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十年前，黄宗智认为以清代帝国行政实践为代表的“集权的简约治理”传统，顽强地延续至民国、毛泽东时期和改革时代的治理实践^[1]。这种简约主义的行政模式，展现出国家与社会二元之间的相互协调，并集中交汇于一系列高度依赖“准官员”的基层治理领域。农业税费取消后，社会主义现代国家建构开始与累积农业剩余的集体体制脱钩，乡村社会成为现代国家的反哺对象 ^[2]。与此同时，地方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压力并未减弱，乡村社会日益成为现代国家需要积极应对的综合治理领域。

与“集权的简约治理”所体现的研究思路相近，华中村治研究聚焦于后税费时期的乡村治理领域，对一系列半正式行政实践，如社会公共服务^[3-4]、项目制运作^[5-6]、经济发展^[7-8]、社会稳定^[9-11]等领域给予持续关注。令人疑惑不解的是，尽管以村级组织为治理主体的半正式行政依然简约，但村干部却不再完全自行其是，而是更多地听命于乡镇政府^[12]；另一方面，村干部逐步成长为资源输入过程中的权势群体，在谋取私利上几乎不受控制，成为乡村治理中的顽疾^[13-14]。迫于来自中央和上级政府的监管与问责，县乡政府开始对简约的半正式行政结构进行着多方位的制度调整^[15]，但成效并不显著。

总体而言，处于国家与社会交汇处的基层行政实践并未完全突破简约主义的治理模式，但半正式的基层行政实践中正式的行政结构与乡土社会之间达到前所未有的相互交融，乡村基本治理单元中行政单元的治理日趋占据主导地位^[16]；而自然单元的治理虽为中央所积极倡导^[17]，却并未在基层治理实践中普遍推广。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半正式基层行政的内在逻辑亟待厘清，以行政村为代表的乡村基本治理单元的治理能力建构愈发紧迫。这为学界进一步探讨以半正式行政实践为核心的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建构路径提供了重要契机。本文的基本思路是，在国家治理转型和乡村社会变迁的视野中，观察乡村基本治理单元的结构性变化，着眼于新时期半正式行政的运作逻辑，聚焦基层治理能力的分类并针对性地提出一个简明的治理能力建构方案。本文的经验基础源于笔者对基层治理的长期关注，具体涉及山西、河南、湖北、山东、浙江、上海、广东、重庆等多地农村的实地调研。

二、双重变奏中的乡村基本治理单元

（一）人口大流动时代的后乡土社会

国家向乡土社会输入的公共资源显著地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生活环境，农民在交通、卫生、社会保障等层面享有前所未有的公共福利^[18]。与此同步，在城镇化的浪潮下，乡村社会的结构和性质发生巨变，乡土社会全面进入现代化进程之中。与经典农村社会学所言及的“乡土社会”不同，社会主义现代民族国家建设中的乡村社会可谓之后乡土社会，其最直观的特征便是乡村人口的大流动。

农民在城乡之间往返和农村人口的城镇化之间存在紧密关联。农民进入城市务工，不仅通过辛勤劳动获取可观的经济收益，而且形成了关于生活如何更加美好的理想蓝图，城市社会的繁华景象、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不断冲击着来自田间地头的乡土人。正是如此，才会源源不断的有人离开村庄进入城市。从我国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来看，可将全国农村类型化地区分为东部发达地区农村和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农村^[19]。其中，东部发达地区农村成为人口流入地，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农村成为人口流出地，这两种类型的农村在人口大流动时代中呈现出不同的社会发展形态。

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农村整体上趋于衰败，形成农村人口短期回流与长期下降的特点。第一，农民长期往返于城市与乡村，形成年度性或季节性的流动人口规模。这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基本是农村家庭的壮劳力，包含了一个直系三代家庭中一半以上的劳动力，其中不少是常年生活在城市中的流动人口。农村人口短期内的不在村，无形中导致了村庄社会的空心化。第二，农民不断离开村庄，成为官方统计数据中的“城镇人口”。城镇人口主要包括两类：一是能够在城市买房并获取稳定收入的人口，这部分人口是农村社会中的真正精英，在整个农村社会中只占少数；二是在县城和小城镇上通过买房进入城镇，这部分人口即便取得了城镇户籍，也很难认为具备在城镇独立生活的能力，因为这些人口中的大部分是由于婚姻缔结和子女教育而选择进入城镇，其生活来源、社会关系、利益重心并未与乡村社会完全切断。

相比于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农村，东部发达地区的农村虽然不存在本地农村人口的大流动，但城市要素却已经覆盖到村庄之上，农村实现了在地城镇化：（1）城乡一体化程度较高，乡村基础设施建构已经达到城镇水平，如浙江、苏州等地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已经足以和小城镇相媲美；（2）农村人口的社会福利水平已经和城镇人口齐平，如上海远郊农村已经普遍实行农业人口退休养老制度；（3）农村发展为城市经济体系的内在构成，如广东南海的农村已经内生性城市化，农村人口被大量保留在村庄，直接分享城市化过程中的土地增值级差收益。

如果说中西部地区农村的农民在城乡往返中生产城市梦想，并通过家庭代际接力的方式进城^[20]。那么，东部地区农村的农民则更多的是在城乡要素的流通中，亲身感受到自己生活的乡村共同体，如何被建构为城市化意义上的现代社区。无论如何，乡土社会依然处在不断变迁之中，农民追求美好生活而形成的人口大流动将长期持续下去。必须注意的是，眼前的乡土社会早已不是费孝通意义上的“乡土中国”，乡土社会已经不可逆地成为现代社会的一部分，这重塑了依然具备简约主义治理风格的半正式行政实践的社会底色。

（二）现代行政下沉中的行政村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里论及的熟人社会^[21]，显然更靠近于自然村，行政村则是国家政权下乡后对乡土社会改造之后的结果。社会主义革命的重大成就是将“权力的文化网络”改造为“权力的组织网络” ^[22]，并利用人民公社体制和农业税费制度完成了现代国家建构所需要的累积，行政村最终演化为国家权力进入乡土社会所必不可少的基本治理单元^[23]。当前基层治理语境中的“村”指的主要是行政村，自然村属于基层治理的自然单元，本文所指的乡村基本治理单元所指称的主要是行政村或农村社区等行政单元。

农业税费取消后，乡村集体并没有找到合适的替代性体制，以至于大多数行政村都是集体经济上的空壳村；而村民自治制度按照高度形式化的逻辑运作。村庄精英利用这种体制结构的缝隙周旋于乡土社会和基层政权之间，成为具有独立利益诉求的权势群体。在现代行政与乡土社会的接触界面上，利益密集的程度决定了村干部完成行政任务的积极性。在利益密集度较高的行政村，村干部的动机更多的是为了获取经济收益，行政任务成为村务中的表面事务，获取村干部身份之外的利益才是其真正诉求；在利益密度较低的行政村，村干部的动机主要是为了扩展自身的政缘关系，便利自身的产业经营，以获取更多的社会声誉和经济利益。

面对多如牛毛的行政任务，乡镇政府对行政村最基本的管理方式是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村务目标综合考评办法，希望以此来缓解正式行政结构的内部压力。资源下乡背景下，行政村的汲取功能在制度定位上向公共服务功能全面转化，这意味着原本作为集体体制的行政村的组织性质发生了一定改变，逐步成为现代行政实践结构的内在构成。这意味着村干部开始官僚化，村级组织成为乡镇政府积极行政实践中必不可少的社区参与力量。

三、公共资源下乡中的半正式行政

（一）公共资源输入的“内卷化”

资源输入背景下，基层行政相对于乡土社会而言很难消极而为，积极行政构成了基层行政实践的主基调。与历史时期的基层行政模式不同的是，当前正式行政结构对社区参与力量依赖的重心是大量自上而下的公共资源的配置，而不再是传统时期政府倡导和社区自主相结合的基层行政模式。公共资源下乡的过密化，导致目标管理责任制嵌入到基层民主实践之中，催生半正式行政结构的科层化。

半正式行政结构的科层化直接源于中央“三农”政策的调整。近年来，中央“一号文件”所确定的“三农”政策，几乎都转化为基层行政指标考核的基本内容，再加上省、市、县等地方政府向乡镇政府布置的额外行政任务，进一步增加了基层政权的公共行政负担。这意味着，当前基层正式行政需要在科层制上开展一系列有益建设，否则便难以有效承接不断增加的公共资源。现实情况却是，基层政权在人、财、物上都属于整合行政体系中的末端位置，基层正式行政结构的优化只能寄希望于中央和上级政府的制度供给和政策配套。

既然基层正式行政结构难以完成源源不断的行政任务，必然牵扯到以村干部为核心的半正式行政的转型。行政村本身并非一个行政机构，乡镇政府要想调动村干部的积极性，只能暗中输送利益或为其提供各种利益机会。问题在于，自上而下的公共资源具有稀缺性，加之利益密集程度较高的行政村在所有建制村中凤毛麟角，即便乡镇政府在公共资源配置中进一步扩大村干部的利益攫取空间，也无法在行政村层面全盘推开。政策的执行向来具有选择性，面对来自上级政府的行政压力，乡镇政府并不需要全面达标，即便以行政目标考核的方式来约束村干部的日常治理行为缺乏足够的有效性，维持住大多数村庄的底线秩序成为乡镇政府纷纷追求的真实行政目标。一旦需要依靠行政村来完成上级行政工作，乡镇政府便主动介入到村庄的权力结构中，选取能力更强的村庄精英，以减少资源输入过程中的利益冲突。

总体来看，我国农村社会还将长期处于非格式化状态。一方面，现代国家公共福利制度和现代化农业的建构所需要的强有力的认证能力并不充分^[24]。这决定了促进乡村发展的公共资源难以避免“最后一公里困境”。另一方面，现代国家的地方政府远非一个行政资源充分的科层组织，尤其是在项目制的运作逻辑中，公共资源大多被地方政府进行整合和捆绑，“做点”的政绩逻辑取代了项目回应乡村社会需求的治理逻辑，导致公共资源在乡村社会配置中的非均衡格局。

无论是东部沿海发达地区还是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公共资源下乡均对基层治理的社区参与提出挑战。可与公共乡村资源激增相悖的却是，乡村社会中的治理力量伴随着城镇化进程中的人口大量外流而不断减少，农民要么户籍在村而人不在村，或者人在村而利益重心不在村。尤其是农业税费取消后，土地集体所有制被不断虚化，村集体无法与农民之间缺乏制度化的利益关联机制。农业税费时期的基层行政负担以农业剩余汲取为主，体制内的基层行政负担很容易转化为社会性的农民负担。当时的基层行政实践能够触及农民的切身利益，农业税费制度不仅包含了农业剩余的汲取功能，而且蕴含着激活社区参与社会治理的功能，一代马铃薯般的农民可以被动员和组织起来。农业税费取消后，基层行政向公共服务领域全面转化，综治维稳中的政府权力也不断软化^[25]。由于缺乏对乡村社会的组织动员能力，积极行政导向的公共服务深陷资源不断输入而治理公共性不断流失的“内卷化”困境^[26]。

（二）半正式行政的科层化及治理后果

公共资源输入对技术治理和正式行政的倚赖，以及乡土社会对现代积极行政的普遍不配合，成为重塑基层治理面貌的基础性力量，使村级组织越来越成为事实上的基层正式行政结构的行政代理人。在村民自治的法律制度框架下，诸如土地管理、社会救助等法律制度均将村级组织设定为政府行政事务的协助方。如此，在现代行政体系的运作逻辑中，除了无法享有正式行政结构中的组织身份，村干部需要定期参加乡镇党委政府的工作会议，甚至像具有正式编制的乡镇干部那样汇报工作、向政府官员请示、接受基层政府的考核。站在乡镇政府的立场，只有依靠村级组织，行政任务才有可能推动下去，加之行政任务的不断繁密，乡镇政府与村级组织之间的关系便近乎于行政化的上下级关系。这套乡镇政府对村级组织之间的管理制度与《宪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关于村委会的核心制度定位之间存在明显抵牾，但却成为当前我国基层行政实践的真实写照。

更重要的是，通过党委系统得以强化的管理村干部的治理结构，正日渐生长为去政治化的利益博弈场。基层治理实践中，地方政府认识到提高村干部待遇对于确保现代行政下乡的重要性，但财力不足成为大多数乡镇政府优化村级管理的硬约束。相比于提高村干部的经济收入，乡镇政府对村干部最大的补偿不在于待遇和正式的组织身份，而在于村干部的体制身份本身。通过民主选举竞争上岗的村干部显然并不考虑经济待遇，而更看重村干部所代表的社会地位、政治权力、政缘关系和利益网络。处在村干部的位置上，不仅意味着需要承担来自乡镇政府布置的作业，同时也意味着可以从县乡两级政府发包而来的项目资源中获取利益。乡镇政府不可能不知晓村干部对公共资源的侵蚀，但这客观上是现代行政下沉的过程中行政任务与基层治理资源严重不匹配前提下的无奈之举。

实际上，这种基层治理模式运作、持续、固化的基础性制度在于行政村的设置延续了社会主义革命时代遗留下来的权威型政治动员机制。在行政村内设立的党支部，本质上是在具有社会民主性质的村庄政治中，保留了现代政党国家实现乡村精英动员的权力启动按钮。最终，村级组织的权力结构中，始终存在乡镇党委伺机介入村民自治的制度接口。如此，所谓“控制的自治”^[27]就不太属于基层行政制度运作的意外后果，而原本就是基层行政体制所隐含一种制度可能。就此而言，乡村治理主体的自主性始终受到国家权力的任意摆布，多种张力下的基层治理制度供，不仅没有带来乡村社会公共性的复兴，反而使得现代国家推动的乡村治理走向了善治的反面。也就是说，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村干部理应成为承接公共资源的接点性治理主体，也可能不受监管而坠入乡村“微腐败”的温床。

为了完成行政任务，乡镇政府不仅不会主持村庄正义，反而会有意培植有能力摆平社会冲突，确保公共资源顺利下乡的基层政权代理人。即便乡村社会治理不断趋于灰色化，村级寡头治理成为定局，基层政权依然为村干部的利益攫取提供政治庇护。从以公共服务为主的基层行政来看，社会救助、社会医疗保险、农业补贴发放等社会事务只能以行政村为基本单元来统筹和治理。乡镇政府固然可以对其中相关政策的执行给予监管和调控，却不可能脱离村级组织而直接与亿万小农对接。基层行政无法脱离以行政村为基本治理单元的村级组织而独立运作，半正式的行政结构稳定而不断再生产。

可问题在于，村干部通过基层民主机制产生，村庄政治实践中的利益竞争和权钱交易往往在国家正式制度的管控范围之外，加上社会民主本身的特殊性。最终，由国家推行的民主化村级治理模式，就很可能规律性地生产出富人治村、狠人治村等基层民主异化形态。就基层行政所遭遇的挑战和困境而言，简约的基层治理模式基本符合新时期乡村社会发展的内在需求，但农村社区力量参与治理的普遍不足却说明，基层治理能力的提升已经成为一个显而易见、无法回避而必须因对的基层治理难题。

四、基层治理能力的分类与建构

（一）基层治理能力的分类

中国是一个大国，即便国家能力取得瞩目成就，国家能力建构并无法替代基层治理能力^[28]。基层治理能力依然是建构一个具有“乡土性”的现代国家需要解决的相对独立的基本问题。正因如此，2018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首次明确提出建立和完善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区别于此前提出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概言之，基层治理能力是指现代基层行政实践中基层社会获得有效治理的能力。之所以在基层治理能力中强调现代基层行政，是因为公共资源的输入无法离开基层行政体制而独立实现；而仅仅依靠基层行政体制实现基层社会的有效治理亦不可能，社区力量的参与程度和效度从根本上决定了乡土社会获得治理的限度。结合近年来的田野调研，笔者尝试对新时期农村基本治理单元的基层治理能力进行一个简要分类，将其区分为社区福利评估、政策释义、组织动员、利益协调四大能力。

社区福利评估能力。乡村基本治理单元具有独特的社区属性，社区福利评估成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社会建设必不可少的基础性内容。社区福利评估要求乡村基本治理单元能够通过制度化的方式准确评估村集体成员的生活质量，提供真实的社区福利认证事实，为公共资源尤其是精准扶贫资源的下乡提供有效的社区瞄准机制^[30]。社区福利评估的难点在于，农民离农化程度较高，外出务工收入相对隐性；农村家庭代际关系结构的变动导致老年人的赡养难以获得有效保证；农村残疾人家庭不一定完全符合享受长期社会救济的资格，由此而引发社区性相对贫困。这些难点要求村级组织对全村农户家庭具体情况开展综合评定，以客观公正地权衡社区福利资源的配置，实现国家公共福利资源与社区福利需求的有效对接。

政策释义能力。向公共服务转型的现代行政涉及大量政策执行，政策执行中的重要环节是对国家政策内容和关键性条款的解释，以确保乡村社会能够对国家的乡村振兴的政策体系有准确了解和全面认识。现代行政的全面下沉，使得行政村成为真正的综合性基本治理单元，这对村级组织掌握诸多政策的能力提出新要求。乡土社会并非政策执行的单纯客体，对高度格式化的政策条款天然存在排斥力。为了便于政策的执行，村干部需要具备一定的文化知识和法律知识，能够较好地理解和掌握国家政策，能够对抽象的政策加以灵活解释。更重要的是，为了促进政策的有效执行，村干部需要利用自己所处的接点性治理位置，对国家涉农政策条款的模糊空间实现合理的自由裁量，以维持乡村社会内部的基本公平。

组织动员能力。新时期乡村治理中最重要的是重新激活农民参与，组织农民成为乡村基本治理单元治理能力体系的基础性能力。只有农民被组织起来，乡村治理才有活力，基层行政实践才不至于村干部动而农民不动。组织农民不仅指农民个体能够被有效动员，积极参与到基本治理单元的公共治理事务之中，而且指农民的产权利益能够被有效整合并加以利用。现今农民难以被有效组织起来：一方面是农民大量外流导致乡村治理社会参与空心化，由外而内输入的资源始终无法与分散的农民利益有机结合起来，乡村建构的需求表达与国家资源供给之间始终难以有效对接；另一方面是农民利益在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中出现分化，农民参与市场经济分配和国家行政权力整合之间开始出现较强张力。乡村基本治理单元组织动员能力的提高，就是要在农村人口大量外流且利益不在村，或农村就地城镇化的前提下，通过制度调整和基础性治理机制的完善，重塑国家与农民的利益关联机制，促进基层治理的成功转型。

利益协调能力。基层治理能力意味着基层社会问题能够被有效解决，利益协调成为基层治理能力体系中的重要能力。现阶段而言，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乡村治理中利益协调的密度，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农村地区的利益协调复杂而具有难度，与市场经济发展联系紧密；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农村地区的利益协调更多涉及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利益协调不仅需要相应的制度供给，更重要的是村级组织的官僚化程度将不断提高，专职村干部成为新时期利益协调能力建构中必不可少的内容。更重要的是，乡村治理需要通过制度调整来实现对农民利益的合理配置，通过村庄政治实践的重新政治化，实现乡村基本治理单元内诸多利益的有机协调。

（二）基层治理能力的建构

基层治理能力建构涉及的治理变量多元复杂理应通盘考虑。值得注意的是，以下所言及的建构方案并非推陈出新，更多的是在重新检视的基础上对遭到地方政府摒弃的基层治理模式/制度的恢复，少部分则属于应新的治理形势所需而对已有基层治理模式的适度提炼。从制度供给的角度来看，乡村基本治理单元层面应集中于土地集体所有制、村干部选任制度、社会自组织培育三个方面，以下分别展开。

夯实土地集体所有制，激活农民利益关联。土地牵一发而动全身，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夯实无形中将农民参与村庄集体事务的积极性重新调动起来，并生成新的村庄治权，最终强化村级组织动员组织农民的能力。土地集体所有制最核心的精神是土地作为生产生活资料的“共有私用”^[30]，当前农地政策的重心集中于“私用”而忽视了“共有”，以至于农地利用高度私有化并不断财产权化。夯实土地集体所有制，现阶段最重要的是侧重“共有”、驱动“私用”，其主要内容包括对土地生产资料发包权的治理权能化，即强化村集体相对于土地承包者的治理性权力^[31]。具体包括，通过土地发包权来调控土地承包权，实现土地适度规模经营与农民连片集中耕种需求的协调，实现土地生产资料配置与村社集体成员权变动的协调，实现土地征收补偿与土地市场化收益有效利用与集体事业发展的协调。

完善村干部选任、培养制度，重塑社区参与实施机制。无论是社区福利评估、政策释义，还是利益协调，关键是需要能够选任出得力的村干部。基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中西部农村的村干部普遍性的出现村干部选任难题^[32]。现有条件下较为可行的方式是，通过培育“中农”型村干部来解决干部不足的治理能力困境，确保生产生活利益在村、社会关系良好、关注和支持农村各项政策的农村中间群体充分参与乡村治理。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农村的基层行政实践涉及的治理环境相对复杂，以信息化管理、政策后台运作为主的乡村治理，无形中产生了村干部专职化的制度需求。由此，可采用行政化方式培育职业化乡村“三农”工作干部，以回应基层治理需求。与之相关的是，应着力配套并完善“三资监管”制度，并通过一系列制度的设置和贯彻，确保村级组织权力运行的公开透明。

培育社会自组织，积极整合基层治理资源。基层治理能力的建构无法离开社会力量的有机参与，社会自组织能够以特定的公共活动、社会交往将农民组织起来，培育乡村公共文化，并不断扩增乡村基本治理单元内部的社会民主监督力量。城镇化进程中，乡村基本治理单元嵌入小城镇治理体系之中，社会自组织的发展有助于解决农村社区治理中的物业治理难题，降低乡镇政府治理小城镇的行政成本。培育社会自组织需要县乡两级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但更重要的是发挥乡村社会中的“能人效应”和积极分子的治理活力^[33]，通过制度化的方式将社会力量吸纳进入基层治理体系。

五、结语

现代国家建构以乡土社会为基础，乡村基本治理单元的简约治理模式在转向现代行政实践的过程中，将长期扮演重要角色。当前党中央对未来较长时期的农村工作做出了新的战略部署，明确提出乡村振兴战略，这为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探索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和空间。面对国家治理转型和乡土社会变迁，全国各地地方政府开展了一系列基层治理制度创新，政绩驱动主导了基层治理能力建构的总体方向。乡村善治之路路漫漫其修远兮，必须保持自觉的是，基层治理能力并非完全是一个制度创新的过程，而很大程度上是对既有制度遗产进行修正、完善、贯彻落实的的过程。城镇化进程中，基层行政实践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也许在于乡土社会本身，这是建构乡村基本治理单元治理能力所必须意识到的。

参考文献：

[1]黄宗智.集权的简约治理——中国以准官员和纠纷解决为主的半正式基层行政[J].开放时代,2008（2）:10-29.

[2]折晓叶、陈婴婴.项目制的分级运作机制和治理逻辑——对“项目进村”案例的社会学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11(4):126-148.

[3]印子.治理消解行政：对国家政策执行偏差的一种解释——基于豫南G镇低保政策的实践分析[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3):80-91.

[4]刘磊.基层社会政策执行偏离的机制及其解释——以农村低保政策执行为例[J].湖北社会科学,2016(8):31-37.

[5]李祖佩.项目制基层实践困境及其解释——国家自主性的视角[J].政治学研究,2015(5):111-122.

[6]杜鹏.项目造“点”与村庄精英更替——以广西陈村为例[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91-100.

[7]郭亮.土地征收中的“行政包干制”及其后果[J].政治学研究,2015(1):114-125.

[8]贺雪峰.征地拆迁背景下的村庄政治[J].学习与探索,2016(11):42-48.

[9]申端锋.乡村治权与分类治理：农民上访研究的范式转换[J].开放时代,2010(6):5-23.

[10]陈柏峰.农民上访的分类治理研究[J].政治学研究,2012(1):28-42.

[11]田先红.基层信访治理中的“包保责任制”：实践逻辑与现实困境——以鄂中桥镇为例[J].社会,2012(4):164-193.

[12]欧阳静.村级组织的官僚化及其逻辑[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4):15-20.

[13]贺雪峰.论乡村治理内卷化——以河南省K镇调查为例[J].开放时代,2011(2):86-101.

[14]陈锋.分利秩序与基层治理内卷化：资源输入背景下的乡村治理逻辑[J].社会,2015(3):95-120.

[15]仇叶.富人治村的类型与基层民主实践机制研究[J].中国农村观察,2017(1):52-66.

[16]邓大才.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基本单元的选择：历史经验与理论建构[J].学习与探索,2016(4):47-59.

[17]邓大才.复合政治：自然单元与行政单元的治理逻辑[J].东南学术,2017(6):25-37.

[18]渠敬东、周飞舟、应星.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基于中国30年改革经验的社会学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09(6):104-127.

[19]贺雪峰.论中国村庄结构的东部与中西部差异[J].学术月刊,2017(6):111-119.

[20]王德福.弹性城市化与接力式进城——理解中国特色城市化模式及其社会机制的一个视角[J].社会科学,2017(3):66-74.

[21]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9.

[22]强世功.法制与治理：国家转型中的法律[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78-135.

[23]贺雪峰.论半熟人社会——理解村委会选举的一个视角[J].政治学研究,2000(3):61-69.

[24]欧树军.国家基础能力的基础：认证与国家基本制度建构[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148-156.

[25]陈柏峰.无理上访与基层法治[J].中外法学,2011(2):227-247.

[26]李祖佩.乡村治理领域中的“内卷化”问题省思[J].中国农村观察,2017(6):116-129.

[27]王丽惠.控制的自治：村级治理半行政化的形成机制与内在困境——以城乡一体化为背景的问题讨论[J].中国农村观察,2015(2):57-68.

[28]王绍光.国家治理与基础性国家能力[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3):8-10.

[29]朱梦冰、李实.精准扶贫重在精准识别贫困人口——农村低保政策的瞄准效果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17(9):90-112.

[30]赵阳.共有与私用：中国农地产权制度的经济学分析[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17.

[31]韩松.论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管理权能[J].中国法学,2016(2):121-142.

[32]申端锋.治理转型村干部不胜任难题——兼论乡绅模式的终结[J].探索与争鸣,2014(7):90-93.

[33]罗家德、孙瑜、谢朝霞、和珊珊.自组织运作过程中的能人现象[J].中国社会科学,2013(1):86-101.

在乡村治理论域中，“村级治理”与“村民自治”相互关联又有所区别。通过“村民自治”的治理是“民主化的村级治理”^[1]，而“村级治理”显然是一个理论意涵更为广泛的概念。后税费时代的村级治理首先应该为村社集体成员提供相应的公共品，这不仅指自上而下的惠农资源能够顺利下乡，也指村社集体本身能够为集体成员解决生产生活中的诸多困难；其次，村级治理应该有效地培育现代公民。乡村社会早已不是高度闭塞的共同体，村民自治制度的设置赋予村庄生活以政治性，以促进农民向现代公民的转化；最后，村级治理理应促进国家政权建设，村级组织的所作所为内在地包含着提升国家认同、生产政权合法性的重要功能。

本文在社会治理的理想目标与实践状态两个层面使用“村级治理”。以村级治理的理想型观之，当前大部分村级治理处于治理异化状态，好人治村、强人治村、恶人治村、能人治村等村治型态广泛存在^[2]，其中最吸引政学两界眼球的是从1990年代便开始兴起的“能人治村”^[3]或“新乡绅治理”模式^[4]，即由富人精英担任村干部的村级治理状态^[5]。以往研究的重心是中西部农村和沿海发达地区农村的富人治村现象^[6-10]，近期出现了不少类型化程度更高，带有总结性质的研究成果^[11-14]。这些研究延续了富人治村的形成机制和非民主治理后果的学术路径，值得进一步思考的是，众说纷纭而莫衷一是的富人治村现象背后的政治社会学命题究竟为何？既然富人治村研究的核心发现是富人参政形成对普通农民政治参与的排斥，这显然已涉及少数人当政的政治理论命题。少数人当政意味着无论组织以何种形式来运作，最后均无法逃脱寡头统治的命运^[15]。这意味着在乡村治理的语境中，无论是能人治村还是富人治村，最终都可能形成村庄寡头政治。即便按照民主制的原则来组织村庄政治权力，也很难确保多数人能够获得政治参与权，这其中暗含着村级治理的“寡头定律”。

本文集中关注的是这种总是由特定的少数人当政的村级治理的“寡头定律”的特征、运行机制和形塑要件，并以此为基础来讨论基层治理目标所面临的挑战。以中西部农村的村级治理个例为分析基础，并不单单聚焦富人治村现象，而是力图以个案表述的方式呈现出村级寡头治理形成的一般机制。本文所调研的村庄位于河南省溪水县境内，溪水县是省级贫困县，重点分析的甘塘村是溪水县孙庄乡的示范村和市纪委扶贫的重点帮扶村。20世纪90年代以来，甘塘村的村两委干部人员的构成一直比较平稳，村两委内的干部均为任职多年的老干部。2008年以后，甘塘村再未开展过具有竞争性的民主选举。

一、村级寡头治理的特征

后税费时期广大中西部农村的村级治理一般不太容易形成寡头政治。不过，一旦村庄中的利益密集度开始增加，这种类型的村庄也会出现民主选举中的竞争状态，比如江汉平原农村的以个人竞争为核心的派性斗争，或者是北方农村常见的派系竞争^[16]。这种政治竞争属于常态化竞争，尤其是在村干部职业化程度不断提高的前提下，村两委特别是村支书职位成为村民竞争的热点对象。是否存在选举竞争无法构成村级寡头治理的标准，只有竞争激烈的程度和方式及其中的逻辑、机制才能作为衡量村级寡头治理形态的指标。激烈的村庄选举曾被认为是促进民主化村级治理的一剂良药，事实上，中西部地区的城郊村、城中村和重点示范村中真正能够参与选举的都是村庄中的权势群体。尽管村干部的具体人选会有所变动，但社会精英在体制中相互轮替，这恰好印证出寡头化的村庄治理形态的普遍存在。寡头政治治理下的村庄有秩序，不会出现治理阻滞的现象，很多行政工作能推行下去。这种村庄的村干部可能“有才无德”^[17]，不一定依靠暴力上台也能维持村级治理。本文以案例村的治理经验为基础，展示并讨论村级寡头治理的特征。以下从村级政治的权威结构、资源分配、利益攫取三个方面予以分析。

       1.相对稳定的村级权威结构

村级权威结构主要指的是村级权力的基本形态及其运行方式。村级组织不是官僚机构，村干部之间的权力关系结构往往决定了村级政治运作的基本形态。村干部中最重要的权力关系是村支书和村主任的关系，村支书大多因能够获得乡镇政府的支持而占据优势地位，个人能力较强的村支书能够笼络其余的村两委干部。甘塘村属于典型的北方村庄，村干部是自然村中的精英人物，无论是社会资本还是经济能力，都远远高于自然村中的普通农民。由此，甘塘村的村级政治呈现出明显的由社会精英占据体制位置的权力格局，这对享有基层民主选举资格的普通村民构成了强大的政治排斥。更为重要的是，村干部之间逐渐形成互利互惠、分工明确的权力垄断者，成为村庄政治中高高在上的权势阶层。甘塘村的村支书和妇女主任的资格最老，两人相互抱团，是村级治理中的核心政治力量。现任民兵连长是任职多年的老干部，权力位置最顶峰时曾担任过村支部副书记。民兵连长和文书是核心政治力量的附庸者，只要不涉及自身利益，民兵连长和文书就不会反对现在的村支书和妇女主任。治保主任年龄较大，工作时间不长，是村两委干部中最弱势的权力者，平时的工作是看守村委办公楼和迎来送往，协助村支书做好村级组织的后勤工作。村里最年轻的干部是副支书，对村级事务并无决策权，是村级事务的执行者。在村级事务的决策中，村支书和妇女主任享有绝对话语权。村支书个人能力较强，平时利用私人关系向上面跑要资源，而妇女主任的经济关系更加广泛，能够解决村级治理中的金钱问题。这两个人的相互支持和其余村干部的附庸进一步强化了村级权威结构的稳定形态。

       2.嵌入权力网络中的资源分配

村级组织是公共资源的承接者，也是公共资源进村后向村民分配的决定者。村干部自己所在的自然村不仅是最为强大的政治支持力量，同时也是村干部的权力责任田。对村干部而言，村里的低保、水利、道路修建等资源都会向自己的自然村倾斜。如此，村干部才能确保在下一次选举中获得有力支持。调查发现，低保名额绝大多数都是村干部及其亲属，在村民小组长被取消之前，小组长全家都享有低保名额；农药种子等资源也都是分配到村干部本人和与村干部关系紧密的人手中；新农村开发中，村干部大多得到了最好的商铺位置。甘塘村的资源分配由村级政治权力的运作来决定，村干部在村庄中均有自己由近及远的利益关系网络，低保资源、农药种子资源、建房资源等的配置按照政治权力的网络来实现配置。最终，在乡村公共品供给实践中，村干部演变为瓜分公共资源的实体。由于村干部的拥护者和支持者能够在村级选举中能够帮助村干部稳定政治地位，并协助村干部完成各种中心工作，那么整个资源蛋糕也将逐级分配给村干部在村庄中的政治支持群体。在资源下乡的背景下，国家由上而下的各种公共资源滋养了村干部和拥护者这些群体，并不断固化村级权势群体。例如，新农村建设完成后，当时的副书记现在的民兵连长便获得了位置最好的可以做百货商店的商业店面，后来通过转手获利。在高产试验种子分配中，村会计获得大量良种，在村民小麦种植纷纷亏本时，村委会计反而获得不少收益。

         2.公共利益的隐蔽攫取

农业税费取消后，村级组织基本上没有能向村民收费而得到好处的制度性空间。不过，在甘塘村，村干部依然通过向村民收取费用获得经济利益。例如，计划生育工作早已转向公共服务，但妇女主任依然能够利用村民文化知识水平的落后向其收取开具出生证明、妇检等费用。与此类似，很多村干部利用村民文化水平的不足，在帮助村民在乡镇政府里办事的机会获取好处，比较突出的低保指标的获取，很多村民说“只要愿意出2 000多元，就铁定能够找村干部帮忙办个低保”。

更多的隐蔽利益源于国家的项目工程和上级政府的示范建设。项目建设中村干部无法直接参与，但在与项目工程施工方的关系处理中，村干部能够获取大量好处。项目施工中，施工方需要协调土地、劳力等各种关系，只有依靠村干部，国家项目才能顺利实施；否则村干部乘机从中捣乱，施工方便无法顺利推进工程，进而影响到工程的进度和收益；村干部能够对项目进行细微的整合，这无形中为施工方提供了更多利润空间。项目实践中的利益空间使得村干部能够在项目实施中获得好处，甚至是巨额利益。村干部一手垄断了国家项目在村庄中的实践过程，面对国家项目资源，普通村民不仅毫无参与权，甚至连最基本的知情权都没有。新农村建设项目实施中，村干部甚至直接参与其中，妇女主任的儿子便直接包揽项目工程，依靠项目利润的原始累积，现在已经在县城承包房地产工程。

村级治理的寡头特征首先是政治权力的垄断，其次是公共资源的瓜分和经济利益的攫取，两者相互强化。政治权力的垄断使得其他人很难参与到政治结构中来，进而无法参与经济利益的分享；而被村干部侵蚀公共资源，扩大了村干部收买政治支持者、打击政治反对者的能力，这客观上提高了村干部维持既定权力位置和权力体量的政治能力。

二、村级寡头治理的再生产

村级寡头治理的产生看似具有偶然性，但实际上其背后具有结构化的再生产机制。国家资源下乡背景下，乡村灰色利益生产、精英结盟和乡村关系中的政治庇护等机制促成村级寡头治理的相对固化。

       1.乡村灰色利益生产

农业税费时期，乡镇政府依靠村干部收取三提五统，允许村干部剩余索取权的存在。当时需要完成乡镇政府的统筹不断增多，村干部无法完成任务，只有通过借高利贷来弥补税费钉子户的差额。后来利滚利，村级债务不断增多，甘塘村在税改前的债务达到两百多万。与此同时，村干部也获得谋利空间，很多村干部利用农业税费债务来向村级组织发高利贷进而从中谋取私利。农业税费取消后，国家资源大量下乡，乡村两级成为承接国家资源和项目资金的主体。为了确保项目绩效，乡镇政府一般都会选择治理秩序稳定的村庄来实施项目工程。这种项目实践的逻辑，不仅培育出稳定的乡村利益共同体，分利秩序得以形成^[18]；而且乡村两级所承接的公共资源不断利益化，甚至灰色化^[19]。例如在计生工作中，计划生育抚养费成为肥差，妇女主任办理一个准生证就能获利2 000多元，只要妇女主任把台账做的漂亮，上面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农民照样超生，妇女主任又能获利。

       2.精英结盟

精英结盟从权力生成环节解决了权力结构不稳定的问题，增强了村级寡头治理的稳定性。从村级政治结构来看，村干部越是能够获利，就越容易在村级政治实践中生产出政治上的反对派，以至于出现村两委选举中的“派系贿选”^[20]。为了防止这种情形发生，最好的办法就是精英结盟。甘塘村的村干部依然是农业税费时期的干部，这些村干部都是村里的大户，分散在各个自然村。为了确保能够当选，村干部之间相互拉票，动员熟人社会的政治支持力量分别给自己和自己的政治盟友投票，这样即便政治反对派同时向村民拉票，也无法改变最终的政治结果。如此，村干部便能够确保在换届时连续当选。

对小组长的利益吸纳是精英结盟的重要辅助机制。农业税费时期，村民小组长和村小组会计是村干部需要拉拢的对象。当时，由于小组干部是村庄民主选举和村级权力生成之间的重要接点，村庄选举中的拉票均由小组干部协助完成；同时，小组长是自然村的当家人，村集体的很多资源都在小组范围内完成，行政村层面的资源配置、利益攫取都离不开村小组干部。所以村干部有好处都会和小组干部共同“分享”，以确保村级寡头治理的可持续。基于血缘力量和小组长协助上台后的村干部，只要能够启动精英结盟，就能够确保政治权力的稳固。这样，村级选举才会显得不重要，久而久之，尤其是在小组长被取消后，大家都知道不用选举，当选的还是那些少数人，以至于让村小学的学生去代填选票，以应付民主选举制度中规定的程序要求。

 3.乡村关系中的政治庇护

乡村关系是典型的庇护关系，组织性庇护关系和私人性庇护关系形塑出村级治理“寡头定律”的政治庇护结构。基层民主选举中，乡镇政府最担心的是乡村社会的稳定，江汉平原容易出现暴力选举，浙东地区常见的是贿选^[21]，诸如此类的选举事件一旦不可收拾，乡镇政府将面临来自上级的追责。因此，每当进行民主选举时，无论是为了维持稳定还是实行程序性的民主监督，乡镇政府干部都会到场。乡镇政府干部通过身体在场的方式履行民主选举监督职责，更多的是基于乡镇领导的要求，并不是为了提高民主选举中农民的参与度。与很多中西部农村相类似，甘塘村近几届均未发生真正的选举，可见在基层民主制度的贯彻落实上，乡镇政府已经彻底弃权了。

乡镇政府在村级选举上的弃权不仅与选举秩序的稳定有关，也与乡镇政府的“策略主义”治理逻辑有关^[22]。甘塘村是项目试点村和扶贫示范村，乡镇政府关心的是村级组织能否顺利完成来自上级的各项行政事务尤其是在县域范围内统筹的项目扶贫示范工程，乡镇政府的自利性客观上决定了其对村级政治权力结构的支持。在村级组织缺乏农业税费时期自下而上的剩余索取空间的前提下，只要村级组织能够运行平稳，乡镇政府不仅不会为了基层民主而刻意制造政治秩序混乱，反而会将资源下乡中的灰色利益空间作为调动村干部工作积极性的治理工具。乡镇政府不仅不关心村级寡头政治对基层民主实践中农民参与的排斥，反而为了追求行政绩效，有意对这个趋于稳定的寡头政治权力结构给予支持。就此而言，村级组织内部的精英结盟和乡镇政府对村级权力垄断结构的依赖，形塑出乡镇政府对村两委之间的政治庇护结构。

政治庇护结构还表现为乡镇政府对村干部的保护机制。村干部总会得罪人，但因为乡镇政府总是站在村干部一边的，村民上访告状很难达成。乡村干部为了维持自己的位置，会将自己攫取到的灰色利益输送到乡镇政府干部那里。镇干部当然知道村干部有经济上的问题，但由于乡镇干部手中的权力在乡村灰色利益链条中成为为自己谋利的工具。这样，乡镇政府干部不仅保证村干部的权力位置不受动摇，而且最终也维系了村级层面的灰色利益。

这种私人性庇护关系的明证是，乡镇党委书记的变动会直接影响到乡村政治庇护结构的具体形态，一旦乡镇政府党委书记出现更换，村级组织的班子会发生明显的人事变动。不过，与普通农村相比，示范村的治理逻辑有所差别。在甘塘村这类示范村，乡镇政府对村级组织形成高度依赖，组织性庇护关系主导了乡村之间的政治庇护结构，私人性庇护关系反而不会受到乡镇政府领导的变换而出现过多影响。因此，为了维系政治庇护结构下村级治理的稳定，乡镇政府会对以村支书为核心的村两委给予大力支持，以确保既有村庄政治权力结构的稳定和持久。

三、村级治理“寡头定律”的形塑要件

村级寡头治理的再生产使得参与到村庄政治中的总是特定的少数人，以下主要从外生性利益输入和村级治理的社会基础两个方面来剖析村级治理“寡头定律”的形塑要件。

       1.外生性利益输入

民主化村级治理沦为由少数人把控村庄体制性权力的寡头治理，与乡村治理所处的外部环境息息相关。农业税费取消以来，国家公共财政逐年增加对“三农”问题解决的资源扶持力度，尤其是在项目制的逻辑下，财政下乡演化为公共资源的全面下沉。对于乡村治理中的代理人而言，国家源源不断输入的公共资源成为重要的外生性利益。正是体量庞大的外生性利益的输入，客观上实现了对早已处于衰败之中的乡土社会的精英动员，使得那些留守于村庄中的乡土精英重新释放出参与村庄政治的动力。

正是国家在现代农业发展、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社会福利等方面的积极作为，使乡村精英认识到，只要能够获得乡村治理中的体制性位置，定会有利可图；而为了确保获取利益的稳定性，推动村级权力运作的寡头化，便势在必行。所以，村级寡头治理的产生是乡土精英在资源下乡时代人为推动的结果，而公共资源转化为私人利益的整体环境构成了乡土精英追逐利益的形塑要件。

更加重要的是，外生性利益的输入不仅能够促成乡村社会本土精英对体制性权力的相互角逐，而且能够吸引早已离开村庄的社会精英重新回流。本文案例所展示出的还只是外生性利益输入对本土精英的有效动员，如果这种外生性利益输入的体量不断增大，那么很有可能会导致村庄精英纷纷回村，参与村庄选举，打破既有村级治理权力格局，形成新的寡头治理。不过，无论由谁来获取体制性权力，即村干部不论谁来担任，担任村干部的终究是那些少数人，乡村社会中的普通农户始终被排斥在权力—利益网络之外。

          2.乡村弱社会的三重性

         村级治理形态具有社会文化上的特殊性，乡土社会的基础结构在相当大程度上形塑出村级治理的基本特征。就此而言，乡村弱社会在村级寡头治理产生中的意义远比外生性利益输入更加值得反思。以下，本文将结合甘塘村的治理经验来分析乡村弱社会对村级治理形态的影响，文化权力不对称、小农意识形态和文化依赖成为村级治理“寡头定律”的社会基础。

（1）文化权力不对称。现代文化的不足对基层治理影响深远。尽管农民的文化知识水平已经得到很大提高，很多青年多具备初高中文化；但在溪水县，农民的文化知识少的可怜，近30岁左右的村民很多都小学未毕业，村干部是村庄中最有文化的群体。文化知识结构的不对称本质上是文化权力结构的不对称^[23]。甘塘村的农民去乡镇政府办事需要找村干部帮忙，村干部甚至通过夸大自己耗费的精力向村民收取好处。文化知识的不足使得村民对国家政策的了解非常匮乏，很难利用政策/法律知识为自己办事，更加无法依据政策来与村干部对抗。例如国家计生政策取消孕检收费和将超生人口落户与社会抚养费收缴脱钩后，当地村民居然对这些政策从未听说，而妇女主任利用村民的无知继续在生育检查项目上收取高额费用。

在农村“半工半耕”的生计结构中^[24]，一定的文化知识水平才成为农民外出务“工”的基础。正是因为我国的基础教育水平不断提高，农民才能够外出务工获取非农收入。现代媒介的发达为国家传递政策提供了便利，很多农民通过电视和网络熟悉国家政策。但在某些具体政策上，农民一般很难主动了解，文化知识不够使得农民也不知应该在网络中输入哪些政策关键词。这种文化权力上的严重不对称在基础教育相对较好的农村也许不存在，但在偏远落后农村，农民文化知识水平依然构成了形塑村级治理样态的关键变量。

（2）小农意识形态。小农意识形态塑造出来的是顺民心态和小私逻辑。在普通村民眼中，村干部也是个官，民不告官的逻辑使得一般情况下村民不敢得罪村干部。按照这种顺民逻辑，村干部的行为很难受到来自农村社会层面的监督和制约。甘塘村多年未进行选举，村民早已习惯。随着国家资源大量下乡，村干部在其中获得大量利益，村民表示国家的资源与自己无关，只要村干部不从自己身上搜刮，村民压根不会关心国家项目在农村社会中的失败。更何况，由于政治权力对相关利益信息的垄断，村民无法有效获知村干部的治理行为。在村级寡头治理结构之下的是一个庞大的小私结构，一盘散沙状的农民构成了寡头政治权力结构的社会基础，只要村级权力结构自身不发生突然变动，小农意识形态将为村级寡头治理结构持久地提供社会文化土壤。

（3）文化依赖。村民和村干部之间最微妙的关系是文化依赖。村支书是20世纪80年代的高中生，村里的红白喜事都会请他做知客，其他村干部也时常会成为村里的知客。村民没有文化知识，办很多事情都需要依靠村干部。既然这种文化依赖在村级治理语境中是结构性的，村民便绝不可能去像现代公民那样在权利上较真进而去实践基层民主。传统时期和农业税费时期的文化依赖结构可以形成村干部对村民的庇护结构，兼具盈利和保护的“双重角色”^[25]。现在数以亿万计的国家资源下乡，村民对村级治理主体的文化依赖只会催生出新时期的“盈利经纪”。如此，无论是农民的利益还是国家的惠农资源必然受到村级寡头治理的侵蚀。即便抽离掉“文化依赖”的变量，村级治理依然会形成李祖佩所言的“新代理人”治理形态^[26]；本文重点分析的村级寡头治理构成了“新代理人”治理的子形态。

四、讨论：村级寡头政治对基层治理目标的挑战

村级治理具有提供公共服务、培育现代公民和推进国家政权建设三层治理目标。如果村级治理能力较强，这三项治理目标均有可能借助国家资源下乡并通过民主化村级治理而达成。现在为中央倡导的治理能力现代化，本应围绕以上三项治理目标来提升村级治理能力，但由少数人垄断村级权力最大程度地消解了基层治理目标。

村级治理不属于科层制治理范畴，具有社会文化层面上的特殊性，但其权力结构又受制于科层制治理。本文所讨论的村级寡头政治是项目制背景下特定乡村社会文化结构的产物。结合以上分析，村级寡头治理在提供公共服务的同时滋养出村庄利益群体；这种治理结构进一步固化了寡头治理对乡村社会的文化依赖，不利于现代公民的培育；更重要的是，寡头治理实践有损国家政权建设，下乡的国家资源不仅没有有效地转化为乡村公共品，反而催生了私人谋利空间的生长。

村级治理能力的提升需要村民的积极参与，这是多中心治理的思维。现在乡村规划、乡村建设都需要依靠村民的参与，在村民参与程度较高的村级治理中，公共资源投入少，治理绩效却很明显；反之，如果乡村两级运动而村民不动，乡村建设绩效更容易成为政绩工程。村庄寡头政治无法用村级治理形态的“落后”来判定，但从村级治理能力建设的角度来看，寡头政治无助于推进基层治理能力的提升。资源下乡时代，村级组织不断被自上而下的公共资源滋养为与乡镇政府深度共谋的谋利型经纪。村庄寡头政治中的权力拥有者以利益分享来保持相互团结且相对封闭的政治格局。小组长取消后，村干部亦无需通过小组长来获取政治支持。最终，村级寡头政治形成更为固化也更为核心化的权力结构，村庄政治中的反对力量很难参与到体制性的权力角逐中。精英结盟之后，村级政治中的选举已变得不再重要，村民自治制度被彻底架空。即便出现新的政治反对者，既有的精英联盟通过体制吸纳的方式消解寡头政治结构所面临的政治风险。

村级寡头政治造成的是横亘于国家与农民之间的“乡村利益共同体”^[27]，不仅农民接受国家惠农政策受限，而且造成国家对乡村群众动员能力的匮乏。治理参与感不足远比政治效能感不足更为重要，由于农民没有参与到乡村治理中来，村民对村级治理事务无所关心，农村公共治理愈发难以达成。村级治理实践中的富人治村显然并非传统治理时期的“简约治理”^[28]，其可被视之为国家治理转型和乡土社会变迁的后果：一方面，由国家主导的资源下乡极大地改变了以往的基层治理格局，村级组织的资源汲取功能被公共品供给功能取代。村级组织逐步被乡镇政权所吸纳，目标管理责任制深入到乡村社会管理之中^[29]，村级治理的公共行政内容不断加码，村干部职业化色彩增强，村级组织行政化属性不断增加^[30]；另一方面，乡村社会发生巨大变迁，利益密度低的农村出现村干部的选任难题，而利益密度高的农村普遍地出现选举矛盾的激化。因此，富人治村的村级治理现象同时出现于不同类型的村庄，是特定的乡村关系、村庄社会基础、村庄利益密度等变量组合之后的结果。

相比于富人治村现象，由少数人当政的村级治理的“寡头定律”是当前乡村治理中更为根本性的普遍机制，更能表征资源下乡时代乡村政治实践的本质特征。基层治理能力的提高有助于实现村级治理目标的实现，这其中基层民主建设更具工具意义而非目的意义。本文所展示的村级治理个案显示，基层治理目标的达成：首先需要解决乡土社会中的文化权力不对称难题，而这属于乡村文化教育的基础性难题；其次，需要对乡村两级的权力运作实现较好的纪律监察，这只能通过县域治理的权力监督来加以实现；再次，如何改变项目资源下乡中的利益侵蚀，是摆在地方治理主政者面前的重要课题；最后，村级治理需要选任与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需求相匹配的村干部，而这在精英流失的农村社会中几乎难以实现，而在资源密集型村庄中似乎会遭遇更大的治理秩序的挑战。毫无疑问，寡头治村相对固化，短期内难以通过制度化的方式有效应对。面对如此普遍化的治理困局，乡村振兴战略提出后基层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对以县为主的地方治理提出了深刻而直接的挑战。

参考文献

[1] 贺雪峰.论民主化村级治理的村庄基础[J].社会学研究, 2002(2):88-93.

[2] 贺雪峰，何包钢.民主化村级治理的型态——尝试一种理解乡土中国的政治理论框架[J].江海学刊, 2002(6):100-104.

[3] 徐勇.由能人到法治：中国农村基层治理模式转换——以若干个案为例兼析能人政治现象[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6(4):1-8.

[4] 申端锋.“新乡绅治理”模式的政经逻辑[J].人民论坛, 2009(2):38-39.

[5] 卢福营.个私业主主政的村庄治理——以浙江永康市为例[D].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 2006.

[6] 贺雪峰.论富人治村——以浙江奉化调查为讨论基础[J].社会科学研究, 2011(2):111-119.

[7] 欧阳静.富人治村与乡镇的治理逻辑[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2011(3):44-48.

[8] 卢福营.经济能人治村：中国乡村政治的新模式[J].学术月刊, 2011(10):23-29.

[9] 林辉煌.富人治村与基层民主：浙东个案考察[M]// 苏力，陈柏峰.法律和社会科学（第十卷）.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63—88.

[10] 袁松.富人治村：城镇化进程中的乡村权力转型[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11] 韩鹏云，刘祖云.乡村组织的运作逻辑与村庄民主建设的治理方向[J].天津社会科学, 2014(1):83-87.

[12] 陈柏峰. 富人治村的类型与机制研究[J].北京社会科学, 2016(9):4-12.

[13] 刘磊.农村分化背景下富人治村的类型及其影响[J].人文杂志, 2016(12):110-117.

[14] 仇叶.富人治村的类型与基层民主实践机制研究[J].中国农村观察,2017(1):52-66.

[15] 罗伯特·米歇尔斯.寡头统治铁律——现代民主制度中的政党社会学[M].任军锋,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325-342.

[16] 贺雪峰.新乡土中国 [M]. 修订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25-29.

[17] 陈柏峰.“有才无德”的村干部：悖论及原因[J].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4):409-413.

[18] 王海娟，贺雪峰.资源下乡与分利秩序的形成[J].学习与探索,2015(2):56-63.

[19] 李祖佩.“项目进村”过程中的混混进入[J].青年研究,2016(3):49-57.

[20] 吴思红，李韬.村“两委”选举中派系贿选现象研究[J].政治学研究,2015(1):104-113.

[21] 杜姣.村庄竞争性选举动员机制及治理后果研究——基于浙北D村的个案考查[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5):99-105.

[22] 欧阳静.策略主义——桔镇运作的逻辑[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

[23] 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M].王福明,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

[24] 杨华.中国农村的“半工半耕”结构[J].农业经济问题, 2015(9):19-32.

[25] 吴毅.“双重角色”、“经纪模式”与“守夜人”和“撞钟者”[J].开放时代, 2001(12):114-117.

[26] 李祖佩.“新代理人”：项目进村中的村治主体研究[J].社会, 2016(3):167-191.

[27] 陈锋.分利秩序与基层治理内卷化：资源输入背景下的乡村治理逻辑[J].社会, 2015(3):95-120.

[28] 黄宗智.集权的简约治理——中国以准官员和纠纷解决为主的半正式基层行政[J].开放时代, 2008(2):10-29.

[29] 徐勇，黄辉祥.目标责任制：行政主控型的乡村治理及绩效——以河南L乡为个案[J].学海, 2002(1):10-15.

[30] 欧阳静.村级组织的官僚化及其逻辑[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4):15-20.

一、问题的提出

村干部职业化是现代民族-国家开展国家政权建设的核心命题。民国时期的“经纪模式”^[1]和新中国成立后的兼业化干部模式，均可视为传统时期“乡绅模式”的延续和继承^[2]。在乡村治理论域中，“双重角色”理论结构主义地将村干部放置于现代民族—国家和乡土社会之间，进而将其制度性地表述为“当家人”与“代理人”。以基层治理实践而论，乡镇政权的治权日渐丧失，村干部在公共治理中的权威日渐瓦解，村干部在基层治理中的逻辑形态似乎更为复杂^[3]。现有基层治理制度广泛利用目标责任制来强化乡镇政权对村干部的控制，村级组织在形式上开始呈现出官僚化的特征^[4]。

城市化背景下，村干部在乡村治理中具有重要作用，相应的基层治理能力制度建设因而首先需要解决“村干部不胜任难题”^[5]。中西部农村地区的村级治理实践中的村干部大多还是农民，国家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给予村干部的误工补贴显然无法真正滋养出职业村干部群体。全国各地开展的以提高待遇为核心的村干部职业化改革在现实中遭遇诸多困境。在中西部农村，村干部大多是小老板、富农和中农，他们不仅需要在农业耕种上获得收入，还需要利用自己的体制性身份获取额外的利益和好处。这些村干部属于乡村社会中的精英人物，村干部身份既是精英符号的象征，也是攫取利益的体制性保障。正是由于村干部在农村公共品供给中的重要作用，部分地区在村级组织层面开展制度创新，尽管取得了不错的成效^[6]，但却难以有效推广。资源下乡背景下，村干部享有广泛的剩余索取权，借助公共项目建设，村干部大多获利颇丰^[7]。村级组织的“形式化治理”仅仅采用了科层治理的形式，而并没有优化农村公共品供给的效果，反而造成了国家输入资源的极大浪费^[8]。

与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村相比，上海市农村治理状况构成了一种独特类型。农业税费改革前后，上海市农村开始推行后备干部制度，经过十余年的发展，为基层政府所创新的后备干部制度因较好地解决了村级干部的胜任问题，成为上海农村社会治理的一项基本制度，其实施与运作构成了上海农村社会治理的重要机制。就此而言，上海市农村社会治理已经进入到较高制度化水平阶段，上海市农村社会治理较为成熟的治理经验，或许能够为当前困绕基层治理的村级治理主体选任问题的解决提供启发。

有学者指出，乡村治理是一个整体，应该将乡镇的治理与村级治理联系起来^[9]。本文着重分析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取向背景下后备干部制度的实施与运作、职业村干部群体的科层化治理实践，以及基层治理程式化的内在逻辑。本文属于质性研究，相关经验材料均来源于笔者及其研究团队2015年在上海远郊农村开展的为期20天的驻点调研。调研期间，笔者主要采取深度访谈、参与式观察和文件资料查阅等方法，调研对象以村干部、村民代表、种植大户、乡镇干部为主。

二、上海乡村社会的治理取向与后备干部制度

   （一）上海乡村社会治理的公共服务取向

国家治理转型下的基层治理实践在公共行政和社会秩序控制两方面对村级治理主体产生需求。就公共行政而言，乡镇政府对村干部协助完成政策执行的依赖程度不断增加，国家政策执行的好与坏，村干部发挥了相对较大的作用。就社会秩序控制而言，村干部是社会纠纷解决的重要治理主体，是乡村社会秩序维系的基本力量。上海市远郊农村具有农村社会的基本面貌，在公共治理方面具有独特的公共服务面向。上海市远郊农村主要是指远郊城区的农村，这类农村在上海市农村中占据一定比例。上海市是全国经济中心，农村板块在全市GDP总量中不到1%。受制于建设用地指标的限制，根据市级发展规划的调整，从2014年起，土地指标的激励重点全面放置于城市中心，城市发展采取紧缩战略。所以，远郊农村地区主要以公共服务职能为主，经济指标不再作为行政绩效考核的重点。值得提及的是，上海市乡镇和村集体大多具有一定的财政自主权，建设用地指标向市区集中后，乡镇经济发展被土地指标所约束，乡村两级的经济收入不仅无法扩增，反而逐步减少。尽管经济发展自主权受限，但基于雄厚的公共财政，上海乡镇政府开始努力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村级组织也主要以为农民提供公共服务为主要职能，即使是在村集体经济被抽空的前提下，村集体每年的转移支付可以达到近百万元。

在上海市，乡镇政府和村级组织的公共服务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第一，养老的社会化服务。上海市的城市化率位居全国前列，农村社会老龄化程度较高。作为城市反哺农村的一部分，上海农村社会的养老保障水平远远高于中西部农村。以调查所在区农村为例，农村中的居住人口为老年人，子孙两代进城率在65%左右。农村满60周岁老人大多选择将承包地退包，同时每月能够享受1300元左右的养老金。为了提高养老水平，乡村两级开始聘请养老公益岗位，相关的招聘管理工作均由村级组织承担，工资由转移支付承担。第二，农业经营的社会化服务与绩效管理。上海农村的土地流转率极高，大多在95%以上，为了发展现代农业，地方政府在农机、农技方面实行全面服务。为了推广家庭农场经营模式，村级组织需要通过公共决议的方式选择合适的家庭农场主，并按照相应的考核指标进行农业经营管理。第三，农村社会建设与发展的公共管理。此外，平常的农村社会建设与发展，都需要村级组织进行有效管理。上海市目前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土地综合整治项目，很多村级组织成为项目实施中的重要协调者。

在基层治理结构中，乡镇的治理策略主导了村级治理的基本面貌。公共行政事务的繁多和社会秩序控制的需求，决定了乡镇政权对科层化的村级组织的制度性需求。也就是说，为了实现基层社会的有效管理，乡镇政府需要通过村干部选任的制度创新来应对“行政事务之量的扩展”和“行政事务之质的变化”^[10]。

乡村社会治理的重心开始向公共服务全面转型，村干部在基层治理中的角色定位随之改变。对于村干部而言，现阶段主要的工作主要包含两个方面：

一是有效完成来自乡镇政府的各项行政事务。目前大多数乡镇是“依附型”财政，作为县级财政的预算单位之一，乡镇大多只能依靠转移支付来维持基层政权的运转，乡镇政府日渐丧失公共行政的独立性而不断成为县政中的政策执行者。如果无法完成相关行政事务和中心工作，乡镇政府的财力甚至受到减损；而乡镇政府的各项工作通常无法直接在乡村社会落地，村干部成为最终的政策执行抓手。

二是维持社会秩序的基本稳定。除了农保、医保等各项惠农支农政策的执行，村干部的另一重要工作就是做好社会综合治理工作。上访户、精神病人、“两劳释放”人员等重点人口信息的监控都需要村干部协助乡镇政府、派出所、司法所才能顺利完成。在社会综合治理中，村干部是必不可少的治理主体，群体性事件、医疗纠纷等非常规性社会纠纷的解决，都需要村干部的积极参与。

（二）后备干部制度的实施与运作

后备干部制度首先是一种农村干部的选任制度。村级干部分为两种，村党支部委员和村委会委员，由此存在两种村干部的产生方式，即党员选举产生村支部委员和村民选举产生村委会委员。上海市农村的后备干部制度设定之时，村两委基本上都是经过选举产生。后来，后备干部开始成为绝大多数村干部的必经之路，只有先经过乡镇招录成为后备干部，才有望成为村干部。

上海市松江区X镇的后备干部制度实践清晰地展现出村干部产生的科层化历程。2004年以来，全镇共招录了3批后备干部，现在构成了村干部的主力军。以L村为例，村两委干部共5人，书记、主任是第一批后备干部，农业副主任是第二批后备干部，党支部专职委员是第三批后备干部。后备干部的产生按照现代公共人事管理的程序来操作，所有后备干部全部由乡镇统一招录，经过学历、政治状况审核，经过笔试、面试，择优录取^[11]。被招录的后备干部直接被派往户口所在村的村级组织工作，不享有正式村干部身份，从具体的条线工作开始村级管理的职业生涯。经过数年基层工作的历练，组织考察合格后将被推荐进入村两委班子，经过党员选举或村民选举程序确认后开始任职。

后备干部一旦被录用，便开始进入到一种职业成长机制之中，其所身处的科层结构如下图所示：

后备干部制度的基本原则是年轻化、知识化，凡是经过乡镇政府招录的后备干部都具有大专及其以上的学历，而且年龄较低。L村村支书从大专毕业后便开始担任村干部，现在年仅41岁，而其余的村干部则在35岁左右。由于年轻而有文化，村级组织便有能力按照文牍化、信息化的方式开展村级治理。对于农村社会中的青年而言，后备干部是一份稳定的职业。凡是经过招录，后备干部享有稳定的与当地务工收入相当的工资；而只要扎实工作，勤劳肯干，就有望在村级组织中获得职位晋升，从专职委员到村委副主任，再到村主任。如果一旦成为村支书，就有望进入到乡镇领导序列中，凡是通过公务员考试的村支书，可以和乡镇站所所长、乡镇公司经理一样，在同一起跑线上竞争乡镇政府的领导职务。

上海市农村中的村级治理被牢牢地控制在地方政府手中，乡村治理无弹性可言，职业村干部群体的治理逻辑不断科层化。后备干部制度的顺利实施需要经过村民自治程序的确认，如何协调后备干部制度与村民自治制度之间的内在矛盾是乡镇政府控制村级治理的必备要件。在大多数农村，乡镇政府很难确定村干部的最终人选，只要经过村民选举来产生村委委员，最终的选举结果就无法完全控制。因此，竞选村干部的候选人之间容易发生实质性竞争。在利益密集型农村，村庄选举甚至会发生非常严重的贿选行为^[12]。在上海市农村，后备干部能够逐步晋级，必然将村庄选举排除在外，村干部按照科层制的方式获得晋升，村民自治仅仅具有程序确认的意义。

上海市后备干部制度能够真正施行，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乡村社会原因：第一，乡村社会原子化。上海农村社会人际关联度低，社区性人情匮乏。同时村庄社会边界高度开放，大多数农民的利益不再村，村庄生产价值能力极为低下。因此，村庄社会缺乏内部竞争，社会交往高度理性化，社会关系陌生化，村庄社会去政治化。第二，乡村社会缺乏精英。上海市农村社会有职业分化无社会分层，乡村社会中的就业人口大多在工厂务工，就近成为产业工人，属于上海市城市经济体系中的工薪阶层。村庄中很少有老板阶层，少量乡村经济能人主要在市区从事商贸业、加工业，其经济社会利益不在村。第三，乡村灰色利益空间狭小。农民追逐村干部职位的目的之一是为了攫取乡村灰色利益，一次性的贿选投资，换取的是获得更多利益的机会。上海市农村社会治理高度规范化，财务监管严格；加之村干部具有稳定的工资和可靠的养老保障，职业越轨风险巨大。

三、职业村干部群体的科层化治理

职业村干部群体的产生是后备干部制度实施的必然结果。职业村干部群体由乡镇政府招聘的专职村干部，在治理逻辑中遵循对上级行政组织负责的行政原则。职业村干部群体属于吃财政饭的专业村干部，尽管不是公务员，却按照公务员的方式处理村级事务，职业村干部群体的组织方式和公共治理方式具有官僚制的些许特征。

（一）职业村干部群体身处的科层化结构

职业村干部群体处理村级事务主要以相应的制度规范来运作，目标责任制是乡镇政府控制村级组织行政运作的基本制度。除此之外，职业村干部群体身处于科层化的治理结构之中。

       1.权责明晰的行政责任制度。村两委班子是一个分工明确、权责明晰的组织，村两委班子成员各有自己的职责。村支书是村两委班子的一元化权威，主要负责村级事务的决策，大量的具体事务由村委主任负责，而农业副主任和行政副主任分管相关事务。农业副主任主要负责农业生产、农机服务、农技推广、病虫害防治、家庭农场管理和涉农项目实施。由于其兼任党总支委员，还需要负责党务和基层组织建设；而行政副主任主要负责财务、医疗卫生、计划生育工作。专职委员分管治安、招商、团工作。

由于上述事务都是实质性的，村干部需要“朝九晚五”按时上班，周末还需轮流值班。村干部的工资分为基本工资和绩效工资，其中绩效工资占全部工资的主要部分。所以，乡镇政府对村干部的绩效考核就具有实质意义，村干部为了有效获得工资，就必然需要合理分工，尽力完成本职工作。

        2.逐级晋升的官僚成长机制。从大学毕业开始计算，年轻的后备干部经过三年左右的工作一般会顺利进入到两委班子中，经过专职委员、村委副主任、村委主任，最后有望成为村书记，这一路下来需要10年的时间。即使是在集体经济薄弱的行政村，村支书的全年工资也能达到10万左右，这个工资水平和乡镇的正科级干部相当。

按照乡镇政府的规定，凡是工作满3年的村主任、村支书，都可以参加乡镇公务员、事业编的招考，一旦通过，就可以成为乡镇政府的正式工作人员。如果乡镇职位紧缺，成为乡镇公务员的村支书可以继续回村担任书记，或者在乡镇政府下属的公司担任领导职务。由于乡镇公务员编制中空编较多，这为村干部晋升至正式科层制中提供了空间。村支书如果想进一步晋升，需要将后备干部逐步培养起来，否则乡镇政府将无法接受村干部无法独当一面的状况。乡镇政府规定，通过公务员考试的村支书和政府公司总经理、乡镇政府站所负责人均享有提拔为副镇长的资格，三者处于同一竞争平台上。

       3.常态化的办公会议制度。村级权力最能反应出村级治理的科层化状态。在上海远郊农村，村级办公会议既是村干部的工作会，同时也是村干部对综合队长的工作布置会和管理会。村级事务基本通过常态化的办公会会议来进行决议，村两委班子会议、班子扩大会议每两周就会召开一次，会议内容全部以村级事务为主，汇报、商议、讨论、工作布置是办公会议的主要流程。具体而言，村两委班子成员中的分管村干部首先需要总结和汇报已经开展的工作，养老金的发放、农业种植的管理情况、农地退出情况都是需要汇报的重点；其次需要对下一阶段的工作进行安排和计划，同时需要明确年度重点工作。对于村级组织而言，村两委办公会议可以理解成为乡镇工作会议制度的组成部分，从会议的商讨布置事项来看，会议内容基本以乡镇工作会议的工作为轴心，很少能够体现和表达村民的利益。此外，由于村干部无法完成所有工作，村级组织一般将村民小组划分为若干片区，然后从管理片区中聘任一名综合队长，负责管理片区的各项综合事务，村级办公会议同时也成为村两委的管理会议。由于综合队长不属于由乡镇政府招聘的村干部，其属于村级聘任干部，所以村级组织需要对综合队长的工作进行检查、安排和考核。

（二）职业村干部群体的官僚特征

按照韦伯的说法，理性官僚“无爱亦无恨”^[13]，这在中国的治理语境中可以理解为“对事不对人”。上海农村的职业村干部不仅严格按照规则办事，而且能够做到高效有质量地完成职责范围内的事务，“对得起那份工资”是职业村干部普遍的职业心态。所以，在村级组织科层化的逻辑下，工资、职责、级别成为职业村干部所看重的现实利益。

        1.绝大多数村干部被培养为难以替代的技术工作者。村级组织既然是乡镇政权下沉的后果，那么作为乡镇公共行政的重要抓手，职业村干部群体在一线行政中所掌握的行政技术是普通村民所不具备的。也就是说，在科层化组织中的学习和历练成为职业村干部任职过程中的必须，一旦村干部成为职业化的行政担纲者，那么具备文凭和科层公务技能的村干部就从农民身份中彻底脱离出来。置言之，普通村民如果不具备相应的文化知识和职业技能，显然难以成为合格的村干部，不仅无法完成乡镇布置的行政事务，也无法对农村社会进行有效管理。正是如此，农村社会治理结构客观上对村干部生产的村民自治制度产生了排斥，由乡镇党委通过后备干部制度来培养村干部不仅具有公共行政实现方面的必要性，而且具备社会公共管理优化方面的群众基础。

        2.村干部之间的私人关系被公共规则所抑制。首先，村干部都是由后备干部选拔而来，而后备干部需要经过乡镇的公开招聘，村干部私人关系的血缘、地缘或利益关系色彩淡薄。其次，村级事务的双重领导。村干部在工作中除了需要服从村支书、村主任的安排，同时更需要向乡镇负责。村级公共事务中的分管村干部直接和乡镇的条线部门对接，乡镇直接对分管业务的村干部进行绩效考核。同时，乡镇对村支书进行单独综合考核，村支书的考核结果决定了村干部的绩效工资。所以，这不仅强化了乡镇对村干部的控制，同时也强化了村支书对村干部的公共权力。最后，行政考核制度激活职位竞争。村干部都有获得晋升的职业理想，职位晋升不取决于村干部之间、村干部与乡镇干部之间的私人关系，而取决于工作水平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所以，村干部之间的竞争体现于日常工作中。这不仅表现为完成乡镇布置的作业的能力，而且需要获得村民的广泛认可，否则就很难在选举中通过。

        3.职业村干部的职业化以科层体制为保障。如果按照村民自治的治理模式，村干部无法制度化地连续担任，之所以上海农村的村干部在职业上有稳定的预期甚至规划，乡镇政府对村干部的职业化的科层制保起到了重要作用。从职位晋升的角度来看，每一位村干部获得晋升的空间不同，并不是每个村干部都能够在职位上直线上升，逐步成长为村支书甚至是副镇长，所以从其他晋升通道来激励村干部就显得尤为重要。上海乡镇为副职村干部提供了事业编制的岗位，只要通过考试，就能够享有正式编制，同时，凡是年龄较大的村干部都可以调任至乡镇下属的公司担任领导职务，工资和村干部工资相当，甚至会有所提高。所以，村干部的出路和乡镇干部十分类似，都可以在乡镇的科层组织范围内获得不错的退养归属。

四、基层治理程式化及其扩展

在上海市农村，村干部是一份安稳而体面的职业。对职业安全的追求决定了职业村干部在村级治理中的程式化行事逻辑：按照规则办事，能够节约商议成本，提高行政效率，减轻村干部的行政负担。村干部的这种治理风格，主要基于职业理性的考虑，如果出现工作纰漏或行政瑕疵，就都可以将不良后果归结为制度本身。更重要的是，既然乡镇政府对村干部的考核以行政绩效为主，村干部的工作主要是为了获得工资收入，公共治理的社会有效性就无需着重考虑。这种以行政绩效为导向，以规避行政责任为基础，以工资收入和职位晋升为目标的治理逻辑，可以称之为基层治理的程式化。

农业经营管理实践成为上海市农村职业村干部治理程式化的典型例证。上海市农村目前主要采用村集体流转村民土地然后“倒包”给新的土地经营者的方式来实现农业生产。松江区主要以家庭农场为主要经营模式，即由村集体统一流转全村土地，划分为以100亩为种植单元的耕种片区，从各个村民组选举产生家庭农场主，获得家庭农场的经营权。由于上海市农业补贴政策高，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程度高，经营家庭农场成为一种社会福利的发放。在家庭农场经营权的分配中，村级组织决定采用5年一轮选的方式来确定家庭农场主，其中村民代表的投票占40%的决定权，剩余的60%的决定权掌握在村干部尤其是农业副主任手中。

按照中西部农村的治理经验，村民肯定会通过向村干部行贿而获得家庭农场的经营权。但是在上海市农村，这种情况却很少发生。对于村干部而言，农村中能够符合经营家庭农场条件的农户不多，主要集中在几十户农业经营户中，最重要的工作是从中选出能够将家庭农场经营好的农户，否则就很难通过乡镇农业发展办公室的绩效考评。如此，村干部通过公平公开公正的方式选出符合条件的家庭农场主，以方便管理；而不会为了一己私利而牺牲整个村两委工作的行政绩效和自己的行政工作便利。

村干部的程式化治理逻辑对于国家涉农政策的执行具有诸多优势：第一，能够尽量确保政策执行免受个人利益的影响。国家涉农政策通常在进入村庄后发生消解，村干部的不作为或乱作为是其中主要原因。现在村干部按照规章制度办事，公共利益运作阳光透明，政策运作违规风险较高，涉农政策执行就不容易走偏。第二，有利于政策执行连续而系统。政策效果取决于科学的政策内容，也依赖于有效的执行。如果地方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形成政策的核心要求没有被执行，那么政策执行就会脱离政策目标轨道，形成政策过程中的“碎片化”^[14]。村干部一旦成为一线行政者而自由裁量权又被行政绩效考核制度所控制，那么涉农政策就有望减少执行中的“碎片化”现象。第三，能够保障政策执行中的农民参与。公共政策执行的农民参与理论认为，政策接受者不再是被动接受政策的政策客体或政策对象，而是能够自觉认识到政策目标和措施与自身利益间的关系，并作出积极反应的主体，即“政策接受主体”^[15]。既然涉农政策公开公正，村民就有机会参与其中，政策执行不仅效果较好，而且能够获得广泛的群众基础，进而确保涉农政策执行能够顺利实现。

不过，村干部也会面临行政风险。在村两委班子中，只有村支书能够和乡镇党委书记“说得上话”。其他村干部之所以服膺于村支书，不仅是因为村支书有资历和能力，而且是因为村支书有乡镇党委书记的支持。在科层体制中，上下级组织之间总是存在委托—代理的关系。乡镇党委书记需要村支书主政一方，减轻乡镇行政负担，作为地方政府代理人的村支书的很多治理行为并不一定受到行政绩效考核的约束。一旦村支书在乡村社会建设与发展事务中获取灰色利益，整个村级组织将面临潜在的行政风险。如果事情被上级纪检部门发现，一旦追查，乡镇党委书记为了庇护村支书，其他村干部就很有可能背黑锅而被调离。所以，越是如此，村干部在公共治理中越发谨小慎微，越追求行政安全。

职业村干部群体之所以产生，实质上是公共行政制度化需求和乡村社会格式化后社会需求的“合谋”。但乡村社会治理不可能完全采用科层制的运作逻辑，官僚组织建设显然具有工具色色彩，国家实践的成功才具有终极目的。基层治理程式化无疑是乡镇政权为了实现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型的主动选择，以后备干部制度为切入口，通过“组织意图”的贯彻，逐步调和党委领导与村民自治之间的内在矛盾，最终制度化地变乡村两级关系为“领导与被领导”。

从治理绩效来看，职业村干部的制度实践无疑是成功的，只是这种治理成功并非由职业村干部所全部担纲。在村委办公楼里，除了职业村干部，综合队长、村务人员和条线干部都是村级组织科层化的衍生品。综合队长和村务人员由村级组织招聘，从转移支付中支出工资，而条线干部由乡镇招录并发放工资，由村级组织管理和考核。村干部享有稳定的工资，很多治理事务并不可能事必躬亲，为了提高行政效率，村级组织通过招聘在村的中年人，经过培训后负责治理片区的日常管理。综合队长一般负责4个村民小组，兼理治理片区的结算会计，并与村民相对接。此外，综合队长还身兼村委的会计员和机科队长，协助村干部管理会计账目和农业用水。综合队长不仅需要协助管理农业经营大户，协调村民间的日常纠纷，同时成为政府的网格管理员，对社会管理网格范围内的相关事务及时上报，减少地方政府的公共治理成本。所以，综合队长成为村级治理中必不可少的治理主体，如果只有村干部，繁杂的行政事务将会使得村级组织疲于应付，行政绩效很难保障。

五、结论与讨论

通过考察上海市远郊农村的社会治理实践，可以发现：乡镇治理事务的公共服务取向与繁杂的公共行政事项对职业村干部群体形成制度性需求。农村社会高度格式化成为后备干部制度有效运作的社会土壤。职业村干部群体的科层化治理体现为权责明晰的行政责任制度、逐级晋升的官僚成长机制、常态化的办公会议制度。职业村干部群体身处科层化的治理结构中，具有理性官僚的些许特征。

社会治理的规则化需要以规则化的乡村社会为基础。乡镇政权的下沉以及随之而来的村级组织科层化，需要以相应的社会条件为依托，农村社会的格式化至少包含以下三点：

其一，农村社会利益规则化。在农村社会利益多元化的前提下，规则治理难以实行。上海农村社会的发展已经进入离土又离乡的阶段，年轻人进城具有一次性，农村社会空心化和老龄化具有长期性。所以，农村社会利益主要以养老福利的分配为主，只要能够做到老有所养，将与养老有关的公共服务做好，社会治理就不会存在大的问题。

其二，农村社会分层弱化。农村社会分层意味着村庄中社会成员资源禀赋、个体能力、政治倾向、社会情绪的多样，由此给社会治理带来难度。农村社会分层弱化，大多数社会成员被吸纳进第二产业而成为“工人”，社会个体同质化程度较高，村庄社会不再成为相对封闭的社会共同体。一旦村社会仅仅具有居住功能，社会精英缺乏生产的社会机制，公共治理的事务因社会冲突的减少而相对简单。

其三，农业生产规模化、机械化。农业生产通常面临的基本条件是农地细碎化和人地分离。上海市农村依托公共财政，以农地退包换社保，解决人地分离的问题，最终促进农地向村集体集中。同时，通过高额补贴政策，农地全面流转，以“反租倒包”创新农业经营模式。如此，村庄农业种植人口被锁定为数量较少的家庭农场主或代管户，农业生产的管理成本大大减少。最终，规模化机械化的农业生产，消解农民的合作难题和组织困境，极大减轻社会公共治理的负担。

在制度化的治理结构中，职业村干部成为乡镇政权的附庸，他们被吸纳进入到科层体制之中。从这方面来看，职业村干部实质上是基层科层组织膨胀的一种形式，是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建设成果，而非村民自治制度运作的结果。只是，农村社会治理的有效，并非仅仅依靠科层制就能实现，众多的治理主体在基层社会治理结构中同样发挥不可替代的功用。由此观之，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的制度建设应保持审慎理性的态度，理应通盘考虑相关治理变量。值得说明的是，本文仅仅侧重于从制度层面简单描绘出以上海远郊农村为代表的一种发达地区农村的治理类型，更为深入的研究还需要强化经验累积，并从理论资源中找寻进一步深化的方向。

参考文献：

[1] [美] 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M].王福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

[2] 费孝通.中国绅士[M].惠海鸣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3] 吴毅.“双重角色”、“经纪模式”与“守夜人”和“撞钟者”——来自田野的学术扎记[J].开放时代.2001(12):114—117.

[4] 欧阳静.村级组织的官僚化及其逻辑[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4):15—20.

[5] 申端锋.治理转型下的村干部不胜任难题——兼论乡绅模式的终结[J].探索与争鸣.2014(7):90—93.

[6] 王海娟.化解“最后一公里”难题的路径与机制——成都市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创新的实践与意义[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2):73—79.

[7] 贺雪峰.论乡村治理内卷化——以河南省K镇调查为例[J].开放时代.2011(2):86—101.

[8] 魏小换、吴长春.形式化治理：村级组织性质的再认识[J].广东社会科学. 2013(4):196—202.

[9] 周庆智.乡村治理转型：问题及其他[J].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6):3—10.

[10] [德] 韦伯.支配社会学[M].康乐、简惠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38-44.

[11] [美] 罗森布鲁姆、克拉夫丘克.公共行政学：管理、政治和法律的途径[M].张成福等校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244-248.

[12] 贺雪峰、谭林丽.内生性利益密集型农村地区的治理——以东南H镇调查为例[J].政治学研究.2015(3):67—79.

[13] [德] 韦伯.经济与历史；支配的类型[M].康乐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321.

[14] 张玉强.政策“碎片化”：表现、原因与对策研究[J].中共贵州省委党校学报.2014(5):102—109.

[15] 金太军.公共政策执行梗阻与消解[M].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211.

从历史拯救法律信仰？

印子

美国著名的法律哲学家、法律史学家伯尔曼是中国法学界的一位老熟人，在他的《法律与宗教》（1974）自上世纪90年代初被引入中国之后，“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1]不仅成为法学论文或法律课程上经常被引用到的法学名言，而且还引发了中国法学界对中国法制建设进程中普遍出现的“有法不依”现象的反思；[2]而之后的《法律与革命》（1983）也在中国法律史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成为一本被反复引用的法学经典著作。近期，伯尔曼的《信仰与秩序》（1993）也登陆中国，从内容上看，这本书不算太新；[3]但这本书也同样是重要的，毕竟贯穿于伯尔曼法学思考一生的“法律与宗教”主题在这本书中得到了进一步的阐释，也许更为重要的是，他还从方法论的意义上以更为直白的方式向西方法学界宣示了“综合法学”[4]时代的来临。曾作为哈佛法学院院长的伯尔曼学识渊博，研究视野开阔，他一生著作等身，25部著作和400余篇论文使其位列20世纪最伟大的美国法学家之一。总体而言，法律与宗教、法律与革命和综合法学是伯尔曼法律思想的核心和灵魂，一以贯之的法律思考命题和公然晓示的法学方法论（甚或可以说是一种新的法学知识进路）共同构成了这位法史大师的思想肖像。面对二战之后西方法治传统的信仰危机，伯尔曼开出了重构法之历史性的药方，期望通过法律的历史之维来拯救法律信仰，尽管综合法学在西方没有美梦成真，但却无疑成为了中国在“法治已经变成了一种公众的信仰”[5]时代下化解法律信仰危机的重要理论资源。从历史拯救法律信仰或许可以成为一条化解中国法律合法化危机的有益路径。

一、中世纪的曙光：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

法律史学家对历史时间的宏观把握是进行繁杂的法律史资料爬梳的基础，只有对历史的发展阶段进行了较为清晰的划分，才能在历史节点之间展开法律史之网的编织。伯尔曼也无法例外，只不过他的历史时间观更为久远，他所倡导的是以千禧年为总体的单位来思考法律的历史：[6]

我们今天回顾过去九个世纪是重要的，因为我们的法律制度正是在九百年前初次形成；西方法律传统正是那是开始孕育；其未来发展的种子也在那时被播下；在二十世纪已进入一个至关紧要的转捩点的那段历史正是那时开始展现。我们需要一种长时段的视角来理解现下正在发生的重大变化的长期特征，和预见长时期的未来。[7]

正是在这种“长时段的视角”之下，伯尔曼认为，西方的传统历史学研究中对中世纪和近代的划分以16世纪为分水岭的论断难以成立，其原因在于忽视了对当时法律体系性质的总体判断。伯尔曼一反传统西方历史学界的通说，从法律史的眼光来重新审视西方的历史长河，发现从11世纪教皇革命之后的西方便开始形成了第一个近代法律体系——教会法，此时西方法律传统就已经开始形成，这无疑标志着西方进入近代的历史要往前追溯至12、13世纪。

革命向来是对整个历史现存的彻底颠覆，从革命的视角来发掘西方法律的历史成为有力的考古工具。发生在11世纪的教皇革命使得教会的权力得到急剧的扩张，使其从世俗的控制中彻底解放出来，成为西方世界超越民族和国界的统一控制体系和信仰体系，教会法成为西方教会秩序的真正控制者，教皇拥有了超越世俗权力的力量；而在宗教世界之下的世俗之国也得到了发展，之前的国王充当着本国的立法者、执法者和法官，为了维系自己的统治，国王只能马不停蹄地来回奔走于自己的领地之间。11世纪之前的西方王国没有统一独立的中央政府，整个世俗世界的社会没有形成整体性的秩序网络。正是通过教皇革命，世俗国王完成了中央权力对社会肌体的渗透，世俗之法与教会法共同发展成完整的法律体系。由此，西方世界开始由“上帝之剑”和“国王之剑”进行联合统治，以教会法为代表的上帝之剑来维持教会世界的法律秩序，以世俗法为代表的国王之剑来维持世俗之城的社会秩序。

自“两剑说”出现之后，西方社会便出现了两种司法控制体系：教会法院和世俗法院。伯尔曼指出，“教会法院和世俗法院之间的抗争对西方法律传统具有深远的影响。复合的司法管辖权和复合的法律体系成为西方法制的一个标志。”[8]也就是说，西方的两种司法权力并不是在各自的相互平行的轨道中滑行，而是存在激烈的司法管辖权的抗争，这实质上是教会与世俗国王之间的权力竞争。在西方法律传统形成之后，教会的司法权力几乎成为了每一场伟大的欧洲民族革命的攻击目标，从16世纪德国的路德宗清教改革、17世纪的加尔文宗英国革命，到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以及20世纪的俄国革命都是如此。[9]也正是由于这一法律传统，现代西方的法律实践中便始终保持着对国家所立之法的怀疑精神，而这也构成了自然法思想的重要根源。

从伯尔曼的法律史分析来看，西方当下的法律体系无疑是形成于12、13世纪教会—世俗法律体系的延续，只有从900多年前的西方法律传统之中才有可能找到解释现代西方法律体系的和理解当代西方法治困境的真正钥匙。教皇革命使得西方世界第一次出现能够统领整个欧洲的政治法律实体，使得西方世界进入了法律秩序的新时代。从此，西方近代国家开始形成，欧洲各国的中央行政管理机关、财政系统和司法体系也都开始形成；而职业的法律人、区分等级的法院制度、法学院和法学专著也都开始出现，至此西方真正意义上的法治时代得以开启。也许更为重要的是，西方近代的法律体系和法治观念孕育出了以宗教信仰为基础的法律信仰文化，并且这一法治内核始终存在于西方法律体系的历史演进之中。伯尔曼所意图表达的就是，对法律及其历史的理解需要一种“革命”的视角，即从西方的历次伟大革命中来发掘法律传统及其转型的真谛，而这其中的主要因素就是西方世界信仰体系与法律的共同演进。伯尔曼使革命成为了西方的法律及其历史的本身，即革命使得法律本身具备了自我更新、向前进步的动力，是西方的法律具有了“一种能动的特性、一种时代进步的观念或一种改造世界的信念。”[10]

伯尔曼对西方法律传统的法律史解释吸引人之处在于其反历史目的论进路，这使他有可能揭示出了西方法律演进中的客观事实，而这就有可能使这种法律史研究在某种程度上逼近了法律历史的真相。伯尔曼的法律史研究充满对现实的关怀。在他的写作进行之时，新的千年正在到来，西方的法律危机也在不断扩大，法律体系不仅与原本作为法律体系基础的信仰体系发生了断裂，法律体系和信仰体系自身也面临着一种现代性的困境。

二、现代性的后果：法律的信仰模式与西方法律的整体性危机

法律可以理解为是由国家所颁布的命令体系和与人情、道德相分离甚至是对立的规则体系，也可以是“一批在司法和行政过程中使用的权威性法令来实施的高度专门形式的社会控制”[11]；而法治则是 “使人类行为服从于规则之治的事业”。[12]但是，法律是如何被实践的，或者说法律是为何能被遵守？从西方法律传统形成的历史渊源出发，伯尔曼认为，西方的法律与宗教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和亲和性。[13]伯尔曼指出，法律与宗教虽然存在很多差异甚至张力，但是它们两者之间的关联性没有得到学者们的足够关注。在伯尔曼看来，法律与宗教构成了社会关系的两个相互紧张而又相互渗透的本质内涵：一方面，“法律以其稳定性制约着未来；宗教则以其神圣观念向所有既存社会结构挑战。”法律代表着社会的现存秩序，是一种当下的历史，宗教则包含着革命的因素，从而使法律得以进化和发展。一方面，“法律赋予宗教以其社会性，宗教则给予法律以其精神、方向和法律获得遵守所需要的神圣性。”[14]法律实际上成为了宗教治理世界的化身，而宗教则为法律的实现提供了最为直接的基础：凡是违法者都意味着对上帝有罪，只有遵守上帝的旨意才能获得永生和救赎。伯尔曼的这种解释也许有形而上学之嫌，但是在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中法律与宗教的确是相互交融的，这或许可以理解为西方法治理念发生的宗教心理机制，西方对法律遵守的早期心理就是来源于对上帝的虔诚。[15]西方人类学的研究更是表明，在人类社会的早期阶段，原始人实际上就是以对宗教的服膺来建构整个原始部落的社会规范和社会秩序，[16]如果将原始人的社会行为规范本身看成一种法的初级形式，[17]那么伯尔曼所认为的宗教对法的决定性作用是有其历史基础的。也正是如此，西方的法律自身就包含了一种守法的原始心理机制——对法律的信仰（对宗教的敬畏）或是对宗教反映的社会的服从。

按照伯尔曼所说的法律—信仰模式，法律的演进能够在宗教的历史中得到解释，即法律中的宗教因素不自觉地推动着法律的自我演化；在法律演进的同时，与法律相关联的信仰体系也会完成自我改良。在伯尔曼眼中，对这一法律历史模式的解释不仅仅需要从法律与宗教的复杂关系出发，也需要深入到两者的内在一致性之中。从人类学的视角出发，伯尔曼发现法律与宗教具有四种共通的要素：仪式、传统、权威和普遍性，正是这些要素使得法律具备了超越法律理性和完成自我进化的可能。

西方法律传统之中所蕴含的法律的宗教之维（法律的信仰基础）使得信仰体系成为西方法治的发生和实现机制，即任何一个缺乏法律信仰的法制都不可能发挥功效。这似乎表明了法律信仰模式的内在矛盾，因为法律信仰似乎成为法治路程的原因和结果。但是法治的发生依赖于对法律的信任，于是人们才会守法，整个社会才会接受规则之治；而法治的实现也需要以对法律的信仰为衡量标准，如果法律信仰成为了普遍的社会共识，法律在社会中具有了崇高的神圣性，那么法治无疑才可能实现。也就是说，处于法治两端的法之信仰具有不同的含义，第一个法律信仰实际上是上帝的旨意在发挥功效，这时的信法其实是相信上帝和宗教；而第二个法律信仰则是对现代法律规则的合法性确认，是对法治精神和法律文明的认可。

问题在于，西方的法律世界出现了伯尔曼所说的“整体性危机”，这种危机是一种由法律信仰和宗教信仰缺失所带来的法治危机，也是一种西方现代性所带来的无可避免的后果。在法律运行的过程中，原本具有相互促进关系的法律与宗教被现代性割裂开来，法律成为了一堆冰冷的法条，不再成为人生的终极目的和价值追求；而宗教则被当成了“一种与超自然有关的信仰和实践的制度”，不再成为整个社会的共同价值基础，宗教更多成为了一种个人的信仰，与社会共同体的发展丧失关联。当法律从神圣的光环中走出，宗教卸下对社会责任，法律与宗教便出现了深刻的断裂；法律不再被信仰，宗教也不再具有社会性，出现在西方人面前的社会将成为现代性的屠杀场，[18]而法律的运作（司法）将成为一部司法自动售货机。[19]伯尔曼眼中的危机不是才刚刚发生，在19世纪末，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就敏锐地察觉到了西方社会的剧烈变迁，法律危机的发生不过是社会秩序失范之后的一种表征。[20]伯尔曼所论及的时代危机很有可能只是近两百年来西方资本主义体系内在危机的总体爆发。如果将法律与宗教之间由原先深度关联到当下彻底分离的关系进行前后对照，的确出现了历史的深层断裂。面对这种深度的社会—法律断裂，伯尔曼回想起法律与宗教的合一对于人类文明的贡献：

法律不只是一整套规则，它是人们进行立法、裁判、执法和谈判的活动。它是分配权利与义务，并据以解决纠纷、创造合作关系的活生生的程序。宗教也不只是一套信条和仪式；它是人们表明对终极意义和生活目的的一种集体关切——它是一种对于超验价值的共同直觉与献身。[21]

在伯尔曼眼中，法律与宗教在现代法治轨道上不可逆的分道扬镳导致了西方的法治危机，现代西方的法律信仰危机虽然不一定意味着西方法治危机的全面来临，[22]但是，毫无疑问，法律的信仰危机必然会成为法治危机的一部分，或者可以说，法律信仰危机的出现是西方法治危机全面到来的一种预兆。如果进行逆向思考，法律信仰危机并不意味着西方整体性危机的全部，但却是最为基础的一部分。这好比作为一名虔诚的基督徒，突然有人告诉你，别信教了，上帝已死！你的价值世界必然面临坍塌。长期被信仰着的法律体系如果面临着价值与意义世界的丧失，也会有崩溃的可能，而这极有可能是一场西方法律文明的危机。

三、法制系统危机的消解：“法律与宗教的复合”

在基督世界的语境中，千禧年意味着世界覆灭之后的再生。[23]在宗教徒伯尔曼看来，西方法律体系也可能会在法律与宗教的复合中迎来死亡之后的重生。西方的现代化之路逼迫法律宗教之维和宗教法律之维双双退场，从而将法律与宗教割裂开来。法治在大多数法学家眼中就意味着对社会的规则之治的实现；但伯尔曼认为，法律在社会中的全面扩张实际上在不断地改变着人们的价值世界和信仰态度，法律扩张所实现的规则治理的普遍性并不是伯尔曼心中的法律之治，而是一种法律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无情宰制，而“假如生活只由法律来规则，那么生活必定变成地狱。”[24]只有基于法律—信仰模式的法律之治才是法治的完美形式。从某种意义上讲，伯尔曼对法律和法律危机的理解与德国社会思想家哈贝马斯对社会危机和合法化危机的理解具有相通之处。

通过对自由主义兴盛的18世纪时期的公共媒介的历史研究，哈贝马斯建构出了一个不同于国家和社会之间的第三领域，即所谓的“公共领域”，其特点在于它存在于国家与社会的张力场之间，人们通过报纸、沙龙便可发表自己的公民见解，具有强大的批判性政治功能，可以为国家政权提供有力的合法性；然而随着自由主义在19世纪的急剧衰落，公共领域的公共性原则开始由批判走向操纵，资本的爪牙渗入进公共领域，使其出现了去政治化的面貌，而随之产生的就是它再也无法为国家的治理提供充足的政治资源和合法性。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公共领域的政治功能消退，消费主义主导着大众，国家权力急剧扩张，社会出现了“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和宰制”的危机。[25]

现代性是一种风险文化，现代社会在物质文化大步发展的同时也必然意味着层出不穷的危机。[26]哈贝马斯认为现代社会的危机可以分为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和社会文化危机。在这三种危机中，哈氏认为最为重要的是社会文化领域中的动机危机，因为动机危机实际上是一种现代社会中个体的心理危机，是一种信任危机。现代社会最大的特点就是时空秩序的重构，即全球化将地球人的时间和空间脱域化，人们只有依靠对象征标志和专家系统这两个脱域机制的信任才能获得一种主体安全感，这样社会的秩序才能得到根本的稳定。[27]信任从来就是社会能够成为可能的关键制度性因素，他发现在简单的社会之中社会秩序的建构主要依赖的是对个人的信任，如对君主、圣人和先知的信任，这种信任实际上是一种“人格信任”，而在现代社会之中社会最大的特点就是高度复杂和风险的无处不在，因此人格意义式的信任机制迅速瓦解，一种新的信任机制，即作为一种社会复杂性的简化器的“系统信任”逐渐形成，开始充当风险社会的建构因素之一。[28]哈贝马斯精准地指出现代社会充满了无意义感，意义成为了这个时代最为稀缺的资源，动机危机实际上就是一种意义缺失的危机，其后果将是文化系统无法为政治和经济系统生产出源源不断的意识形态资源，这才是最为根本的合法化危机，而这一合法化危机也构成了西方法治危机的基础。

伯尔曼所说的法律信仰危机其实就是西方社会理论中所提及的关于法律系统的信任危机。法律原本承载着个人对人生的意义和价值追求，但是法律的形式理性使得法律仅仅成为了现代性维度中的一环和现代化社会生产机器中的螺丝钉，它无法赋予个人以生活的意义。电影《魔鬼代言人》和《芝加哥》中的法律成为律师手中的辩护工具、金钱的奴仆甚至是犯罪的手段，现代社会成为了不过是用钢筋水泥浇灌而成的牢笼，无人能从中悄然逃脱。[29]伯尔曼从蕴含着中国智慧的辩证法中得到启发，乐观地将危机解读为危险和机遇的合一。他坚定地认为，现代世界终将会形成一个世界社会，世界法法律传统也将必然形成。世界社会和世界法律传统的出现必然会对西方的法律信仰危机形成有力的消解效应。在西方的社会科学界，具有世界主义情怀的学者不在少数，政治学家赫尔德就主张一种全新的民主模式——世界民主来解决人类社会的危机。[30]历史社会学家沃勒斯坦也是在现代世界体系的视野中来审视整个西方文明，不过他得出了现有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必将崩溃的悲观结论。[31]从分析路径来看，沃勒斯坦认为西方历史上的革命实际上是现代西方体系的自我巩固和扩张，但在19世纪之后的西方必将让位于下一个体系。这种观点实际上放弃了西方现有文明体系进行自我维系的可能性，这一点与伯尔曼观点相左。伯尔曼倒是乐观地认为，“第三个千禧年将是圣灵的时代，正在出现的世界社会终将转变为世界共同体的时代，”[32]在这个时代中将形成人类社会中前所未有的大融合，世界法将成为超越于民族国家之上的法律传统，同时的也是必要的，在世界法法律传统之中也会出现一套属于全人类的崭新的精神价值和信仰体系，法律信仰和宗教信仰将在世界法体系中得到重建和有力的复合，而这将使西方的法治帝国迎来新生。

不能不说，伯尔曼法律预言的时效长远得让人无从反驳，因为无人知晓未来千年历史走向；但一个值得反思的问题是，如果以21世纪为开始的新千年世界真的会走向一个所谓的世界法体系，那么我们当下的世界秩序又该如何维系？而之后900年的人类法治秩序又该何去何从？其实，伯尔曼对法律与宗教问题的研究不仅使西方法律文明具备了新的解释框架，也使西方社会在应对危机时又多了一个解答疑惑的药方，只是伯尔曼的论述线条多余宏大而失去了对具体问题研究的可能。西方文明的再生不会是回归过去的宗教—法律时代，而是一种面向未来的全新开始，但这种开始并不一定会如伯尔曼所愿。

四、历史的拯救：综合法学幻象与世界法乌托邦

面对西方的法律信仰危机，伯尔曼开出了综合法学的药方。综合法学产生的背景是既有的主流法学理论——自然法理论、法律实证主义和历史法学派——因忽视了法律的宗教之维，没有将情感、直觉和信仰纳入法律的研究之中而无法有效应对法律信仰的缺失。实际上，西方的三大法学流派本身就存在对法律实质的不同理解，各自关注着不同的价值判断和理论追求，即使法律实证主义坚持对法律价值的排除，但坚守价值的中立其实本身就是一种价值的选择，法律实证主义的背后其实秉持的是国家主义立场。综合法学实际上表达了对19、20世纪主流法学思想的超越企图，在伯尔曼看来，西方的法律理论多关注于法的正义、秩序和经验层面，在伯尔曼看来，这三大法学理论只倚重于法律的单一维度来建构自身的法律理论王国，西方主流法学理论的特征可归纳如下：

自然法学———— 道德之维  正义 / 价值

实证主义法学—— 政治之维  秩序 / 规则

历史法学派——— 历史之维  经验 / 事实

西方近100多年来的法学理论都从各自的方向寻求关于法的真理，自然法学发现了法律的道德之维，法律实证主义发现了法律的政治之维，历史法学派则发现了法律的历史之维。然而，伯尔曼则企图利用法史学的深厚功底发现西方法律传统形成之初的宗教基础，揭示出了法律在民众最深层次信仰和情感中的根源。现代之法无论在形式和内容上都伴随着社会的变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早已不是法之本初，法的“词与物”[33]在历史的长河中已发生了无数次的断裂，这种名实的分离使得人们忘记了法律原初时的本真。也正是基于对法治发生学意义上的历史考古学分析，伯尔曼认为只有重新找回历史，重新塑造人们对法律的信仰才有可能化解现代社会中的法治危机。前面已经提及，伯尔曼所指的法律信仰危机其实就是法治危机的一部分，也就是西方社会理论家们所诊断出的信任危机、现代性危机和合法化危机。这种法律的合法性危机不是单单的法律道德危机，否则仅凭新自然法学和法律实证主义的联合就能克敌制胜，这种危机实质上是法律的历史性的缺失。也正是对法律传统形成时使法律发生作用的信仰机制的历史淡忘而导致了法律与宗教或是法律信仰体系的分离，所以只有重塑法律的历史性才能重新培养对法律的信仰基础。

在伯尔曼的综合法学药方中，历史法学得到了最大的青睐，他直言要进行“历史法学的复兴”，但伯尔曼对历史法学的要旨进行了全新的纲要性阐释：

历史法学若要复兴，既要与浪漫的民族主义划清界线，也要与实证主义和自然法理论时常借助的盲目历史主义划清界线。历史法学的本质不是历史主义，而是历史性，不是要回到过去，而是要认识到法律是从过去走向未来的历史演进过程。同时，历史法学不仅仅是社会学叙述，法律是历史的产物，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立法者或法官从过去的历史中找到使法律适应新情况的源泉——这些普遍真理是历史法学的出发点，但历史法学又超越了它们。[34]

毫无疑问，离开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历史就是盲目的。但是，离开历史，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也是空洞的。在美国法学上，恢复法律的历史性以适当作用，使之与法律秩序的政治原则和法律正义的道德原则并驾齐驱，时机已然成熟。[35]

读到上述文字时，令人对历史法学充满期望，伯尔曼所企图建构的历史法学所关注的历史决不是民族史，而是一部超越民族的世界史，是全方位的法律史；这种历史法学也不是简单的历史主义，它坚决与泥古主义划清界线，这不是复古，而是要在历史中寻找残留于现在的历史因素；也许最为重要的是，新的历史法学本身就以超越历史为目标，否则就无法化解西方法律传统的千禧年法治危机。在我看来，伯尔曼对历史法学的倚重与他的法律史学背景有重大的关系，新的历史法学其实就是他所说的综合法学，也是一种历史性法学，因为在伯尔曼对既有的法学理论进行综合的进路中，能清楚地看到法律的历史性之维对法律的政治、道德原则的统领。但令人遗憾的是，伯尔曼理论口号颇大，而且难以在进一步的学术创造上进行具体化操作，而且因为其保守主义倾向，他将这种新历史法学的道路进行了西方法律文明特殊化的处理：

正是西方，我认为也只有西方，相信法律具有演进特征的信念方能孕育并得以盛行，更确切地说，就是信奉法律体系能够世世代代生生不息。而且，西方，也只有在西方，才能孕育和盛行这样的信念：法律的生长具有内在的逻辑，法律世世代代所历经的变革是其变革模式的一部分，法律不只是在发生变化，法律也有历史传承，他讲述了一段历程。[36]

如果进行善意的理解，伯尔曼可能考虑到了西方法律历史具有自己本身的独特性，或者说西方法律文明的兴起与宗教信仰具有直接意义上的关联；而世界其他法律文明，如中国法的产生就与宗教关联甚少。但是，他所强调的只有在西方才发生的“世世代代生生不息”和“具有内在逻辑”的法律的生长也可能发生在非西方的法律文明之中。难道非西方的法律历史只是由历史的残片拼接而成？伯尔曼这里实际上是对非西方意义上的“法”的错误认识，原始人的法、中国的礼法难道都不是一种法律文明的表征吗？这些非“法”之法难道就不具有内在的生长逻辑？伯尔曼对西方法律传统的信仰维度的揭示的确功不可没，这为理解西方的法律历史和帮助西方寻求化解合法性危机理论资源提供了全新的甚至可以说是革命性的视角；但是伯尔曼不应该对非西方文明进行一种法治论上的彻底否定。话又说回来了，法治这个大词就一定是对应着西方吗？或者我们进一步追问伯尔曼，你所言称的3000年代的世界法律体系如果能够实现，那么是否意味着非西方法律文明的西方化呢？每个文明体都具有自己的文化特定和独特品质，既然只有西方的法律历史是生生不息和自我生长的，那么世界法又何以形成呢？

世界法是伯尔曼心中未来法律世界的理想图景，它包含着这位法律史大家对重建西方法律信仰的殷切希望。现代化历程加速中的发展危机使诸多理论家都开始思考未来，从“世界民主”[37]到“后民族结构”[38]，从“世界内政”[39]到“世界法”[40]，民族国家的发展使人预想未来的世界是超越民族国家的，未来的法律体系也会出现一个新的世界主义类型——世界法体系，在这个法律体系之中也会形成新的世界法律传统和世界法律信仰。整体而言，这些学说实质上是对现代世界进行预判后的世界主义倾向，伯尔曼的世界法理论不过是其中一支。

伯尔曼对世界法的预想来源于他对未来社会和历史发展的总体判断，即他经常提及的千禧年视角。他认为，“我们可能预见世界经济逐渐地发展成为一个更为公正的世界社会，并且最终由这个世界社会逐渐发展成为一个世界共同体。”[41]在世界法律传统之中，西方法律传统一方面为世界法律传统的形成贡献出对法的历史性概念，从而使世界法获得长久发展的生命力；另一方面，世界法律传统则有助于西方法律传统重新找到它的宗教根源和政治、道德及历史渊源。不过，伯尔曼的世界法还谈不上是一个法律理论，离法学哲学就更加遥远了，至多是一个法律神话，这种过于宏大的理论期望无法有效地转化成为扎实的法学研究，也同样无法有益于法律制度建构的具体实践。

当然，世界法的雏形国际法事实上早已存在，也正在蓬勃发展，不可否认，世界的各个国家和地区都已经被纳入到了一个全球化的法律体系之中。但是，要想实现世界法律体系的确在近期的历史时期内无法实现，这也难怪会成为一个千禧年乌托邦的法律预言。[42]不过值得我们学习的是，伯尔曼有着坚定的美国国家主义立场和强烈的现实关怀。在伯尔曼的关切中，西方社会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法律信仰的消逝，这使得法律与宗教相互影响的关系被无情地阻断，而且西方的法治基础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守法的机制从信仰行为变成了功利行为。也正是为了化解西方社会的法治危机，伯尔曼才主张恢复历史法学并积极推进一种综合法学，期望利用西方法律传统的历史性来整合自然法学、法律实证主义和历史法学并在这一基础之上来重新塑造未来西方社会的法律传统，正是在这一进路之下，伯尔曼产生了世界法这一理想蓝图，希望未来世界法律传统的形成能够帮助西方社会特别是美国社会完成法律的合法性的重构。

伯尔曼意义上的综合法学不一定是可欲的，有可能只是一种理论幻象；但是法学的综合化趋势是必然的。法学理论在19世纪才走向独立发展的道路，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但是，长久以来，法学理论在各个社会科学面前始终无法顶天立地，其原因就在于法学被看成是一门技术学问，即使有体系化的法学理论，也无法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哲学的高度。20世纪法律哲学的发展也只是借助了西方哲学和其他学科的发展。也正是出于这一点，伯尔曼对三大法学理论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希望将法学的研究推向综合法学之路。但问题在于，这种综合道路很有可能是综合之后的法学毫无特点，甚至是毫无新意，至少仅仅从伯尔曼自己的著作中我们没有看到一种关于综合法学的法律哲学。综合法学的“统一”路径也许具有理论上的可能，但却无法在法学理论创造的学术实践中化为现实。

五、伯尔曼启示录：中国法的信仰建构

伯尔曼的法律思想在逻辑上是自洽的，可以被看成一幅绚丽的法律历史和法学理论画卷。伯氏法律思想的社会基础在于西方文明所面临的“整体性危机”，中国社会的主要问题则是转型时期的过渡性危机和法制建构困境，这两者虽有本质不同但亦有相似之处。伯尔曼对中国法学/法治事业的最大贡献其实在于其理论的启示意义：中国在怎样的历史基础上来建构怎样的符合中国社会自身的法律信仰，中国法学研究该如何对待中国历史和当下的法律历史性。

中国古代法律传统的特点是以家族和阶级所构成的礼治秩序为立法和司法的基础，孝道、纲常和伦纪是立法的根据，社会秩序中“家”是最基本的单位，法律面前往往是伦常大于是非。[43]中国古代社会秩序的维系主要依靠的是差序格局之下的儒家意识形态，[44]礼法成为社会交往的基本法则，国家的法律往往要以礼法为基础来制定和实施，中国古代社会更多的是礼治社会，以家或族为基本的社会行动单位，“每一家族能维持其单位内之秩序而对国家负责，整个社会的秩序自可维持。”[45]古代中国可谓皇权不下县，完成古代中国最广大部分的社会治理和社会整合的工具是一种来自民间的长老权力和家庭伦理。[46]中国古代的宗教与法律也有一定关联，但无非是司法裁判中的“求梦于神”、福报观念下的赦免罪犯、死刑执行中的秋杀定律和对巫蛊行为的严惩不怠[47]，这些都无法与西方法治文明中宗教直接对法律体系的全面影响相提并论。也就是说，中国古代的法律秩序和西方的法治秩序具有根本意义上的不同，中国是伦理纲常之法，西方是上帝之法（宗教之法）。此外，中国自古的信仰体系主要表现为中国人的天命观、祖先皇帝崇拜和对以礼法仁义为核心的儒家意识形态的服膺，如果回归中国人的日常生活，那么过日子、传宗接代、光宗耀祖等现实主义观念、日常理性逻辑和家族主义理想则构成了中国人的意义世界，这些才是中国人“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国虽然一直存在局域性的宗教信仰和鬼神崇拜，但中国地方性的传统民间信仰只具有社会文化意义，而不具有社会秩序维系和社会治理上的意义。立基在这种社会信仰基础上的中国古代法律信仰其实是对宗法伦理的信仰，是“一种典型的伦理型法律信仰。”[48]但是，中国自古信奉的这套信仰体系是零碎的，这种非统一性的信仰往往是与从西方舶来的现代法治理念大相径庭，也就说中国的传统信仰体系不可能成为现代中国法律信仰的基础。

现在中国无可置疑地走向了法治的现代化道路，使中国社会充满对法律的信仰不可能是西方法律传统中的心灵崇拜，只可能将这种信仰理解为对法律的信服和信任。人都是现实的，至少大多数人都是如此，要普通百姓对法律产生信仰，需要一个很实在的理由。守法不是天然的，“人们遵守法律的主要原因在于，集体成员在信念上接受了这些法律，并且能够在行为体现这些法律所表达的价值信念。”[49]法治不仅仅是意味着有法必依，而往往更多的是意味着法律能给人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法律使人感受到“这些规则有能力表达他参与其中的共同目标”。[50]也就是说，中国的法律需要能够产生更多的社会利润，给更多的人带来秩序、安全感和生活收益。所以，中国人的信仰虽然与西方的法律信仰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张力，但是中国的传统信仰体系也无可避免地成为了中国法制建设的一个社会心理基础，如果按照伯尔曼的原理，还可能是一个根本性的基础。如何使这种本土的信仰文化成为中国法治道路建设中的参与性因素其实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命题，法律的被信仰在中国语境下只能是在法律实践中缓慢完成，只能在时间的力量下进行一种法治理念的过程性培养。如果企图毕其功于一役，那么则很可能是“法治秩序的好处未得，而破坏礼治秩序的弊病却已先发生了。”[51]

中国法律信仰的建构不可能是伯尔曼所指的西方法律意义上的信仰重构，中国社会对法律的信仰应该是指对国家制定法和法律运行体系（特别是司法体系）的信赖。也就是说，普通的百姓对国家的法律具有稳定的预期，相信法律能够为自己的生活所需要的基本正义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这种法律信仰便具有了中国本土化的意涵，在学理层面上就是一种“工具合理型法律信仰”。[52]至于如何来建构中国社会的法律信仰，决不能流于价值之辨和单向度的制度建构。单纯的“送法下乡”不仅没有建构起国家所期望的规则之治，反倒会使原有的乡村社会自治秩序的有效维系遭到破坏，乡村的社会纠纷解决内生救济途径全面失效，而村民们面对纠纷只能常常处于暴力和屈辱之中。[53]也就是说，中国社会法律信仰的建构不是国家制度建设单方面的行为，而应该成为一个具有整体性的社会工程，[54]法律需要得到百姓的认可就必须要在立法层面广泛吸取民众的社会生活诉求而不仅仅是被夸大或是被塑造出来的权利诉求，在司法层面则需要维持法院的公平审判和防止司法腐败。

法律信仰其实是一种社会心理和法律心理，缺乏全面法律改革不可能建立起真正的法律信仰，而没有法律信仰也不可能实现社会的规则治理。伯尔曼对法之历史性的倚重固然重要，但综合法学却无法提供具体的可操作性法制路径。借助德国思想家哈贝马斯的法治商谈理论，从增加社会交往权力和法律交往的角度入手，倒有可能帮助中国社会建构起倚重社会意义上的法律信仰。哈贝马斯通过对自黑格尔至福柯哲学思想的分析发现了走出主体哲学困境的路径——建构以交往理性和以主体为中心的哲学。[55]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对语言哲学推崇备至，通过对韦伯合理化理论的系统学习与批判，通过对从米德至伽达默尔的语言学的分析，哈氏创立了以语言哲学为核心的交往行动理论，他希望通过对交往理性和交往权力的建构来实现360°的社会沟通，实现一种协商民主。[56]哈氏最后开出的化解法治国危机的药方就是从契约论走向商谈论，从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民主走向协商民主，从古典形式法与福利国家实质法走向程序主义的法律范式。哈贝马斯认为，“合法化匮乏的根源是法律的民主产生过程中的故障”[57]，而交往行为则有助于社会与国家从原来的简单互动发展为有组织关系抽象层面的传递，他甚至断言，“由法律交往编织而成的外皮，甚至能够把复杂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包裹起来。”[58]中国法治事业的一大病症在于法律制定缺乏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协商与沟通，只有实现社会中广泛而有效的上下交流，才可能发挥普通民众参与法制建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也才可能使法律给百姓带来基本的正义和对于生活的稳定预期，进而才可能形成对法律的工具性信赖——中国意义的“法律信仰”。

在现代化大背景下的中西方社会都面临着塑造法律的神圣性和合法性的艰巨任务，否则具有民族国家主体性的法律秩序永远不可能达致。西方社会需要完成法律与宗教的复合，而中国需要完成法律与社会信仰的统一，即在既有的文化历史基础上进行新的法律革命，也就是说，中国法律信仰的建构同样需要保留对中国历史的基本尊重，这其中的历史性既包含中国的传统古代的法制传统，也包含新中国以来的现代革命治理传统和经过西方法律移植后的秩序结构。[59]这种历史主体性意识下的法学研究都能开启中国法治语境下的对伯尔曼所宣称的法的历史性的复兴的先河。

六、结语：法律担纲者的未竟之业

伯尔曼的法律思想早已在中国法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给很多法学家极大的启发。但光有启发和反思是不够的，理论创新才是最实在和最紧要的。中国正在经历着“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的社会转型中的制度建设需要法学理论资源的保驾护航。但是，我们的法学理论是令人担忧的，显然无法完成自己份内的事情，这一点值得深刻反省。面对中国社会发展对法制的巨大需求和法学的智识性贫困之间的悖论，中国法学理应知耻而后勇，一些法学家已用自己的法学学术实践为中国法学理论的创作贡献出了自己的力量，比较有代表的有张文显的权利本位论、梁治平的法律文化论、苏力的法治本土资源论[60]以及黄宗智的“迈向实践”的法学。[61]伯尔曼的综合法学进路和西方的社会理论都可以成为中国法学进行理论创新的西方理论资源之一，中国法学也需要从这些理论中受到启发，中国法律的问题更多的是过于西化的理论与中国社会实践之间的不契合和对本民族国家在近代以来法律实践历史的淡漠，这使充满西方意识形态色彩的国家制定法在实践过程中容易发生在社会中的不适应症，而通过国家法律进行治理的社会则容易产生送法下乡时期“秋菊的困惑”[62]与“语言混乱”[63]和“迎法下乡”时代的“结构混乱”[64]。中国法学也许不能直接迈向综合法学之路，但是中国法学应该走向法学的综合时代，即在充分汲取西方法学和社会科学理路资源的基础上，将法学学术的问题意识深深地扎根于中国的法律实践和法治经验之中，在更为广阔的“历史—社会—政治理论”视野下，在更多的对法律问题的经验研究的基础上来提炼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学中层理论。方如此，才可能成功超越西方法律东方主义[65]的法治意识形态控制、法律文化话语的霸权和法学知识/权力的规训，才能实现中国法学的主体性塑造，更为重要的是也才可能实现中国法律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实现人民大众对法律的中国式信仰。

法学理论的发展和法治实践的推进都离不开法律实践者的积极推动，法律实践者理应成为影响法律成长最为重要的担纲者，西方法律文明中的法律实践者在不同阶段都极大地推动了西方法律的发展[66]，而在中国的法律实践史和立法史中，中国的法律实践者也一直保持了相当程度的实践主体性[67]，中国当代的法律学人尤其需要摒弃西方法治的意识形态霸权并在中国法律实践的历史和当下来塑造自己的理论主体性心态，而这些都使得如何塑造中国的法律信仰成为了作为法律担纲者之一的法律学术人的未竟之业！

参考文献：

[1] 伯尔曼：《法律与宗教》，梁治平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页3。另外一句被经常引用的法律名言是：“在法律与宗教彼此分离的地方，法律很容易退化成为僵死的法条，宗教则易于变为狂信。”参见伯尔曼：《法律与宗教》，梁治平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页12。

[2] 比较有代表性研究成果参见许章润等：《法律信仰：中国语境及其意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近期也出现了一些成果：吴传毅：“法律理论虚构：法律信仰的先决条件”，载《法学杂志》2008年第2期；高仰光：“马克斯·韦伯与当代中国人的法律信仰”，载《比较法研究》2011年第3期；杜宴林：“论法学研究的中国问题意识——以关于法律信仰问题的争论为分析线索，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1年第5期；范进学：“法律信仰：一个被过度误解的神话——重读伯尔曼<法律与宗教>”，载《政法论坛》2012年第2期。

[3] 《信仰与秩序》中的第一章《法律的宗教之维》和第十二章《世界秩序发展当中的法律与宗教》直接出现在《法律与宗教》一书的第一部分“法律中的宗教”和附录一中的《一种世界秩序发展中的法律与宗教》；而《信仰与秩序》中的第六章《西方法律哲学在路德改革时期的德国所发生的转变》则与《法律与革命：新教改革对西方法律传统的影响》中的第二章的内容完全吻合。具体参见伯尔曼：《信仰与秩序：法律与宗教的复合》，姚剑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伯尔曼：《法律与宗教》，梁治平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伯尔曼：《法律与革命：新教改革对西方法律传统的影响》，袁瑜崢、苗文龙译，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

[4] 张文显：《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潮研究》，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页295—305。

[5] 苏力：《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版，页1。

[6] 历史研究的确会牵扯到历史研究单位的不同，费正清坚持以20年为研究单位，而黄仁宇则是一个世纪或一个朝代，沃勒斯坦对资本主体体系的研究则是纵横五百年，伯尔曼更是称奇，直接用千禧年来看待西方的法律体系的演进和危机。参见黄仁宇：《中国大历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中文版序页3；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全三卷），庞卓恒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7] 伯尔曼：《法律与宗教》，梁治平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页149。其中重点文字符由笔者添加，以下引文均如此，特此说明。

[8] 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贺卫方等译，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页263。

[9] 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贺卫方等译，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页261。

[10] 同上注，页114。

[11] 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沈宗灵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页25。

[12] 富勒：《法律的道德性》，郑戈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页124—125。

[13] 这种亲和性也可以视为宗教在西方文明形成中独特地位，宗教所孕生出的不仅是西方的法治，也包括韦伯所指的资本主义精神及整个西方近代文明。参见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康乐、简惠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页186。

[14] 伯尔曼：《法律与宗教》，梁治平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页12。

[15] 《摩西五经》便是西方世界长久以来的“法典”。参见冯象：《宽宽信箱与出埃及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页70。

[16] 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渠敬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页199—225。

[17] 参见马林诺夫斯基：《原始社会的犯罪与习俗》，原江译，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

[18] 参见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杨渝东、史建华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

[19] 韦伯：《法律社会学》，康乐、简惠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页186。

[20] 涂尔干：《社会分工论》，渠敬东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页366。

[21] 伯尔曼：《法律与宗教》，梁治平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页11。

[22] 法律系统的自成一体性有利于保障法律的独立性，这可在发生法律信仰危机时依然保障法律的有效运转。从国家主义的角度来讲，法律是塑造社会的合法权力，法律既可以推动社会的发展和维系的社会秩序，也可以彻底宰制和摧毁社会。参见卢曼：《社会的法律》，郑伊倩译，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维尔：《宪政与分权》，苏力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 汉娜·阿伦特：《集权主义的起源》，林骧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

[23]《圣经·启示录》20及21:1。

[24] 埃利希：《法社会学原理》，舒国滢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版，页61。

[25] 参见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

[26] 参见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东、方文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

[27] 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页18—19。

[28] 卢曼：《信任》，瞿铁鹏、李强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页33、50—61、62—79。

[29] 韦伯：《法律社会学》，康乐、简惠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页187。

[30] 赫尔德：《民主的模式》，燕继荣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页341—348。

[31] 参见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三卷），庞卓恒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32] 伯尔曼：《法律与宗教》，梁治平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页189。

[33] 参见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莫伟民译，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

[34] 伯尔曼：《信仰与秩序：法律与宗教的复合》，姚剑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页286。

[35] 同上注，页286。

[36] 同上注，页287。

[37] 赫尔德：《民主的模式》，燕继荣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页341—348。

[38] 参见哈贝马斯：《后民族结构》，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39] 同上注。

[40] 伯尔曼：《法律与宗教》，梁治平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页191—204。

[41] 同上注，第183页。

[42] 作为乌托邦思想形式之一的千禧年主义请参见：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黎鸣、李书崇译，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版，页211—219。这里仅在一般学理意义上使用，但却并不排除伯尔曼的曼海姆意义上的千禧年主义倾向。

[43] 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华书局2003年版，页15、42、354。

[44] 费孝通：《乡土中国》，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页25—34。

[45] 瞿同祖，同前注，页28。

[46] 费孝通，同前注，页79—85。

[47] 瞿同祖，同前注，页269—291。瞿同祖这里其实是为了论证巫术宗教与法律功能关系的密切之处，但如果与西方法治文明中宗教与法律的紧密关系来作对比，《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倒是证明了中国古代法制与宗教关系的淡薄。

[48] 黄文艺：《法律信仰的类型——兼析中国人的法律信仰如何形成》，载许章润等：《法律信仰：中国语境及其意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页76。

[49] 昂格尔：《现代社会中的法律》，吴玉章、周汉华译，译林出版社2008年版，页25。

[50] 同上注，页25。

[51] 费孝通，同前注，页72。

[52] 黄文艺：《法律信仰的类型——兼析中国人的法律信仰如何形成》，载许章润等：《法律信仰：中国语境及其意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页72—74。

[53] 陈柏峰：《暴力与秩序——鄂南陈村的法律民族志》，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页197—203。

[54] 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沈宗灵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页39。

[55] 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页345—379。

[56] 参见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上卷），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57] 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童世骏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页531。

[58] 同上注，页540—541。

[59] 黄宗智：《过去与现在：中国民事法律实践的探索》，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序，页5。

[60] 邓正来：《中国法学何处去？》，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页67—73、139—212、213—264。

[61] 陈柏峰：““迈向实践”的法学”，载《学术界》2010年第3期。

[62] 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页24—42。

[63] 朱晓阳：““语言混乱”与法律人类学的整体进路”，载《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

[64] 董磊明、陈柏峰、聂良波：“结构混乱与迎法下乡——河南宋村法律实践的解读”，载《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

[65] 法律东方主义主要是受到了萨义德“东方主义”概念的启发。参见萨义德：《东方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特别是页10、85—88、266。

[66] 张德淼、陈柏峰：“西方文明起源时期的法律人——以韦伯的法律社会学为分析框架”，载《环球法律评论》2006年第4期。

[67] 参见黄宗智：《过去与现在：中国民事法律实践的探索》，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

一、日常生活研究的理论与经验

日常生活研究发轫于西方哲学理论对日常生活的分析与思考。欧洲哲学思想的现代转向开始将生活世界的概念作为非客体性的直观世界的称号引入哲学，胡塞尔首次在《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验现象学》中使用“生活世界”，[1]从海德格尔的“此在”非本真、[2]许茨的“主体间性的文化世界”、[3]以及哈贝马斯的“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和宰制”，[4]众多哲学家对日常生活进行过理论阐释。20世纪中后期的欧洲文化思潮情境主义国际更是透过个人的主体生活的微观细节实践，来反思既有的资本主义社会体制。[5]总体来看，日常生活的哲学研究并未在现实经验层面讨论现实生活中的理论问题。

社会学领域对日常生活的关注源于20世纪30年代之后现象学、符号互动论和常人方法学的崛起。戈夫曼对人们在别人眼里制造形象的过程的研究，[6]加芬克尔对日常生活惯例的研究，[7-8]吉登斯对日常生活惯例与社会系统结构之间关系的研究，[9]均属于日常生活的社会理论研究范畴。相比于哲学家眼中的日常生活，西方社会理论对日常生活的研究无疑与日常生活经验更为接近，但是中国社会的现实情况与西方的社会经验存在巨大差异，中国社会日常生活的研究可以从西方哲学与社会理论中获得启发，但却无法对其进行直接的借鉴和利用。

与此不同，当代中国日常生活的实证研究从农民宗教、农民健康、日常生活中的村庄政治等角度来对农村的日常生活进行简易描述。[10]1980年代以来，村庄社会变迁的加速与结构转型使得中国农村的日常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欧美社会人类学私人生活的理论角度出发，阎云翔在《私人的生活变革》中展现出村庄私密生活的巨大变迁，遗憾的是，囿于对“他者”主体性的尊重不足，阎云翔的分析更多的成为一种“装饰性修辞”，[11]并未对村庄的日常生活进行更深层次的结构性分析。

也许是对转型时期中国农村社会深刻变迁的理论焦虑，通过对全国十余个省份农村的深入调查，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数年前推出的《中国村治模式实证研究丛书》（以下简称“丛书”）对全国农村的生活、生产、家庭、文化、村庄政治、村级治理等各个方面的基础结构和内在逻辑进行了总体把握，对农村的日常生活也有较为全方位而深入的了解。然而，《丛书》对农村日常生活更多的是采取经验素描的形式而理论反思不足，因而《丛书》也并未将农村日常生活作为严格的学术对象来对待。

农村日常生活的范围极为广泛，从家长里短、闲言碎语到村庄的公共生活甚至是政治生活都可以被视为日常生活的构成，为了研究的便利，本文暂且将家庭生活和村庄的政治生活排除在外，借助农民阶层理论，[12]对村庄的公共性日常生活中的主要面向进行重点考察。通过对农村日常生活的结构性分析,本研究力图呈现出当代农村日常生活的某些基本面向，追究其实质与缘由，并对农村社会日常生活实践在农民阶层分化再生产中的功能进行初步把握。

为了研究的展开，笔者选取浙北Z村进行了为期20天的驻村调研，Z村位于浙江省绍兴市境内，其所属的桐镇是我国五金加工业的基地。Z村由四个行政村构成，分别是朱一村、朱二村、朱三村与徐村。Z村现有3800口人，800余户，全村水田面积为3400余亩。Z村以五金加工为主要经济收入，全年工业经济产值13.3亿元，人均年收入2.8万元。

二、农村日常生活的内涵及其区隔化形态

农村日常生活中最基本的社会单位是家庭而非个体，浙北农村的核心家庭是村庄日常生活的基本参与单位。家庭的社区参与是村庄社会中公共性日常生活的基本面向，相比于家庭内部的私人生活，家庭进行社区参与的日常生活与村庄社会结构具有更为紧密的关联。在农村日常生活中，机制化的人际交往无疑是家庭进行社会交往的主要形式，村庄社会中的仪式性人情是实现村庄社会整合最重要的机制化人际交往手段。在家庭再生产和血脉绵延中，村庄的爱情故事和婚姻的缔结与此直接相关。进一步，家庭参与的日常生活还包含日常消费、社会闲暇等方面，而从社会地理学的角度来看，村庄日常生活还包含了社会生活的居住空间。此外，常被既有研究忽视的社会心理也构成了日常生活的重要方面。

浙北Z村日常生活无法在村庄社会的整体性中得到表达，在村庄社会分化的背景下，村庄的日常生活呈现出一种区隔化的结构性状态，不过，这里的区隔化并非布迪厄意义上的文化、消费中的区隔实践，而是一种更为广义的社会区隔状态。[13]本文将村庄社会的日常生活分解为机制化人际交往、恋爱婚姻、生活消费、村庄闲暇、居住空间及社会心理六个组成部分，日常生活区隔化在其中均有所展现。在区隔化的日常生活实践中，人际交往和恋爱婚姻是日常生活中最基础的两个组成部分，而生活消费、村庄闲暇和居住空间则构成了日常生活的主要构成，社会心理则是日常生活的整体结构在社会个体中的深层主观反映。

1.仪式性人情中的人际交往区隔

在浙北农村，操办人情开始成为巨大的负担。仪式性人情的异化使得人际交往不断成为村庄有钱人的游戏，而不少村民只能不断压缩自己的人情圈以至于最终退出人情圈，于是村庄社会逐渐形成一种人情圈的区隔化状态。一般而言，仪式性人情发挥着村庄社会整合的功能，但是浙北农村仪式性人情的社会功能出现了严重异化。在Z村，日常性人情已经几乎彻底式微，领居之间可以多年不相往来；而仪式性人情的规模和消费水平逐年高涨，村庄富人花几十万来为子女办一场婚礼已经非常常见，村中酒席水准不断提高，礼金也水涨船高。村民参与同一村民小组内左邻右舍庄的仪式性人性主要是为了进行社会关系的建构，浙北农村的仪式性人情反倒通过社会排斥机制将统一的人情圈区隔开来，使得原本构成一个整体的人情圈被区隔为大小不一、规模各异而无法互动的纵向圈层，使得以血缘与地缘为基础的人情社会被撕裂为冷冰冰的金钱帝国。

2.婚姻缔结中的男女情感区隔

如今，浙北农村的年青男女之间很难有自由恋爱之说，当下绝大多数婚姻的缔结都主要依靠父母的人为计划来完成。浙北农村的“父母之命”实质上是对男女情感互动的人为限制，其结果是婚姻缔结中的男女情感区隔。不少村庄的男女自由恋爱被父母之命阻扰，如果违背“父母之命”，恋爱男女很难“有情人终成眷属”。当地通婚圈的范围在地域上十分狭窄，大多数婚姻均在镇域范围内完成缔结，Z村的婚姻恪守“门当户对”，这几乎成为不可逾越的缔结原则和社会规范。

二十多年前，浙北农村在婚姻缔结上出现普遍的自由交往和自由择偶，父母之命不过是“参考意见”，媒妁之言仅为“表面形式”。[14](P325-326)相比于以前，浙北农村的婚姻发生了显著的既不同于传统时期也不同于当下广大中西部农村的现代婚姻。即使是在子代婚姻缔结中亲代权力具有较大作用的宗族性村落，子女之间的自由恋爱也不可能遭遇强烈反对，当下的“父母之命”与“媒妁之言”构成了打工经济背景下降低婚姻缔结成本的社会机制。

 3.生活闲暇中的消费区隔

由于村庄不同村民消费水平在消费场所上的显著差异，村级商店便只可能供应大多数普通村民，于是在村庄社会的日常性消费中便形成了显著的城乡区隔。具体而言，Z村村民的日常生活消费在各方面表现出极大的差异性，就消费地域而言，村里商店是普通村民的好去处。就消费内容而言，村民都是以廉价消费品为主，甚至是尽量减少消费以便增加储蓄。村里具备较好经济实力的村民则大多去镇里或市里消费。比如，Z村徐斌是村里的老板，自己家里有六台豪华轿车，自己平时穿的衣服都是国际名牌，一天需要消费两包中华烟。日常生活中的闲暇消费也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性，村里的大多数村民都忙于赚钱，白天在工厂上班，晚上回家便处理家务和休息，不可能有所谓的闲暇时间；而村里的老板则时常去镇里唱歌、喝茶、吃饭。

4.公共文化参与中的舞台区隔

舞台区隔并不是指舞台表演中具有不同社会位置的村民之间的区隔，而是指村庄公共文化舞台中主体性演绎和参与式、屈从性演绎之间的区隔状态。舞蹈表演中的阔太表演者与村民观众、排球队训练中的普通村民与富人身份群体之间的隔离趋势便是这种舞台区隔的典型表达。

在Z村，参加舞蹈队的几乎都是有钱有闲的“富婆”，每到进行公开的舞蹈表演时，这些阔太们纷纷戴上自己的珠宝首饰，有的“富婆”喜爱表演，她们自己还会开着豪车到处参加汇演；而普通村民都在工厂打工，不可能来参加舞蹈练习，只能在劳累之余在晚会上凑个热闹。村里的排球队也是如此，参加排球队的大多是村里的工人，富人不会晚上来参加排球队的训练，每天晚上来村委会大院训练的人中，在集镇上做工的村民往往来的最早过来，他们来的早就可以自己架起排球网，不用顾忌输赢和比赛的规则，在正式训练前无拘无束地胡乱拍打一番；而之后来的人身穿正规的体育休闲服，默默地站在一旁，只是等到训练比赛开始后，才会加入进去。在比赛中，这些正规军们只是机械地参与着，远不如普通村民们投入；在对抗中，尽管普通村民和富人同属一队，但却丝毫无法被视为一只统一的队伍，一个球场上似乎是“双贫双富”四只队伍在进行着比赛或对抗。

5.居住生活区位中的空间区隔

在居住生活区位上，浙北农村展现出来的是在宅基地指标分配与区位划分中形成的居住“空间隔离问题”。[15]Z村的老宅大多临山而建，呈现出延山脚横向展开、前后排铺的居住格局，老宅大多是回字型结构，中间天井四周为住宅。1990年代以来，村民开始搬出老宅，在湖边择地而居，形成错落有致、高低不平、大小各异的临湖别墅。Z村居住生活区位在宅基地指标分配和住宅区位规划中发生了明显的分离性变化，村庄社会的生活空间被划分为不同的块状区域，这无疑构成了村庄社会空间地理学意义上的空间区隔。

近十年来，宅基地指标不断缩减，在宅基地指标的分配中，只有具有足够经济能力的村民才可能在宅基地指标的竞标中获胜。从现在村庄居住的分布来看，老宅大多是老人和外地农民工在居住，老宅附近的临湖区则是较早搬出老宅的一批村民，之后不断沿湖展开或是向公路两边进行扩展。现如今，村庄中地理位置优越甚至风景如画的地方都被有钱人占据，家里经济水平最低下的则依然居住在老村的四合院中。村中最有钱的村民大多在远离村庄之处的空地上建立起大型的别墅区，其居住空间开始与村庄隔离开来。

    6.社会心理中的社会意识区隔

在中西部农村，普通村民对村庄社会分化的总体状态并没有清晰的社会认知。笔者在访谈中有意识地对不同村民的区隔意识进行追问，发现村民对自己的生活水平在全村有比较准确的定位，他们大体将村庄的生活水平形象地分为“站着的”、“坐着的”、“坐不下去也不会蹲着的”、“蹲在地上的”和“起不来的”几种类型。也就是说，村民在村庄社会的日常生活中对自己的社会位置不仅具有清晰的总体性认知，而且具有明确的自我认知，这种自我认知作为一种社会自我意识会促使村民在日常生活中进行更加符合自己社会位置的生活行为。实际上，这种社会自我认同是村庄日常生活全方位区隔化在村民主体意识中的某种映射。

三、阶层视角透视下的农村日常生活区隔化   

农村日常生活区隔化能够为常人所感知，其实质却并非如现象那般可见。在早先的研究中，浙北农村社会在总体上被区分为强富阶层、富裕阶层、中产阶层、普通阶层和贫弱阶层五大社会阶层群体，其中强富阶层和富裕阶层是村庄中的富人阶层，普通阶层和贫弱阶层则构成了村庄社会的底层。[16]从社会阶层的视角来分析日常生活中的区隔化现象则可以较好地把握其社会实质。本节将力图展示，阶层视角中的日常生活区隔化，实质上是农民阶层分化在日常生活中的具体表现。

   1.作为阶层剥削的人际交往区隔

人际交往区隔并非人与人之间的区隔，而实际上是村庄中上中阶层对中下、下等阶层进行阶层剥削之后的结果。对于强富阶层和富裕阶层而言，村庄中的仪式性人情成为展示阶层地位、建构社会关系的重要工具。强富阶层和富裕阶层在人情中不断抬高人情的消费水平，不论是自己花费还是在随礼上越来越重。村庄的强富阶层和富裕阶层利用自己的经济优势和社会资本优势，不断抬高村庄仪式性人情的消费规范，并塑造出村庄内部的仪式性人情标准。村庄中的中产阶层在仪式性人情中面临最大的阶层压力，其原因在于村庄中产阶层与强富阶层之间阶层关系具有更强的一致性，他们在经济生产和村庄政治上都具有不可分割性，村庄中产阶层对村庄强富阶层具有依附性，中产阶层在仪式性人情中必须向富人阶层看齐。

尽管与村庄的普通阶层、贫弱阶层没有发生过多的人情往来，但是通过庞大的中产阶层，强富阶层和富裕阶层对村庄的人情消费标准和人情操办门槛进行了重新设定。普通阶层和贫弱阶层的人情圈主要是自己的血缘亲属和日常社会交往中的朋友，这两个阶层不可能花几十万来办酒席，但是他们举办仪式性人情的成本也与日俱增，在不堪重负的压力下，取消人情操办成为他们具有阶层共识的理性选择。如此，人情成本的提高通过村庄的中产阶层向中下阶层群体进行传递，而使得普通村民被迫卷入其中，并最终使得普通阶层和贫弱阶层被甩出主流人情圈。

2.作为阶层位置维系的恋爱区隔

没有恋爱的婚姻在现代社会几乎难以理解，但是浙北农村的婚姻却通过这种恋爱区隔的方式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村庄社会阶层位置的维系。婚姻缔结固然需要通过仪式性人情表达出来，但婚姻并不是通过仪式性人情来缔结，反倒是，仪式性人情是婚姻缔结的过程形态。在Z村，父母之命是婚姻缔结的主要方式，这种父母之命决非传统社会的婚姻缔结形态，婚姻缔结与恋爱无关，恋爱关系成为了村庄阶层关系维系的阻碍。Z村的年青男女对父母之命并不反对，甚至言听计从，因为他们也同属于社会阶层之内，他们知道，只有恪守“门当户对”才能维系自己的阶层位置。一旦这种自觉的意识形态内化到社会阶层个体后，“父母之命”对自由恋爱就显得不那么残酷，反而充满温情脉脉。

当然，强富阶层在为自己选择婚姻时的自由度更大，他们具有婚姻市场要价选择上的竞争力和要价优势。如果在本阶层无法找到合适的结婚对象，则可能会在下级阶层中进行选择，对于经济实力超强的强富阶层和富裕阶层，即使在中等阶层中寻觅婚姻对象也不会威胁到自己的阶层位置。反倒是，原本就面临婚姻缔结困难的普通阶层将难以顺利成婚，以至于不得不通过与外地打工群体结婚，来缓解本阶层的婚姻压力。

3.作为阶层表征的消费区隔

Z村的不同阶层具有不同层次的消费方式，强富阶层大多有自己的娱乐圈，一般去镇里消费，这种娱乐方式有利于扩大交际面，巩固自己的社会关系。强富阶层在消费上主要是豪车、名牌衣物和阔气的豪宅；而村庄中一般百姓的消费则与强富阶层存在天壤之别。村庄里进行高档消费的富人阶层和中产阶层大多是有闲有钱阶层，他们在村庄中不仅“明显有闲”而且“明显有钱”。他们可以从耗费精力的体力劳动中彻底解脱出来，进行一种“非生产性地消耗时间”。[17]P36村庄中的富人阶层和中产阶层不仅在村庄中追求“金钱的生活水准”，而且将日常生活中的消费指标提升为村庄社会的“礼仪标准”，[17](p76)以使得普通阶层难以望其项背。浙北农村中不同社会阶层的日常消费最终构成了一个阶层符号体系，吃喝、穿着、手机、抽烟等均成为表征阶层位置的生活符号和“金钱文化的表现”。[17]P122

4.作为阶层位置展示的舞台区隔

浙北经济发达，农村中的文化活动丰富多彩，镇里时常会下乡进行文艺演出，但是真正能够进行文化参与的几乎都是村庄中的富人阶层。阔太们不仅生活休闲，具有大量的时间进行文艺排练，而且在文化参与中时常是自掏腰包，购买精美的演出服装。在本村的文艺演出而中，阔太们的表演中所透露出来的珠光宝气不断地展示着阶层位置。不过，从展示力度上看，排球场上的区隔化效应更加明显，通过共同参与，不同社会阶层的位置界线在同一“舞台”上更加清晰可见。

5.作为阶层固化的空间区隔

    居住空间主要指的就是村庄的宅基地资源的分配，在宅基地资源的市场化分配中，富人阶层利用自己雄厚的经济优势往往能获得大量的宅基地指标，而普通村民却无处可居。通过将违建房屋作为五金生产的工业用地，富人阶层不仅获得巨量的生活空间，而且获得了大量的生产空间，最终使其经济资本的累积以更加低成本的方式进行。富人阶层利用生活空间进行工业生产，进一步使得村庄生活空间分配呈现出阶层性非均衡的总体格局，如此一来，村庄居住空间中的空间区隔实际上是富人阶层对宅基地生活福利资源进行俘获之后的结果，其实质是生活空间分配中的阶层固化。

6.作为阶层认知的社会意识区隔

村庄中的不同阶层对自己的社会位置具有清晰的自我认知，这种阶层自觉意识的形成与村庄经济社会分化的历史进程有关。从社会生活的微观层面来看，这种社会意识中的阶层认知来源于社会阶层在长期的日常生活实践中的相互比较，特别是1990年代以来，随着五金加工业的不断发展，村庄社会的经济分化开始出现并不断加速，而日常生活实践中所透露出来的阶层差别在村民的社会意识中不断强化。在这种阶层自觉意识的指引下，村民个体会继续在日常生活实践中通过具体社会行为得到强化。从社会阶层视角来看，在社会变迁时期，村庄社会中的“相对剥夺地位”逐步形成，而这种自觉的社会自我认同意识最终确定为一种强烈的“阶层认知”。[18]

四、农村日常生活区隔化的缘由与农民阶层分化再生产

农村日常生活实践中的区隔化形态既是农民阶层分化的表现，也是阶层分化再生产的辅助社会机制。在资本区隔与权力区隔的双重作用下，村庄社会开始出现显著的社会分化。日常生活区隔化不仅是社会结构变动或是社会变迁的社会现象表达，而且是参与社会变迁的内在实践组成部分。区隔化的日常生活实践，意味着村庄社会行动者在日常生活的结构性构成中进行的各种具体实践，这种展演实践必然会“在再生产结构性特征的同时，也再生产出促成这种行动的条件。”[9](P89-93)

1.农村日常生活区隔化的缘由

农村日常生活区隔化是生活于村庄社会中的个体在具体而细微的日常生活实践中所能切身体验到的社会区隔感，然而，这种生活现象中的区隔化实际上需要从更为深层次的社会机制中寻求解释。浙北农村社会日常生活中的区隔化是乡村工业化不断发展之后的社会结果，乡村工业化对村庄社会最大的改造之处，在于形塑出经济体量差异明显的农民群体和改变了村庄体制性权力结构的生成机制。总体而言，日常生活区隔化的缘由可归结为农村工业化历程中逐步发展而出的资本区隔与权力区隔。资本区隔是村庄经济分化之后的资本占有分布的总体状态，在资本区隔的基础上，村庄社会衍生出权力区隔，两者在相互循环中完成各自的再生产，并最终形塑出广大社会阶层不可逾越的经济门槛和政治参与门槛。

（1）资本区隔 资本区隔是村庄社会群体所占有的资本总量的高度不均衡性及这种非均衡性的不可改变性。[19](P281-284)从浙北Z村的乡村工业化历史进程来看，1990年代的五金商品销售贩子逐渐成长为经济体量占有规模不等的五金加工商。在村庄的五金加工商中，取得最大成功的那批人并非最早从事五金商品的直接加工，而是从集体企业出来后开始跑销售，只有充分掌握了市场信息，才能在20多年的五金加工行业中不断积累财富，并最终形成村庄中的富人。与此相对的是，大部分普通村民成为五金工厂中的劳工或是村中的兼业农户，在村庄五金加工业不断实现集群化、研创化的发展过程中，逐步沦为村庄社会的普通阶层和贫弱阶层。

更为重要的是，现在村庄中的富人阶层和中产阶层都占有一定的资本、机器和劳动力，依靠这些资源，村庄社会的上层可以源源不断地进行资本的累积与再生产；而普通村民只能依靠出卖劳动力或是耕种土地来获取微薄的经济收入，如此一来，村庄上下阶层之间的差距不断拉大，阶层之间的流动机制基本上被阻断。在浙北Z村，富人阶层的资本占有总量以亿万计量，而普通阶层几乎不占有任何生产性资本，这种资本占有格局基本上决定了社会阶层关系的总体性非均衡，及其不可改变性。资本区隔构成了农民阶层分化的基础，资本区隔所包含的资本自我创造的逻辑同时也是阶层分化进行不断再生产的重要机制。因此，在资本区隔的作用下，村庄社会阶层分化不断加剧，并通过日常生活实践表达出来。

（2）权力区隔 资本区隔直接形塑出村庄日常生活的区隔化实践，权力区隔则构成了新形势下资本追逐政治化的工具。2000年以来，随着村庄利益的加速密集化，村庄社会中富人阶层的参政热情不断高涨，在乡村工业化向科技化、产业集群化发展的大趋势下，村庄内部的五金企业主只有通过俘获政治权力才能确保自己五金工业的顺利发展和资本经济体量的不断壮大。

浙北Z村的富人阶层能够以其强大的经济实力来参加村庄的政治选举，其背后最大的选举动力是为了实现经济实力的进一步扩展，他们是村庄中真正的“政治人”。[20]村庄中的普通阶层和贫弱阶层则成为被金钱收买的对象，他们不关心村庄政治也无力关心，对于他们而言，村庄政治是绝对意义上的富人的权力游戏，底层社会群体在资本的生产线上依靠出卖劳动力得到收入，村庄政治不可能进入他们的生活视野，他们是村庄政治实践中出卖选票的“政治冷漠阶层”（the apolitical stratum)。[21](P136-141)

一旦强富阶层掌控村庄体制性权力，那么无形中就形成了强富阶层对村庄政治权力的垄断，强富阶层依靠巨额资本成为村干部，村庄的整个政治参与的经济门槛和道德门槛便被建构出来，更为重要的是，村庄政治开始形成新的政治伦理，使得普通阶层被彻底排斥在政治门槛之外。[22]这样，村庄的政治权力必然成为少数富人的权力游戏，即使其内部存在激烈的政治争斗，也只是富人阶层之间的势力角逐，而与普通百姓毫无关系。

2.日常生活实践与农村阶层分化再生产

日常生活区隔化自有一套不断循环的社会实践机制，由资本区隔和权力区隔形塑出的阶层分化也形塑出了区隔化的日常生活，而日常生活的不断实践，也生产出阶层分化再生产的社会条件。从日常生活的结构性构成来看，仪式性人情中的人际交往实践具有进行经济分层的社会确认功能，[23]村中的婚姻缔结的“门当户对”则更能说明问题，村庄社会中的“父母之命”和年轻男女的阶层自觉使得没有爱情基础的婚姻缔结显得那么心甘情愿，这种传统婚姻缔结模式包装下的高度经济理性化的现代婚姻，构成了社会阶层分化再生产的重要社会机制。

即使没有“父母之命”和“媒妁之言”，在浙北农村，年青的男女也不可能真正超越个体身上的阶层印迹而进行所谓的自由恋爱。现在，村庄所有的年青男女都生活在一个阶层社会之中，社会阶层对个体的塑造早已使每个个体都成长为个体化的阶层符号，不同的阶层符号之间往往充满张力，这种情感的阶层性决定了美好的乡村爱情故事注定只能在本阶层内部完成。

村庄的消费、闲暇、文化参与也都是日常生活实践基本面向，这三种日常生活实践形式构成了社会分化的表达渠道和强化机制，使得不同的社会阶层能够在村庄的公共领域中不断地展现自我和熟悉彼此，以此来加强对自身的社会阶层位置的自我认同；而这些最后都化为村民个体社会心理层面的阶层认知。一旦形成了这种阶层认知，村民的日常生活便会受到阶层自觉的无意识指引，从而在不断的日常生活实践中参与村庄社会阶层分化的再生产。

由此，村庄社会中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实践构成了整个社会阶层分化再生产中的必要一环，农村日常生活区隔化与农民阶层分化再生产的总体机制与内在逻辑可以用下图进行简要归纳(图略）

五、结论与讨论

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农村日常生活正在发生着巨大的深刻变迁，浙北农村是我国经济发达地区农村的代表，尽管其与当下广大中西部农村具有较大不同，但无疑都属于新乡土中国时代村庄社会生活的重要类型。浙北农村的高度工业化使得村庄社会已经发生显著的社会分化，并在村庄的日常生活中淋漓精致地表现出来，日常生活区隔化的实质是村庄社会阶层结构的深层分化。

综合上述分析，本文的结论为：农村日常生活在人际关系、婚恋情感、生活消费、日常闲暇、居住空间及社会心理等方面呈现出区隔化状态。仪式性人情中的阶层剥削、婚姻缔结中的阶层位置维系、村庄闲暇中的阶层表征、公共文化参与中的阶层位置展示、生活空间配置中的阶层固化、社会群体意识中的阶层认知是农村日常生活区隔化的实质。农村工业化历程中逐步发展而出的资本区隔、权力区隔以及两者“结盟”之后生成的阶层流动阻隔之网是日常生活区隔化的缘由。农村日常生活区隔化既是农民阶层分化的表现，又构成农民阶层分化再生产的社会机制。

农村日常生活的区隔化并不仅仅在于使得生活于村庄中的不同社会阶层能够相互感知和共同体验，更重要的是日常生活的区隔化实践本身便构成了社会阶层分化再生产的一环。毫无疑问，社会阶层分化的加剧会导致整个农村社会结构的固化，由于社会阶层流动渠道被阻却，社会结构限制了底层社会阶层实现生活利益与追求的能力，村庄社会秩序将由于“结构紧张”而趋于紊乱。[24]在浙北农村，社会表面秩序良好的村庄并不意味着村庄社会结构的合理，反而可能恰恰是因为村庄社会的高度分化，村庄社会中不同阶层之间的互动存在严重阻隔。目前浙北Z村日常生活看似平静，可针对富人阶层的农民上访却频发不断，普通村民对富人阶层也颇多怨恨，这或许正是村庄社会结构固化的真实写照。

注释：

[1] 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和超验现象学[M].张庆雄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

[2]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

[3] 许茨.社会实在问题[M].霍桂桓、索昕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

[4]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曹卫东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5] 鲁尔·瓦纳格姆.日常生活的革命[M].张新木、戴秋霞、王也频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

[6] 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M].黄爱华、冯钢译.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

[7] 李猛.常人方法学四十年：1954—1994（中）[J].国外社会学,1997(2).

[8] 李猛.常人方法学四十年：1954—1994（下）[J].国外社会学,1997(3).

[9] 吉登斯：社会的构成[M].李康、李猛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10] 杨善华.城乡日常生活：一种社会学分析[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11] 谭同学.中国乡村研究中的经验修辞与他者想象[J].开放时代,2013(4).

[12] 杨华.农村阶层关系研究的若干理论问题[J].人文杂志,2013(4).

[13]  Bourdieu, P. ,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4.

[14] 曹锦清、张乐天、陈中亚.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

[15] 刘锐、刘小峰.农民阶层分化与“住房地位群体”[J].人文杂志,2014(5).

[16] 印子.浙北农村社会阶层区隔化及对乡村治理的影响[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2).

[17] 凡勃伦.有闲阶级论——关于制度的经济研究[M].蔡受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18] 刘欣.相对剥夺地位与阶层认知[J].社会学研究,2002(1).

[19] 李强.社会分层十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20] 吴毅.村治中的政治人——一个村庄村民公共参与和公共意识的分析[J].战略与管理,1998(1).

[21] 罗伯特·A·达尔、布鲁斯·斯泰恩布里克纳.现代政治分析[M].吴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22] 林辉煌.富人治村与基层民主：浙东个案考察[J].法律和社会科学,2012(10).

[23] 陈柏峰.仪式性人情与村庄经济分层的社会确认——基于宁波农村调研的分析[J].广东社会科学,2011(2).

[24] 默顿.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M].唐少杰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