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少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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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少石:电信诈骗是如何“组装”的:对犯罪组织及其形成机理的考察

孙少石

[摘要] 本文以真实案例作为经验基础,剖析电信诈骗犯罪的组织形态。任何一起电信诈骗,都可以视为三个相对独立、却又彼此协同的部分之合成:拨打诈骗电话、通讯流和资金流。但这三个部分的组织方式不尽相同:拨打诈骗电话与传统的犯罪组织结构类似,属于一种纪律型的组织形态,但是通讯流和资金流则表现出一种松散、开放、以客户为名义连接在一起的组织属性。之所以三者能够合为一体,与互联网高度相关,从中可以管窥互联网对传统犯罪的改造。

孙少石:知识生产的另一种可能——对社科法学的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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嘿,兄弟!我们好久不见,你在哪里; 嘿,朋友!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 ——《武林外传》主题曲   科斯将中国的经济社会改革概括为“边缘革命”:有突破性的变革并不发生在中心,而是暗潮涌动在边缘[1]。尽管讨论的是中国变迁这样的宏大主题,但朴素的道理却足以向其他方向扩展。仿佛是对科斯的呼应,“法律的经验研究”的第一届研习营举办在云南大学,西南边陲,但勃勃有力,这是2013年的11月;第二年5月,势头渐起,华山论剑,这场发生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社科法学与法教义学的对话”搅活了学界,紧随其后的还有“社科法学连线”(Law and Social Sciences Union)、“社科法学读本”。一个名为“社科法学”的至今尚难界定的——组织?学说?学派?运动?——事物就这样突然出现,对中国法学界,乃至社会科学界,掀起了一场不小的波澜。 什么是“社科法学”?这是苏力十多年前提出的关于中国法学范式分类的一个概念: “他们更多借鉴了其他社会科学或人文学科的理论资源和研究方法,试图通过一些更为具体的问题的分析来把握法学”“这一学派……最大的共同特点就是——自觉地或迫不得已地——不把法律话语作为一个自给自足的体系,而是试图把法律话语与社会实践联系起来予以考察,考察其实践效果”[2]。 从现有的研究看来,它们基本是对苏力这一界定的丰满。那么既然这个概念本身并不新近,围绕着这一风格的研究历程也不是一朝一夕,为什么过去“养在闺中人未识”,又是什么力量激活了这个似乎没入沉寂的名词? 但这真的仅仅是一个词吗?如果只是为了表达上的精确,不妨使用“法律和社会科学”,或者为了追寻对学术流派传统划分的某种接续,称呼“法社会学”也未尝不可[3]。但问题是一个语词一旦进入社会生活层面,将不只有交流沟通的功能,它会类似于标签,还存在着与权力意志如影随形的诸如甄别、分类,促人“站队”的功能。大量个体或群体的…

孙少石:另眼旁观——对“社科法学”的一个反思

孙少石

嘿,兄弟!我们好久不见,你在哪里; 嘿,朋友!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 ——《武林外传》主题曲   2013年10月的一天,我收到一位老师的邮件,说的是即将在云南大学举办一个名为“法律的经验研究”的研习营,正在招募学员,老师问我是否愿意报名。如此机会岂能错过,我未有片刻犹豫。当时我认为的这不过是一次特殊的授课体验,现在回过头一看,却与紧接着的包括“社科法学连线”、“社科法学读本”,以及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华山论剑——“社科法学与法教义学的对话”,共同构成了统在一个名为“社科法学”的至今尚难界定的——组织?学说?学派?运动?——事物在2014年中国法学界,乃至社会科学界,掀起的一场不小的波澜。 什么是“社科法学”?这是苏力十多年前提出的关于中国法学范式分类的一个概念: “他们更多借鉴了其他社会科学或人文学科的理论资源和研究方法,试图通过一些更为具体的问题的分析来把握法学”“这一学派……最大的共同特点就是——自觉地或迫不得已地——不把法律话语作为一个自给自足的体系,而是试图把法律话语与社会实践联系起来予以考察,考察其实践效果”[1]。 从现有的研究看来,它们基本是对苏力这一界定的丰满。那么既然这个概念本身并不新近,围绕着这一风格的研究历程也不是一朝一夕,为什么过去“养在闺中人未识”,又是什么力量激活了这个似乎没入沉寂的名词? 但这真的仅仅是一个词吗?如果只是为了表达上的精确,不妨使用“法律和社会科学”,或者为了追寻对学术流派传统划分的某种接续,称呼“法社会学”也未尝不可[2]。但问题是一个语词一旦进入社会生活层面,将不只有交流沟通的功能,它会类似于标签,还存在着与权力意志如影随形的诸如甄别、分类,促人“站队”的功能。大量个体或群体的现实利益由此将围绕在这个词的周围寄生与繁衍,使用者未必自觉、但也势必带入这样的利害关切。 那么使用者,或者更直白地说,通过使用这个词而受益…

孙少石:阅读苏力:本土资源及其他

孙少石

[摘要] 本文将作为一个走进并理解苏力的努力,试图通过苏力的论文、译著、演讲辞、诗歌等文本梳理他的法学理论脉络,展示其为学与为人,争取智识的碰撞以期带来更多的对法学、对中国社会的思考。文章的大致保持苏力自己学术研究中“无法说清楚的理由”的结构,但并不完全相同:本土资源和中国社会法制的现实,对于司法的理论贡献,对法学教育的反思,突破传统法理学后带来的新鲜空气,提供方法意义的语境论,苏力非中国式的表达,最后将以“超越法律”收束全文。

孙少石:边疆治理在历史变迁中与大国宪制的关系

孙少石

是故封建之弊,强弱并吞,天子之政教有所不加;郡县之弊,疆场之害苦无已时。欲去两者之弊,使其并行不悖,则沿边之方镇乎![1]——黄宗羲 一、问题 传统国家受制于行政能力的低下,从中心向四周放射的权力半径自然相当有限,因此对边疆的控制其实处于一种比较暧昧的若即若离状态,直到民族国家的出现,才能准确地将行政管辖的范围和明确边界的领土大致对应起来,也才产生了具有扎实稳定意涵的国界与国家[2]。仅仅从一般的原则层面讲,这当然无可质疑,但对于探究具体问题,尤其是对于中国这样地域广大、人口众多、民族复杂、历史悠长的大国,这种的简单概说显然味道很是不够:传统中国是如何受制于微弱的行政能力的?行政能力微弱如何体现?权力向四周的扩散依托哪些途径?受到了怎样的阻碍,无论是自然的还是社会的?对边疆控制的暧昧表现在哪些地方?经过现代化的改造,起码也是“佯装成民族国家”(白鲁恂语)的现代中国在治理边疆上又有什么新的实践以及效果如何? 文章将大致围绕这些问题予以铺陈,解读这些问题背后广义的法律——政治与法律——的制度寓意与因受社会条件约束而随之发生的功能性变迁。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受到理性主义的遮蔽以及知识分子对文字的偏见,人们在理解制度时已经不加反思地认为制度必定或总是通过书写方式得以存在,否则顶多也只能算作变态。这种关心“名”的做法有其形式理性下的合理性,但因此忽略或不承认“实”,对那些“融化在血液中,铭刻在脑海里,落实在行动上”的流淌在历史与行动中的惯常性行为视而不见或觉而不察却又是不合适的。而这个问题的另一个特征是我们在观察、认识制度时常常不自觉地以西方近代社会常规阶段里的某一制度生搬硬套地作为参照,在这种食洋不化的心态支配下,我们忘记了一切制度概莫如外是基于本国实际需要产生并总是回应本国问题,不首先立足于中国实际情况却动辄从西方一般理论当中寻求“正当化”论据,这当然会看不到、不承认,甚至仅仅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