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于华

17篇文章

诉苦:一种农民国家观念形成的中介机制*

郭于华

[摘要] 诉苦是中国革命中重塑普通民众国家观念的一种重要机制。这种机制的作用在于,运用诉苦运动中形成和创造出来的种种“技术”将农民日常生活中的苦难提取出来,并通过阶级这个中介性的分类范畴与更宏大的“国家”、“社会”的话语建立起联系。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通过把苦的来源归结于旧国家制度而建立消极的国家形象,另一方面也通过 “翻身”意识等建立了积极的国家形象。阶级的建构和持续的阶级斗争的实践是以一种作为“部分真实”的阶级性社会分化为基础的,这意味着阶级斗争意识形态的确立以及以此为基础的普通民众的国家观念的形成,既非完全脱离农民的日常生活,同时又为国家统治权力和精英的建构留下了空间。在西欧,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同时也是现代“公民”形成的过程。而在中国的情况下,普通民众是通过诉苦、确认自己的阶级身份来形成国家观念的。这种国家观念是一种“感恩型的国家观念”。而从个体的角度来说,形成的则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公民”,而是作为“阶级的一份子”和相对于国家的“人民”或“群众”。

心灵的集体化:陕北骥村农业合作化的女性记忆

郭于华

农业集体化是一场改变几千年农业传统经营方式的革命,也是中国共产党改造和重建乡村社会结构的宏大社会实验与社会工程(social engineering)。广大的乡村女性在这一社会变革中不仅成为重要的动员对象,也同时作为重要的主体参与其中。着眼于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过程,妇女,不仅是这一宏大社会革命中的生力军,而且是这一革命的特性、意义和成功程度的重要表征。在中国革命中,妇女问题总是与阶级问题相提并论的,妇女解放一直被认为是阶级压迫终结、进而是全人类解放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1922年,中共第二次代表大会制定的第一个《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就指出:“妇女解放是要伴着劳动解放进行的,只有无产阶级获得了政权,妇女们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李银河,1997,81-84)毛泽东在1926年撰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提出了著名的“中国妇女深受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四重压迫”的论断(毛泽东,1968,31),进而指出实现阶级解放和社会发展是妇女解放的根本途径,而这一论述亦成为发动广大妇女投身民族、民主革命并在其中争取自身解放的最重要的理论依据。   既然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层面,妇女都是中国社会革命性变革的参与者和重要动力,她们当然也应该是这一历史过程的言说者和解释者。然而,在正式的历史和革命史记述中,她们的经历和感受,她们的所思所想,她们的记忆和讲述却往往无声无息,她们的故事成为一种历史中视而不见的缺失,她们没有历史,或者至多只有由他人代言的女性历史。   本研究作为“二十世纪下半期中国农村社会生活口述资料收集与研究计划”j的组成部分,试图以中国农村集体化过程中的女性生活作为分析对象,由此探讨这一革命性变迁对农民日常生活的影响以及这一过程中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实践形态。分析资料主要来源于在陕北骥村进行的女性生活史调查,其主要方式是倾听和记录当地女性对该时段经历的讲述、解释和评价。在“口述史”…

民间社会与仪式国家

郭于华

    国家与民间社会的关系及其历史过程近年来一直是人类学、社会学关注的重要问题。在探讨这一问题时为了分析和叙述的便利,我们常会使用国家与社会、上层文化与民间文化、现代性与传统、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等一系列对应性的概念。而这些对应概念的使用有时也会导致研究视域和思考上的二元对立,即将国家与民间社会视为各具不同性质、不同逻辑的位于两极的研究对象,并将正式的、法治的、理性的、现代的、普遍主义的等性质归于前者,而将非正式的、礼治的、迷信的、传统的、特殊主义的特性归于后者。事实上,现代国家的实质内涵并非只居于传统到现代的线性逻辑的一端,从本土社会与文化中孕育生长出来的国家和国家意识形态,与其产生的基础既相区别又有着无法分割的联系;共和国作为农民革命胜利的结果亦不可避免地带有乡土社会与文化的深刻烙印。因而,国家与民间社会、大传统与小传统、上层文化与下层文化、统治意识形态与民众观念之间的联系、沟通和互动过程才是认识社会构成与文化特质及其变迁的最重要角度。   柯恩(Abner Cohn) 在《双向度的人》(Two-Dimensional Man 1974)一书中,概括了的权力关系与象征行为这两个不可分割的维度(Two Dimensions)。指出象征符号和仪式行为等通常被视作非理性的东西并非专属于所谓原始的、野蛮的或传统的社会,现代文明社会的权力运作亦离不开它们。仪式与象征既可以表达权威,又可以创造和再造权威,它们与权力关系相互依存、互为因果。这一点常常为人们视而不见,因为我们身在其中,它构成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成为“视作当然”(taken-for-granted)的东西。   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在描述分析巴厘社会传统政治模式时使了“剧场国家”(Theatre State)这一概念,旨在阐明通常被西方人忽略的政治关系维度,即展示性和表演性的政治模式(Cli…

关于“吃”的文化人类学思考

郭于华

 食物与进食,日常生活中再平凡不过却又再重要不过的事情,无论对个人、家庭、国家和社会而言,都是如此。而把“吃”作为研究、思考的对象,却多少给人鸡零狗碎、不务正业的感觉,这对于以“灿烂的饮食文化”为荣的国度来说,似乎又不大相称。在西方学术领域,以食物作为对象的历史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和作品其实并不少见。美国社会人类学家、哈佛大学的华琛(James L. Watson)教授讲授“食物与文化”(Food and Culture)长达25年之久 ,多年来总是学生们热选的课程,甚至要靠抽签来限制听课人数;而其授课内容涉及生产、交换、消费、民族、地区、宗教、政治等诸多领域。华琛教授认为,通过食物这个“透镜”(lens),几乎可以观照社会和文化特征及其变迁的所有方面。以食物和饮食文化作为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专著也有不少;而且多年来这一研究领域中的文化唯物论(cultural materialism)与历史偶然论(accidents of history, arbitrary)一直各持己见,争论不休:前者以主张文化唯物主义的美国人类学家马文·哈里斯(Marvin Harris)为代表,他认为,不同族群对食物系列的选择首先取决于该种食物是否有利(益)于吃(good to eat),即人们偏好的食物在实际收益和代价上的平衡比人们所放弃的食物更优。这一观点直接针对以法国人类学大师列维-斯特劳斯为代表的结构主义人类学的解释:千奇百怪、千差万别的图腾物种暨食物的选择首先取决于该物种是否有益于人类的思考(good to think)(Levi-Strauss, 1962),具体而言,“食物,必先滋养群体的心智,而后才进入其空空的肚子”。与此相对,哈里斯的观点却是“食物是否有益于思考取决于它们有利于吃或不利于吃。食物必先填饱群体的肚子,然后才充实其精神”(Harris, 1985: pp13-18)。无…

“弱者的武器”与“隐藏的文本”——研究农民反抗的底层视角

郭于华

  当下呼吁关注农村、关心农民的声音日渐其多,世纪之交的“三农”问题提上了决策者的议事日程,也进入许多研究者的学术视野。对“沉默的大多数”或“底层社会”的注意无论如何是件好事,然而我们还是要问一句为什么。农民,作为如中国这样的农业大国的人口主体,在各种宏大的历史叙事中从来是无声者,是没有文字记述其历史的群体,他们出现在历史记录中并不是作为历史的参与者,而是作为征募、税收、劳动、土地产出和谷物收获的贡献者,因而在统计学意义上是以数字形式出现的无名者。但农民在历史中的消隐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受注意,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也不可谓不关注农民,但关注的原因在于,农民长久以来一直是索取的对象,是任何社会都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农副产品、税费和廉价劳动力——的来源;而且农民的生存境况和由此导致的集体行动常常关乎整个社会的安定或动荡,甚至导致王朝的更名易主,这便是历代统治者都谙熟的“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   当前对农民的关注、对解决农业、农村问题的呼吁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出于这样一种危机意识——农民的生存状况过于恶化会影响整个社会的安定,或者不如说出于一种自上而下的对危险警示的反应。不少人以历史上大规模的农民暴动或流民之患为例证,或者以中国加入WTO后最受冲击的农业危机为理由,提请决策者和世人的危险意识。显而易见,出于“危险”反应的对于农民的关注尚未离开统治的立场、精英的立场或城市既得利益阶层的立场。农民在这样的关注眼光中是作为治理对象和防范对象而存在的。然而,我们是否站在农民的立场上想过,我们是否意识到,农民也和我们一样是生而平等的同一国度的国民,应当享有同等的生存权利。我们完全不难理解李昌平们“给农民以国民待遇”的呼吁,这或许是由于现在谈论农民的人权还过于奢侈。而所谓“国民待遇”本应是农民生而具有的,而不应是来自上方的什么人的恩赐。在我们这个社会中,已经没有人愿意当农民,因为农民是二等国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