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于华

17篇文章

倾听无声者的声音

郭于华

在从事二十世纪下半期中国农民口述历史的收集和研究工作中,我们常常接触到的是关于苦难的讲述,屡屡体会到的是苦涩的味道——浓重的苦难,日复一日让人们在其持续中麻木的苦难,被密不透风的屏障遮掩的苦难。这些都不免让人感到沉重。 谈及沉重,不由想起一部沉重之作——《世界的苦难》(一九九三)。这部由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这位世界最重要的思想家与二十二位合作者向世人奉献的、表现当代社会普通人生活中种种苦难的著作,为我们记录和研究口述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启示。一九九九年这部基于对社会疾苦大规模调查的著作英文版面世,名为《世界的重量:当代社会的社会疾苦》(The Weight of the World: Social Suffering in Contemporary Society)。在历时三年的调查中,研究者们以外来移民、失业工人、无家可归者、公司女职员、失业经理人、农民、中学生、临时工、工头、街头混混儿、基层管理者、社会工作者和警察等等以社会下层为主的普通人作为访谈对象,通过“对社会的疾苦、悲惨的境遇、难以明言的不满或怨恨进行探索性的考察”,向人们呈现了这些普通人的生活经历和故事、他们的痛苦和对痛苦的感受。布迪厄等作者以深切的悲悯之心和细致的关注、耐心地倾听走进这些普通人的生活,并由此而承担了社会学研究的政治使命与道德意涵——展现普通人的社会疾苦并通过社会学的解释,揭示其背后深刻的根源。 个体的苦难就是社会的苦难 布迪厄等对“世界的苦难”的研究是从探访普通个体的日常生活故事开始的。通过一个个似乎卑微琐碎的有关痛苦的讲述,研究者以洞若观火般的感受力和想象力,发现个体遭遇与社会结构及其变迁之间的复杂关系,并试图以此超越社会科学研究中微观与宏观之间的二元对立。揭示个人苦难的社会性,是布迪厄等人重要的方法论主张:个人性即社会性,最具个人性的也就是最非个人性的。个体遭遇的困…

陕北骥村的仪式与社会变迁研究

郭于华

[摘要] 国家政治的仪式化运作弥漫于农民的日常生活,改变着人们原有的整合的生活逻辑和乡土社会的文化景观。这是近半个世纪的过程,这一过程表现为国家仪式对传统宗族和社区仪式的替代,革命意识形态和运动话语对地方性知识的替代,以及领袖崇拜对神灵、帝王崇拜的替代。改革开放以后,国家与民间社会的互动关系表现为国家力量在一定程度上的弱化与撤退,以及乡土社会生活逻辑的复归与再建构的过程。认识民间生活逻辑与国家权力这两套意义系统的相互作用,以及农民对于国家形象的认知和感受,才有可能动态性地、过程性地理解和解释社会生活与社会变迁的真实图景及其文化内涵。

当代农民工的抗争与中国劳资关系转型

郭于华

2010年的春天注定是中国工人历史上的一个特别时期: 1月23日凌晨,富士康员工马向前坠楼身亡。在其后的短短几个月里,富士康的不同厂区接连发生十几起员工跳楼自杀事件,仅5月一个月就有7名员工自杀,引起社会强烈反响。面对指责,富士康总裁郭台铭坚称富士康不是血汗工厂,亦称大多数自杀与富士康无关。从1月至8月底,已有17名富士康员工坠楼,其中14人死亡,2人重伤致残,此外还有一人割脉自杀未遂。 5月17日,广东佛山南海本田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数百名工人因不满工资低、实习生待遇差、中日员工同工不同酬而集体罢工;5月20日,劳资双方进行谈判;5月24日,本田公司解雇了带头罢工的两名工人;5月31日,罢工事件升级,罢工工人与南海狮山镇总工会人员发生肢体冲突,数名员工被打伤。罢工期间,本田在中国的整车生产企业均被迫停工停产,每日产值损失超过两亿元。6月4日,在广东省总工会、地方政府的介入下,经过谈判,劳资政府三方签订协议,厂方在员工现行的工资基础上提高33%,约增加500元。罢工最终以工人们的胜利而告终。 以罢工方式表达诉求的除佛山南海本田工人外,还有: 2010年5月5日南京新苏热电公司罢工; 2010年5月14日河南平顶山棉纺厂罢工; 2010年5月28日上海夏普公司罢工; 2010年6月5日江苏昆山书元机械厂罢工; 2010年6月6日深圳美律电子厂罢工 …… 这一系列的工厂事件向整个社会画出了一个巨大的问号:我们究竟身处何种时代?劳方、资方和官方之间出现了什么问题?面对工人的抗争行动,我们首先会思考的问题一个是时点:为什么农民工的抗争会在这个时段上普遍爆发?另一个是方式:为什么这些年轻的农民工采取了如此不同的抗议方式:在富士康是自杀这种个体主义的方式,而在本田等工厂则是大规模集体行动的方式? 一、新生代农民工与抗争时代的来临 在当今中国的劳动大军特别是“世界工厂”中,“新生代”农民工…

居住的政治——B市业主维权与社区建设的实证研究

郭于华

19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迅速推进和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日益深化,城市居民,特别是大城市居民的住宅形态也随之呈现出多样化特征,并由此构造出多样的城市社区类型。这些社区类型的权利主体不尽相同,其所面临的居住问题不同,与之对应而形成的行动策略和社区治理体制也有所不同。权利主体在处理与市场、与国家之间的复杂关系时,经常以各种类型的都市运动表达各自的利益诉求。进而围绕着居住问题而形成的都市运动构成转型期城市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维度。近年来,为数众多的社会学研究从各个角度对之进行过探讨。[①] 本研究以一种实践社会学的基本立场,即强调将社会事实看作一种动态的实践过程,将“居住”视作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内容,并力图将其提升到“居住的政治”这一高度来解析其中国家、市场与社会的复杂互动关系以及其内在的机制与逻辑。在此意义上,本研究也可作为从微观社区开始对中国住房商品化改革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后果的社会学考查与评估。研究引入了公民权理论、行动社会学理论等新的理论视角,力图对以往大部分研究主要停留于社会运动范式有所超越,进而更加有助于揭示当前城市业主维权与社区建设的本质意义所在。 在研究方法上,本研究采取了问卷调查分析与社区民族志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参与观察、深度访谈、座谈会以及与社区组织合作搭建各种业主论坛、业主研修班、业主年会、社区诊所等活动形式,有效地增进了田野工作的深度和广度。在此基础上本研究坚持结构分析和机制分析相结合的研究策略,尤其注重过程-事件分析方法中对过程、机制、逻辑和策略揭示[②],同时通过结构-制度分析把握现象背后的宏观结构与制度背景。 一、城市化进程与居住形态的演变 “居住形态”,主要包括城镇居民住宅的空间样式与产权构成两个基本方面。所谓居住形态的空间样式,是指住宅的外在风貌与空间关系,其与一个城市的长久文化传统密切相关。以往人们在日常俚语中常常提及的“天津的洋楼…

从社会学的想象力到民族志的洞察力

郭于华

[摘要] 置身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任务是提出“要命”而“有趣”的问题并且回答这些问题。这里所谓“要命”指的是那些真实、紧迫而重大的社会问题;而“有趣”则指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学术潜力且能够生产科学知识的问题。社会变迁与社会转型改变了成千上万人们的命运——他们在社会结构中处于何等位置?这些位置如何塑造了他们自身、又如何影响了他们的行动?在改革过程中谁是最大的获益者?谁又是承担了最大代价的人?不同的群体如何选择行动策略从而有利于自身的存在与发展?他们的行动转而对整个社会结构有什么样的影响?是什么因素或力量在决定人们之间的关系以及社会的整合或冲突?一种独特的文明在实践中运作的机制与逻辑是什么?这种文明又是如何演变的?…… 对社会转型的探索迫切需要一种“心智品质”即“社会学的想象力”,对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的研究尤其需要这种社会学的想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