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田

田力为,笔名老田,独立学者。主要研究方向:现当代的中国政治经济。原籍湖北蕲春。高中毕业后当过三年职业农民,后考入武汉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毕业后在深圳外资企业打工,后进入一家国有企业担任推销工作,1999年开始大幅减少商业事务,主要时间与精力专注于中国发展战略与宏观管理问题研究。老田研究援引的思想资源主要为中国传统思想资源和毛泽东思想,主要关注方向为国家发展的资源问题与基本政治经济制度方面。由于全球人地关系日趋紧张,最终全人类最终都必须实现与自然和谐相处,走适度发展之路,由于中国人均资源不足,而且无法改变在全球资源分配中间的不利地位,因此必须第一个走适度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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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田:对主流文革史写法的知识社会学分析

老田

文革研究的主要问题,除了要摆脱那种特定的知识与权力的关系之外,还需要走出“上层主导”的狭隘观察视野,而从底层的群众运动这样一个实践层次出发,这不仅可以规避“上层证据短缺”的问题,也更有助于梳理文革的种种曲折演化过程。 【本文是2013年“统计与政治”讨论会上的发言,因篇幅较大,经过删节之后刊于2014年第2期《开放时代》】 文革主要的政治现象是群众运动,而且各个地区各个单位都分成造反派和保守派两个相互对立的派别。我读过三个版本的主流文革史,严家其的、金春明的、王年一的,这三本书读完,你无论如何都无法分清到底谁是造反派、谁是保守派这三本书还特别突出文革中间的各种“恶”,特别是各种骇人听闻的受迫害情节、受迫害数字、经济损失数字。这三本文革史写法有两大特点:一是遮蔽掉文革中间的明确政治分野,二是强调各种“恶”,试图给读者建立起大数量的“恶”与一个含混的文革概念之间的因果联系,这种文革史写法应该不算偶然,而是可以检验出一种知识与权力的关系。前面谈到大跃进大量人口数字确定的困难,实际上确定文革的相关数字的复杂和困难程度,还要大得多,大跃进时期还有一个高居于社会之上的政府机构,文革期间不仅政府丧失权威和调处能力,更为严重的是组成政府(或者革委会)的成员,不管是来自前造反派还是来自前当权派,都陷入了派性政治的泥坑。 我对武汉文革的研究主要通过口述史方式进行,以前试图反映造反派、保守派和当权派,后来也只能舍弃保守派和当权派这两个方面,这两部分人很难接触,接触之后也很难让他们敞开心扉讲述自己亲历的历史。我的口述史研究,到最后得到的主要是来自造反派方面的资料,用这些口述史资料认识文革,应该算是一副带有造反派局限的“有色眼镜”。不过,从造反派的有色眼镜看文革,能够看到很多主流文革史写法中间忽略或者是“删去”的重要方面:文革理论和政策设计与文革实践之间的严重脱节,特别是当权派和保守派在文革期间的关…

老田:牛棚和五七干校什么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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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期间干部受迫害的主渠道:牛棚和五七干校什么样子 ▲五七干校的夜读/ 朱宣咸作品 文革期间,因为要实行机构精简,各地党委和人委的大多数干部,都未能在新成立的革委会中间获得职位,因此,一个时间内“剩官”多得不得了。人委这个名称是学习苏联的,各级政府不叫政府,叫人民委员会,邓小平掌握实权之后,废除了文革期间成立的革委会,才改称人民政府。 1971年斯诺访华的时候,周总理特地接见他,对他介绍过官员大幅度减少的情况。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级别,有超过百分之八十的官员丧失权位,下五七干校劳动。周总理说:“过去,中央政府直属部门有九十个。现在只剩下二十六个。现在这些机构都由革命委员会管理,在每一个革委会中都有党的核心小组起领导作用。以前,中央政府的行政人员有六万多人。现在大约有一万多人。”“那些换下来的干部到哪里去了呢?在北京,换下来的干部中大约有百分之八十的人被送到通称为‘五·七干校’的农村中心去了,……‘下放’到公社学校去,并不是为了惩罚,而据说被看作是党内的继续再教育。今后,除了最高级干部外,所有的人都要定期‘下放’,经受思想检查,作为一种例行的政治疗法。【斯诺著 伍协力译《漫长的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3-14页】顺便说一下,毛主席的小女儿李讷也一样下过中直机关五七干校,还是在干校里找的对象结婚的。 据《中共武汉党史大事记》记载:武汉市革委会及各区、局革委会(革命领导小组)立即组织干部学习黑龙江的经验。1968年10月21日,市革委会举行欢送大会。原市直机关干部4500人(约占市直机关干部总数的75%)按班、排、连组成6个大队到几个农场和郊区搞“斗、批、改”,开始了在机关干部中“全面清理阶级队伍”的阶段。至12月止,全市城区又有2492人下农场搞“斗、批、改”。26日,市革委会在写给省革委会的报告中,赞扬机关干部“下去便打响了清理阶级队伍的人民战争”,在短短的一个月,…

从太原警察杀人案看当今中国的阶级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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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权力“公共性”的困境:深度揭示太原警察杀人案背后的阶级鸿沟 太原警察杀人案发生后,很长时间未能依法追究,这暴露出当今中国政治经济体系中间许多深层次问题。阶级鸿沟的实际存在并且在统治阶级成员心中扎根,就很难在官场输入为公众服务的精神,这是重建权力公共性的首要障碍。建筑业的项目经理人制度,是市场化改革进程中间创造的特殊资本人格化主体,这一主体确实有助于资本增值和利润实现,但其对于法治和权力公共性建设的障碍,也是极其巨大的。为利润而生产的逻辑,从根本上把基层党组织排挤到管理边缘,使其无法履行“党委保证监督职能”,从而也使得党领导与基层社会处于完全断线的状态,丧失了落实立党宗旨的组织基础。而公知们的言说逻辑,肯定是一种有助于中国政治美国化的转型宣传,但却无助于权力公共性建设和法治的逐步落实。   一、公共性对于政权的重要性 “衙门八字向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这个谚语在共产党革命胜利后,舆论宣传中间这个民谚被高频次反复引用,民谚深刻地揭示了旧政权完全没有公共性的事实,在其反面则彰显了新政权基于公共性的合法性。像旧政权那样当官的只为有钱人服务,而且公权力的服务还要与收取贿赂挂钩,这就意味着一个政权完全丧失了合法性,丧失了存在的理由,因此,新政权的胜利就是公共性的恢复和上升,就是人民的胜利和少数统治阶级的失败。反过来,在民谚揭示出旧政权丧失公共性的地方,其实就是新政权必须防范重蹈覆辙之地,公共性问题是一切政权都必须经历的共同检验标准。 以革命方式推翻旧政权来重建公共性,毫无疑问是一种社会成本极高的方法,不能够经常使用,所以,寻求各种防止政权公共性衰退的方法,就是一种理性的选择。革命之后,共产党政府重建政权公共性的努力,经历过漫长的努力过程:共产党进程第一步是撤换民愤极大、欺压百姓的旧官僚,通过镇反、民主改革、三反五反运动,大部分受到老百姓痛恨的旧官僚都被清洗,代之以民众欢迎的群众性…

没有集体组织就没有农民的投资理性——说说老家那个村子修了条水泥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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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的投资理性,内在地与组织状态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在众多的农民居民之间分配投资负担和收益的交易成本,远远高于“一事一议”条件下那个松散乡村基层组织的负担能力。因为没 有一个服务于农民的组织,就导致各种最迫切需要的投资活动无法实现。换言之,合理的农民组织是投资理性的前提条件。  一、农民的投资理性与最迫切需要的关系 没有一个农民自己的组织,合理的投入决策就不可能做出来,无法实现以有限的资源去改善最为迫切的生产和生存条件。不仅如此,由于缺乏一个恰当的组织来凝聚大家的意志和力量,今天 的农民已经不太去设想生产和生存条件的改善了,而是追寻各种“看得见”的可行方案。 2012年7月底,我老家那个村子(也就是毛时代的生产小队)修了条水泥路,按照城市的标准,这条路水平不高,宽度只有三米五,厚度20厘米,完全没有配筋,主要作用就是把泥巴路面硬化 。这条路全长一点二公里,除了上级政府财政的配套资金之外,本村需要筹集19万元资金。全村人口仅仅200余人,人均负担在600元以上;此外还要通过各种方法向外“募捐”来解决部分资 金。 对于一个小村庄而言,修筑这条水泥路的投入,乃是有史以来“最大投资”,推而广之,全国绝大多数种粮的农村地区,修水泥路都是有史以来最大投资。近些年来,乡村面貌的最大变化, 就是“水泥路”建设上的“村村通”工程,也许全国的大多数村庄都有了水泥路与外面联接。 修水泥路花了最大一笔钱,应该说这条路还是切合农民某些需要的,否则,这个决策也无法做出。问题在于:在农民生产条件和生存条件都很低下的现实中间,花大钱修路是不是切合了最为 紧迫的需要。更为糟糕的是,有限的投资能力如何与最迫切的需要进行匹配,这个非常重大的决策问题,并没有进行过“认真比选”就已经做出了,也就是说,在投入巨资修路之外,农民对 于改善本村的生产条件和生存条件的其他“投资选项”,未加仔细考虑,就做出了这个重大决策。这…

只有一种“晚年错误思想”有着预见性——谨以此文纪念人民导师毛主席诞辰121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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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苏联解体和东欧变局时期,西方学界还有反思能力的教授们提出一个重大问题反躬自问:为什么在苏东波之前没有任何一个人预料到事情会演变成这个样子?深入追问就是:所谓的社会科 学研究到底有什么作用,上百年的学术精英前赴后继、上百年的积累和进步,真的对于人类社会的理解就那么浅薄?不能够一丝一毫地有益于预见未来和重大历史事件的走向?这么一问之后 ,问题就来了,到底社会科学还有没有“科学性”可言? 一、毛泽东错误思想的预见性 如果硬要找一个例外的话,那就是被他的同僚们定义为“晚年错误思想”的毛泽东,有且只有这么一个人,曾经事先准确地预料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复辟取向和复辟势力。还曾经于1963-1964 年领着中共政治局常委会讨论这个复辟话题,讨论的结果最后以“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名义,公开发表了“九评苏共公开信”。在这九篇文章中间,中共不仅表达了与苏共的 不同政见,反驳苏共的“全民国家全民党”错误认识,还剖析了苏共官僚阶层业已成为背弃人民利益、仅仅只是挂着“共产党”羊头的异己势力,预言在公有制不变的情况下,苏共与人民群 众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对立加深的趋势,最终将会走向资本主义制度的全面复辟。在共产党党内,与毛主席的不同政见大把大把,刘少奇在1960年代就认为国内没有反修任务,言下之意苏联变 修问题仅仅只是一个特例而不是普遍性的结构走向,中共不存在变修问题;1989年邓小平在接见戈尔巴乔夫的时候,以当初反修文章起草小组的领导者和亲历者身份称“当初双方都说了很多 空话”,这种自我批评的高风亮节看起来很值得称道,但言犹在耳,苏东就轰然崩塌,“空话”瞬间就印证成为历史现实。 在这九篇文章中间,还对发达国家共产党(主要是针对意大利共产党)的结构改革思想,给予毫不留情的解剖,声言他们最后将走向与既存的资本主义结构完全同流合污的道路,完全背弃劳 动人民利益和立场。二十世纪后半期发达国家左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