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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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律的边缘——部分外地来京 工商户经营执照中的“法律合谋”

贺欣

经过二十多年的法制改革,中国大致上建立了一系列的现代法律规则和机构。然而,规则和机构本身并不能保证法治的建立。实际上,不合法的现象在改革期间普遍存在。为解释这种广泛的不合法现象,有人着眼于妨碍中国人接受现代法律的制度和文化障碍,有人归咎于社会制度转型期间的制度环境导致的腐败、寻租、各种各样的裙带关系和官商合流。虽然这些研究可以对现状勾画出一个大致的轮廓,但基本上没有深入地讨论普通民众对具体法律的看法和反应。对于这方面的缺失,法律社会学可以提供方法上的资源。这个学科的一个基本出发点是:虽然法律可以事先设定一定的目标,但这些目标却不一定能够得到实现,其真正带来的结果常常出人意料。因此有必要在真实世界中去考察具体法律对人们行为的影响,展示现实生活中法律运作的复杂性。这样,要了解为什么不合法现象在中国大行其道,一个可行的方法就是去考察人们为什么不遵守某些具体的法律规定。  从基层社会的角度,本文考察一个受北京市地方法规限制的社会群体——外地工商户——的行为。①「《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2003年10月1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特别强调了取消限制性规定的问题,其中规定:积极拓展农村就业空间,取消对农民进城就业的限制性规定,为农民创造更多就业机会。逐步统一城乡劳动力市场,加强引导和管理,形成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的制度。」要得到使他们经营合法的个体户执照,他们面临比本地人多得多的困难。在法律设立的障碍面前,他们中的一些人选择了申办执照,一些人选择无照经营,而相当一部分人则从本地人手中租执照。严格地说,这种租执照的做法是非法的,但它作为一种与本地人和本地官员合谋的方式,得到他们的支持,因而被广泛地采用。  要解释北京市外地工商户的选择、特别是他们为什么偏爱租执照,显然应当从有关法律执行和遵守的研究入手。基于一系列的经验调查,①「本…

运作不良的法院?——来自两个基层法院的经验考察

贺欣

[摘要] 中国经济和法制改革的一个直接后果是法院逐渐被推到社会经济生活的前台。一方面,作为解决纠纷的最重要的正式机制,法院必须面对社会转型过程中产生的大量新型纠纷;另一方面,国家在法院的制度建设上投入了大量的努力,大致上按法制发达国家的模式来改革和建设原有的司法制度,期望它能够在变化的社会经济条件下解决纠纷和提供正义。[①]然而,令人意外的是,随着经济的增长和社会转型的深入,对法院的使用并没有同步增长。全国的统计数据表明,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民事案件、特别是经济案件的数量已经开始出现持平和下降(见图一)。这个被学界普遍忽略的下降现象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在理论上,它不仅挑战传统智慧对于当代中国法院案件数量与社会、经济、政治条件之间关系的理解,而且质疑正在按西方模式建设和改革的司法制度能否与中国社会相衔接;[②]在实践上,它直接质疑这种大致上按西方化的法院的运作是否有效,当事人对法院的印象和信心是否在变差,以及最终法院能否在改革过程中有效地解决转型时期的纠纷等重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