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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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猛:中国法学的实力格局——以青年学者的引证情况为分析文本

侯猛

[摘要] 本文做法学引证分析,是希望以此推动学术规范化和评价科学化的讨论。例如,学术写作应从梳理已有文献开始,引证应以必要为限;中国法学界的学术评价不能还停留在只数篇数,哪怕是三大刊篇数的阶段。篇数当然很重要,但引证和同行口碑也是必不可少。这样一种现代多元的学术评价标准,也是在形塑新型的学术卡里斯玛。本文的写作,就是在展示法学界的新一代的学术卡里斯玛。这是通过引证来呈现青年一代的研究能力、整体活力和世代更替程度,以此勾勒出当代中国法学的实力格局。

侯猛:如何经验地研究中国司法

侯猛

[摘要] 一晃博士毕业已经13年有余,现在回过头再来看自己的博士论文,是否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我不敢判断。这次受邀与学界同行分享研究的心路历程,仍旧不免忐忑。特别是读者中还有很多法学以外的同行与同学,有必要先做一些说明:一是我虽曾在社会学系做过博士后,学习过法律人类学,但本硕博的训练是在法学院。因此,在法学院所做的法律社会学,与社会学系的法律社会学会差异较大。这是跨学科研究普遍存在的问题,可能还会彼此看不惯。二是我的博士论文并没有全部出版,专著的底子是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经过删除和增加以后的博士后出站报告。而最近又根据这10年来的相关研究,重新编排结构和内容,准备再出新版。三是博士毕业很多年,已经不太记得当时写作的细节。好在2013年我曾在第一届社科法学研习营上谈过类似内容,现在征得石头君同意和建议,就在那次讲稿的基础上进行了修订更新。也因此这篇文章仍免不了留有当时所讲的痕迹,请同行与同学见谅。

刘思达、侯猛、陈柏峰:社科法学的国际视野与本土经验

刘思达

侯猛:今天对话的主题是“国际视野与本土经验”,对话人为刘思达,[1]我和陈柏峰是与谈人。题目里面的“国际与本土”有两重含义。从教育背景上看,刘思达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算是海龟;我和柏峰在中国获得博士学位,算是土鳖。从研究经历来说,虽然强调国际眼光,但不论柏峰还是思达都是做中国的经验研究。社科法学的研究不可能脱离本土经验。 这里还要简单介绍一下社科法学。社科法学,英文是Law and Social Sciences,指运用社会科学的知识和方法来研究法律问题。广义的社科法学包括不同的研究进路,相对比较成熟的有法律社会学、法律人类学、法律经济学以及晚近发展的法律与认知科学。中国当代社科法学的发展,大致是从法律社会学领域逐渐拓展出来的,因此,我们也会将社科法学称为广义的法律社会学。我们三位主要研究法律社会学,因此,今天的对话主要围绕法律社会学的学术传统展开,同时也会讨论与其他跨学科法律研究——例如法律经济学——的区别与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区别。 一、学术经历与转向 侯猛:我先从思达本人的经历谈起。思达是北大法学院98级的本科生。这一届学生中除了思达在从事学术研究外,还有章永乐。有意思的是,两位去美国获得的博士学位,都不是法学的。章永乐在UCLA读的是政治学,现在回到北大法学院任教。而思达是在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读社会学。所以我的问题是,为什么你们当初会选择读非法学专业的博士,在接受学术训练后却又从事与法律相关的研究。类似的,历史上有很多知名学者如马克思、韦伯当初也都是离开了法学院,但最后又回到学术研究中,用另一种视角来理解法律问题。你怎么理解这样的学术训练与学术研究过程? 陈柏峰:在你正式回答之前我介绍一下章永乐。章永乐现在是北大法学院的副教授,在UCLA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获政治学博士学位。他写过一本《旧邦新造》[2],讨论康有为的政治思想,大概属于法律思想史研究。我觉得你们俩还真有…

侯猛:进京接访的政法调控

侯猛

[摘要] 虽然全国信访总量在下降,但进京上访数量却呈现上升趋势,这使得地方进京接访的任务加重。2003年收容遣送制度的废除,客观上导致了县级地方政府暴力接访行为和“黑监狱”的大量出现。同时为缓解进京涉诉上访压力,各省高级法院纷纷派驻最高法院周边,形成了法院“驻京办”的扎堆现象。这些现象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之前单一制度改革所带来的负面后果。未来信访改革应特别注重各项制度之间的配套、跟进和协调。从限缩信访事项的范围、划定法院审判与涉诉信访的界限、拓宽建立多元的民意表达渠道、健全社会救助和商业保险体制等方面入手,促成制度改革的整体效应发挥。

侯猛:社会科学与法律适用

侯猛

第2讲 社会科学与法律适用 社会科学不只是运用于事实问题,在事实认定阶段发挥作用。同样的,社会科学在处理法律问题时,在法律适用阶段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一法律解释 在法解释学乃至法教义学看来,法律解释有各种方法,其中包含有社会学解释。这在国内的著作例如王泽鉴、梁慧星、杨仁寿等著述中都有所提及。这就是说,社会科学可以作为法律解释方法之一种或一部分而存在。特别是法教义学常常反驳针对其体系封闭性的批评,说到现在也开始具有一定的开放性。法教义学体系给社会科学开了一个小门,你可以变成为我们的一种法律解释方法嘛。 但不知大家注意到没有,法教义学大多也只是对社会学开放,或者说只有社会学解释,但却没有对经济学开放,也没有将经济学解释作为其解释方法之一种。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那是因为经济学解释对于原有法律解释体系来说,是颠覆性的。这也是为什么国内法教义学敌视社科法学(“法律和社会科学”的简称)特别是法经济学的根本原因。 具体来说,价值判断已经先于法教义学体系而存在。而法教义学的价值判断是围绕着正义的标准,包含有人权、平等、自由、民主等具有普适意义的大词。但法经济学的价值判断则是强调效益最大化、社会财富最大化,相对忽视传统上的人权、平等的价值。因此,在价值判断标准上,法教义学与法经济学是根本对立的,在法律解释方法上也难以将经济学解释融入。 法教义学为什么没有与法社会学截然对立?可能是因为法社会学的价值立场在传统上比较左倾,会注重人权、平等、民主,因此有时候与法教义学的价值判断反而会比较吻合。这样说来,法社会学与法经济学才是对立关系,是不是?这也得看国情。美国的法经济学规模太大,基本不甩法社会学,因此,可以独当一面。但中国不行,中国的法解释学特别是近几年法教义学势头迅猛。而法经济学、法社会学原本规模就不大,在这个时候必须“抱团取暖”,组成“社科法学”才能够与法教义学进行对话。法经济学与法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