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乐

学者简介:方乐 1980年12月生,安徽黄山人。1999年考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同时在经济学院辅修经济学专业;2003年7月毕业,获法学与经济学双学士学位。2003年9月入南京师范大学法学理论专业学习;2008年9月至2009年1月,在台湾东吴大学法学院交流学习;2010年7月获法学博士学位。现为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江苏高校区域法治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中国法治现代化研究院、江苏省教育厅校外研究基地司法现代化研究中心研究人员。 主要研究方向为:法理学与西方法律思想史、法律社会学与知识社会学。近些年来,在《中外法学》、《法律科学》、《法律与社会科学》、《法制与社会发展》、《清华法学》、《政法论坛》、《政治与法律》、《法学论坛》等刊物上发表论文13篇,并有6篇文章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以及有1篇论文同时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和《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转摘。

8篇文章

方乐:审判委员会制度改革的类型化方案

方乐

一、问题的提出 自人民法院“四五改革纲要”颁行以来,有关审判委员会制度改革的讨论,就更多地从制度存废的价值理念之争转向了如何对制度的工作机制与工作方式进行技术化改造上。最高人民法院希望通过工作机制的改革来完善审判委员会制度,使其制度功能够更好地发挥。而一些新的经验性研究也为审判委员会制度改革方案摆脱价值理念或者意识形态之争进而专注于工作机制上的技术化改造提供了支持。比如,这些研究表明,不仅有关审判委员会制度及其实践的一些既往认识以及基于这种认识而提出的改革对策都是需要重新评估的;——比如这些研究发现,审判委员会委员的专业化程度已经很高了、审判委员会研究讨论的案件范围和数量其实并不大、审判委员会对于合议庭案件处理意见的尊重也是常态性的等等;而且通过工作机制上的改革来完善审判委员会制度,无论是对于当下中国的司法实践还是司法体制改革,都是一种谨慎而务实的态度。 新的分歧集中到了有关审判委员会工作机制的设计上。比如,就最高人民法院下发的、上述四个有关审判委员会制度以及工作机制改革的方案而言,其中不仅改革的着力点较为分散,缺乏整体性规划;而且一些改革措施的理想化色彩较浓,——若是在实践中推行,要么会因缺乏可操作性而被搁置,要么就会产生副作用进而导致程序机制与制度的双重异化;还有一些改革举措是相互矛盾的。与此同时,尽管新的经验性研究在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实践机理上重新达成了一些共识,但这些新的发现不仅有待进一步验证,——尤其是由于这些研究的经验性材料主要都是基于某个省域范围甚至某个基层或者中级法院之内的因而也就需要放置在全国的实践中来进行全局性考察;而且它们也只是减轻了对于审判委员会制度的价值理念之争,并不能从根本上否定以往基于某种价值理念的标准出发而对审判委员会制度所进行的衡量进而呈现出的问题。这意味着对于审判委员会制度的角色定位,认识上的分歧依然存在。而基于不同的认识所提出的、有关审判…

方乐:司法参与公共治理的方式、风险与规避——以公共政策司法为例

方乐

[摘要] 司法参与公共治理的表现形式之一,就是将公共政策纳入裁判活动之中。由于公共政策具有多元化的面相以及内含知识结构的开放性,公共政策司法不仅有助于拓展司法参与公共治理的范围,也有助于提升司法公共治理的能力。但公共政策同时也隐含风险,为此就会削弱甚至干扰司法参与公共治理的效果。因而要确保以公共政策司法的方式参与公共治理目标以及效果的实现,就必须要对公共政策进入司法的方式与类型进行归纳,以此为依据,客观展示公共政策司法的风险,并在此基础上建构公共政策司法风险的评估体系与规避机制,从而在整体上提升司法参与公共治理的能力与效果。

方乐:司法供给侧改革与需求侧管理 ——从司法的供需结构切入

方乐

一、司法供需矛盾日益尖锐化 早在人民法院“二五改革”开始时,司法改革的决策者就意识到,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与人民法院司法能力相对不足的矛盾,是中国司法发展中的一对主要矛盾。因此,从“二五改革”到“四五改革”,解决这对矛盾,始终是人民法院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 令人遗憾的是,经过十多年的改革,中国司法中的这对矛盾非但未有所缓和, 相反变得越来越尖锐。这突出表现在:一方面,人民群众的司法需求不断急速增长。以法院的年案件受理量这一司法需求的外在表现的变化来看,2008 年,全国法院系统案件受理量首次突破1000万件。2011年至2015年,全国法院系统年案件受理量从1221万件跃升至1952万件。2015年新收案件量同比增幅是2014年的3 倍多。2016 年,全国法院系统案件受理量更是超过2305 万件,达到建国以来的历史最高点。“有纠纷找法院”已经从当年的法制宣传口号,变成当今人们日常的行为选择,中国社会已然进入到了“诉讼社会”。另一方面,人民法院司法能力的整体改善并未能与案件数量激增这一状况相匹配。仅就参与司法产品生产的人力资源要素而言,从2002 年至2016 年,全国法官总人数一直维持在19万人左右,不仅法官人数增长十分缓慢,而且法院人员编制增幅空间也极为有限。与此同时,员额制改革的推行,势必大幅度降低法官人数。“案多人少”成为当下中国法院系统普遍面临的严重问题。 人民法院的司法能力直接决定其所能提供的司法供给。因此,“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与人民法院司法能力相对不足的矛盾”,其最终反映的,实际上是人民法院的司法供给与人民群众的司法需求之间的矛盾。与此同时,“案多人少”只是反映了司法供需矛盾在量化结构上的表现,也即以案件受理数量为外在表征的、当事人/社会大众的司法需求和人民法院提供的司法公共服务产品总量之间由“供不应求”表现出来的矛盾。在质性结构上,司法的供需矛…

方乐: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的制度功能

方乐

[摘要] 作为司法改革的“排头兵”,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的设置与实践,既能够通过最高审判权力的“下沉”带来社会矛盾纠纷的就地化解,也能够通过最高司法权的在地化运行来促使巡回区司法行为的规范化,还有助于确立通过司法机制分配地方利益以及这种分配方式的权威性。由此所带来的,不仅是地方司法权的行使被进一步高度统一到最高法院的司法行动逻辑上来,而且也确保了国家通过司法进行地方社会治理的可能性,从而有助于国家通过司法权威的塑造来助力国家权威的提升。当然,对于巡回法庭的进一步发展,以及由此所可能带来的对司法世界与政治社会的影响,我们也要敏感并有所预判,要通过巡回法庭司法职能的合理设置以及司法成本的均衡分担,来确保巡回法庭良性运转的同时,促使其司法-法治功能与社会-政治功能的良好发挥,从而实现司法改革的整体目标。

方乐:跨行政区划法院的区域治理功能

方乐

[摘要] 此轮司法体制改革中的一个突出现象,便是各种类型的跨行政区划法院的设立。跨行政区划法院的运行实践,具有重要的司法法治意义与社会政治功能:一方面,它不仅有助于规范区域内司法的同时化解区域内的社会矛盾纠纷,也有助于破解司法地方主义的同时提升司法的公信力与司法权威。另一方面,它既有助于通过司法机制消解区域内的法治冲突,也有助于运用司法对社会资源和公共利益进行再分配,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同时强化司法作为一种公共事项处理平台的价值,实现司法对于区域社会的断裂整合与分歧统一的同时完成司法的区域治理功能。应当说,这种司法治理模式的存在,在更宽广的意义上又不仅有助于治理的法治化,也有助于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