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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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猛:民主集中制与新中国政法传统

侯猛

        从“赵作海案”谈起 2010年上半年发生的“赵作海案”,是继“许霆案”、“邓玉娇案”之后,又一起引起全民关注并具有广泛影响的政法事件。“赵作海案”之所以能够引起广泛关注,就在于其被认定为故意杀人罪入狱服刑数年后,被害人赵振晌“复活”。如果不是被害人“复活”回村,赵作海的冤情永远不会得到昭雪。舆论批评直指公安机关办案过程中的刑讯逼供;舆论指向的另一个问题是案件协调做法。在办案过程中,原本公安机关和检察院存在意见分歧,但在政法委员会的协调下,才最终认定赵作海杀人事实成立。不论是刑讯逼供,还是案件协调,都不是个体行为或个别做法,而是普遍存在于中国政法体制的制度性问题。 这关涉到中国政法体制中最为根本的组织原则——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不仅是中国区别于西方法治体制的根本标志,也是政法体制能否进一步革新的关键所在。民主集中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新中国的根本工作经验。它不仅因而成为党的根本工作原则,也延伸适用于所有国家机构。所谓民主集中制,原本含义是既不同于通常意义上以分权制衡为基础的民主政治,也不同于极权政治。 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就是说,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 综合党内文献,这一原则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走群众路线,反对脱离群众,破坏民主作风的倾向。 先民主,后集中,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领导同群众相结合……如果没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没有真正实行民主集中制。 第二,加强党的领导,反对分散主义。 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各级党委是执行集中领导的机关。但是党委的领导,是集体领导,不是第一书记个人独断。 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党要领导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军队和政府。 第三,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发挥各地方的积极性,实行分级管理。第四,强调集体利益、整体…

学术理想与研究

侯猛

   一、您为什么选择以法律为业?又是怎样对法学学术研究产生兴趣的? 侯猛:15年前我决定报考法学院,基本上是自己的选择,家人没有干涉。细节已经无法考证,现在只能做一些事后的正当化解释:考法学院或许与自己成长环境有关,我从小在政府大院长大,父亲当兵20多年后转业到地方,不久亦进入政法部门。所以,那时候理解法律大概是认为和军队一样,都是刀把子吧。另外,当年高考时,好多同学都报热门专业比如经贸。我还是不太喜欢凑热闹,就报了当时还不热门的法学,后来班上也就我一人上了法学院。 说到对法学学术研究产生兴趣,首先还是受到老师们的影响。这首先是我的硕士导师,现在在华东政法大学任教的童之伟教授。1998年他将我招至麾下时,他除了自己做科研之外,教学上也花了很多心思。我现在印象最深的就是,他要求我们读“原典”,比如,上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史这门课时,每人必备马恩选集四册。那个时候,我们真的是抱着“大部头”啃,不仅要读,而且几乎每周还要写相关读书笔记。他都会亲自批改,然后在课堂上讨论。我现在的研究方向虽然发生了变化,但基本功还是在硕士阶段打下的。我在博士阶段的导师是朱苏力教授,他对我的影响是无形的,甚至现在还难以走出他的“荫影”。特别是在写作博士论文时,和他有比较深入的讨论,因此,也影响了我的写作思路。除了阅读他的文章之外,从他那里获益比较大的还有,在读书阶段参加他每周组织的席明纳。这是一种很好地激发研究兴趣的形式。 二、您认为哪位学者或者哪一本著作及论文对您的学术影响最大?影响是什么? 侯猛:我的阅读范围有些是当年老师指定,更多则是源于同学或朋友的推荐以及自己的发现。过去几年读书的偏好主要集中在人类学、社会学,法学的书反而读得很少。读得最多的是费孝通的书,特别是他的《师承 补课 治学》,读了好几遍。此外,瞿同祖、福柯、斯科特、格兰诺维特、布洛维,以及谢宇、阎云翔、王铭铭、王绍光、赵鼎新、冯象等…

经济体制变迁中的最高法院(1949-1978)

侯猛

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经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后,就将成为法律。我们司法工作人员必须和经济工作人员一样认真学习研究,并站在自己工作岗位上,积极主动地配合其他部门,为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 ——董必武   最高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最高法院)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是司法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与我之前进行实证和成本分析的研究相比,①本文侧重于历史的考察,主要研究经济体制变迁过程中最高法院的政法治理方式的变化,特别是它对经济生活发挥作用的变化。大致说来,中国共产党在执掌政权后面临的主要任务是现代化、国家政权建设和社会经济革命。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在建国初期以及以后的三十年所采取的主要手段是通过意识形态调动全国人民的积极性,通过政治来改造国家,实现经济现代化;这一阶段进行的社会经济革命主要是建立计划经济体制,所有的经济决策集中在中共中央以及主要代言人国务院。在这样的背景下,造就出最高法院特有的政法治理方式,并且这种治理方式在今天仍在发挥着相当大的作用。   一、计划经济体制下最高法院的定位 中国经济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计划经济时期(1949年到1978年)、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1978年到1992年)以及市场经济全面建设时期(1992年到现在)。计划经济时期又分为以下几个阶段:1949年到1952年,是中国经济恢复阶段;1952年到1957年,中国仿照苏联的做法,开始实施国民经济恢复以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这一阶段总的经济指导思想是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在1954年以后又发展为“一化三改”;1958年到1978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动荡阶段,经过收权-放权-再收权后,形成了中央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的格局。①对于当时中国这样一个后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央集权的经济体制可能是必要的,因为如果没有统一的政治架构和统一的法律,打破传统经济的封闭性,就不可能实现现代的…

侯猛:社科法学的传统与挑战

侯猛

(侯猛) 社科法学倡导运用社会科学的方法分析法律问题。这与以规范文本为中心的法解释学及其新兴衍生品一一法教义学一一有显著的区别。近年来,随着从德国留学回国或深受德国法传统影响的学者日益增多,法教义学的研究日渐兴盛。[1]虽然法教义学者特别是来自部门法的法教义学者,对社科法学采取相当克制或友善的态度,“教义学的主张无意排斥其他的法学研究进路”,[2]但是在中国法学的知识竞争格局中,社科法学者多少感受到了来自法教义学的挑战。因为相较于注重逻辑、体系构建的法教义学,社科法学大多集中于个案或具体问题的研究,似乎并不存在统一的研究进路。这看起来不仅显得知识杂揉,而且也意味着难以形成知识的整体优势与法教义学相抗衡。面对挑战,社科法学除了更高质量的知识产出之外,还必须与法教义学相竞争,并通过认识对方来检视自己,形成学术自觉,强化知识传统的认同。 一、为什么简称社科法学 社科法学这一称谓,最早是由苏力于2001年在讨论中国法学格局时提出来的,[3]但之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这一称谓并没有得到经常使用。其主要原因有二:一是苏力当时用社科法学指代的那些领域相互隔膜、交集较少。这些领域既包括以他自己为代表的法律社会学的经验研究,也包括以梁治平为代表的法律文化研究,还包括以季卫东为代表的程序法治研究,以及横跨社科法学和法解释学的部门法学者如陈兴良的刑法哲学研究等。二是当时的社科法学研究刚刚起步。如今十多年过去了,社科法学这个称谓已逐渐为学术界所熟知,并且有规模集中的研究群体认同和使用这一称谓。这就是所谓“约定”“俗成”。 不过,指代“运用社会科学方法来研究法律问题”的称谓并不只有社科法学一个。从过去十多年的发展看,中文还使用过“法律的交叉学科研究”、“法律的社会科学研究”、“法律和社会科学”、“法律社会科学”等称谓。甚至,在中文世界中,后面这些概念使用的范围更广,除了法学,还有社会学、经济学、人类…

最高法院访民的心态与表达

侯猛

[摘要] 即使诉讼案件已经终结,一部分访民仍执着地进京上访。这不仅意味着他们要出“气”、讨个说法,也是把解决问题的希望寄托于现实世界中的“天”——中央。这个中央还不仅仅是或主要不是最高法院,而是中共中央。即使希望一时难以实现,至少也要来北京争取到表达的机会,让中央能够倾听他们的冤屈。表达本身也就成为支撑他们继续上访的动力。但中央即使有心处理,也没有足够能力快速处理所有上访案件,久而久之,便形成了长期上访甚至滞留不归的访民群体。当他们越来越失望和绝望时,相互倾诉就显得尤为重要,这反而增强了访民之间的情感认同和群体认同。这种认同感的增强,不仅意味着他们很难再回归到原有的社区当中;同时也意味着地方的接访工作,在中央维稳要求和访民抗争的双重压力下,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