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磊

1989年生,江苏省淮安市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讲师、基层法治研究所研究人员。主要研究方向:法理学、基层社会治理、司法制度。电子邮箱:liuleijshy@163.com;lawyerll89@163.com。手机号码:18708129512。

18篇文章

刘磊:刑事诉讼法与监察法衔接的政治逻辑

刘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讲师

[摘要] 我国刑事诉讼法与监察法之间的衔接需要建立在准确把握其中政治逻辑的基础之上。这种政治逻辑蕴含于立法过程的博弈之中,并且凝结为监察法所设定的权力关系和利益格局。在二者衔接问题上存在基于不同价值取向而产生的认知分歧,这种分歧集中地体现为对监察机关权力边界的设定,具体而言主要是律师对监察机关调查活动的介入、检察机关对监察机关的约束这两个方面。依循政治逻辑,在监察法已经制定并实施的背景下,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应以监察法确定的基本格局为参照标准,从而实现两部法律之间的有效衔接。政治逻辑的存在,意味着“两法衔接”中的价值分歧无法完全消弭,最终的价值权衡依然取决于立法过程的博弈以及政治判断的做出。

刘磊:基层政权建设的演变及进路——以政-民关系为视角

刘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讲师

    随着社会转型不断推进,我国基层从结构到生态都发生了变化,基层政权建设面临诸多难题和挑战。中共十九大指出要“巩固基层政权”,十九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提出“加强基层政权建设,夯实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基础”。基层政权建设千头万绪,错综复杂,抓住其中的主线是有效破解难题、探索建设进路的重要前提。   一、基层政权建设的核心问题:政-民关系 (一)国家政权建设中的政-民关系 国家政权建设有两个基本维度,一是中央与地方关系,二是国家与民众关系。一方面,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界定决定着国家的基本政治架构,为国家治理的实施奠定框架基础,国家与民众关系是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以及由此构建的制度体系中展开。中央与地方关系作为特定时期的结构性因素,会传递到国家与民众关系的具体互动中并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国家与民众关系对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调整也会产生显著的影响。在不同时期,随着国家与民众关系的变化(例如,二者之间是以国家向民众汲取资源为主还是以国家向民众供给资源为主),中央与地方关系也会随之变动和调适,从而以新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回应国家与民众关系的改变。随着社会多元化、群体分化以及社会自组织能力增强,国家治理的趋势是以国家与民众关系作为主线。[1] 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重点在于中央与省级的关系,而市、县、乡三级并不属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主要内容。也可以说,中央、省级与市、县、乡之间分别主要掌握“治官权”和“治民权”,从而形成“上下分治”的治理体制。[2]从理论分析的角度看,可以将国家与民众关系进一步划分为中央与民众关系、地方与民众关系。在我国,中央与民众关系主要体现在政治象征层面,并且通过国家基本的政治架构呈现和运行,处于融洽状态:一方面中央不断强调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另一方面民众对中央有着高度的认同感。但是在民众与地方之间,尤其是民众与基…

刘磊:中国法治四十年:社会主义与法治的变奏

刘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讲师

[摘要] [文章导读] 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国法治在不同时期获得重要发展的同时,也不断遭遇争议和挑战。总的来说,各阶段对“社会主义”的界定与理解,决定了中国法治道路的内涵与走向。在本文中,作者详细梳理了 40 年来中国法治建设进程的重要节点,伴随着国际格局的持续演化,以及中国社会改革、发展的不断深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逐步成型,但如何在新时代重新阐述社会主义,仍是当下法制建设需要继续面对的重要问题。

刘磊:信访的类型化及其法治展望

刘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讲师

[摘要] 结合基层信访治理困境和国家政治行政运行,分析信访制度的运行过程和功能定位。把信访案件分为政策在位型信访、政策缺位型信访和无理型信访,将信访制度的功能分为国家意志表达的政治功能和国家意志执行的行政功能。不同类型信访案件处理过程中,信访功能定位的侧重点有差异。政策在位型信访和政策缺位型信访是当前信访案件中的主流,无理型信访是信访案件中的支流。信访制度法治化改革中的主要矛盾在于,如何有效应对政策在位型信访和政策缺位型信访,以此为基础理顺信访的政治功能和行政功能,探寻法治化改革路径,适应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新变化。

陈柏峰、刘磊:基层执法的“双轨制”模式——以计划生育执法为例

陈柏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青年长江学者

[摘要] 基层执法是法治建设的关键环节,计划生育执法能体现基层执法的一般模式与实践机制。计划生育执法在之前的连带责任模式衰落后,逐渐走向了“双轨制”模式:强调依法行政的法治轨道与强调执行实效的治理轨道并行。在法治轨道上,执法队伍建设正规化,执法权行使规范化,执法过程程序化,强调依法行政、尊重人权,但执法任务难以有效完成。治理轨道成为应对困境的重要选择,它通过压力型体制实现体制内动员,通过半正式行政实现权力的末梢延伸,体现基层治理的综合性,对法治轨道构成有效补充。执法“双轨制”模式是治理转型的产物,既顺应了依法行政、尊重人权的现代法治潮流,也可以提高执法实效,回应基层法治的非规范性、综合性和延伸性,因此可能会存续较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