,浙江绍兴率先试行了农村土地信托流转。近年来,随着农村土地流转规模的不断扩大,全国各地试水“土地信托”―――这种新型土地流转形式的热情高涨。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推动土地流转、发展现代农业为主要内容的“新土改”更为各地探索“土地信托”这种土地流转新模式添了一把火。在这种形势下,专业非银行金融机构――――信托公司,敏锐地发现了其中的商机,并将其视为中国信托业转型与创新的重要途径。于是,国内各大信托公司竟相介入“土地信托”业务,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无疑是其中的翘楚。 2014年12月15日,笔者应邀参加了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在北京国泰饭店召开了的“土地流转与三农问题”座谈会。座谈会上,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蒲坚及他的助手介绍了他们开展的“土地信托”实验,蒲坚董事长对他们的实验给予很高的评价,对“土地信托”的发展前景充满信心。不过,作为长期工作农村一线的实际工作者,笔者对蒲坚董事长介绍的经验并不完全认同,并质疑这种实验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土地信托”?因此,笔者不揣冒昧,试图根据一些公开报道的资料来对中信信托等信托机构开展的“土地信托”实验进行分析,提出自己一些粗浅的意见和看法。   一 何为信托?因为信任,所以托付。业内人士指出,信托产品的基础是信托责任,而目前国内信托产品其实都是融资类金融产品,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信托。那么,在中信信托等信托公司开展的“土地信托”实验中的土地流转是什么类型的信托产品?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信托?笔者仔细考察了中信信托等信托公司做的“土地信托”单子,发现这些实验都有以下几个明显特征: (一)  政府主导 以中信信托首单――安徽宿州市埔桥区土地信托项目为例。2010年8月,埔桥区进入全国首批52个现代农业示范区行列;2011年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