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春霞

 龚春霞   女,1981年生,法学博士,汉族,中共党员。2002年获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学士学位,2005年获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硕士学位,2010年获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社会学博士学位。2005年起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校任教。主要研究方向为法律社会学、农村社会学。主讲法学通论、电影中的法律、以案说法等课程。在《学术研究》、《华中科技大学学报》、《云南大学学报》等刊物上发表多篇文章。

5篇文章

龚春霞:行政应急管理的规制与基层治理的实现——反思乌坎事件

龚春霞

[摘要] 行政应急管理暂时平息了乌坎事件,化解了因乡村社会内部矛盾引发的社会冲突,但同时行政应急管理也为彻底解决乌坎问题增添了新的障碍。行政应急管理不能为彻底解决乌坎问题增添新的障碍。高位推动的处理方式消解了地方政府的权威;“闹大”的预期结果强化了民众超越乡村社会进行维权的路径和方法;“政府允诺”放大了民众对解决具体问题的期待和想象。具体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常规化的基层治理模式。乌坎事件的有效处理,需要在外力推动下,重塑常规基层治理的可能性,营造乡村社会的良好秩序。乡村社会秩序的生成,“必须再造中间层”,即重新充实乡村基层政权,有效整合乡村社会内生资源并让其发挥应有的作用。一方面需要加强基层政权的治理能力,尽量避免采取“高位推动”的方式解决村庄问题;另一方面,也应该从制度上加强对基层政权行为的规范化,以便形成新的村级自治结构和社会基础。

评周其仁《还权赋能—成都土地制度改革探索的调查研究》

龚春霞

一、问题意识 中国社科院2012年5月份发布的2012城市竞争力蓝皮书,指出过去十年是中国城市崛起的十年。我国常住人口城市化率已达到50%,城市户籍人口达到33%。中国城市化的快速扩张,伴随着大量土地的非农使用,城市建设对土地的需求越来越大。征地拆迁成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相伴而生的必然现象,征地拆迁的可持续性影响甚至决定了城市化的可持续性。征地拆迁涉及到土地增值收益的重新分配,各利益主体纷纷采取各种措施力争利益最大化,利益的博弈必然导致矛盾、冲突和纠纷。为了追求可持续的城市化和中国经济的稳定快速发展,化解征地拆迁中显现的矛盾和冲突,不同学科的学者对征地拆迁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归结而言,主要有以下两种有代表性的理论和观点:第一,制度改革,主张改革现有的征地模式,放开土地市场,允许集体建设用地入市交易,实现国有土地和集体土地“同地、同权、同价”。该观点认为征地拆迁制度及相关法律的模糊之处剥夺了农民的土地权利,侵犯了农民的土地利益。征地拆迁中的冲突和矛盾激化,是农民对不合理制度的抗争。唯有突破现有的征地拆迁体制,才能合理保护农民的土地权益。第二,制度改良,在充分认识到现行征地拆迁模式滋生的诸多问题的基础上,肯定既有的征地拆迁体系和制度的合理性。该观点主张,正是凭借中国特殊的土地制度安排,才保证了中国经济30年的快速发展。在分税制财政体制下,政府低价征地高价卖地获得的“土地财政”为地方政府建设良好的城市基础设施提供了资金保证,是城市建设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土地制度尤其是征地制度成为中国模式的核心之一。 根据《宪法》第13条、《土地管理法》第43条的规定土地出让市场由国家垄断,国家对建设用地市场的垄断表现在两个方面:土地征收阶段,国家是农业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唯一合法的征收主体;土地出让阶段,国家是唯一合法的卖方主体。土地的市场交易行为只能发生在国家和开发商之间,…

地权共识与规则混乱

龚春霞

[摘要] 在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土地的价值不断攀升,农民越来越关注农地的权属,地权纠纷日益增多。不同主体援引不同的地权规则主张土地权益,地权规则之间展开激烈竞争。不同规则的竞争中,地权共识有利于化解纠纷。法治社会的应有之意是法律在社会系统中居于统治地位,并具有最高权威。这要求乡村社会的法律实践中,法律规则成为新的地权共识,是判断土地权属的核心依据。探求新地权共识的可能途径,有赖于实然层面的研究,从而在准确把握各种约束条件的基础上,确立法律规则的权威性和有效性。

外来混混对村庄秩序的影响——两湖平原与华北农村的比较

龚春霞

[摘要] 两湖平原和华南农村的外来混混对村庄社会秩序的影响有所不同。在华北村庄,外来混混可以轻松进村危害秩序,并对村民产生强烈的心理强制;而在两湖平原村庄,外来混混进村危害需要与本土混混结成联盟,否则会遇到强烈抵制,村民并不惧怕他们。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华北村庄内缺乏狠人,而两湖平原村庄内存在狠人,他们主要是本土混混。狠人抵制外来混混是基于“势力范围”的逻辑,其动机是维护既得利益。两湖平原和华北村庄的这种区域差异,有其社会基础,可以从村庄社会性质中获得理解。

找回村社:农地收益与农民所要

贺雪峰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

 一、计算农民收益的前提 我们讨论农民之所要,其中关键是农地收益。农民从农地中获取收益,又可以分为两个问题,一是投入最小化,二是收入最大化。首先简单地讨论一下计算农民收益的前提条件。 中国目前有18亿多亩耕地,大部分耕地都用于播种大田作物,主要是粮食作物,如水稻、小麦、玉米、大豆、薯类作物等,再就是油料作物,如油菜、花生,第三位的是棉花,以上三类作物都是播种面积巨大、供需数额巨大、价格相对稳定的大田作物,这三类作物的播种面积占到了农地播种面积的80%以上,更占到了农户数的90%以上。 此外,中国还有部分耕地用于种植经济作物,如水果蔬菜、药材、花卉,这类经济作物的特点是,集约投入程度高,经济价值高,价格不稳定,受蛛网原理影响大。少数耕地就可以生产出大量的作物出来,从而往往会出现市场供给远过于需求的问题。 表1关于蔬菜播种面积的数据( 12. 76% )中,并非所有蔬菜都是进入市场,而是有近一半播种蔬菜的耕地是农民用于自食的菜地,真正进入市场的播种面积应不超过7%。 山东寿光县是全国闻名的蔬菜生产县,寿光农民有一句名言:“生产得越多越不愁销路。”他们的意思是说,因为寿光农民生产的蔬菜越多,就越是成为全国蔬菜的交易中心和信息中心,甚至技术中心,寿光蔬菜就越是可以在全国形成品牌和销售市场,从而越是不愁销路。但问题是,寿光一个县生产的蔬菜,是以全国作为市场才不愁销路,寿光蔬菜销往全国,全国人民消费蔬菜的总量是有限的,全国人民买寿光的蔬菜,就不会再买其他地方农民生产的蔬菜。寿光农民越是不愁蔬菜的销路,全国菜农就会越愁蔬菜的销路。 诸如水果蔬菜、药材、花卉等高价值的经济作物,因为消费有限,而产量近乎无限,全国耕地中,注定只能以不超过10%的比例来种这些经济作物,超过这个比例的耕地来种经济作物,在市场需求有限的情况下,经济作物的价格就会发生大波动(诸如西瓜、辣椒滞销的报道,早已经不再是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