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裕根

王裕根( 1989 - ) ,男,江西吉安人,法学博士,江西师范大学政法学院讲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基层法治研究所研究人员。主要从事农村社会学和法律社会学研究。

5篇文章

王裕根:基层政府综合治理的体制基础与实践机制——以一起林权纠纷为个案分析

王裕根

[摘要] 在具体个案中分析基层政府的综合治理逻辑,可以进一步认识综合治理的体制基础、实践及其功能。基层政府考虑到维护地方社会稳定、矛盾纠纷本身的复杂性和延伸性以及单一解决手段和方式的局限性等情况,通常要采用综合治理的方式化解矛盾纠纷。基层政府开展综合治理,意味着国家权力进入到基层社会的秩序生产中,这回应了转型期基层矛盾纠纷治理的需要。党政体制为基层政府开展综合治理提供了权威性资源,并支配综合治理的实践。综合治理实践的机制表现为基层政府领导的注意力传递、临时机构的非科层化治理以及基层社会的关系资源整合等方面,正是通过这些机制使得基层政府能够应对上级政府综治维稳的目标考核压力。

王裕根:项目制重塑国家与农民关系的机制分析——基于浙西北Z乡的调查

王裕根

[摘要] 后农业税时代,项目制成为观察国家与农民关系的重要窗口。基于浙西北Z乡调研发现,项目资源的体制耗散以及项目转包分包的利益阻截不能使国家项目资金完全落地,与此同时,地方政府通过制度的内部控制回应了项目下乡过程中的资金流失问题。在此过程中,项目制不断形塑农民的国家形象。由此,国家与农民的关系需要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两个层面去分析项目制如何形塑农民的国家形象。一方面,从地方政府与农民的关系来看,项目制强化了农民对地方政府自利的想象,也影响了干群关系。另一方面,从中央政府与农民的关系来看,项目下乡提升了农民的国家认同感,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项目制的治理绩效,同时也表明嵌入式国家自主性得到实现。

王裕根:论乡村社会的内在秩序及其生产机制——以乡镇综治工作为例

王裕根

[摘要] 乡镇综治工作是观察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窗口。乡镇综治工作的具体实践经验表明,基层综治工作是一项系统而全面的工作,对上有考评晋升的压力,对下有综治维稳的压力。通过具体分析综治干部纠纷化解与矛盾调处的过程,可以发现综治工作的目的在于协调生产一种内在秩序,内在秩序具有强治理性、弱法律性以及强协作性。这样一种内在秩序是受综治工作的多重压力、综治干部的乡土本色以及纠纷个案的“延伸性”共同作用而形成。为使法治成为这种内在秩序的重要生产方式,逐步提高基层社会治理法治水平,未来综治工作的改革应提高综治干部的法治思维,完善综治工作的考评机制以及改革纠纷案件的分流机制。

王裕根:《芳华》的法理学之问

王裕根

影片《芳华》讲述了西南军区文工团的军旅之事。虽然故事跨越了文革时期、改革开放初期与后期等不同年代,但那个时代的人所经历的故事却反映了基本的人性准则,给人以思考和反思。 这个故事虽然以何小萍和刘峰的故事为主线,但却是跨越文革时的思想禁锢、生活行为的乖戾、部队生活的苦与乐、对越自卫反击战战士的军人荣誉以及改革开放后国家社会的转型面貌等话题。在我看来,这些主题在影片中都是非常鲜明的。然而,这些主题中,隐藏比较深的一个主题是人与人相处需要平等、尊重与宽容。首先,平等体现为,当影片展现何小萍不能为文工团寝室室友所接受时,而刘峰不顾身份、性格乃至性别的差异帮助战士,反衬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其次,何小萍的室友不顾何小萍的基本人格,竟然当着众人的面扒何小萍的衣服,此件事情发生后,萧穗子对何小萍的关心以及文工团领导出来对何小萍室友发出警告,表达了人与人之间应该有基本的尊重。最后,因何小萍偷拿林丁丁军装的事情导致何小萍的室友都集体排斥她,通过这样一个反面的例子揭开了何小萍后面一系列不幸的人生轨迹,也揭示了人与人之间需要宽容。 影片中最后以刘峰和何小萍拥抱在一起为结尾。这,其实也反映了人要需要抱团取暖,而不是相互鄙视、相互排斥、相互伤害,只有这样,人的生活才能更美好。所以,刘峰给了何小萍拥抱,不仅仅在于传递一种爱,而实际上,这意在说明他们的生活将会因为拥抱而会变得更加美好,而拥抱的前提是人与人之间平等、尊重和宽容。 如果《芳华》折射出他们那个年代不平等、不尊重、不宽容的生活,那么应该反思的是我们今天应该如何度过自己的芳华?是的,我们当今社会依然需要平等、尊重以及宽容的精神来滋补。因为,平等、尊重和宽容是人与人相处的基本原则。它不仅存在于昨天,也存在于今天和明天;不仅在国内存在,也存在于国外。也许,要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尊重以及对人宽容才是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最需要的精神给养。 在当下快速发展变革的…

王裕根:乡村治理中的自治、法治与德治

王裕根

法治将逐步融入乡村振兴战略各项部署中,充分发挥法治在乡村治理格局中的重要作用,推进乡村治理自治、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有利于实现乡村振兴的战略目标。 日前,最高人民法院发出《关于认真学习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的通知》,要求各级人民法院要发挥职能作用,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有力司法保障。这意味着法治将逐步融入乡村振兴战略各项部署中,充分发挥法治在乡村治理格局中的重要作用,推进乡村治理自治、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有利于实现乡村振兴的战略目标。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提出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与此同时,在社会治理层面就明确提出“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2017年12月28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进一步重申了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对于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意义。当前,我国乡村社会正在发生结构性变迁,农民的思想观念、利益诉求变得日趋多元。中央提出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模式不仅回应了转型期乡村社会治理的需求,也为乡村社会的转型发展指明了方向,有利于推进乡村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但是,如何在司法实践中有效推进乡村治理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形成“三治合一”的格局,这就需要结合乡村社会治理实践具体分析。 首先,要加强基层组织体系的制度建设,创新村干部工作方式。基层组织是战斗的堡垒。乡村治理没有强有力的组织基础将难以贯彻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战略思想。取消农业税后,乡村社会的组织体系涣散,村庄的利益诉求难以通过村级组织有效表达。伴随着社会流动性不断加大,全国部分农村出现了空心化状态。通过加强基层组织体系的制度建设,有利于发挥乡村组织在协调各方利益、组织群众开展村民自治等方面的功能。一是加强乡村党组织建设,强化党在乡村社会中执政的组织基础。党具有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党组织不仅要把握村民自治正确的政治方向,也要在既有的法律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