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乐

学者简介:方乐   1980年12月生,安徽黄山人。1999年考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同时在经济学院辅修经济学专业;2003年7月毕业,获法学与经济学双学士学位。2003年9月入南京师范大学法学理论专业学习;2008年9月至2009年1月,在台湾东吴大学法学院交流学习;2010年7月获法学博士学位。现为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法理学与西方法律思想史、法律社会学与知识社会学。近些年来,在《中外法学》、《法律科学》、《法律与社会科学》、《法制与社会发展》、《清华法学》、《政法论坛》、《政治与法律》、《法学论坛》等刊物上发表论文13篇,并有6篇文章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以及有1篇论文同时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和《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转摘。

5篇文章

方乐: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的制度功能

方乐

[摘要] 作为司法改革的“排头兵”,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的设置与实践,既能够通过最高审判权力的“下沉”带来社会矛盾纠纷的就地化解,也能够通过最高司法权的在地化运行来促使巡回区司法行为的规范化,还有助于确立通过司法机制分配地方利益以及这种分配方式的权威性。由此所带来的,不仅是地方司法权的行使被进一步高度统一到最高法院的司法行动逻辑上来,而且也确保了国家通过司法进行地方社会治理的可能性,从而有助于国家通过司法权威的塑造来助力国家权威的提升。当然,对于巡回法庭的进一步发展,以及由此所可能带来的对司法世界与政治社会的影响,我们也要敏感并有所预判,要通过巡回法庭司法职能的合理设置以及司法成本的均衡分担,来确保巡回法庭良性运转的同时,促使其司法-法治功能与社会-政治功能的良好发挥,从而实现司法改革的整体目标。

方乐:跨行政区划法院的区域治理功能

方乐

[摘要] 此轮司法体制改革中的一个突出现象,便是各种类型的跨行政区划法院的设立。跨行政区划法院的运行实践,具有重要的司法法治意义与社会政治功能:一方面,它不仅有助于规范区域内司法的同时化解区域内的社会矛盾纠纷,也有助于破解司法地方主义的同时提升司法的公信力与司法权威。另一方面,它既有助于通过司法机制消解区域内的法治冲突,也有助于运用司法对社会资源和公共利益进行再分配,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同时强化司法作为一种公共事项处理平台的价值,实现司法对于区域社会的断裂整合与分歧统一的同时完成司法的区域治理功能。应当说,这种司法治理模式的存在,在更宽广的意义上又不仅有助于治理的法治化,也有助于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方乐: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的运行机制——以审判权的内部运行为中心的考察

方乐

[摘要] 作为司法改革的“试验田”,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在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上进行了一定的创新,将司法改革各项举措更加有效贯彻的同时,确保司法的制度资源和人力资源得到最优化地配置,进而提升审判权的运行效果。当然,对于巡回法庭制度的进一步发展我们也要有所预判,要努力通过人力规划与制度机制的进一步完善来消除其中的不确定性因素,通过对巡回法庭职能的合理定位来平衡现有制度机制在运行中所存在的矛盾性结构与力量,确保巡回法庭良性运转的同时促使功能的良好发挥,从而实现司法改革的整体目标。

方乐:审委会改革的现实基础、动力机制和程序建构 ——从“四五改革纲要”切入

方乐

[摘要] 作为人民法院内部的一个审判组织,审判委员会的制度改革一直是历次中国司法改革的重点。尽管近些年来围绕着审判委员会制度改革所出台的一系列措施确实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改革同时也遭遇到了制度逻辑依旧不明晰、制度空间日渐狭窄、制度资源逐渐稀少、制度效果不乐观等现实困境。而要突破当前的这种改革瓶颈,就必须要重新界定审判委员会的制度角色与制度功能,切实将审判委员会的主要功能限定在总结审判经验等宏观指导方面,将绝大多数案件的审理下放到合议庭,将重大、疑难、复杂案件交由审判专业委员会或者审判委员会委员合议庭审理。惟有如此,才能切实理顺审判权内部运行机制,真正确保审判权独立、公正地行使。

司法如何面对道德?

方乐

一、司法何以如此尴尬?   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针对社会急剧转型以及由此所带来的纠纷的重大变化,中国的司法改革作了很多尝试。可以说,这些尝试对当代中国法院制度的变革所起到的作用是全方位的。然而遗憾的是,尽管法院系统的这些改革措施不仅使得中国法院逐渐增强了回应社会现代性转型的能力,而且也重新定位了中国法院的角色,但是伴随着改革而来的越来越多的“轰动”案件以及由此所暴露出来的有关法院系统的方方面面的问题,例如“司法腐败”、“司法不公”、“人情案”等,其结果,不仅社会大众对中国法院的质疑和问责越来越多,人民群众对法院的信任度以及法院的满意度也都随之降低了,{1}而且法官也越发觉得法院工作压力大,同时法官的职业荣誉感也逐渐被稀释。   司法何以如此尴尬?这其中,可能会有“法官”的问题,比如法官适用法律错误,法官的整体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也可能会是法律制度和司法制度的原因,比如法律制度不完善,存在法律漏洞;还可能会是司法体制的问题,比如司法保障机制不完善或者缺失。但是,这些问题又都是表面上的。因为,伴随着司法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进行,这些问题都将逐步得到缓解。比如“法官”的素质会伴随着法学教育的推广与司法考试制度的推行而不断提高;又比如司法制度与体制,应当承认,较之于以往这些年无疑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那么,问题又究竟是出在什么地方?为什么司法改革越改“问题”越多?为什么改革越改越让人(包括法官)不满意?   问题的症结,在我看来,还是在于我们日常所置身于其中的话语系统与我们所建构起来的司法制度及其实践之间无法兼容,甚至还存有激烈的冲突。换言之,不容否认,当前中国的司法制度及其改革所依赖的话语系统,是建立在法治话语的基础之上的,而这套话语系统,又几乎是外来的。但是我们所身处的日常生活世界,却是一个脱胎于道德话语系统但却又并未建立起属于自身的、独立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