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猛

14篇文章

侯猛:进京接访的政法调控

侯猛

[摘要] 虽然全国信访总量在下降,但进京上访数量却呈现上升趋势,这使得地方进京接访的任务加重。2003年收容遣送制度的废除,客观上导致了县级地方政府暴力接访行为和“黑监狱”的大量出现。同时为缓解进京涉诉上访压力,各省高级法院纷纷派驻最高法院周边,形成了法院“驻京办”的扎堆现象。这些现象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之前单一制度改革所带来的负面后果。未来信访改革应特别注重各项制度之间的配套、跟进和协调。从限缩信访事项的范围、划定法院审判与涉诉信访的界限、拓宽建立多元的民意表达渠道、健全社会救助和商业保险体制等方面入手,促成制度改革的整体效应发挥。

侯猛:社会科学与法律适用

侯猛

第2讲 社会科学与法律适用 社会科学不只是运用于事实问题,在事实认定阶段发挥作用。同样的,社会科学在处理法律问题时,在法律适用阶段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一法律解释 在法解释学乃至法教义学看来,法律解释有各种方法,其中包含有社会学解释。这在国内的著作例如王泽鉴、梁慧星、杨仁寿等著述中都有所提及。这就是说,社会科学可以作为法律解释方法之一种或一部分而存在。特别是法教义学常常反驳针对其体系封闭性的批评,说到现在也开始具有一定的开放性。法教义学体系给社会科学开了一个小门,你可以变成为我们的一种法律解释方法嘛。 但不知大家注意到没有,法教义学大多也只是对社会学开放,或者说只有社会学解释,但却没有对经济学开放,也没有将经济学解释作为其解释方法之一种。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那是因为经济学解释对于原有法律解释体系来说,是颠覆性的。这也是为什么国内法教义学敌视社科法学(“法律和社会科学”的简称)特别是法经济学的根本原因。 具体来说,价值判断已经先于法教义学体系而存在。而法教义学的价值判断是围绕着正义的标准,包含有人权、平等、自由、民主等具有普适意义的大词。但法经济学的价值判断则是强调效益最大化、社会财富最大化,相对忽视传统上的人权、平等的价值。因此,在价值判断标准上,法教义学与法经济学是根本对立的,在法律解释方法上也难以将经济学解释融入。 法教义学为什么没有与法社会学截然对立?可能是因为法社会学的价值立场在传统上比较左倾,会注重人权、平等、民主,因此有时候与法教义学的价值判断反而会比较吻合。这样说来,法社会学与法经济学才是对立关系,是不是?这也得看国情。美国的法经济学规模太大,基本不甩法社会学,因此,可以独当一面。但中国不行,中国的法解释学特别是近几年法教义学势头迅猛。而法经济学、法社会学原本规模就不大,在这个时候必须“抱团取暖”,组成“社科法学”才能够与法教义学进行对话。法经济学与法社会…

侯猛:社会科学在法律中的运用

侯猛

  第1编    社会科学在法律中的运用 这一编所讨论的社会科学在法律中的运用,主要针对司法。社会科学与司法,这样一种知识与制度的共生关系,历史上主要发生在美国。我们所熟知的名言:“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而不是逻辑”,“法律的理性研究,现在属于熟识法条的人,但未来属于经济学和统计学者”。这些都是作为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的霍姆斯的经验之谈。而他也被视为法律和社会科学的研究先驱。同样的先驱,像布兰戴斯、卡多佐也都是出自法律界。   社会科学与司法的讨论,可以从微观个体(micro-individual)、微观社区(micro-community)和宏观社会(macro-society)三个层面展开。这又被称为“视角转换法”。【戴泽:《社会科学》,商务印书馆】就好比我们用地图看世界,不同的比例(representative fractions)如1/250000,1/50000,1/2500,所看到现象的差别非常大,也会让我们关注不同的问题点(如图所示):     具体来说,宏观社会的视角,是对整个司法制度,包括机构设置、审级制度、程序设定、人员管理进行社会科学分析。微观个体的视角,主要涉及对法律人的心态、决策认知进行社会科学分析。 这一编主要是从微观社区的视角讨论司法。就是在特定的司法场域(judicial field),在具体案件的裁判过程中,社会科学如何进入的问题。大致而言,案件的裁判过程,分为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阶段,或者说,案件需要区分为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我的讲授也大致区分为2讲:社会科学与事实认定、社会科学与法律适用。 第1讲 社会科学与事实认定 这部分的讲授,特别是美国案例,主要是参考 John Monahan, Laurens Walker, An Introduction to Social Science in Law。【北…

侯猛:最高法院巡回法庭:何去何从

侯猛

[摘要] 最高法院巡回法庭就是最高法院的派出法庭。其职能定位虽然是审理跨行政区域重大行政和民商事案件,但目前主要功能是为了分流本部的申诉信访案件,包括审查申请再审案件。这种实践与表达的背离,一方面会让北京的信访压力略有减轻,但会激励更多申诉信访案件涌入巡回法庭;另一方面,由于本部二审民商事案件数量已经呈现下降趋势,巡回法庭可审的案件并不多。即使本部将巡回区二审案件交由法庭审理,但从长期来看,如果案件数量仍不足,巡回法庭可能会通过推动诉讼管辖标准的调整等措施,将原本由高级法院审理的一部分二审案件上移到法庭。

侯猛:中国的司法模式:传统与改革

侯猛

中国改革是一次漫长的国家转型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经济体制、社会结构、文化观念都在发生着剧烈的变化。一方面得益于经济体制改革,国家竞争力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另一方面新旧体制的转化又不彻底,出现大量的官僚腐败、侵犯公民权利的问题。这些问题的根本解决,固然需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但人民期望通过司法(主要是法院)来解决上述问题的意愿也越来越强烈。但是现有司法的能力还相当有限,有限的司法能力与无限的司法需求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如何解决这一紧张关系,这是目前司法改革的根本任务。[1] 这一根本任务也意味着,司法改革应当从调控司法需求和提升司法能力两方面展开:从调控司法需求来看,目前正在推行的多元或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即由仲裁机构或调解组织来解决纠纷,能够在相当程度上分流司法需求。[2]即使不能分流的司法需求,法院也开始强调“调解优先”,[3]力求采取调解方式结案,减少诉讼成本。对于法院而言,调控司法需求具有一定的可控性,可以通过系统内的各种制度改革,例如,案件分流、减少积案来解决。尽管这些做法可能存在问题,但短期内来看,也可以认为这是法院通过提升司法能力来调控司法需求。但是仅仅将司法能力理解为强化纠纷解决的制度能力是不够的,司法能力还包括如何提升法院在整个国家权力关系中的地位,通过强化司法对整个中国改革的能动作用,从而在根本上解决官僚腐败和侵犯公民权利的问题。 但经验地来看,过去30年以来,司法改革深受经济体制改革的影响。例如,各种新型纠纷涌入法院,客观上促使法院进行新的诉讼程序和审判方式改革。但是法院对经济体制改革以及政治体制改革的影响相当有限,法院所能够做的不过是围绕着“为中心工作”服务展开。[4]特别是最高人民法院也并没有像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那样,具有型塑国家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功能。[5]果真如此,那么通过司法改革提升法院在国家权力关系中的地位,进而推进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